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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李白，曾說“諾獎像毒藥”，他獲獎
這種「痛苦」終於降臨在這位大師頭上了。
2009年，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來到中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談到對諾貝爾獎的看法：“不僅是諾貝爾獎，我認為幾乎所有的獎都是藝術最危險的敵人，就像毒藥一樣。”
他認識一些諾獎得主，例如匈牙利的另一位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雷，2009年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還有更早的日本得主大江健三郎，而他們無一例外，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感到非常痛苦」。拉斯洛認為，這個世界矚目的獎項會給其得主引來窮追不捨的外界關注，並且巨大的成就將會造成作家巨大的壓力，這樣一來，他們就很難寫出好的作品了。
2025年，拉斯洛被這個獎項瞄準了，頒獎詞這樣評價了他的創作：“在末日恐怖之中，重新申明藝術的力量。”
我們暫時未能知曉，得知自己被授予這個獎項的時候，擔憂與欣喜是以怎樣的比例支配著這位作家的情緒。但正如過去每一個引起轟動的獎項選擇，這個世界不免自私地透過對一個作家的重新發現，來提醒我們再次注目已經散失、被遮蔽的價值和信念。這位獲獎者過去曾經聲稱：“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人們選擇忘記過去的一切。”
他和他的寫作在提醒我們，我們失去了什麼，手中還有什麼。
最後一艘船
「十月末的一個清晨，就在冷酷無情的漫長秋雨在村子西邊乾涸龜裂的鹽鹼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從那之後直到第一次霜凍，臭氣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襤褸的小徑變得無法行走，城市也變得無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陣鐘聲驚醒。」
7個半小時的《撒旦探戈》，多年來，常被文藝青年視為一種檢驗觀影趣味和鑑賞能力的門檻。其導演貝拉·塔爾（Tarr Béla），作為現代電影的精神標桿，被無數影迷和青年創作者奉為偶像。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與貝拉有相當深刻的淵源，他們是同一代知識分子，對世界的現狀、歐洲的歷史有相似的哲學眼光，在美學取向上，他們也在兩種藝術門類之間尋找到了美妙的相似——拉斯洛綿密的長句與貝拉漫長的鏡頭，這成為他們持續二十幾年的合作的基礎。
身為匈牙利當代最富國際性盛名的電影導演，不出意外地，貝拉·塔爾選擇在本土為其影像創作尋找文學支撐，1985年，他選中了拉斯洛發表的長篇首作《撒旦探戈》。
這部小說講述一個江湖騙子如何成為一個村莊的救世主，這個癲狂荒誕的故事，顯示了作家對世界的根本看法：我們總是在絕望中前行，在一切希望與絕望、喜劇與悲劇、樂觀與悲觀、高尚與卑鄙之間，人類就像踏著魔鬼的探戈舞步，無法掙脫，正如卡夫卡所說，「人們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高興，直到在光線明亮的一瞬間才發現，根本沒有向前走，而只是在他自己的迷宮中來回亂跑，只是比平時跑得更加激動，更加迷亂而已」。
拉斯洛開始創作的年代，後現代文學的潮流正猛烈衝擊這個轉向西方的蘇東國家。然而現在的評論者和拉斯洛本人都會認為，儘管他的作品並不古典，但也不是完全的後現代主義創作。他的小說有宏大複雜交叉的情節，但是同時，他並不關注“故事”，那種完全線性或情節化的東西，他關注的是“境況”。被稱為“匈牙利文學的中國聲音”的翻譯家、同時也是拉斯洛的好友的餘澤民，這樣總結拉斯洛兩部重要的小說：“如果說《撒旦探戈》寫的是人們'從一個陷阱到另一個陷阱'，那麼《反抗的憂鬱》講述的則是'從一次毀滅到另一次毀滅'，它們都是表現人類困境的文學變奏。”
後者於新世紀初，被貝拉拍成了電影《鯨魚馬戲團》。它講述一個馬戲團進入小鎮之後引起了當地的暴動，這部電影中的一個著名情節是狂暴的青年攻打養老院。
無序而絕望的世界，某種程度上摺射了拉斯洛和貝拉對民族歷史的感知，這種感受被80年代成長的東歐知識分子共享。
2007年，貝拉·塔爾的新電影《來自倫敦的男人》在歐洲受到相當多的批評，導演沮喪到極點，睡醒就想打人，幾乎想要自殺，這時候拉斯洛來問貝拉：“那匹馬怎麼樣了？”
兩位朋友經常談論這個與尼采有關的故事：1889年1月3日，都靈的卡羅阿爾伯托廣場上，尼采看到一個馬夫用鞭子狠狠抽著一匹不願走的馬，他走上前去抱住馬哭了起來，不久之後，這位哲學家患上嚴重的精神疾病。
這個似是而非的故事，被埋進了2011年貝拉的封影之作《都靈之馬》中，貝拉和拉斯洛共同編劇，他們把情節轉移到了大約19世紀的大匈牙利平原，一匹老馬、一個老人和他的女兒，在風暴肆虐的草屋裡，艱辛而單調地生活著，純粹而簡單，卻如同末日。貝拉和拉斯洛探討了人類存在的沉重感，日復一日的機械循環，正好揭示了這個世界的病態。
拉斯洛曾不無傲氣地說，如果沒有自己，貝拉塔爾拍不出那樣的電影。但他也舉過一個「船」的比喻：電影就像大海上的船，只能有一個船長。他非常重視他與貝拉·塔爾合作的電影，他認可它是電影這門藝術的「最後一艘船」。從這個角度而言，他確實成就了貝拉·塔爾「最後一位電影大師」的名聲。
魔鬼的舞步
拉斯洛的小說有相當容易辨別的外觀：他不加停頓和分段的長句，像《撒旦探戈》裡那多雨的天氣一樣，潮濕綿長，緊迫地壓向讀者。
在《撒旦探戈》中文版的譯者序裡，餘澤民說自己翻譯這本書幾乎到憂鬱的程度。 「一個個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的複雜長句接力，纏絞，確如火山爆發時殷紅的熔岩順著地勢緩慢地流淌，流過那裡，那裡就是死亡。”
《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長篇首作。他自己承認這個說法：此後他的作品，《反抗的憂鬱》《戰爭與戰爭》《溫克海姆男爵歸來》，都是《撒旦探戈》的續寫。
拉斯洛是卡夫卡的信徒。他曾說，如果沒有卡夫卡，他不會想到去寫作。卡夫卡提出「純粹的作家」的說法，即一個人寫作不應該為謀生，而應該為了純粹的文學追求。拉斯洛正是這文學理想的實踐者。餘澤民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文學演員”，時刻都在扮演一個絕無僅有的洞察者角色，就像《撒旦探戈》裡那個終日在房間裡記錄世事的醫生。
這種追求鍛造了他的風格。作家對長句的選擇，與其對人類思維的感知相關，他認為這是一種嚴肅的形式，當一個人有著強烈的想要說服別人的願望的時候，他會盡可能地讓自己的語言變得嚴密。
那麼，這位作家，想用連綿不絕的長句說服我們什麼呢？
這位當代作家在《撒旦探戈》的扉頁抄寫了《城堡》裡的一句話：「那樣的話，我不如用等待來錯過它。」小說本身的開頭也有卡夫卡的色彩，弗塔基被一陣鐘聲驚醒，而這個村莊已經很久沒有鐘了。他想：「難道沒有一個人醒著？沒有人聽到？難道除了我，誰都沒有聽見嗎？」這不難令人想起卡夫卡的《審判》裡，臨死前的K看到了一雙伸出來的手，卡夫卡提出了他對人類的疑問：「他是誰？是一個朋友來幫助他的人類？一個想
人的無援，這是19世紀現代文學的重要主題。拉斯洛就是本世紀接續了19世紀文學傳統的作家，成就了他的文學風格，也造就了緊緊跟隨他的貝拉‧塔爾的影像。國內有電影學者曾藉用高達的電影名言來這樣褒獎貝拉·塔爾：「嚴肅電影始於《聖女貞德蒙難記》，終於《撒旦探戈》。」而在口味挑剔的蘇珊·桑塔格看來，拉斯洛是當代僅有的，與果戈理和梅爾維爾比肩的文學大師。
「在這部小說裡，騙子是最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人，所有渴望活下去的人都麻木、猥瑣、愚蠢，如跑轉輪的老鼠。」拉斯洛毫不掩飾自己對這個世界的失落，並且選擇直面並捕捉那種並不令人愉快的感受：我們與周圍的人隔閡，對歷史無知，對未來迷茫。 「魔鬼」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絕望是唯一可信的答案，人類的一切努力都像與魔鬼的遊戲，只是舞台上，無意義的喧嘩與騷動——對照這個來自莎士比亞的比喻，拉斯洛在《溫克海姆男爵返鄉》裡提供了一個屬於他的版本，「世界只不過是一場由事件構成的癲狂」。
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總結了在美學上與其原著高度同一的電影《撒旦探戈》：“承諾的無效，線性的希望被打破，剩下的是回環往復的時間和人性的永恆泥沼。”
拉斯洛和他的小說是匈牙利歷史的結晶，冷冷地折射著20世紀末期的中歐東歐。
時間流逝了？
許多中國讀者對拉斯洛拗口的全名並不熟悉，但是在匈牙利文學翻譯家餘澤民看來，「我們早就該熟悉他了」。
1954年，作家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的邊境城市久洛市。他從小愛好音樂，23歲就在文學雜誌發表了作品。年輕的時候，他受到青春理想的誘惑，「下鄉」到窮鄉僻壤的圖書館當管理員。他在這裡教一群孩子讀書，不久後，一場火將圖書館燒成灰燼，失業的管理員於是開始寫作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我們不難發現，在喜歡孩子的圖書館員和聲稱人類毫無希望的大師這兩種身份之間，拉斯洛身上有一種溫情與殘忍交織的奇特魅力。
1991年，拉斯洛從烏蘭巴托坐火車到了北京，從此與中國結緣，他寫了一本書《烏蘭巴託的夜》來記錄這次遊歷，隨後開始到處蒐集與中國有關的書，記錄與中國有關的消息，吃中餐，聽京劇。 2008年，基於中國帶給他的靈感，他寫了名為《西王母下凡》的小說。
1998年，因為對李白的狂熱喜愛，拉斯洛規劃了重走李白中國行的路線，在餘澤民的陪同下來到中國，順著李白的遊覽足跡遍訪名山大川，並在這位大詩人踏足過的城市不厭其煩地採訪現代百姓：你對李白瞭解多少？在這位歐洲作家的眼裡，李白是中國古代一位真正具有現代性的詩人，他的《贈汪倫》「比蘭波的情詩還要動人」。而令作家感到無比動人的是，在中國，即便是最底層的人，也能背誦幾句李白的詩。
拉斯洛還有一個好玩的中國名字。拉斯洛的姓氏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在匈語中的意思是“美麗的山丘”， 這個家姓原是一個地名，在現斯洛伐克境內，是一座始建於13世紀的城堡。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曾是匈牙利大貴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領地，2013年被一場「由兩個男孩抽煙引發的大火」燒毀。
於是，一位他所相識的匈牙利漢學家給他起了「好丘」這個名字，「好」這個字有美好和喜好的意思，而「丘」可以是山丘，也可以是孔丘。這個名字可以解釋為“美麗的山丘”，也可以是“喜歡孔夫子”。
拉斯洛一本正經地喜歡這個名字。
說這個趣事，是想告訴讀者諸君，拉斯洛是個很多面向的人。他的作品總體而言冷峻嚴酷，但是據他的中國好友餘澤民描述，作家與人交談時常常帶著陽光的、「裘德洛式的」微笑，他充滿活力，非常溫柔，善解人意，無疑是一個活在這個時代的人。他喜歡iPhone，小說裡的世界也步入了一個有手機的時代，他擁抱西方文學，曾經住在他的文學偶像兼好友艾倫·金斯堡的公寓裡完成他自己的小說《戰爭與戰爭》，但他也批評劇變後的世界。
1987年，拉斯洛離開匈牙利到了德國，在柏林，他住在另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的隔壁。 1989年，柏林圍牆被推倒的時候，拉斯洛並不像他的同胞那樣歡欣，他以一種不無促狹的懷疑看待歷史的重要變化：人人都在期盼一個新世界的來臨，可是你們竟然會相信這個？
「人沒有改變。」他不相信舊有的人能蓋起一個新的匈牙利。人們對新世界毫無芥蒂的擁抱讓他感到疑惑：你們竟然忘了排隊在街上買限量供應的香蕉的日子了嗎？
在一個物質更為豐富、市場更為自由的國家確實被建立起來之後，拉斯洛開始批判它的“初級和乏味”，對金錢的追趕破壞了人們對世界的幻想——這是拉斯洛最重視的東西。
他用相同的視角看待他所鍾愛的中國，也許他要比許多中國人更留戀那個存在於唐詩宋詞裡的古代世界。 2002年，中國正在迎來令世界瞠目結舌的經濟騰飛，但是在拉斯洛的視角當中，他「無法忍受人們投入如此多的力量，以如此難以置信的速度，都僅僅是為了追逐錢」。
歷史和生活都在共享魔鬼的循環，時間流逝了，好像沒有流逝。拉斯洛忠實地傳達了這種感覺，並且我們在觀看貝拉·塔爾的電影、閱讀作家的小說過程當中，會不斷重複這種體會。 2025年，在一個分裂和極化更為顯著、所有變化都在加速的世界裡，諾貝爾文學獎選擇了拉斯洛，這樣一個從過去的世界走來，並寫作過去那個世界的作家，是某種承認：我們仍然需要誠實和嚴肅的文學。
正如拉斯洛在《反抗的憂鬱》扉頁寫下的那短小的一句話：“過去，但並未消逝。”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