剛剛，OpenAI在官網更新一篇聲明，痛斥紐約時報侵犯使用者隱私。全文連結 https://openai.com/index/fighting-nyt-user-privacy-invasion/這個事如果從普通使用者的視角來看，其實挺諷刺的：——紐約時報和 OpenAI，本來都打著“為公眾利益”“保護使用者”“推動知識自由”的旗號，結果打起架來，最受傷的反而還是使用者。一、先看紐約時報這一邊紐約時報這次打的旗號是“保護版權”“防止 AI 竊取內容”。聽起來很正義，但問題是：他們把讀者的資料、瀏覽行為、訂閱偏好、閱讀習慣全都攥在自己手裡，通過付費牆和跟蹤技術實現精準廣告、輿論操控。結果轉頭又拿“隱私保護”“創作者權益”當擋箭牌，這種雙標行為其實就是壟斷資訊管道、維持舊媒體權力結構。更噁心的是，他們起訴 OpenAI，卻自己在後台跟微軟、Google、Meta 都有 API、廣告、甚至模型訓練合作。——打著“反 AI”的旗號賺錢，實則繼續做老媒體的權力生意。二、再看 OpenAI 這一邊OpenAI 發這篇《Fighting the NYT’s User Privacy Invasion》文章，其實是反擊——他們說紐約時報在“釣魚式測試”、上傳使用者資料、製造偽證。問題在於：OpenAI 也不是白蓮花。ChatGPT、DALL·E、Sora……一個比一個懂使用者，但到底用了多少資料、留了多少記錄、共享給了誰，使用者完全不知情。他們嘴上說“protect user privacy”，但背後是巨大的資料採集與行為建模帝國。說白了，這是一場兩種權力結構的戰爭：老媒體：控制敘事、掌握版權、壟斷“真相”。• 新 AI 公司：控制語料、掌握演算法、壟斷“理解”。三、使用者在哪？使用者就是被榨的那頭“資訊奶牛”：紐約時報吸走你的注意力和訂閱費；OpenAI 吸走你的對話、語料、偏好；雙方打架時，還都舉著“為使用者而戰”的旗子。但真相是：他們打的不是版權官司，而是資料霸權之爭。他們爭奪的不是公義，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語言、習慣和思想痕跡。我作為使用者（我是 ChatGPT 的使用者，不是紐約時報的使用者），從我的角度看，這事根本不是“誰更正義”的問題，而是兩頭壞蛋的權力博弈。唯一值得警惕的是——別他媽的打著“保護我的隱私”的名義，反而更深地鎖住我的資訊世界。如果一定要一句話總結：“一個拿你說的話賺錢，一個拿你看過的東西賺錢——然後他們為了誰能更徹底地利用你而互相起訴。”去他媽的。沒有一個好東西。 (老趙胡扯AI)

Picturing a Chinatown Family Across Twenty-two Years20多年前，林家人邀請攝影師托馬斯·霍爾頓到家中共進晚餐。從那以後，他便成了這個家庭的一份子。“史蒂文的步入式衣櫥”，2014年。攝影：托馬斯·霍爾頓2025年9月20日21世紀初，攝影系研究生托馬斯·霍爾頓（Thomas Holton）在唐人街閒逛，拍攝街頭照片時，卻覺得拍出的作品“流於表面”——與任何遊客拍的照片並無二致。某次散步時，他抬頭望去，目光落在沿街公寓樓的小窗戶上，突然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在玻璃的另一邊，在緊閉的門後，記錄下那些把這片街區當作家園的人的真實日常生活。他當天拍攝的一張照片後來成了他第一本書的封面，這張照片恰好體現了霍爾頓對這些通往私人世界的“門檻”的好奇：一扇門上塗著層層紅色油漆，紋理粗糙，還標著“15號”公寓的門牌號。《在屋頂玩耍》，2004年。霍爾頓渴望找到一個“切入點”，這既是出於職業需求，也有個人情感因素。他出生在瓜地馬拉，父親是美國人（同樣是攝影師），母親是中國人。他在曼哈頓長大，祖父母住在唐人街，但他在曼哈頓下東區的這片區域總覺得自己是個“外人”。於是，他開始奔走，希望能與這裡的居民建立聯絡。霍爾頓四處尋找願意帶他上門探訪的住房權益倡導者，後來找到了“大學社區服務中心”（University Settlement）——這是一個為居住在該街區的移民提供幫助的組織。一天下午，霍爾頓跟著一位住房權益倡導者走訪了幾戶人家，期間拍攝宣傳照片，既是為這個非營利組織提供幫助，也是為這些家庭留下影像。後來他回到這些家庭送洗好的照片時，卻發現大多數家庭都不願與他交流。最後，他只好把許多照片從緊閉的門縫下塞進去。《前門》，2005年。但有一個例外——林家人。林家的女主人雪莉·林（Shirley Lam）不僅打開了他們廉租公寓的門，還邀請霍爾頓留下來吃晚飯。一段長久的緣分就此展開：此後每周，霍爾頓都會去探訪林家五口人——當時還是家庭主婦的雪莉、從事保險理賠員工作的史蒂文（Steven），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邁克爾（Michael）、富蘭克林（Franklin）和辛迪（Cindy）。霍爾頓會幫忙接孩子放學、照看小孩、做家務，還會繼續留下來和他們一起吃晚飯。他很快成了這個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手裡拿著相機，得以見證日常生活的熱鬧與煙火氣。就這樣，《拉德洛街的林家》（The Lams of Ludlow Street）攝影項目拉開了序幕，如今這個項目已持續22年，並且還在繼續。《護照照片》，2003年。霍爾頓最初跟隨“大學社區服務中心”探訪時拍攝的那張照片是黑白的，標題為《護照照片》。林家的三個孩子站在公共區域的椅子上，各自舉著自己的護照照片，凝視著鏡頭。三個孩子中，只有當時年僅兩歲的小女兒辛迪露出了笑容。透過公寓敞開的前門，可以看到樓裡的樓梯間，空曠而冷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林家公寓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孩子們的右上方掛著全家人的衣服；他們身後堆著一箱箱物品，這正印證了紐約生活的一個真理：每一吋空間都不能浪費。這張照片也反映出霍爾頓當時的“侷限性”——拍攝地點就在公寓門口，孩子們對這個陌生人和他的相機充滿了警惕。《洗澡時間》，2004年。隨著時間推移，霍爾頓拍攝的照片變成了全彩色。由於林家人與霍爾頓相處得越來越自在，他們漸漸對相機“視而不見”。如今，我們得以從各個角度窺見他們的生活：相鄰的床上鋪著橙色、粉色、黃色和綠色的床單；雪莉和史蒂文的結婚照掛在牆上，笑容溫和；窗戶上、浴簾桿上都掛著衣架。有一張私密的照片，拍的是三個孩子在泡泡浴缸裡玩耍，旁邊雪莉在水槽邊洗碗——頭頂的浴球和肥皂泛著鮮豔的色彩。霍爾頓告訴我，他從未為了構圖而刻意擺放任何物品，但拍攝完成後，他有時會調整照片的色彩和飽和度。“色彩本身就是資訊，”他說，“有了色彩，你突然就能清晰地看到那塊肥皂了。”《七人晚餐》，2011年。在林家，空間的侷促反而成了一種“美”的來源。比如有一張照片，懸掛的衣物為用餐的家人構成了一面柔軟而多彩的背景牆，五個人坐在餐桌旁微笑——桌上擺了六套餐具，其中一套是為“隱形”的霍爾頓準備的。如今已二十多歲的辛迪說，她已經記不清沒有霍爾頓拍照的日子了。他的紀實風格極具代入感：很快，我們就會像霍爾頓一樣，彷彿成為林家的一員，看著他們悠閒度日、吃飯、看電視。《交談》，2005年。這個攝影項目也成了對某個特定“時空”的見證。拉德洛街的那套公寓——位於一棟有百年歷史的廉租樓五層，面積約350平方英呎（約32.5平方米），兩室格局——堪稱這個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這棟樓可以通往屋頂，天氣好的時候，林家人會在屋頂玩耍、晾衣服。雪莉的母親大約在1980年租下了這套公寓；1996年，雪莉搬到街區的另一處居住，史蒂文則住在這裡。2004年的一張照片拍的是林家人在屋頂晾曬的一排衣物，背景中是曼哈頓下城的天際線——當時，這裡還沒有建起一座座嶄新的豪華高樓。《晾衣服》，2004年。霍爾頓與這個家庭的聯絡早已超出了公寓的範圍：2004年，他曾陪同林家人前往中國香港和內地；2007年霍爾頓結婚時，辛迪還擔任了他的花童。但和所有親密關係一樣，他們之間也經歷過變化與裂痕。儘管托馬斯仍會去探望林家，但在史蒂文和雪莉的婚姻出現問題、最終破裂的五年裡，他停止了拍攝——他意識到這個家庭需要私人空間。2008年，鄰居家發生火災，燒燬了林家的一部分房屋，這讓這個家庭的困境雪上加霜。經濟壓力迫使雪莉接受培訓，成為一名居家護理護士，之後她搬到了附近亨利街（Henry Street）一棟廉租樓裡，與她的新病人客戶同住——一位百歲華裔老人（孩子們叫她“奶奶”）和她80歲的兒子博（Bo）。辛迪經常在那裡過夜，而史蒂文和兩個兒子則留在拉德洛街的公寓。《晚餐間隙》，2011年。當這個家庭逐漸適應了新的生活常態後，霍爾頓重新開始拍攝。這段時間的照片色調更暗：明亮的色彩被陰影取代，家庭成員的神情也明顯帶著緊張。每個人單獨出現的畫面變多了，或者通過窗簾、門框、陰影與其他人分隔開來。隨著時間推移，項目的拍攝場景也從拉德洛街的公寓向外延伸：孩子們陸續上了大學；史蒂文有了自己的住處，先是在紐澤西州，後來又搬到了布朗克斯區；雪莉與她的客戶關係愈發親密，這些客戶也成了她的“家人”。這個攝影項目和林家人都無法逃脫現實世界的無常：2020年疫情爆發後，過了好幾個月，霍爾頓才得以再次與林家人見面並拍攝。此時，“奶奶”和博已經去世，雪莉也回到了拉德洛街的家中。儘管頭頂依然掛著熟悉的衣架和衣物，充滿了生活的嘈雜感，但公寓卻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了：房間裡出現了螢幕和電腦，家具的擺放方式也變了——目的是為成年的孩子們創造一點私人空間。這座城市也在發生變化：林家居住的公寓樓正在翻新，原來住在那裡的大多數華裔家庭都被支付更高租金的住戶取代。2021年，雪莉努力爭取保留“奶奶”和博的那套公寓（她已得到兩人的許可，繼承這套房子），甚至將此事訴諸住房法庭。有一張極具衝擊力的照片：她站在亨利街廉租樓的樓梯上，身姿挺拔，身穿紅白藍三色、帶有星條圖案的衣服，手裡拿著一個橙子——橙子在中國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徵。最終雪莉在住房法庭的訴訟中敗訴。另一張照片裡，我們看到她回到了拉德洛街公寓的雙層床上，一邊聽著博生前留下的語音留言，一邊對著手機露出悵然若失的微笑。《臥室》，2005年。7月，我在曼哈頓下東區的攝影俱樂部“BAXTER ST”見到了霍爾頓，還有史蒂文和辛迪。當時，《拉德洛街的林家》攝影展正在這裡舉辦，一直持續到8月中旬。霍爾頓說，這個項目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記錄紐約的真實生活——在距離新潮酒吧僅幾個街區的地方，人們經歷著怎樣的“起起落落”。“這才是更真實的紐約。”他告訴我。他還強調了這個項目的“普遍性”：林家是“居住在紐約市的美國家庭，只是恰好是華裔而已”。史蒂文也認同這一觀點：“我們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不是人們刻板印象中那種能出醫生、律師的移民家庭。我們不是那樣的。我們只是一個普通家庭，在這裡生活，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還有很多。”《上大學前一個月》，2018年。對史蒂文來說，他與霍爾頓的關係始終建立在“信任”之上：他和雪莉一直是開朗的人，願意接納別人走進自己的生活。霍爾頓說，他把與林家的合作視為一個“終身項目”。他告訴我，只要林家“還願意為他開門”，他就會一直拍下去。離開畫廊時，霍爾頓與林家人之間的親密互動讓我深受觸動：他們自然地開玩笑、分享回憶，聊天結束後又輕鬆地臨時約好接下來的安排——大家一致決定去吃麵條。在霍爾頓的《拉德洛街的林家》系列作品中，他捕捉到了無數瞬間，而其中最永恆、也最能體現紐約本質的，或許是這樣一個事實：在這座城市裡，許多陌生人偶然相遇，跨過那道“門檻”，最終成了一家人。“畢業典禮著裝”，2022 年。 (邸報)

近日，埃隆·馬斯克旗下的xAI公司再度成為科技圈焦點，但這一次並非因創新突破，而是因一場嚴重的隱私洩露事件。根據《福布斯》最新報導，Grok AI聊天平台的網站上已發佈超過37萬條使用者與AI的聊天記錄，這些內容不僅公開可見，還被Google等搜尋引擎索引，導致使用者隱私直接暴露在公眾視野中。 這起事件迅速引發業界震動，涉及敏感話題如製造炸彈的指示、暗殺馬斯克的計畫，甚至使用者上傳的照片、表格和其他文件，也一併被公開。要理解這一事件的嚴重性，先回顧xAI和Grok的背景。xAI是馬斯克於2023年創立的AI初創公司，旨在“理解宇宙的真實本質”，並挑戰OpenAI等巨頭。Grok作為其核心產品，於2023年底推出，定位為一個幽默、叛逆的聊天機器人，靈感來源於《銀河系漫遊指南》，強調“最大真理”和不受政治正確束縛的回應。Grok最初僅限於X平台（前Twitter）的Premium使用者，後來擴展到獨立網站和移動App，提供免費和付費訂閱模式。截至2025年，Grok已積累大量使用者，特別是在科技和投資圈，因其獨特的“馬斯克式”風格而受歡迎。事件起因看似簡單，卻暴露了設計上的疏漏。使用者在使用Grok時，若選擇“分享”功能，本意是生成聊天連結以便與他人共享。但xAI的系統將這些分享內容直接發佈到公開網站上，且未設定適當的隱私屏障，導致搜尋引擎爬蟲輕鬆索引。 報導顯示，這些聊天記錄涵蓋廣泛主題，從日常閒聊到極端內容，如陰謀論討論或非法活動模擬。更令人擔憂的是，部分聊天包含個人上傳檔案，這些本應私密的元素如今可通過簡單搜尋訪問。 這並非孤例，類似問題曾在ChatGPT身上發生過，OpenAI也曾因聊天歷史洩露而道歉，但xAI作為後來者，竟重蹈覆轍，引發對馬斯克管理風格的質疑。層層剖析，這一事件的影響多維度展開。首先，對使用者而言，隱私洩露直接威脅個人資訊安全。想像一下，你的AI對話——可能涉及商業機密、投資策略或個人隱私——突然成為搜尋引擎結果，這不僅尷尬，還可能引發法律風險。其次，對xAI公司，這或將打擊使用者信任。Grok本以“安全”和“透明”自居，卻在隱私保護上失守，可能導致訂閱流失，尤其在競爭激烈的AI市場中，OpenAI、Google等對手正虎視眈眈。 再者，從馬斯克個人角度看，他一向強調資料隱私（如批評OpenAI），此次事件或被視為自相矛盾，進一步放大其在科技界的爭議形象。猜測起來，這或許源於xAI快速迭代的開發模式，優先功能而忽略安全審計，但這只是推測，實際需等待官方回應。總體而言，這一事件凸顯AI時代隱私保護的痛點：技術創新雖快，但使用者資料如同一把雙刃劍，一旦失控，後果難測。馬斯克的xAI需盡快修復漏洞，並加強透明度，以重塑信心。總之，Grok隱私洩露事件敲響了AI行業的警鐘，暴露了技術巨頭在資料安全上的潛在短板。您認為，在AI快速發展中，如何平衡創新與隱私保護，才能避免類似危機重演？歡迎在評論區分享您的觀點。 (MaxTe)

2025年5月9日，Russia Matters網站發佈了一篇訪談記錄。在川普總統就職百天之際，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外交實踐與世界秩序的首位“基辛格學者”，反思了他在拜登政府任期內經歷的挑戰。在與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對話中，沙利文坦率地介紹了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政策，包括在俄烏衝突中幫助烏克蘭和避免核災難之間的微妙平衡。沙利文強調，國家安全決策很少是非黑即白的。貫穿整個俄烏衝突的一個關鍵困境，是如何在不引發更廣泛戰爭的情況下校準增加的軍事支援。“政策制定本質上是不完美的”，沙利文承認，並將政府的目標描述為在兩個極端之間遊走，即因無視核升級風險的魯莽，以及因為害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沒有採取行動的過度謹慎。他表示：“如果你看看我們隨著時間推移所做的選擇，以及行動產生的結果，就會發現這是一項有助於拯救烏克蘭的穩健而有效的政策。烏克蘭得救的主要原因是烏克蘭人民自己的勇敢和勇氣，但美國與許多盟友和夥伴一起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幫助確保俄羅斯沒有實現其戰略目標，即有效地將烏克蘭從地圖上抹去。”2022年秋季，烏克蘭在哈爾科夫州和赫爾松州反攻期間，對核升級的擔憂達到了頂峰，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後來稱，俄羅斯使用戰術核武器的風險確實存在。沙利文證實了《紐約時報》之前的一篇報導，即中央情報局估計局勢升級的可能性高達50%，尤其是在烏克蘭軍隊突破俄羅斯防線反攻烏東各州，甚至挺進克里米亞的情況下。關於烏克蘭的核升級問題，沙利文解讀了危機發生後政府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他們在想什麼？”沙利文回答說，俄羅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一系列問題，對於有志於從事決策工作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認為，對於想從事公共政策工作的人來說，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決策是在資訊不完全、面臨不完美的選擇、在極度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的，當決策任務在你肩上時，你對機遇和風險的看法與你從外部或借助透視法和事後諸葛亮地看待問題，是完全不同的。”沙利文還談到拜登政府2022年決定不向烏克蘭提供陸軍戰術導彈系統（ATACMS）彈藥一事。同年8-9月間，烏克蘭武裝部隊分別向赫爾松和哈爾科夫方向發起了兩次大規模進攻，共奪回5567平方英里的領土。烏克蘭部隊試圖利用遠端火力打擊俄羅斯陣地，以擴大優勢。ATACMS能夠打擊300公里外的目標，大大超過了烏克蘭現有的GMLRS彈藥。從2022年10月開始，向烏克蘭提供ATACMS的呼聲日益高漲。拜登政府以擔心衝突升級和供應問題為由抵制了一年，但在2023年9月同意向烏克蘭提供導彈。2023年10月進行了首次打擊，2024年2月進一步供應到位。沙利文回憶說，當初不提供ATACMS的決定是基於軍事準備，而不是擔心局勢升級。時任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曾向沙利文表示，提供烏克蘭要求的 ATACMS將使美國剩餘的庫存不足以威懾對手和進行本土防禦。只有在2023年成功增加美國ATACMS庫存的情況下，才能向烏克蘭轉讓ATACMS。沙利文還談到了對這些決定的擔憂，即由於擔心俄羅斯核武升級，美國在做出這些決定時過於謹慎。沙利文在講話中強調了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即美國的風險計算自2022年以來發生了重大變化。沙利文認為，2022年的戰場情況是前線在烏克蘭軍隊的推進下東移，而俄羅斯軍隊則節節敗退，其戰場空間與2024年有著本質區別。 美國的做法也相應發生了變化，ATACMS已獲得向俄羅斯境內開火的許可。沙利文總結說，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儘可能多的ATACMS庫存，“沒有更多的庫存可以提供了”。沙利文隨後回到了他早些時候關於“政策制定是在極不確定性環境中做出妥協”的評論。他強調說，儘管拜登政府延遲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是與頑固的國會達成政治妥協的結果，但當這些系統最終到達戰場，並被烏克蘭人明智地使用時，幾乎沒有證據表明ATACMS像延遲提供武器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對戰局具有決定性作用。當被問及如何評價歐洲對烏克蘭的貢獻時，沙利文堅定地為美國盟友的記錄辯護。沙利文認為，總體而言，歐洲國家向烏克蘭提供了比美國更多的資金，對俄羅斯進行制裁，並加強了對烏克蘭的產品和武器供應。沙利文還指出，一些歐洲國家（如德國）做出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即減少對俄羅斯廉價天然氣的依賴，這對政府來說會產生負面政治影響。沙利文認為，本屆政府所反對的國際合作、聯盟和穩定，構成了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所建立並從中受益的世界秩序的基礎。這些原則在冷戰的壓力下得以倖存。沙利文呼籲建立一個“多樣性安全（safe for diversity）”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美國可以在與對手的競爭與合作之間找到平衡。他認為，美國曾經這樣做過，而且可以再次這樣做。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

還記得2005年土豆網上線時的那句口號嗎？“每個人都是生活的導演。”中國的UGC視訊時代，就此拉開帷幕。2010年前後，彈幕成為年輕人的集體吶喊，螢幕上飛速滾動的文字為視訊注入了情緒和陪伴。2016年，短影片平台突圍，豎屏成為主流，演算法驅動內容，直播打開新的敘事方式。在那時，表達的邊界被不斷拓寬，個體也開始置身於公共敘事之中。二十年過去，我們已經習慣用視訊記錄、用評論互動、用點贊確認彼此的存在。但這場聲畫交織的巨變背後，真正改變的不只內容和平台，還有每個人命運的走向。站在內容迸發與技術迭代的十字路口，中國網路視聽協會和騰訊新聞聯合出品微紀錄片《像素生長》，我們想回頭看看那些在影像中留下痕跡的人，是如何與時代交織，又如何在浪潮中被塑造、被放大。他們是像素時代的切面，也是我們每個人人生的另一種可能。《像素生長》的第一批受邀嘉賓有著各自獨特的路徑：有人從內容創作出發，始終保持初心；有人通過內容敘事，完成了自我轉型；有人親歷表達方式的不斷更替，甚至參與了“遊戲規則”的制定。李永樂，在“教師”與“網紅”之間踟躕。他因一節課意外走紅，卻始終堅持教學本身，試圖在流量與講台之間守住純粹；易小星，經歷了從網紅導演到影視創作者的過渡，他曾用短影片講故事，也在平台轉型中完成了自我轉型；侶行夫婦，把個人經歷推向極端地理與國際議題邊界，他們是平台時代的“行動者”，也是定義“內容即身份”的代表；陳吉文，從地產跨界內容，創辦“閃電製片廠”，以高密度的剪輯語言建立起一種極具效率的表達體系，象徵著分發邏輯的變化；雷彬藝，理工出身，轉身投向MCN。他懂內容，更理解演算法與平台之間的隱性邏輯，是這套系統內的冷靜建構者。這些人都曾置身變化之中，他們的經歷構成了中國網路視聽二十年的多重軌跡與真實切面。4月17日，微紀錄片《像素生長》第一期正式上線，嘉賓是擁有四五千萬粉絲的李永樂。他曾因一段“閏年講解”意外走紅，如今卻在流量與講台之間進退維谷。“如果不做網紅，我可能就不會抑鬱。”李永樂提到。在成為網紅的五六年內，他不僅需要直面網路爭議，還得處理愈加複雜的人際關係，在多方壓力之下甚至得了抑鬱症。作為一位期望教育平權的知識博主，他內心感到困惑：這個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網紅，為什麼他們非要盯著一個嘔心瀝血做內容的人？這一期裡，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一個知識博主的成名路徑，更是一個普通人在時代推力下如何被裹挾、掙扎、再重新選擇的過程。他聊教育初心，也談成名困境；聊演算法與分發，也談理想與代價。當知識傳播被迫捲入流量競賽，他的困惑恰是時代矛盾的縮影。從某種意義上說，網路視聽的二十年，記錄的不只是平台的變遷，更是人的變形記。《像素生長》只是撕開了一角，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人出現在鏡頭前，這些個體的掙扎、妥協與堅持，或許正是我們理解像素時代的一把鑰匙。 (騰訊科技)

據“微信派”公眾號消息，繼“附近的工作”之後，微信又上線新功能，可自動翻譯聊天中收到的資訊。使用者升級微信最新版本後，通過我-設定-通用-翻譯，勾選“自動翻譯聊天中收到的消息”，就可以絲滑嘮嗑，不需要一條條長按翻譯。目前，微信翻譯已支援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台灣）、繁體中文（香港）、英語、印度尼西亞語、馬來語、西班牙語、韓語、義大利語、日語、葡萄牙語、俄語、泰語、越南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德語、法語共 18 種語言。此外，轉發微信聊天記錄也不用一條條戳了，而是可以批次轉發。使用者在聊天頁面中長按消息，選「多選後」，劃拉到想結束的任何位置，點選「選擇到這裡」，就能一網打盡所有劃到的消息，合併轉發或收藏。 (TechWeb)

很難想像，在美國，醫療筆記可是一個大生意。因為醫生需要記錄每位患者的診療過程。由於工作過於繁瑣，在很多年前，這些高收入的醫生就已經將醫療記錄的工作外包出去。在美國，大約有10萬名醫療抄寫員，佔到了醫生總人數的1/10。而現在，這個市場正在被AI全部吃掉。根據Statista資料，AI醫療筆記的潛在市場規模約為39.6億美元，是當前整個醫療GenAI應用市場的8倍。 於是，AI醫療筆記自然也成了當下矽谷最看好的AI應用賽道之一。今年2月，AI醫療筆記公司Abridge完成了2.5億美元的融資，最新估值高達27.5億美元，領投的是矽谷知名風險投資人Elad Gil。考慮到24年年底Abridge的ARR只有5000萬美元，算下來EV/ARR高達55倍，甚至比大模型公司還高。除了投資人看好外，科技巨頭也在進場。不久前，微軟推出AI醫療筆記工具Dragon Copilot，預計今年5月正式上市。那麼，AI醫療筆記這個市場到底有什麼魅力？其中又有哪些公司值得關注呢？/ 01 / 最具確定性的AI應用賽道：市場需求明確+專有資料帶來高壁壘時至今日，AI醫療筆記已經成為矽谷最被看好的AI應用賽道之一。據不完全統計，現在美國已經有50多種AI醫療筆記產品，涵蓋兒科、精神疾病科、寵物醫療等各個細分醫療場景。這些產品不僅融資規模很可觀，估值也明顯高於其他AI應用賽道。在融資規模上，不少產品都拿到了相當多的錢：面向B端醫療機構，轉錄患者與臨床醫生對話的人工智慧平台Abridge，在今年2月完成了2.5億美元的融資，最新估值高達27.5億美元；面向C端臨床醫療的醫療筆記工具FreedAI，也剛剛完成了3000萬美元的融資，紅杉資本領投；AI醫療筆記應用Suki也在去年下半年完成7000萬，估值5億美元。不止給錢多，投資人也毫不吝嗇地願意給AI醫療筆記公司更高的估值。比如，估值27.5億美元的Abridge，2024年年底的ARR只有5000萬美元，EV/ARR（企業估值/年經常性收入，一種估值方法）高達55倍。要知道，Open AI、Anthropic等大模型公司的EV/ARR大約只有40-50倍，投資人對AI醫療筆記的樂觀程度可想而知。除了投資人看好外，科技大廠也在加速進場。不久前，微軟就推出了AI醫療管理工具Dragon Copilot，它可以幫醫生和護士自動完成耗時的文書工作，像是準備患者摘要或根據醫患對話記錄寫轉診單。今年5月，該工具就將在美國和加拿大上市。投資人和大廠紛紛下注AI醫療筆記並非毫無道理。原因是，這個賽道實在太好了，不僅需求確定市場空間大，還有著很高的壁壘。先說需求，醫療筆記的需求量巨大。2009年，美國開始推行的EHR(Electronic Health Record，電子健康記錄系統)補助，要求醫生詳實填寫文件。醫生對每次患者診療都需要記錄SOAP(Subjective, Objective, Assessment and Plan)筆記，來記錄診療和給出處方的過程。由於記錄屬於工作流程的上游，必須儘早完成，加上填寫的資訊較多，導致美國醫生在EHR上花費的記錄時間約為其他國家的4倍。所以，美國醫生在醫院的正常工作時間之外，往往需要每天加班1.5-2小時來記錄臨床文件。後來，為了減輕工作的負擔，也開始有人僱傭人工抄寫員，把這項工作外包出去。直到現在，醫療筆記外包也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市場。僅在美國，就有大約10萬名醫療抄寫員，佔到了醫生總人數的1/10。而如今，這項工作幾乎可以由AI來做。相比傳統轉錄員25美元/小時的剛性成本，AI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AI轉錄成本<0.02美元/分鐘）。至此，AI醫療筆記公司有機會完全吃掉這個市場。根據Statista資料，截至2024年1月，美國醫生人數約110萬人，按每名醫生$300/月的平均訂閱價格計算，臨床聽寫軟體的TAM（潛在市場規模）約為39.6億美元，是當前整個醫療GenAI應用市場的8倍。市場空間大隻是投資人看好AI醫療筆記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點是，醫療行業專有資料的價值，將給創業公司帶來極深的護城河。比如，醫生問診錄音轉錄的文字，比如"患者主訴間歇性胸痛3週，放射至左臂"，這種包含獨特的時間和症狀描述、醫學術語巢狀的資料無法通過公開語料復現。再比如，通過解析百萬條真實醫患對話（假設日活5000，人均生成10條筆記），就可以建構疾病-症狀-檢查-用藥的知識圖譜。在Norwest Venture Partners合夥人Scott Beechuk看來，AI公司最深的護城河將由大型專有資料集創造。那些擁有獨特的資料集，能訓練或微調出自己的模型，並能夠在特定垂直管道中脫穎而出。於是，兼顧成長性和高壁壘的AI醫療筆記，就成了投資人眼中最具確定性的AI應用賽道。/ 02 / AI醫療筆記產品大盤點：大型醫院、專科醫院和獸醫目前，獲得大額融資或收入的AI醫療抄寫員工具，在諸如產品特色功能、市場區域性、細分賽道等方面有各自的競爭優勢。以下是一些值得關注的產品：1、Abridge：面向醫療衛生系統從功能上，Abridge與其他AI筆記產品沒什麼不同，核心就是語音轉錄和整理特定格式的內容。與很多AI筆記面向C端醫生個人市場，Abridge選擇與美國的醫療衛生系統進行合作讓自己的產品可以和醫療衛生體系裡的其它產品進行深度整合，成為美國醫療衛生系統流程的一部分。此前，Abridge就已經與康涅狄格州最大、最全面的醫療保健系統耶魯紐黑文衛生系統達成一項新的合作，這將使成千上萬的臨床醫生能夠使用Abridge的產品。截至目前，Abridge已在美國100多個醫療系統中落地，覆蓋從農村診所到頂尖學術醫療中心的多元場景。最新合作名單包括梅奧診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療系統、杜克大學健康中心等權威機構，服務數萬名臨床醫生。同時，Abridge還開發了自己的專用LLM。Abridge的專有語音識別模型經過數十萬小時的語音內容(跨30多種語言)的訓練，並針對數千小時的去識別化醫療對話進行了微調。在專有模型的支援下，Abridge支援50多個專業領域的臨床精準總結和醫學術語，以及在14種以上的語言中識別、理解並精準記錄筆記，保證了結構化臨床筆記草稿的完整性和高精度。2、FreedAI：主打C端市場，服務醫生數量超1.7萬FreedAI面向的是美國47%的獨立執業臨床醫生，通過AI轉錄系統記錄患者就診討論內容，識別關鍵術語並建立結構化的病歷記錄，幫助醫生將文件工作時間減少73%。這一定位的好處是，避免了醫療機構冗長的購買審批流程。與面向B端的產品相比，FreedAI作為一個獨立工具，部署更簡單。同時，在定價上，FreedAI採取簡單透明的訂閱制定價策略，網頁版基礎套餐為每月99美元，iOS應用版為每月139美元，兩個版本都支援無限次就診記錄，並且允許使用者隨時取消訂閱。較低的定價和產品的易用性，讓FreedAI取得了不錯的市場表現。產品發佈不到2年的時間，每天有1萬個付費醫生使用，達到了1000萬美金ARR（年度經常性收入）3、Nabla：可遠端醫療，年處理量300萬次Nabla旗下的AI臨床記錄助手Nabla Copilot，整合了醫療編碼識別和與電子健康記錄（EHR）等功能，可以自動標註關鍵生物標記（如血壓異常值）；還能進行遠端醫療適配，就是針對視訊問診場景最佳化，自動識別非語言線索（如語氣停頓），輔助生成評估建議。2024年，Nabla將其AI助手嵌入2000家診所的Epic系統，使醫生文件時間減少47%。2025年通過分析50萬份腫瘤科病歷，推出了“動態知識圖譜”功能。Nabla Copilot自2023年3月推出以來，已被超過兩萬名使用者採用，年處理諮詢量將達到300萬次。2024年1月，Nabla獲得2400萬美元B輪融資，投後估值達到1.8億美元。4、SukiAI：精準率達95%，年收入千萬美金SukiAI除了一般的AI抄寫功能外，也支援環境生成筆記和醫生口述記錄兩種方式，有超過95%的精準率。此外，SukiAI還擁有更好的平台相容性，它相容Cerner、Meditech等15種EHR系統，支援一鍵同步至醫保編碼模組，縮短報銷週期30%。目前，SukiAI已被全美超過350家醫療系統和診改採用，臨床醫生中的採用率達到行業領先的70%以上。據Similarweb的資料顯示，其年收入在1000~1500萬美元。該公司在2024年10月完成了D輪7000萬美元的融資，融資總額達到了1.65億美元。5、Scribenote：獸醫專用，小市場壟斷Scribenote是一款針對獸醫的AI臨床筆錄應用，它內建20萬種動物生理參數資料庫，可識別犬類心電圖異常（如房顫）並生成飼主易懂的護理建議。與此同時，它還可以與獸用超聲裝置直連，自動將B超圖像中的異常區域（如貓腎囊腫）與文字記錄關聯標註。它還有一項特色功能——對寵物行為分析，就是通過問診錄音，識別動物嚎叫頻率，輔助判斷疼痛等級（如犬類術後疼痛指數預測準確率89%）。2024年，Scribenote與寵物醫院BanfieldPetHospital合作，在300家連鎖寵物醫院部署。Scribenote服務於北美數百家診所，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生成了超150萬份病歷。Scribenote定價較高，按月付費價格高達249美金，按年付費價格也在每月165美金。Scribenote在2024年9月完成種子輪融資，共籌集820萬美元。6、HeidiAI：全科醫生工作流覆蓋，主打本地化HeidiAI是一款主要服務澳洲地區、全科醫生工作流全覆蓋的AI醫療抄寫員產品。全流程覆蓋體現在，HeidiAI從患者建檔、問診記錄、診斷輔助、處方生成，到轉診管理和隨訪提醒，全面嵌入全科醫生日常操作，減少重複性工作30%。HeidiAI在本地化上做了深度的策略。首先是深度繫結，它與澳洲區域性診所網路合作，預裝診所專屬範本（如土著居民健康篩查表），支援Bulk Billing流程自動化。另外，它也建立了合規壁壘。它通過澳洲TGA認證，無縫對接My Health Record系統；它還針對澳大利亞Medicare報銷體系，AI引擎自動解析超8000條報銷規則，確保資料主權與隱私合規。2023年，HeidiAI使用者擴展至100家診所，推出AI驅動的轉診單自動生成功能。2024年，HeidiAI與澳洲電信合作嵌入遠端問診平台。HeidiAI採用低成本訂閱模式，按診所規模階梯定價，月費低至49澳元。2025年3月初，HeidiAI在A輪後續投資中籌集1660萬美元。 (烏鴉智能說)

2019年，現年24歲、來自德國波恩市的男生Rami Battikh，去倫敦享受了一個短暫的假期，沒想到途中一個小小的意外，給他帶來了延續至今的噩夢……（Rami Battikh）在倫敦遊玩期間，Battikh發現自己的身份證不見了，也不知是被人偷走了，還是自己粗心遺失。他也沒多想，回國後又重新申請了一張，接著按部就班地生活、完成學業，兩年後還在當地沃達豐公司的金融部門完成了職業培訓，並得到了該公司的offer。同一時間，當地稅務局也向他拋出了橄欖枝，可謂前途一片大好。可還沒等他決定好要接受那一份工作，興奮就變成了絕望……公司在例行背景調查時發現，他在倫敦有犯罪記錄，最終決定不予錄用。Battikh覺得莫名其妙：“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告訴老闆，那都是假的，肯定不是我幹的。我有證據證明那段時間我根本不在英國，當時我在突尼斯，護照上有印章可以證明這一點。”可公司卻表示，不能只聽信他的一面之詞，還是決定相信警方的記錄……（Rami Battikh）後經調查，Battikh發現，他名下的犯罪記錄始於2021年3月，原來有一名男子冒用了他的身份證件，在倫敦伍德格林刑事法院被判處過18個月監禁，罪名還不少，包括無證（無保險）駕駛，通過虛假陳述實施欺詐，以及持有偽造或非法獲取的他人身份證件。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聘請了一名律師幫自己解開誤會。瞭解過真相後，伍德格林刑事法院的法官承認了錯誤，早在2022年就要求倫敦大都會警察局進行糾正。可氣的是，警察局始終沒有刪除他的犯罪記錄，14個月後，他反而發現有更多罪行被加入到了自己名下，包括在公共場所持有刀具等。這下Battikh情緒崩潰了：“我簡直不敢相信，心想‘英國到底怎麼了？’他們已經承認了我不是罪犯，我的身份證被盜用，法院也確認了這一點。那為什麼他們不能把我的名字從犯罪記錄中刪除呢？我真的很難過。”Battikh深陷絕望，明明自己什麼壞事也沒做過，卻被毀掉了生活，如今沒有任何一家公司願意聘用他，他沒錢維持生活，已經被迫賣掉了自己的車子。這種噩夢已經持續了5年，他一度覺得自己的人生就此結束：“換做你是我的話，因無法掌控的錯誤而深陷困境、束手無策，你會怎麼做？我已經徹底絕望了。”（示意圖；圖片來自Shutterstock）“我沒辦法繼續這種生活，無限期地等待犯罪記錄被清除。調查過程已經持續了六個月，錯誤卻仍未得到解決，真是令人難以理解。”Battikh不願坐以待斃，於去年再次給警察局寫信，要求刪除自己在英國的犯罪記錄，可依舊沒得到想要的結果。同年4月，他又給伍德格林刑事法院寫了一封信，這也是他心中唯一肯認真對待他訴求的英國司法機構……他甚至主動要求提供自己在德國警局採集的DNA樣本或指紋，並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進行移交，用事實證明自己並非真正的罪犯。信中寫道：“這場騙局毀了我的人生。我找不到任何工作。拜託，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提供指紋、一縷頭髮……我再也無法這樣生活下去了。我是清白的，從未犯下這些罪行，我懇求你們的幫助。”好消息是，這次終於得到了回應。大都會警察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已知曉此案，正在與其他機構合作，推動此案的進展，力求糾正當前情況。我們理解這一過程所花費的時間，增加了當事人的擔憂和不安，但我們計畫在不久的將來向他提供最新進展。”但願這次他們真能刪除犯罪記錄，早日結束這場無妄之災吧……不過以英國警方近年的表現來看，嗯......不好說...... (英國那些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