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社論｜政府停擺的真正利害所在

隨著共和黨與民主黨就周三凌晨12時01分開始的政府停擺相互指責，評論界忙於評點“誰贏誰輸”，人們很容易忽略真正的關鍵。兩黨爭執的核心問題，是美國人是否還能獲得負擔得起的醫療保障。

川普總統正試圖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失去醫保，而參議院民主黨人拒絕同意。

總統及其國會盟友希望終止部分聯邦稅收抵免，這些抵免可降低人們在“平價醫療法案”保險交易所購買醫保的成本。按現行法律，這些抵免將在年末到期。根據健康研究機構KFF的測算，如果沒有這些抵免，平均月度保費將從74美元上漲到159美元，漲幅超過一倍。部分美國人已經收到了即將漲價的通知。

民主黨人延長稅收抵免的能力有限，因為共和黨同時掌控國會兩院與白宮。不過，為周三起始的新財年通過政府撥款法案這一必要程序，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槓桿點：共和黨至少需要七名民主黨籍參議員投贊成票。這種情形並不罕見。多數黨往往無法單憑己力通過撥款法案，通常的解決方式就是談判。

除延長稅收抵免之外，民主黨人還要求撤銷今年較早時在共和黨主導下通過的醫療補助經費削減；同時，他們尋求明確保證，確保川普會遵守任何達成協議的各項條款。總統則聲稱自己無須執行國會撥付的支出，主張擁有對撥款加以“扣押”的權力；倘若這一主張成立，任何立法協議都將淪為一紙空文。

就在數年前，當民主黨同時掌握白宮與國會時，他們為避免政府停擺而與共和黨在政策上作出妥協。與之相反，合乎其一貫行事風格，川普總統要求民主黨人“屈膝效順”，一方面在社交媒體上高調猛攻，另一方面揚言如果民主黨不為其“維持政府運轉”的方案投下所需選票，就要解僱成千上萬名聯邦僱員，以此相要挾。

實際上，川普先生的立場可以歸結為：民主黨人要麼必須支援他削減重要公共服務的計畫，否則他就會親自操刀削減這些服務。他將一對糟糕的選項擺在了國會和美國人民的面前——並且不提供任何其他替代方案。

拒絕滿足川普總統的要求，對民主黨人而言是一個痛苦的抉擇。讓政府關門從來都不是明智之舉。屆時聯邦機構將中止履行其重要職能，這會立即給民眾帶來痛苦。並且，並非所有在停擺期間造成的損害，都能在政府恢復運轉後被輕易修復。

然而，關於民主黨這一決定在戰術上是否明智的爭論，不應掩蓋川普及共和黨所應承擔的責任。川普正以兩種途徑威脅傷害美國人，並迫使民主黨只能在阻止那一種傷害之間作出選擇。美國公眾理應享有更好的選項，也應當主動提出這樣的要求。

政府停擺在美國政治中其實是較近幾十年才出現的現象。直到1980年，即便國會錯過年度政府開支撥款的最後期限，聯邦各機構仍會在“問題可望解決”的預期下照常運轉。可就在那一年，時任司法部長本傑明·奇維萊蒂認定：在缺乏撥款法案的情況下，聯邦法律要求大量政府職能必須暫停。自此以後，隨著黨爭日益加劇的兩極化，國會愈發難以按時完成撥款。自1981年以來，兩黨已有15次未能及時化解分歧以維持政府繼續開放。

然而，當前這一輪在若干重要方面與以往不同。

其一，川普幾乎沒有做出任何與政敵談判的努力。上周，他取消了與民主黨領袖的既定會面，稱其“不可能有任何成效”。在最後期限前不到兩天，也就是周一，兩黨領袖才首次會面討論局勢。副總統J·D·范斯在白宮那場簡短且無果的會後表示：“我認為我們正走向停擺，因為民主黨不願做正確的事。”

共和黨並未就民主黨立場的實質展開交鋒，反而虛構並誇張地指責對方意在為無證移民提供免費的醫療保障。

其二，過往總統通常會努力將停擺對政府僱員與公眾的影響降到最低。上世紀80年代停擺期間，里根政府將大量聯邦僱員歸類為“關鍵崗位員工”，使其可以繼續工作。最近一次停擺在2019年1月，川普簽署法案，保證聯邦僱員獲補發薪資。

而這一次，川普卻威脅把停擺當作清退聯邦僱員的機會。白宮預算辦公室負責人拉塞爾·沃特公開了一項計畫，主張在停擺期間解僱成千上萬名公務員，理由是沒有預算時白宮即可自行決定開支。此舉的合法性遭到一些專家質疑，但這很可能並不會阻擋沃特的推進。

川普的這些威脅，使得原本關於公共政策的實質分歧更難得到解決。

既然為時已晚、無法避免停擺，總統與國會就負有責任，務必盡快讓政府恢復運轉，並作出明確承諾，防止美國人在明年為健康保險承擔過高的保費。

唯一的前路是通過談判達成妥協，現在就該開始談了。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