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戰略競爭”等詞彙，定義了全球對中美關係的觀察視角。華盛頓的政策圈、智庫與媒體，共同建構了一個敘事：一個崛起的中國與一個守成的美國，其結構性矛盾註定將走向長期且全方位的對抗。
然而，就在這股對抗聲浪看似達到頂峰之際，美國民眾的心態，卻發生了一場“大逆轉”……
最近，美國獨立智庫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於2025年10月28日發佈了一份權威調查報告《美國人逆轉對中美競爭的立場》（Americans Reverse Course on US-China Competition），調查顯示，歷經數年急劇惡化的態勢後，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正出現顯著的“逆轉”。
超過半數的美國人（53%）開始傾向於對華“友好合作與接觸”，這是自2019年以來首次出現多數人支援合作的局面。
但，這一戲劇性的轉變背後，究竟是那些力量在推動？
是選民對關稅戰的經濟陣痛感到疲憊，還是對持續升級的地緣政治對抗產生了厭倦？這又將如何影響未來美國的對華政策走向？
01. 資料深潛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這份報告，基於的是今年7月至10月間對超過2000名美國成年人的抽樣調查，報告描繪了一幅遠比“合作意願上升”更為複雜的圖景。
我們可以概括為“一個轉向，兩大分裂”。
一個核心轉向：合作意願的強勢回歸
如前所述，53%的美國人支援“友好合作與接觸”，而支援“限制中國崛起”或“積極對抗”的比例相應萎縮。
同時，將中國視為對美國切身利益的“關鍵威脅”的受訪者比例，從2023年的58%降至50%。
相應地，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溫度計”讀數從2024年24分的歷史冰點回升至35分，達到了2020年疫情前的水平。
這一轉變的驅動力主要來自民主黨陣營（下圖中的藍色線段）——
高達66%的民主黨人持合作立場，一年內激增19個百分點。這標誌著民主黨選民在對華政策上的立場已高度清晰化，與黨內建制派尋求“可控競爭”而非“全面對抗”的聲音形成共振。
第一大分裂：貿易與安全關聯性的認知鴻溝
在“中美貿易是否削弱美國國家安全”這一關鍵問題上，美國社會幾乎一分為二：48%認為削弱，47%認為加強。這徹底擊碎了此前“對華強硬”的跨黨派共識。
深入看，這是兩條背道而馳的黨派曲線：
民主黨人（60%） 已成為“貿易促進安全”論的信徒，他們更相信經濟相互依存能降低衝突風險，並看好美國在開放競爭中的韌性。
共和黨人（63%） 則堅守“貿易即依賴，依賴即脆弱”的經濟民族主義邏輯，視對華貿易為國家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二大分裂：政策工具（關稅）的“目的”與“手段”之辯
在具體政策工具上，美國民眾展現了驚人的務實主義與戰略靈活性。
一方面是原則性反對：
多數美國人（54%）反對單純“提高對華關稅”，民主黨的反對率高達81%。這表明經過幾年的貿易戰，許多民眾已切身感受到關稅帶來的通膨壓力和生活成本上升。
另外一方面是策略性支援：
這體現在，當關稅被置於一個“交易”框架內時，情況就會截然不同。高達66%的美國人（包括73%民主黨人、63%共和黨人）支援“降低美國關稅以換取中國削減對美貿易順差”。
這也說明，
美國民眾真正反對的是那種不分青紅皂白、沒有任何實際回報的對抗方式，而不是那種經過仔細規劃、目的是換取真正好處的聰明外交談判。
02. 為何美國民意在此時逆轉？
這場民意的“大逆轉”並非偶然，它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是美國社會在經曆數年激烈對抗後的反思與調整——
首先是經濟帳本：廚房餐桌最終戰勝了地緣政治。
對於普通美國家庭而言，抽象的地緣政治競爭遠不如超市帳單來得真實。持續數年的對華關稅戰，其成本已通過更高的物價傳導至每個消費者。從電子產品、服裝到家用電器，通膨的壓力讓許多人開始重新權衡對抗的代價。
民眾支援的，是一種“精明務實”（Hardheaded Pragmatism）的對華政策，即以合作降低生活成本，以談判換取實際經濟利益。
其二，“對抗疲勞”與危機優先順序的轉移。
長期處於“極限競爭”的動員狀態勢必會帶來社會心理疲勞。
當俄烏戰爭、中東動盪等其他國際危機持續吸引注意力，當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經濟穩定等跨國挑戰日益緊迫，美國民眾可能意識到，將一個資源無限的超級大國完全定義為“敵人”，並與之在所有領域“脫鉤”，既不現實，也無必要。
特別是當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經濟焦慮、社會撕裂等問題日益突出時，一個遙遠的外部對手對普通人的吸引力自然會下降。
報告作者卡福拉明確指出：美國人正將目光從外部轉向內部。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中國的做法，其邊際效用正在遞減。
其三，商業精英的遊說與地方州的利益驅動
儘管華盛頓的政治話語充滿火藥味，但美國商界，特別是農業州、科技企業及依賴全球供應鏈的製造業，從未停止在幕後推動關係緩和。
各州州長（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率貿易代表團訪華的消息時常見諸報端，他們關心的是本州的就業、農民的出口和企業的利潤。
這種自下而上的經濟壓力，通過選區政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選民的感知和立場。
最後，是對華認知的“去妖魔化”。
隨著時間推移，一些過於簡化的“中國威脅論”敘事開始受到審視。
更多學者、前官員和媒體人開始發出聲音，強調需要區分“競爭”與“敵對”，需要在一個複雜、多維的中國與一個漫畫式的“反派”中國之間做出選擇。
這種更為精細（nuanced）的公共討論，尤其在高等教育群體和自由派媒體中傳播，為合作論的回歸提供了思想基礎。
03. 不變的紅線
儘管出現了合作的呼聲，但這絕不意味著美國將回到21世紀初的全面“接觸”戰略。在某些核心利益領域，兩黨的共識依然堅如磐石，為未來的對華政策劃定了清晰的“紅線”。
避免軍事衝突是最高共識：
62%的受訪者認為避免與中國的軍事衝突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標，在民主黨內這一比例更是高達71%。
也就是說，無論競爭如何激烈，管控危機、避免擦槍走火是美國社會壓倒性的共同願望。
維持科技領先優勢：
58%的美國人認為保持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優勢至關重要。高達68%的民眾支援禁止向中國出售敏感高科技產品，這在兩黨中都獲得了高度支援。
這意味著，科技領域的“脫鉤”或“去風險化”仍將是未來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支柱。
拒絕中國的勢力範圍：
高達82%的民眾反對允許中國在亞洲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一比例在兩黨及獨立選民中均超過80%。
這反映了美國維護其在印太地區主導地位和聯盟體系的深層戰略決心。
這些不變的“紅線”告訴我們，
美國民意的轉變是策略性的，而非戰略性的。
公眾尋求的是一種“有管理的競爭”，即在保持關鍵領域優勢和戰略底線的同時，通過合作與接觸來降低風險、尋求共贏，而非一場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04. 這對中美關係以及世界穩定意味著什麼？
這份報告不僅是美國國內輿論的風向標，更可能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1. 對白宮決策者的雙重訊號
對於現任或未來的美國政府而言，這份民調傳遞了複雜且雙重的訊號。一方面，民意轉向為政府採取更多外交接觸、重啟對話、甚至在關稅問題上進行談判創造了政治空間。
所以報告的結論樂觀地認為，
“一個準備好重新接觸的公眾可能會為創造性的外交創造空間”。
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黨派分歧和在關鍵議題上的強硬共識，
也極大地限制了政策的調整範圍。
因此，未來的美國對華政策很可能呈現一種“鐘擺”形態——
在言辭和姿態上更強調“護欄”和“管控”，在行動上則繼續推進關鍵領域的科技限制和戰略威懾，同時在氣候變化、全球健康等領域尋求有限度的合作。
2. 對中國而言的機遇與挑戰
正如作者卡福拉所言，這些跡象至少說明，通過加強外交接觸仍可能找到新的機會。美國民眾對經濟合作的務實態度，特別是對互惠削減關稅的開放性，為打破當前經貿僵局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突破口。
然而，挑戰依然嚴峻。
美國民眾對中國整體的好感度仍然處於低位，中國需要精準識別美國社會內部的“合作派”，並以建設性的姿態回應其關切，同時也要對那些兩黨共識的“紅線”區域保持清醒認識和戰略定力。
3. 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美國民意的這一轉變，可能會讓長期在其強硬對華立場下感到壓力的盟友（如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鬆一口氣。許多國家本就不願在美中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它們更樂見一種競爭與合作並存的穩定關係。
若華盛頓能將這種民意趨勢轉化為更靈活、更具可預測性的外交政策，將有助於穩定全球秩序，避免世界滑向兩個對立陣營。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這份報告，透視了後川普時代美國社會對華心態的複雜肌理。它所揭示的“大逆轉”，其實是通往一個更加現實和理性的“競爭共存”新階段。
美國民眾似乎正在從一場關於“是否要與中國競爭”的辯論，
轉向一場關於“如何與中國競爭”的更深度思考。
對於政策制定者、市場參與者以及所有關心這一全球最重要雙邊關係的人來說，讀懂並適應這一深刻轉變，將是未來數年內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這場民意的靜悄悄革命，其後續影響，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