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的預言與多極世界中的中美競爭

凱恩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盪埋下了種子。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1919年）至今仍是現代史上對戰後解決方案最具先見之明的評論之一。他在書中警告稱，當勝利者不再有謙遜的意識時，勝利就會將自己掏空。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盪埋下了種子。這個國家一旦被剝奪尊嚴和希望，就不會長期順從強加給它的秩序。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其前提是一種包容而非排斥的架構。用今天的話說，它拒絕針對外部國家的集團，尋求將國家關係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和平理念之上。

一個世紀後，隨著西方500年殖民和帝國統治時代明顯衰落，凱恩斯的警告再次迴響。由於西方政治在烏克蘭戰略失敗及未能遏制中國崛起，西方主導的單極秩序崩潰加速，這不僅標誌著權力的重新分配，也標誌著道德和思想合法性的危機。長期以來，歐洲和後來的美國習慣於按自身形象塑造世界，如今發現自己亂了方寸，無法適應一個不再接受它們例外論的世界。

西方也經歷過這種情況，儘管是以不同方式。1991年蘇聯解體時，美國及其盟友不僅宣稱冷戰勝利，而且宣佈“歷史終結”。美國進入所謂單極時代，認為其主要競爭對手的崩潰表明，自由資本主義和美國主導地位不僅代表勝利，而且將普遍存在、永遠持續。沒有寬宏大量，而是傲慢自大。我們沒有包容，而是擴張。機會尚在時，西方沒有尋求將俄羅斯納入共同安全和經濟架構，而是擴大自己的架構，不斷向東推進北約，並將“促進民主”論調作為戰略滲透的工具。

在2023年出版的《死於劍下》一書裡，作者莫妮卡·達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和西迪塔·庫希（Sidita Kushi）指出，在這30年的單極主導時期，美國平均每年進行的軍事干預比其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多。冷戰結束並沒有帶來和平紅利，反而帶來了軍事行動主義的膨脹，從巴爾幹半島蔓延到中東，從中亞蔓延到北非。華盛頓將主導地位誤認為刀槍不入，將權力誤認為美德。它無法想像這樣一個世界，即自己是眾多國家之一、而非全球事務的唯一仲裁者。用凱恩斯主義的術語說，這就像全球範圍的《凡爾賽條約》，勝利者將統治誤認為穩定，並在此過程中種下自身毀滅的種子。

如今，後果顯而易見。“政治西方”的道德權威支離破碎，其金融和安全架構岌岌可危，其普遍繁榮的承諾被揭穿為自私自利的神話。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戰爭，制裁和金融的武器化，主權和人權的雙重標準，這些都侵蝕了人們對西方模式的信任，並迫使全球南方國家紛紛尋求替代方案。單極時代非但沒有鞏固和平，反而製造了一個長期衝突和疏離的世界。

對於崛起的大國，包括中國、俄羅斯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南方，如今面臨的誘惑是用它們特有的必勝信念來應對西方衰落。打個比方，就是“踩住它們的喉嚨”。然而歷史告訴我們要克制。凱恩斯的教導是，羞辱滋生怨恨，怨恨滋生衝突。一個公正穩定的新秩序不可能來自報復，它必須來自慷慨和戰略耐心。

迄今為止，中國和全球南方大部分國家似乎已內化了這一教導。它們沒有強加或懲罰，而是尋求賦能，建構一個擴大而非縮小參與、融合而非孤立的多極體系。“一帶一路”、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等倡議背後的願望，不是用另一種霸權取代西方霸權，而是要消解主導世界這一邏輯本身，建立一個共存、共同發展的世界。這就是踐行寬宏大量，以謙遜而非傲慢的方式運用權力。

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是當代另一個例證。中國已表明，它不再屈從於西方的擺佈。美國2025年4月2日啟動“解放日”關稅時，中國針鋒相對地予以回擊。美國被迫與中國達成緩和，為談判鋪平了道路，中國在談判中逐漸確立了與美國比肩的地位。 (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