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的多元競逐：「兩個東南亞」的計算與政策意涵
近日，澳洲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推出「東南亞影響力指數」（Southeast Asia Influence Index）。其東南亞計畫主任蘇珊娜·巴頓（Susannah Patto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將該指數的核心判斷概括為「兩個東南亞」：一是在經濟與外交上總體更趨向中國的大陸東南亞，二是內部聯結更緊、與多方域外力量協作、在中美之間更明顯採取東南亞的策略。要掌握這套工具的真正價值，關鍵在於對其方法論進行批判性解構、辨識其內在偏見與度量盲區，並理解其無法衡量之處。在此基礎上，才能超越「中美兩強爭霸」的單線敘事，更清楚地掌握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走向。
一、 指數的「量化」邏輯—方法、建構與內在偏差
（1）指數的方法論溯源：從“實力”到“影響力”
「東南亞影響力指數」是洛伊研究所旗艦「亞洲實力指數」（Asia Power Index，API）的延伸與深化，在概念與測量思路上承接了「亞洲實力指數」的核心方法論。該指數透過八個一級維度衡量亞太國家（與地區）的綜合實力，並清楚分成兩大類股：「資源」（Resources）與「影響力」（Influence）。
「東南亞影響力指數」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關鍵的視角轉換。它不再衡量一個外部大國自身的絕對“實力”，而是聚焦於衡量外部夥伴對於區域國家的“相對重要性”。影響力指數定義「影響力」為外部夥伴國「以非軍事手段（non-kinetic means）影響東南亞國家行為的能力」。此指數在方法上清楚區分「影響力的潛力（potential）」與「影響力的施展（exertion）」。報告強調其關注的是“能夠產生影響力的活動”，而非直接評估政策結果。這種方法選擇固然有其現實考量：在外交政策領域，證明特定舉措與最終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幾近不可能，學界長期指出這涉及頑固的「歸因難題」（attribution problem）。
同時，該指數有意回應傳統民調的限制。編制團隊明確摒棄以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等機構常用的精英/公眾“感知”來度量影響力，理由是這易陷入“循環邏輯”——“誰被認為最有影響力，誰便最有影響力”。此類感知指標往往落後，且易受媒體敘事而非客觀事實牽引。為此，指數轉向數據驅動路徑，聚焦可量化的“活動”，以建立較之純感知更為客觀、可審計的評估基座。
具體而言，指數設定了五個主題領域（measures），下設10個子領域，共收集了60個客觀指標資料。這五個領域分別是：1）經濟關係，2）防衛網絡，3）外交關係，4）文化影響，以及5）地區參與。前四項對應傳統的國家力量要素「DIME」（外交、資訊、軍事、經濟）的非軍事方面，而第五項「地區參與」則反映在東協多邊框架下的合作投入。
影響力-領域-次領域-指標測量示意圖來源：洛伊研究所
每個領域又細分為更具體的子指標。例如，經濟關係涵蓋貿易往來、投資流動、自由貿易協定等；防務網絡包括駐軍部署、軍事演訓和武器供應等；外交關係涵蓋外交機構網絡、發展援助和高層互訪頻度等；文化影響則考察媒體信息流動、教育交流和人員往來等；地區參與評估的是參與東盟主導的多邊會議、對東邊援助等情況。
指數的數據主要取自權威來源，透過聚合各項指標計算得出外部夥伴在每個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分數。為便於比較，不同指標的數據經過標準化處理，轉換為0~100的分數範圍；每個主題領域內部各指標先合成為該領域得分，再按設定權重匯總五大領域，得出外部夥伴對某一東南亞國家的總體影響力得分。最後，也可以進一步計算每個外部夥伴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綜合影響力排名。
需要強調的是，各領域的權重分配並非平均，而是反映了課題組對東南亞事務的理解。在整體評分中，「經濟關係」被賦予最高權重（1.5倍）；「防務網絡」和「文化影響」則均為1倍權重；「外交關係」因被視為一種輔助性的影響管道，權重僅0.5；而「地區參與（多邊框架）」權重最小，僅0.25倍。
（2）地區的影響力刻畫：「兩超」多強格局
基於上述方法，「東南亞影響力指數」以視覺化方式刻畫外部國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版圖，整體呈現「兩超多強」的格局。2025年版結果顯示：中國以65.3分居首，美國以64.4分緊追在後，二者差距微弱。
洛伊研究所「東南亞影響力指數」對各東南亞國家主要夥伴重要性的可視化示意圖（局部）。來源：洛伊研究所
日本作為唯一一個在東南亞各國都有較全面存在的中等強國，排名第三位（47.9），明顯領先其他夥伴。而澳洲、印度、韓國等則各有側重，如澳洲在經貿與援助領域存在感較強，韓國在國防領域活躍等，它們的影響力隨國別和領域呈現「補丁式」分佈。歐洲國家和俄羅斯整體影響有限，但在特定領域有「利基」作用：例如英國憑藉英語媒體、教育及歷史聯繫在文化影響方面仍具優勢，俄羅斯則透過對大陸東南亞的武器出口和宣傳平台保持一定存在感。
最值得關注的是，指數證實了「遠親不如近鄰」的道理：從整體來看，東南亞國家彼此之間的影響力總和超過了任何單一域外大國。換言之，對許多東南亞小國而言，來自周邊鄰國的經濟、文化滲透力比中美等大國更為深刻。
指數劃分出兩個緊密的區域網絡：一是湄公河次區域；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內部具有高度的經貿、人員往來和文化關聯；二是馬來群島次區域：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內部往來也十分密切。這兩組鄰國集群在各自內部形成強大的引力場，使得它們在許多指標上彼此的重要性超過了遠方的大國。而菲律賓則被發現是個例外──作為地理上相對孤立的群島國家，菲律賓對東協鄰國的依賴較低，反而更依賴區域外強國的支持。
（3）結構性假設與可能測量偏差
首先，從概念假設上，洛伊研究所明確將「影響力」限定為「透過非軍事手段（non-kinetic means）影響別國行為的能力」。這個定義排除了武力威懾或直接軍事脅迫等「硬實力」手段，而聚焦於和平時期國家間各種互動連結所形成的影響潛能。
這種取向有其現實考量：在當前東南亞，沒有國家受到直接軍事佔領或戰爭脅迫，影響力主要體現為經貿往來、外交斡旋、價值觀輸出等軟硬並濟的「綜合滲透力」。然而，這個定義也蘊含假設──即認為影響力是來自於聯繫，沒有聯繫就幾乎不存在影響。如報告所述，各種雙邊交流、依賴與社會互動本身未必自動改變國家行為，但它們是影響他國的前提條件；反之，若兩國幾乎毫無往來，那可以確定不存在相互影響的管道。
這邏輯看似合理，但也可能低估某些「超常規」影響形式。例如，一個國家即便缺乏經貿往來，仍可透過外交施壓、意識形態號召或國際輿論對他國政策施加影響，只是這類影響力難以量化且未納入指數考量。指數的取徑更偏向「結構性影響力」（structural power）──即日常交往格局中蘊藏的潛移默化影響，而較少涉及「情境性影響」（situational power）──特定事件中非常規的影響手段。
然而，它既未也難以衡量“產出/結果”，即成效衡量指標（Measures of Effectiveness，MOEs）。因而無法回答更關鍵的問題：「這些行動是否實現了預期目標？」——例如演習是否有效嚇阻、貿易是否帶來政策一致性。指數測得的是“能力”，而非“效果”；這構成其方法論與政策可用性之間的一道關鍵分析鴻溝。
其次，在指標選取與權重上，指數的測量邏輯也反映特定偏好。如前文所述，研究團隊賦予經濟關係最高權重，顯然是假定經濟紐帶對東南亞國家政策走向影響最大。這項判決有充分依據：東南亞各國普遍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目標，對貿易、投資、援助等高度敏感，大國在這些方面的投入最容易轉化為影響力。然而，這也意味著指數評價會放大經濟強國的影響地位。
另一方面，指數在跨維度合成時採取了權重和平滑處理，這些技術選擇也會帶來一定偏向。各維度指標數量與計量單位差異可能影響綜合得分的結構。經濟類指標多為連續性數值，樣本豐富且變化相對漸進，因而得分分佈較為平穩且可累積。相較之下，防務合作維度涉及聯盟有無、駐軍存在與否、演習次數等離散事件，文化影響維度部分採用谷歌趨勢等間接代理變數來捕捉輿論與媒體影響——這些指標在量化上更具挑戰，得分可能在低位徘徊，國家間差異也可能被拉平。
更深層地來看，「東南亞影響力指數」的方法論在戰略層面製造了一個困境，即「尖峰型」影響力與「平滑型」影響力之間的選擇，而其聚合過程恰恰抹平了這一關鍵區別。美國的影響力分佈呈現「尖峰型」——在國防和文化等關鍵領域排名第一，但在外交領域卻排名第十，表現極不穩定。中國的分佈則相對「平滑」——在大多數領域，特別是經濟領域，都保持著持續的強勁表現。最終的綜合得分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略姿態視為幾乎等同。
這就引出了一個根本性的戰略問題：對於一個大國而言，是成為少數關鍵盟友在幾個核心領域不可或缺的伙伴，還是成為大多數國家在多數領域的重要夥伴更為有利？在安全危機中，美國的「尖峰」防務網絡可能比中國的「平滑」經濟聯繫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而在常規情境下，中國的影響力形式則更為顯性且更為規整。然而，該指數的設計恰恰掩蓋了這種至關重要的策略質感，這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是一個重大的限制
二、「兩個東南亞」：中美多元競逐？
洛伊研究所指數的結果凸顯出東南亞地區內部存在顯著的分化，而這種分化正是《外交事務》文章所指稱的「兩個東南亞」結構。具體而言，研究者認為，大陸東南亞與海洋東南亞在對外關係取向上呈現出不同趨勢：前者整體上更趨向於中國的引力場，而後者則更強調在中美之間保持機動平衡；其中菲律賓由於所處地緣和安全環境特殊，近年來在海洋國家中率先倒向美國安全同盟軌道。透過指數可以觀察到東南亞各國在外部影響格局上的內部差異，進而理解美國等域外觀察者為何開始調整對於東南亞的政策評估框架。
「東南亞影響指數」中美在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力對比示意圖來源：洛伊研究所
（1）大陸東南亞
中南半島上的東南亞國家在地緣上與中國陸地相連。歷史上高地阻隔中南半島與中國的深度連結；21世紀交通技術與跨國基礎設施打破阻隔。經濟上受中國輻射尤深，指數各項普遍呈現對華高度依賴的特徵。例如，柬埔寨和寮國的最大貿易夥伴、投資來源和援助國均為中國，其外交決策也與中國保持緊密合作；指數中中國在這兩國的經濟影響力指標接近滿分，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得分微乎其微。緬甸在政局動盪下更是日益仰賴中國支持。
泰國和越南作為大陸地區較大的經濟體，情況略為複雜：泰國長期是美國盟友，但自2006年該國政治格局改變後，泰中經貿和軍事聯繫大幅增強，美國在泰國的存在感則相對下降。
越南由於歷史和南海爭端，對中國保持警惕，但經濟上又深度融入中韓供應鏈，對華貿易依存度高，同時積極拓展與美國、日本的安全合作以抗衡中國。從指數來看，中國依然是越南最重要單一夥伴，但日本、韓國以及東協鄰國（尤其泰國）在越南的經貿文化連結中也佔據相當權重。
整體而言，大陸東南亞各國都不同程度上與中國保持緊密關係。這種格局讓外界觀察者產生一個判斷：大陸東南亞正在形成“親華圈”，美國在這一區不僅影響式微，而且策略選擇有限。
（2）海洋東南亞
與之對照，海洋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以及群島型的菲律賓）既不與中國陸地相接，也暫未形成與中國本土的實質陸上連通，其對地緣結構的重塑力度明顯弱於大陸方向。同時，這一帶扼守南海—馬六甲等關鍵航道，天然面向全球海上網絡，因而在對外戰略上更多樣化：在中、美、日、澳等多方力量之間避險。
指數顯示，海洋國家對外部夥伴的依賴並非一邊倒，而是呈現多頭並進的配置。以馬來西亞為例：經貿上充分受益於中國，安全上與美國、新加坡協作，同時歡迎日本與中東資本進入。新加坡則因安全與價值觀考量，更堅定地維持與美國等西方的緊密國防合作，被視為「親美底線」的守護者；同時，它也是中國在東協的最大投資來源國和重要貿易夥伴，體現出高度全球化的「兩手策略」：安全倚美、經貿深耕中國與地區。
印尼作為東協最大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印尼對中國投資和市場有需求，但也對安全問題敏感，近年來加強與日本、美國的國防對話，並主導保持東協中立。所以在指數中，印尼的「影響配方」相當多元：中國、日本在經貿上分庭抗禮，美國在國防和科技上提供支持，澳洲在援助和教育方面貢獻突出，還有鄰近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在投資和文化上舉足輕重。整體來看，海洋東南亞各國傾向「雞蛋分籃」：既深度參與中國主導的區域經濟，也積極維持與美國及其他夥伴的安全與外交關係，不讓自己完全倒向某一陣營。
值得單列討論的是菲律賓。冷戰時期菲律賓是美國緊密盟友，曾經長期駐有美軍基地。近年來在南海爭端和杜特蒂政府時期一度對華靠攏後，自小馬科斯政府上台又顯著回歸美菲安全同盟軌道。菲律賓可謂目前東南亞國家中對美國立場最明確的一個：重新開放多處軍事基地給美軍輪訓，聯合巡航南海，強化《美菲共同防禦條約》適用性等，都顯示其基本傾向美國。
在指數衡量上，菲律賓是少數美國影響力超過中國的東協國家——美國在國防、安全保障及外交支持上的投入，使其在菲律賓的綜合得分領先中國。而菲律賓在經濟上對華雖有一定依賴，但對美、日等也有較大依存，整體更類似某種「混合影響」格局。
菲律賓的走向凸顯了一個事實：海洋地緣的重要性可激發美國盟約網絡的作用。在南海局勢日趨緊張背景下，美國透過同盟機制迅速拉緊與菲律賓的關係，使其在區域博弈中成為製衡中國的關鍵棋子。這進一步加深了海洋與大陸東南亞的戰略分野：大陸國家多數對美安全承諾不感興趣，海洋國家則普遍歡迎美國在區域的存在來保障其在海洋爭端中的博弈籌碼。
指數的「多元化伴隨依賴」結論強調沒有任何一個東協國家完全處於單一強國的勢力範圍，每個國家在不同領域都有多個主要夥伴。即便柬埔寨和寮國這樣被視為「親華」的國家，也各有四個不同的夥伴在至少一項影響力子指標上排名第一。這種多元格局意味著大陸國家也並非鐵板一塊：他們雖然整體親近中國，但仍與其他國家保持一定聯繫與依存，不完全封閉。這為美國等提供了潛在的介入空間：即使在中國影響力看似穩固的大陸東南亞，小國也希望在特定領域尋找其他合作對象，以避免對華過度依賴。
三、美國的新東南亞評估視角及其影響
上述架構對於觀察美國制定和評估其東南亞政策，有著重要的結構性啟示。長期以來，美國習慣將東南亞視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往往寄望透過區域多邊架構統籌推進全區的政策。然而，「兩個東南亞」現實表明，一刀切的區域政策難以奏效，美國可能將更加細分化、針對性地制定戰略。
澳洲洛伊研究所東南亞計畫主任蘇珊娜·巴頓在《外交事務》上刊文，提出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下存在「兩個東南亞」 來源：Foreign Affairs
在政策評估框架上，這意味著，美國或將重新審視大陸東南亞策略。面對大陸國家紛紛向中國傾斜的情況，美國可能調整預期，重點區分其中的可競爭者與難作為者。 《外交事務》的分析建議美國「更加重視泰國」並鞏固與越南的關係。因為泰國和越南是大陸陣營中少數對華態度搖擺、且對美仍有歷史或戰略聯繫的國家：作者認為泰國曾是美盟友，越南視中國為主要安全威脅。鞏固這“兩翼”，可在大陸內部形成牽制中國影響的支點。
相反，對於柬埔寨、寮國、緬甸這些與中國關係更緊密的國家，美國或許在短期內不會投入過多資源試圖扭轉（除非出現重大政局變化），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保持與泰、越的國防與經濟合作上，以防止整個中南半島徹底「倒向北京」。
這一想法其實已在發生：近年來美國恢復對泰軍售、邀請泰參加多邊軍演，加強與越南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等，都是在大陸區域「搶救」關係的體現。作者認為，美國應避免因一些分歧過度懲罰泰國，以免推向中國。美方評估架構因此會更加註意大陸國家內部的異質性，而非簡單視整個中南半島為中國的勢力範圍。
海洋國家相對開放的格局為美國提供了天然機會。蘇珊娜·巴頓認為，美澳日等可以在這一區加強與「志同道合國家」的小多邊安全合作。例如，「四方安全對話」（Quad）雖為非正式聯盟，但在東南亞的海洋安全、基礎設施等議題上正尋求與印尼、菲律賓等合作。指數顯示日本在該區域影響力僅次於中美且遍及各國，澳洲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東帝汶等也有深厚連結。美國若整合這些盟友資源，便能在海洋東南亞形成集體影響力的更大合力。
這也印證了指數所強調的：區域內沒有那一家獨大，多元參與是現實。對美國而言，與其單打獨鬥，不如與日澳等協調對東南亞的經濟支持、軍備援助和外交協調，共同提昇在該地區的存在感。特別是對於尚未明確選邊的馬來西亞、印尼，美國評估策略時會更強調尊重其自主性和多元需求，提供有別於中國的選擇但不強迫陣營表態。
「兩個東南亞」的分化使得東協整體在大國競爭中顯得立場模糊、內部不一。美國意識到單純依賴東協參與機制可能難有實效，因此其評估架構將更注重多層次、多管道的介入。一方面，繼續尊重和利用東協平台來宣示政策，但同時不會將希望僅寄託於東協統一行動；另一方面，更積極地發展次區域機制，如針對湄公河流域的“美國-湄公河夥伴關係”，以及面向海洋國家的三邊或四邊安全對話。
這體現出美國政策思維或從「一元」轉變為「網格化」。根據東南亞內部的不同類股，編織出相應的合作網絡。美國或將在海洋東南亞建構馬六甲海峽安全合作網絡；在大陸東南亞則透過湄公河機制來介入。
最後，從認知框架上，美國對東南亞情勢評估已開始採納更具結構性的視角。以往流行的簡單敘事是“美國在東南亞節中失利，中國節節勝利”，但越來越多美國學者呼籲更細膩的分析。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努爾（Elina Noor）曾批評將東南亞簡化為大國角力場是“懶惰的老套”；亞洲基金會的托馬斯·帕克斯（Thomas Parks）則強調東南亞正經歷“多極夥伴湧入”，不是新冷戰式的二元對抗。
洛伊研究所指數的問世，正提供了客觀依據去支撐這種更複雜的敘事。它證實了“中國在東南亞影響領先，但並非一邊倒”，也表明“美國並非全面潰退，只是在部分領域落後”。可以預見，隨著這類指數研究的影響擴大，美國政策圈對於東南亞的討論會更加區域內部差異敏感，不再籠統談論“東盟立場”或“東南亞倒向誰”，而是具體分析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各自的態勢軌跡。
對中國而言，「東南亞影響力指數」為理解區域競爭提供了有用座標，也提示度量與敘事中的偏差與陷阱。更重要的是把它當作校準器：既正視中美在不同「賽道」的錯位領先，不為「總分」牽引；也細察東南亞內部的類股差異與子區域邏輯，按國別與議題精細化評估。在此基礎上，推動在地知識生產與方法創新，建構不依附於西方中心典範的地區政策與情境評估框架，提升概念與指標的「話語自主」。只有這樣，才能越過「兩個東南亞」的表層敘事，掌握該地區多維度、分層次的真實脈動，為穩健有效的區域政策奠定更堅實的分析底座。(上海美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