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萬高鐵債務我負責”：普拉博沃一句話，道破印尼現代化的心酸真相

【導讀】近期，雅萬高鐵的債務問題在印尼國內愈演愈烈，印尼民眾認為其債務高達70億美元，且每年利息近2兆印尼盾（約合1.3億美元），是全民沉重的負擔。對此，總統普拉博沃親自表態，稱其將對高鐵債務全權負責，並強調會將雅萬高鐵進行外延，不僅到泗水，還要到外南夢，引發全球關注。

本文認為，雅萬高鐵背後根本的問題是開發中國家追求現代化的權利與現實條件之間的張力。雅萬高鐵的財務困境有著多重原因，如配套設施建設的嚴重滯後，管理上存在嚴重短板，這些規劃與現實的落差才是財務壓力的結構性根源。

作者強調，應將本次危機視為現代化路徑中的過渡性挑戰和學習成本。關鍵在於吸取經驗教訓，探索適合自己的模式。而對於中國來說，重要的啟示是單純地輸出資本和技術是不足夠的。新的合作模式應延伸至項目建設完成後的營運階段。這對於中國在東南亞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

本文系2025年度廣東省社科聯青年學術工作坊“從萬隆精神到數字互聯：廣東推進中印尼新時代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25GDF05）的階段成果，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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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48期  總第248期

雅萬高鐵困局：一場關於現代化的東南亞實驗

2023年10月的雅加達，陽光熾烈，濕熱的空氣中瀰漫著熱帶城市特有的喧囂。當印尼前總統佐科與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共同為雅加達—萬隆高速鐵路剪綵時，這條東南亞首條高鐵承載的不僅是兩國領導人的政治願景，更是一個擁有2.8億人口的群島國家對現代化的渴望。時速350公里的列車將兩地通勤時間從3小時壓縮至40分鐘，技術轉移培養了印尼本地工程師隊伍，沿線經濟帶開始成形。那一刻，印尼人臉上洋溢的自豪感，與十幾年前中國高鐵通車時中國人的興奮如出一轍。

然而不到兩年，印尼官方媒體安塔拉通訊社10月底發表的一篇長文，卻坦誠地揭開了這個“明星項目”背後令人不安的財務真相：72億美元的建設成本、每年近2兆印尼盾的利息負擔、2025年上半年1.6兆印尼盾的虧損以及低於預期的客流量。這迅速在雅加達政治圈引發震盪。新任總統普拉博沃上台後立即指示經濟團隊研究解決方案並且近日豪氣承諾：“別吵吵了，雅萬高鐵債務我負責！延長線不僅到泗水，還要到外南夢。”；財政部長普爾巴亞則公開反對動用國庫，主張由主權財富基金達南塔拉以企業間方式解決；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盧胡特拋出“將債務償還期限延長至60年”的提議。內閣高層的公開分歧，暴露出印尼政府在這場財務危機面前的焦慮與分裂。

更耐人尋味的是前總統佐科的表態。這位雅萬高鐵最堅定的推動者，在項目陷入困境後依然強調“高鐵是帶來社會效益的投資而非負擔”，要求從減少擁堵、降低污染等社會收益角度衡量其價值。這既是對自己政治遺產的維護，也折射出開發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理性與政治雄心之間的深刻矛盾。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失敗故事。它折射出的，是開發中國家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深刻張力；是“一帶一路”倡議進入第二個十年後，中國基建出海模式面臨的現實主義轉向；更是關於“什麼樣的現代化才適合我們”這一命題，在東南亞熱帶雨林中的又一次艱難實驗。

▍一個車站的隱喻：當高鐵遇上“最後一公里”

今年年初，我專程前往印尼調研雅萬高鐵。從雅加達哈利姆站登上列車，車廂內部的設計、座椅的舒適度、運行的平穩性，幾乎與中國高鐵沒有區別。40分鐘後，列車抵達萬隆的德加盧瓦爾站，這座現代化的車站矗立在萬隆城郊，玻璃幕牆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但真正的問題，從這裡才剛剛開始。

車站外，我遇到了一對剛下車的印尼年輕夫婦。他們興致勃勃地在車站前拍照，這裡已經成了網紅打卡地。但當我問起接下來如何前往市中心時，他們無奈地笑了。“還要坐一個多小時的車。”丈夫無奈地說，“如果算上打車等待時間和雅加達市區的堵車，其實花的時間是高鐵執行階段間的三四倍。”

這就是雅萬高鐵面臨的最尷尬困境，即“最後一公里”的缺失。德加盧瓦爾車站距離萬隆市中心較遠，而印尼政府承諾的配套交通，輕軌接駁、公車專線、計程車站點，至今未能同步建成。乘客需要額外花費30-40分鐘才能到達市中心，高鐵的時間優勢被大幅抵消。很多印尼人開始抱怨：“你去坐Whoosh花的時間是Whoosh執行階段間的四五倍。”

這種“重建設、輕配套”的思維，暴露出的不僅是技術層面的規劃失誤，更是發展觀念的錯位。在印尼決策者看來，高鐵本身就是現代化的象徵，就像一座可以立刻展示給世界的紀念碑。但現代化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商品，它是一個需要無數細節支撐的系統工程。台灣高鐵在規劃階段就將車站選址、接駁交通、停車設施作為整體系統考慮，確保了通車即能發揮效益。印尼在這方面的經驗不足和執行不力，讓這條高鐵，目前像是一座美麗卻略顯孤獨的工程奇蹟。

2024年全年600萬人次的實際客流遠低於預期，年毛收入不足1.5兆印尼盾，難以覆蓋近2兆印尼盾的年利息支出。這種落差的根本原因在於，印尼低估了市場培育的時間成本。高鐵作為新型交通方式，需要通過票價優惠、服務最佳化、品牌推廣逐步改變民眾的出行習慣。日本新幹線通車初期也面臨類似問題，通過持續的市場教育和服務改進，用了近五年時間才建立起穩定的客源基礎。但對於急需政績、任期有限的印尼政客來說，五年的等待似乎過於漫長。

▍誰的債務陷阱？一場被誤讀的商業調整

雅萬高鐵的財務壓力，在西方輿論中很快被貼上了“債務陷阱”的標籤。但如果我們仔細審視融資結構，會發現真相遠比標籤複雜。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提供了75%的貸款，利率和期限符合國際商業慣例。這一點常常被忽視，印尼方選擇中國融資方案，是因為西方金融機構和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提出的條件更為苛刻，或者乾脆拒絕為項目提供融資。將財務壓力歸咎於“中國貸款條件苛刻”是不符合事實的。真正的問題在於，印尼國企印尼國家鐵路公司作為項目主體，在營運管理、成本控制、市場開發上的能力與高鐵這一複雜系統的要求之間，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項目成本從60億美元增至72億美元，20%的超支幅度在大型基建項目中並不罕見。土地徵用困難、設計變更頻繁、材料價格波動、疫情影響固然是客觀因素，但印尼方在項目管理上的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中方承包商按照國際標準施工，但印尼方在審批流程、協調機制、監督體繫上的低效，導致了不必要的延期和成本增加。這暴露出印尼在承接大型基建項目時，制度能力建設滯後於硬體需求的結構性矛盾。

印尼政府向中國提出債務重組，延長還款期限、降低利率或提供寬限期，這在國際輿論中被一些人渲染為“債務陷阱”的證據。但實際上，債務重組是大型基建項目融資中的常規操作。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顯示，新興經濟體的基建項目約有30-40%在營運初期需要進行某種形式的債務調整。原因包括建設周期延長、市場需求波動、匯率變化、政策調整等。日本在海外基建項目中也多次進行債務重組，包括越南的南北高速公路項目。關鍵在於，重組應基於透明的財務資料、獨立的第三方評估和雙方的平等協商。

令人欣慰的是，印尼官方的文章展現出難得的自我反思精神。文章坦承“項目規劃過於樂觀”、“配套交通連接不理想”、“治理能力需要提升”，這種態度為債務重組談判奠定了建設性基礎。更重要的是，印尼提出了具體的改進方案：加快建設車站周邊的商業開發區域、引入預測性維護技術降低營運成本、推動與其他交通方式的無縫銜接、改革印尼國家鐵路公司的治理結構。如果這些措施能夠落實，雅萬高鐵的財務狀況有望在3-5年內顯著改善。

債務重組的實質是雙方基於新的市場資訊，對原有合同條款進行調整，使項目從“短期虧損”轉向“長期盈利”。這不是“債務陷阱”，而是“債務管理”；不是“救援行動”，而是“商業調整”。將這一正常的商業行為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於問題解決。

▍萬隆的記憶：為什麼是高鐵?

在德加盧瓦爾車站，我遠眺著萬隆老城的方向。這座城市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近70年前，周恩來總理曾在這裡出席著名的亞非會議，提出了“求同存異”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地還保留著會議遺址，已經成為印尼重要的歷史文化景點。雅加達到萬隆這座高鐵，一頭連著國際知名的現代化都市，一頭連著對南南合作和開發中國家崛起產生深遠影響的古城。兩者的連接本身極具象徵意義。

我在路上思考的問題是，印尼為什麼要建一座高鐵？從純粹的經濟理性出發，這個項目的投資回報周期可能長達數十年。印尼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高鐵票價對於普通民眾來說相對昂貴。即便政府推出優惠活動，票價比正常時期還低一些，但客流量依然無法與中國高鐵相比。那麼，是什麼驅動著印尼領導人堅持推進這個項目？

答案似乎超越了經濟帳本，指向更深層的民族心理需求，一個崛起中的新興經濟體需要現代化的象徵，以此激發民族自豪感和奮鬥精神。在印尼，雅萬高鐵是當之無愧的“國家工程”，其象徵意義超越單純的經濟考慮。我跟當地的年輕人交談，他們看到高鐵活生生地在自己國家建設起來了，那種洋溢在臉上的自豪感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一位在萬隆工作的年輕工程師告訴我：“我的父母那一代人，從來沒想過印尼會有高鐵。現在我們有了，這說明印尼也在進步，我們也能做到發達國家才有的東西。”

2022年印尼的人均GDP其實和2007年中國的人均GDP相差不大，中國高鐵建設也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迅速提升的。印尼目前的經濟增速大概是年均5%，比中南半島國家7%的增速略低了些，但仍顯著高於世界平均3%的水平。對於要做地區大國的印尼而言，通過高鐵建設推動大市場的建設，讓現代化大都市的知識、思想和國際連結更好地惠及周邊地區，也是加快國家發展的重要步驟。

但這種民族自豪感能否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效益，仍然是一個問號。雅萬高鐵揭示了一個開發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根本困境：發展權的正當性與現實能力之間的張力。印尼作為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全球最大的群島國家，有權利選擇符合自身需要的發展路徑。批評印尼“不應該建高鐵”、“應該先發展公共交通”，實際上是一種家長式的傲慢。但發展權的正當性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客觀規律。高鐵作為複雜的技術系統，對規劃能力、制度環境、市場條件都有很高要求。印尼在這些方面的準備不足，導致了今天的財務壓力。

▍東京的經驗：從交鑰匙到全周期

2015年，我曾在印尼智庫CSIS做訪問學者。為了更好地理解雅萬高鐵的困境，我專門到訪了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駐馬來西亞辦事處。走進JETRO的辦公室，牆上掛滿了東南亞各國的詳細地圖，桌上堆放著厚厚的市場調研報告。這些報告蒐集了極其細緻的東南亞國別資訊，從不同城市、不同管理層級的工資水平，到企業在不同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應有盡有。

JETRO的一位資深顧問告訴我，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的經營已經有幾代人的積累。“我們在雅加達、曼谷這些大城市，已經出現了二代、三代為日企工作的本地員工。”他指著辦公室裡的一位馬來西亞華裔同事說，“他的父親就在索尼工作了三十年。”這種深耕細作的態度，正是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站穩腳跟的關鍵。

日本東日本旅客鐵道公司（JR East）的經驗尤其值得借鑑。該公司35%的利潤來自車站周邊的商業地產、零售業務和廣告收入，而不僅僅依賴車票收入。中國香港地鐵（MTR）更是將這一模式做到極致，通過“軌道+物業”實現了持續盈利，成為全球少數幾個不依賴政府補貼的地鐵系統之一。台灣高鐵也通過車站特區開發，逐步改善了財務狀況。

印尼官方寄希望於類似的車站周邊商業開發來彌補營運虧損，這一思路本身是正確的。雅萬高鐵沿線的哈利姆、卡拉旺、巴達拉朗、德加盧瓦爾等車站周邊，確實具備開發的潛力。隨著雅加達和萬隆城市圈的持續發展，這些區域的土地價值正在上升。問題的關鍵在於執行能力。

印尼必須避免兩個陷阱：一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和尋租衝動，導致規劃混亂和開發無序；二是過度金融化，將商業開發變成新一輪的房地產投機，最終留下空置的樓宇和新的債務。更現實的路徑是漸進式開發：先從最具商業價值的哈利姆站開始，引入成熟的營運商，打造成功案例後再逐步推廣。同時，開發不應侷限於商業地產，還應包括產業園區、物流中心、會展設施等多元業態，形成真正的經濟增長極。

這也意味著中國基建出海模式需要一次深刻的轉型。過去的模式側重於工程建設，項目完工後交給東道國自主營運。雅萬高鐵揭示了這種模式的侷限：許多開發中國家在建設能力上可以通過技術引進快速提升，但營運管理能力的培養需要更長時間。新的合作模式應該延伸到營運階段，中方不僅提供技術培訓，還可以在保障東道國主體性的基礎上，通過合資公司、管理輸出、收益分成等方式，參與項目營運。這既能保障項目的經濟效益，也能加速東道國營運能力的提升。

▍從挫折到成熟：一條尚未走完的路

在雅加達即將離開的那個傍晚，我再次來到哈利姆車站。夕陽西下，橙紅色的光暈灑在車站的玻璃幕牆上，幾位印尼年輕人正在車站前自拍，臉上洋溢著燦爛的笑容。他們也許不知道，這座讓他們自豪的高鐵正面臨著嚴峻的財務壓力，也不知道雅加達的官員們正為解決方案爭吵不休。

但這種“不知情”，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智慧。發展從來不是一條筆直的道路，任何國家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都會交學費。關鍵是能否從挫折中總結經驗、完善機制。印尼如果能夠以雅萬高鐵為契機，系統提升基建項目的規劃、執行、營運能力，那麼這些短期成本就是值得的長期投資。

債務重組談判的啟動，恰恰體現了這種務實轉向。儘管印尼內閣在解決方案上存在分歧，但所有人都承認問題必須正視。主權財富基金達南塔拉確認談判正在進行，目標不是短期止血而是全面改革，涉及償還期限、利率水平、幣種選擇等核心條款。這種建設性姿態，比任何華麗的宣言都更有價值。雙方沒有相互指責，沒有推卸責任，而是坦誠面對問題，共同尋找出路。

佐科強調雅萬高鐵應從社會效益而非財務報表來評判，這個論點不無道理。基礎設施投資本就具有外部性，減少的交通擁堵、降低的碳排放、催化的區域發展，這些收益難以用資產負債表衡量。中國高鐵前期同樣虧損嚴重，但如今已成為國民經濟的大動脈。問題在於，社會效益需要時間積累，而債務危機需要即刻應對。如何在長期願景與短期壓力之間找到平衡，考驗的是印尼政府的治理智慧。

雅萬高鐵的財務困境，是中國與東南亞深化基建合作過程中的一次重要調適。它提醒雙方：大型基建項目不是簡單的工程交易，而是涉及規劃、融資、建設、營運、社會影響的複雜系統工程；國際合作不能只看短期政治效應，還要考慮長期經濟可持續性；技術輸出必須與能力建設相結合，否則再好的硬體也難以發揮效益。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雅萬高鐵債務重組是“一帶一路”倡議從理念走向成熟的標誌性事件。早期階段，各方對合作充滿熱情但經驗不足，難免出現規劃不周、執行偏差、預期落空的情況。現在，經過近十年的實踐，中國和合作夥伴都積累了足夠的經驗教訓，開始以更加務實、審慎、專業的態度推進項目。這種轉變不是退縮，而是進步；不是失敗，而是成熟。

雅萬高鐵也提示我們，現代化沒有唯一範本。中國的高鐵成功建立在特定的國情基礎上：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完整的產業鏈、巨大的國內市場、持續的財政支援。印尼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如果照搬中國模式必然水土不服。但這不意味著印尼應該放棄高鐵，而是應該探索適合自己的模式，也許償還期限需要更長，也許票價需要更靈活，也許政府兜底的範圍需要更明確。現代化的目標是一致的，但路徑可以也應該是多樣化的。

如果中印尼能夠通過雅萬高鐵的調整，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建合作新機制，那麼72億美元的投資和當前的財務壓力，都將被證明是通往更高水平合作的必要學費。畢竟，沒有那條通往繁榮的道路是筆直平坦的。重要的不是避免所有挫折，而是有能力從挫折中學習，將經驗轉化為智慧，將教訓轉化為制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雅萬高鐵的故事還遠未結束。它的下半場，關於債務重組如何達成、營運效率如何提升、商業模式如何落地，將比上半場更加值得期待。而這個故事的最終意義，不在於一條高鐵的成敗，而在於它能否為全球南方國家的互利合作，提供一個可資借鑑的範本。那些在哈利姆車站自拍的年輕人，終有一天會明白，他們今天引以為傲的這條高鐵，背後承載的遠不止速度與便利，更是一代人關於現代化的理想、掙扎與成長。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