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周邊國家，中國有幾大歷史選擇尤為驚險”
【導讀】自印尼總統出席九三閱兵之後，印尼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出現升溫。今年是印尼獨立80周年，也是中印尼建交75周年。如何將中印尼的友好關係落實為可見的發展成效，已成為印尼決策層擺脫結構性貧困的一大抓手。
作者指出，印尼的貧困根源在於荷蘭殖民統治遺留的結構性缺陷——工業基礎缺失、資本外流、教育匱乏及巨額債務。上世紀50年代，中國和印尼基於相似的發展困境在萬隆亞非會議上尋求團結。不同於中國對經濟自主的堅持，印尼轉向融入前殖民大國建構的全球經濟體系，最終深陷依附性經濟泥潭，生產資料高度依賴進口且缺乏高端製造能力。
本文指出，鑑於任何一國削弱依賴性的舉措都會遭遇帝國主義的敵意，僅在國家層面制定發展規劃可能成效有限。理想情況下，將全球南方本身視為一個關鍵的經濟區域單元，共同規劃彼此間的分工，才能削弱全球北方對全球南方的侵略性遏制。近年來，中國牽頭的小型發展援助項目已經初見成效，更大規模的多邊合作亟待展開。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全球南方與東南亞”論壇專刊，與會學者倡導建立全球南方網路（GSN），探索全球格局重塑背景下的區域合作路徑與發展模式創新。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殖民遺產與印尼的欠發達：一個全球南方的挑戰
我不是全球南方的公民。6月11日，當我坐在印度尼西亞大學的會議室裡時，這一認知尤為強烈。會議室裡坐滿了來自中國以及幾乎整個東南亞地區的代表——當然，東道主印度尼西亞的代表也在其中。作為參會者中唯一一位來自全球北方的白人（基因上是蘇格蘭-維京混血），我感到有些格格不入。
這場名為“全球南方與東南亞”的會議，核心議題是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並非停留在空談層面，而是已經在金磚國家集團（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這一形式得以體現，印度尼西亞現已加入該集團，儘管其合作方向尚不明確。
我是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尤索夫·伊薩研究院的高級訪問研究員，這或許能解釋為何我的參會資訊顯示來自新加坡。但我所表達的觀點並不代表所在機構，而是源自我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印度尼西亞政治與經濟的觀察。或許有些諷刺：一個來自新加坡智庫的白人在談論印度尼西亞。
本次會議的主旨十分明確：回應全球南方意識的覺醒，這種覺醒既存在於前殖民地國家，也存在於西方殖民國家的社會內部。儘管許多人期望建立某種多極世界，但現實世界正日益兩極分化而非多極化：一邊是被壓迫的全球南方，另一邊是由美國主導的、通過跨國公司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主導世界的全球北方。
那麼印尼處於什麼位置？印尼真的屬於全球南方嗎？全球南方的本質是結構性貧困。我在演講中強調：印尼和中國本質上都是貧窮國家。若不理解結構性貧困與依附性的現實，我們就無法解讀全球動態。這不僅是地理劃分，更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分野。
不妨看看原始資料。2022年印度尼西亞人均GDP為5000美元，而美國為 7.6萬美元，荷蘭為 5.6萬美元，澳大利亞為 6.5萬美元。成人平均淨資產方面，印度尼西亞為17350美元，美國為551347美元，荷蘭為352814美元。前殖民國家的財富中位數是印度尼西亞等前殖民地國家的183倍。
殘酷的事實是：儘管自然資源豐富，但由於缺乏加工自然資源的資本和技術能力，印尼仍然貧困。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只有中國在生產資料製造部門（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第一部類）相對先進。國產機床等實際生產資料的自給率已達30%~40%，中國計畫到2030年實現高端機床70%以上的自給率，儘管在超精密磨削和五軸數控系統等領域仍需突破。中國從早期經濟規劃就優先發展自主的生產資料製造能力，並在21世紀初加速這一處理程序。
全球北方仍壟斷著創造新型生產技術的能力，儘管其體系充滿內部矛盾。美國國內生產的實際生產資料約佔60%以上。
承認印尼的結構性貧困與依附性很重要。沒有誠實的認知，就永遠無法追問：為什麼印尼如此貧窮落後？這個問題最為關鍵，因為若不瞭解貧困落後的根源，就找不到解決方案。
▍印尼為何貧困？
那麼印尼為何貧困？首要且決定性的原因是殖民勢力在群島近300年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統治。這種統治並非總是以20世紀那種直接殖民形式出現，但自16世紀起，歐洲殖民勢力（尤其是荷蘭）就主導著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此處無須回顧300年歷史，只需考察二戰前20世紀30年代荷屬東印度的經濟狀況。在討論該狀況前，請讀者回憶二戰期間殖民列強（尤其是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幾乎“無限”的工業能力——從航母、潛艇、戰鬥轟炸機到數百萬輛吉普車、卡車、坦克，以及數千億發彈藥，全球炸彈和炮彈產量估計在3500萬至4500萬噸之間。
而同期的印尼呢？荷蘭殖民者從未建立過一座現代工廠。最大的工廠不過是碾磨甘蔗和煙葉的作坊。1941年巴達維亞工業事務部彼得·西特森編制的《荷屬東印度工業發展》報告顯示，在6943.5萬人口中僅有324210人從事“工業”——基本為零。此外，這些工作場所的平均規模是58名工人：所以，它們是作坊而非工廠。該報告另一部分給出的1941年資料顯示，工人的總數更少（146771人），年均收入318荷蘭盾，實際上幾乎為零。換句話說，根本不存在工業，“工業發展”完全是誤稱。作坊式生產佔據主導。值得記住的是馬克思對手工業（及其改進）與工業化之間的區分：改進手工業涉及增加工具，使個體工人更具生產力，而工業化則是引入實際替代人力的機器。即便在手工業層面，1941年的荷屬東印度也落後得可憐。
在與重新入侵的荷蘭殖民者進行近四年戰爭後，為盡快結束共和國與荷蘭殖民武裝的衝突，1949年印尼共和國領導層做出多項讓步。包括採用聯邦制結構使荷蘭能繼續在某些地區施加影響；允許荷蘭資本恢復對殖民統治時期所有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並同意荷蘭繼續控制西巴布亞以待後續談判。更重要的是，共和國領導層接受了荷蘭關於荷屬東印度殖民政府欠荷蘭政府債務的主張，同意新成立的印尼政府償還該債務。因此在荷蘭軍事和國家機器撤離印尼的第一天，根據1949年圓桌會議協定，印尼就欠荷蘭43億荷蘭盾（在今天約合1300億美元）。在支付35億荷蘭盾後，1956年8月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政府暫停了支付。1966年，蘇哈托政府繼續支付並完成了償還。
因此，在擊敗殖民者捲土重來的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天，新生的印尼既無實質製造能力，又已負債纍纍。但這還不是全部。荷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有發展價值的東西，因為他們已將大量財富轉移出境用於本國發展。據已故研究者亞歷克·戈登計算，在日本入侵印尼前的六十年間（1880～1940年），通過各種方式匯回荷蘭的資金達569億荷蘭盾。按現今購買力計算約 62億美元，這超過了當時荷蘭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因此，印尼既無重要製造業，又無資本積累（全在荷蘭），且從建國首日就背負巨額債務。
不僅如此。荷屬東印度最多隻有10%~12%的兒童上小學。而同期荷蘭已實現幾乎100%的義務教育普及率。獨立之初的印尼主要還是鄉村國家，人口超過2萬的城市屈指可數。
當完全獨立來臨時，面對20世紀下半葉由所有前殖民國家主導的世界，印尼政府和人民所面臨的是一個完全沒有工業、沒有資本、沒有真正教育體系、幾乎沒有城市，且背負巨額外債的國家。工業的缺失意味著它無法創造和積累資本。
顯然，印尼至今貧困的主要原因是殖民遺產。這是整個全球南方的共同命運，也是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意識統一的基礎。
還有第二個原因。印尼民族革命本質上是反殖民革命。其社會革命程度有限，因為並未顛覆生產資料所有權，包括未實行土地集體化。首先，如上所述，印尼領導層對荷蘭的讓步之一就是允許荷蘭資本保留革命前擁有的一切。雖然工業基礎薄弱，但荷蘭重新控制了所有礦山、種植園，以及航運公司、銀行和進出口企業。殖民資本對整個現代經濟主要部門的私有制得以延續。重大投資仍由荷蘭資本的利潤需求而非國家發展優先事項決定。
獨立後不久，印尼共產黨（PKI）和印尼民族黨（PNI）等印尼政壇的左翼力量就開始發起取消債務、將西巴布亞納入印尼以及將所有荷蘭企業國有化的運動。國有化的潛在威脅導致荷蘭放緩了對其擁有的種植園和礦山的投資。1956~1957年，在工會工人佔領後，印尼議會將所有荷蘭企業國有化。從那時起，大部分現代經濟就掌握在國家手中。但這些企業生產水平低下，新管理層缺乏經驗或腐敗，許多企業內部持續發生勞資衝突，且這一過程發生在內戰和政治動盪時期。
荷蘭企業的國有化運動只是印尼國內通過社會革命完成民族革命鬥爭的一個方面。除要求將帝國主義國家（荷蘭、英國、比利時）的企業國有化外，左翼還要求土地改革（將土地從富人手裡分配給窮人）和其他社會主義改革。這場運動由印尼共產黨和印尼民族黨中不斷壯大的左翼領導，並得到蘇加諾總統支援。然而，由於擔心引發軍隊中反左翼勢力發動政變，印尼共產黨和其他社會主義力量未能進入政府。
因此，在沒有工業、資本，經濟先被殖民企業主導，隨後又由腐敗的國有化管理層控制，沒有學校系統並背負巨額債務的情況下，印尼獨立後的頭15年主要消耗在國家未來走向的內部鬥爭上：是成為主權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融入帝國主義全球經濟。
▍自上而下的武力解決與未被清理的殖民遺產
經過1950~1965年15年關於獨立印尼的未來的鬥爭後，新建立的“新秩序”政府決定停止印尼對被納入前殖民者世界的抵抗——蘇加諾總統在1962年稱之為“舊有勢力”。蘇加諾曾與印度和中國領導人共同組織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開啟了這兩個大陸第三世界國家間尋求更大團結的處理程序。
蘇哈托政府決定將印尼經濟融入以前殖民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結構。1967年6月，財政部長弗朗斯·塞達率領印尼代表團在瑞士與許多西方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會面，討論經濟的未來。隨後成立了印尼政府間集團（IGGI），它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組成，幾乎所有西方政府都參與其中，包括前殖民國家荷蘭。IGGI每年在荷蘭開會決定下一年給印尼的債務額度。
儘管主辦了倡導前殖民地國家合作的1955年亞非會議，並提出“新興力量”概念，印尼卻在IGGI的監督下融入全球經濟——諷刺的是，IGGI會議地點就在荷蘭。1992年，在與荷蘭發生爭執後，IGGI更名為印尼國際協商集團（CGI），並在巴黎舉行會議，但其職能仍是分配債務和監督印尼經濟政策。蘇哈托倒台後，CGI再未出現。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在IMF監督下採取的政策標誌著融入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體系已完成，不再需要CGI。
印尼經濟落後的根源在於殖民主義遺留，使其在面對前殖民國家的主導地位時，處於工業和資本貧困狀態。在新秩序政府統治的32年間，其態度是接受作為被征服經濟體的命運，以嘗試發展經濟。當然，自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1975~1985年石油繁榮以來，印尼製造業比之前有所發展（記住這是從極低基礎上增長）。但印尼經濟作為被征服經濟的特徵仍然佔主導。
首先，使用低生產率技術的小企業工人比例仍超過90%。大多數工人是臨時性、季節性或兼職。根據CELIOS研究所最新報告，80%的工人收入低於官方最低工資。這些資料讓我想起斯蒂文斯（Stivens）1941年的資料。確實，雖然印尼經濟規模比1941年大得多，現在也有組裝汽車等大型工廠，但基本特徵相同。1932年，蘇加諾本人在其長文《印尼的自力更生與群眾行動》中就曾用完整資料說明：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經濟生活完全處於“無物不小”的格局之中——如今的情形依然如此。
印尼絕大多數企業規模之小，正是這種“小”的體現之一。人均 GDP 之低是另一表現。官方最低工資標準本就微薄，卻仍有 80%的勞動者無法達到。每月 60.9 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 280 元）的官方貧困線，或四口之家（平均 4.7 人）290 萬印尼盾的標準，更是低得令人難以置信。這些微小的數字大多直接反映了日常生活的貧困狀態。人均GDP更能說明問題：它不僅揭示生存資源的匱乏，更暴露出可用於發展的財富儲備捉襟見肘——畢竟這4000美元的年收入既要維繫當下生計，又需支撐未來發展。
我認為聚焦一點能更鮮明地揭示整個經濟的結構性貧困。這裡我再次回到馬克思對生產資料製造與商品製造（或許還應加上服務）之間需要適當平衡的強調。馬克思寫道：“第二部類所需生產資料的總價值必須等於第一部類所生產的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之和。”簡言之，若沒有對製造商品的機器（當然還需結合勞動力）進行充分投資，就不可能持續擴大社會所需或所求商品的生產規模。
區分總產量與生產資料本身的產量至關重要。明確這一區分也有助於理解所謂“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弱點，這是印尼政府更迭後立即實施的基本政策。進口替代工業化（ISI）是通過促進工業產品國內生產來減少對進口依賴的經濟政策。在印尼，該政策並未真正用國內生產替代進口，而是用進口工廠裝置替代進口成品——即進口生產資料。國家仍依賴進口。
在美國，人均生產資料生產投資為3800~4200美元，荷蘭為3200~3600美元，中國為1200~1500美元（但面向14億人口），而印尼僅250~350美元。難怪印尼仍極度依賴生產資料進口，國內只能製造最低端的機械裝置。中國90%的機床（包括高端型號）為國產。印尼的生產基本限於傳統車床，且數量有限。這種鮮明對比也反映在研發投入差異上：中國2025年的年度研發投資可能達6000億美元，印尼則可能不足1億美元。
▍差異的根源
1950年，中國和印尼都處於極度衰弱的境地。1949年2月，毛澤東指出：“中國連年戰爭，經濟遭到破壞，人民生活痛苦。”巴裡·諾頓在《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2007年）中寫道：“1950年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多年內戰與外國入侵使經濟支離破碎，這個以農業為主導的社會，工業產能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人均收入水平與非洲最貧困地區相當。”前文我已詳細闡述過印尼面臨的殖民遺產問題。
因此，兩國發展水平的差異不能用發展起點的截然不同來解釋。1950年時，兩國都處於滿目瘡痍的狀態。
在全球南方，最先進的工業能力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其秘訣是什麼？這個問題當然不可能用一兩句話回答，但有一點很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對外國投資開放，這距離新中國成立已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在這 25 年裡，中國增強了制定經濟發展計畫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執行計畫時保持紀律性。當規劃或實施中出現錯誤時，能夠識別並研究這些錯誤。外國投資在嚴格監督下獲准進入，而不是被當作其發展的基礎。
與中國相比，印尼（特別是1965年後）的思維方式存在根本差異。我從未在任何英文版的中國原始文獻中，找到過關於馬克思“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需要保持比例平衡的明確論述——或許只是我研究不夠深入，若中文文獻中確實沒有相關記載反倒會令我驚訝。但兩國在概念表述上存在顯著差異，這突出體現為中文語境對“生產力”一詞始終如一的強調。優先發展生產資料製造業（既包括製造機器的機器，也包括生產商品的裝置），被明確視為提升本土生產資料生產能力、實現戰略自主的核心要義。
▍國民經濟、全球南方與生產社會化的國際化
但如今到了2025年，印尼實施現行經濟戰略已逾半個世紀。這個經濟體有出路嗎？這是個重大問題，我不敢妄言有答案。我想提出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如果印尼被征服經濟的基本特徵是無法在國內生產所需的大部分生產資料，那麼它應選擇發展那些特定生產資料（假設能籌集國內資金）？在一個生產資料供給能力可能已被中國等其他生產者滿足的世界裡，該如何決策？此外，許多實際生產過程已不再基於單一國家，因為生產和供應鏈早已跨國分佈。像印尼這樣缺乏相關能力的國家，該從何處著手破局？
這類問題讓我們思考：在仍處於帝國主義框架的全球經濟中，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的關係如何運作？僅在國家層面制定發展規劃還足夠嗎？理想情況下，這最好通過國家間的全球規模合作（即國際化）完成。但帝國主義世界使掠奪性的全球北方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對立。即使要建立最低限度的互利關係也需要鬥爭。更甚者，整個全球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也可能使全球南方國家在商業合作中彼此對立。
或許，未來需要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將全球南方本身視為一個關鍵的經濟區域單元，共同規劃彼此間的分工，才能削弱全球北方對全球南方的侵略性遏制。例如，中國能否提議在市場機制之外，援助像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發展某些特定生產資料製造能力。我認為中國已經有一些類似的小型項目，比如與衣索比亞的合作。當然，要產生真正的影響，這類規劃和項目需要在多個國家大規模展開。
正如全球南方許多國家及觀察人士，以及全球北方聲援全球南方的人士所主張的那樣，全球南方國家間的合作正變得日益重要。切實的集體規劃將至關重要。而這正是第二個，也是相當重大的問題所在。國家間的最佳合作——尤其是涉及實際規劃時——必然要求國家能完全掌控本國財富，從而有能力認真執行計畫。但這引發了一個重大政治問題：首先，誰在掌控國家政權？是通過各類代議制政治機制實現的社會整體，還是少數精英階層？全球南方國家中僅有少數擁有社會主義或半社會主義政府。從中國、古巴和委內瑞拉仍在面臨的處境也可明顯看出，任何實質性削弱依賴性的舉措都會遭遇帝國主義的敵意。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社會整體（或接近整體）掌握著經濟主權時，才能直面這種敵意。精英主導的國家則無能為力。儘管情況如此，任何可能的合作雖然無疑有其價值，卻難以實現最佳效益，最終或許根本不足以以必要方式改變全球經濟格局。
全球南方國家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值得肯定。但現實是，當今世界亟須打破壓迫與被壓迫國家間兩極分化的格局，建立真正的國際合作。要終結帝國主義這種高度集中的掠奪性體系，變革必須從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發生。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北方國家的人民何時才能認清帝國主義的不公，推動本國進入與全球南方人民民主合作的新紀元？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