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發現了。
這兩年,送外賣的女騎手越來越多。
2022-2024年,僅僅美團一個平台,女性騎手數量從51.7萬飆升至70.1萬,35.6%的增速足足是行業整體(19.3%)的1.8倍。
以前10個外賣員裡最多一個女生,現在每增加100個外賣員就有35個女生。
2025年,全國外賣騎手總數約1400萬人,其中女性佔比已高達24.3%。
不僅僅是外賣行業,網約車女司機也多得離譜。
滴滴的資料,2023年女司機才60萬,2024年就超過105萬,暴增了75%。
今年只多不少。
快遞行業也差不多。2024年全國女性快遞員數量已超過105萬人,比2023年多45萬人。
同樣的,今年只會多不會更少。
……
按理來說,送外賣、送快遞、跑滴滴,這類鐵人三項的工作並不適合女性。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體力跟不上,大多數人寧願當個服務員、進流水線計件,少賺點也不會來拚命。
但在現實面前,理論是可以失效的。
80年代,日本人集體做了一場美夢。
在那個夢裡,消費是一種美德,攀比是一種高尚。
工資永遠漲、股票永遠漲、房價永遠漲……永遠不會失業。
彼時彼刻,每年都有幾百家企業因“人手不足”倒閉。
每個大學生剛剛畢業,平均都會收到2.86份offer。
無論男女、不需要有經驗,只要你來上班,一切都好說。
在到處缺人的就業環境中,大量日本女性步入職場成為白領,很容易就能實現經濟獨立。
但這樣的好日子很快就結束了。
泡沫驟裂,日本大量企業倒閉,存活下來的也不得不掀起裁員潮。
倒閉的不用說,所有職工都沒了著落。
裁員的,裁誰呢?
不用說,肯定優先裁大量基層的女員工。
其一,女人有產假,是額外的負擔;其二,無論是體力還是精力,女人客觀上不如男性;其三,女員工大多從事文員、客服之類的輔助崗位,很少處於核心技術崗的大動脈上。
招聘也是同理。
做企業不是搞慈善,當蛋糕不夠分的時候,基層女性確實更容易被就業市場淘汰。
看下圖,從90年代初開始,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斷下滑,女性失業率從1990年的2.1%飆升至2002年的4.9%。
直到2013年安倍晉三鼓勵女性就業後,才開始反轉。
失去體面工作的女性勞動力,最終去那了?
因為當時日本的人均GDP已經是世界第三,相當富裕,所以大多數家庭即便遭遇失業危機,也有足夠的積蓄去應對。
有家庭的,基本都回歸了家庭主婦的角色。
沒家庭的,大部分則去打零工。
1990-2010年,臨時工佔女性就業者比例從20%增長至40%。
但打零工畢竟收入低且不穩定,導致相當一部分女性選擇進入顏色行業快速變現。
僅小電影這個領域……
據日本總務省的統計資料,1989-2010年,19-29歲註冊女優的比例從約0.5%(每200人1名)激增至2%(每50人1名)。
很顯然,此時此刻的中國居民,遠遠沒有當時的日本人富有。
絕大多數家庭,一旦妻子失去工作,僅靠丈夫一個人的收入,很難養家餬口。
所以在面對相似的環境時,呈現出了很大反差。
首先,除了公司倒閉的,不同於日本女性因為性別差異被擠出市場,中國女性主要是被智能裝置所淘汰。
據鄭州某站點的統計:2024年新增女騎手中,42%是因為原單位倒閉,38%是因為崗位被智能裝置替代。
大頭是服務業,貢獻了50.8%的女騎手。
餐廳掃碼點餐幹掉了23%的服務員崗位,超市自助收銀讓收銀員需求下降31%,45.5%的清潔工、家政阿姨被掃地機器人淘汰……
其次是製造業的流水線。
19.8%的女騎手曾在工廠流水線上班,長三角某電子廠女工轉騎手的比例在2024年達到17%。
因為工廠搬到東南亞後,她們既沒學歷又沒技術,只能“用電動車代替流水線”。
更扎心的是教培、地產行業,2023年裁員中女性佔比58%,35歲以上的中年女性再就業成功率不足20%。
而外賣行業“3天培訓上崗”的低門檻幾乎成了她們唯一的選擇。
其次,我們不是大多數回歸家庭主婦、少數打零工,而是反過來。
送外賣、送快遞、跑滴滴,說白了,都屬於是打零工。
根據社科院繪製的“騎手畫像”:
女性騎手平均年齡37歲,85%已婚,96.6%已育,72.8%要養未成年孩子。
平均年齡還比男騎手大5歲!
她們的丈夫平均年齡應該接近40歲,早就過了35歲“那到坎”。
當家裡的支柱面臨降薪、裁員的困境時,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母親,不得不用電動車輪撐起了家裡的半邊天。
但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
騰訊網的調研,超六成女騎手月收入不足5000元,單價5元以下的訂單佔比高達44.38%,而男性騎手同類低價單佔比僅29.7%。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不單單是因為年齡大、體力不夠,更重要的是因為要接送孩子,只能承接家附近的訂單。
家庭與工作的平衡本身就是“偽命題”,對於不富裕的家庭更是如此。
還是社科院的資料,85%的已婚女騎手需承擔70%以上的家務勞動,這意味著她們要在“接單-送娃-做飯”的循環中連軸轉。
72%女騎手選擇兼職,每天工作6小時:早7點送孩子上學,8點開始接單,下午4點停工接娃,晚上8點再跑2小時夜宵單。
從行業角度看,這種兼職屬性確實滿足了市場的“潮汐式需求”,完美匹配“早高峰早餐、午高峰餐飲、夜高峰夜宵”的訂單曲線。
資料也印證了這種適配性。
2025年美團午間11-13點訂單中,女騎手承接佔比達31%,比男性騎手高出8%;晚8-10點的母嬰用品、藥品等應急訂單中,女騎手接單量增速達47%。
但她們雖然匹配了行業需求,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
如果說體力透支是明傷,那權益缺失就是“暗疾”。
主要是演算法牢籠下的安全危機。
儘管外賣平台宣稱取消超時扣款,但新的“積分制”仍在變相施壓:跑1000單僅允許3單超時,超時未投訴才免責的規則,迫使騎手繼續與時間賽跑。
女騎手因體力劣勢,闖紅燈、逆行等危險行為發生率雖低於男性,卻面臨更隱蔽的風險。
夜間配送時,女性遭遇騷擾、搶劫的機率是男性的2-3倍,平均年齡37歲的女騎手的工傷率比29歲的男騎手高19%,其中37%的事故發生在接娃前的“趕工時段”。
為了準時接孩子,她們往往壓縮送餐間隙的休息時間,反應速度下降導致碰撞風險飆升。
而冒著這些風險,作為眾包騎手,92%的女騎手未與平台簽訂勞動合同,社保參保率不足15%。
這意味著一旦發生意外,她們無法通過正常管道獲得工傷賠償。
更殘酷的是年齡上的限制。
平均年齡37歲,意味著她們的職業壽命只有短短8年。
對於45歲以上的超齡騎手,平台一般要麼強制清退,要麼要求轉崗至後勤。
2025年的資料是,45歲以上女騎手轉崗後勤後,平均月收入跌至2900元,導致該群體年流失率高達76%。
針對這種情況,部分地區已經在做出努力。
《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於2025年10月落地。
明確要求平台“演算法設計需考慮女性生理特點”,倒逼美團、餓了麼緊急調整規則:超時積分制對孕期騎手放寬至“1000單允許8單超時”,部分城市試點“生理期彈性考勤”,允許每月申請3天“無責少接單”。
這種做法看上去不錯,但其實在降低女騎手作為勞動力的價值。
兼職騎手的流動性,本來就是全職騎手的2.1倍。
據某平台的資料,女騎手平均在職時長僅8.3個月,比男性短3.7個月。
這種“快進快出”迫使平台每月花在新人培訓上的成本增加2300萬元,相當於單均成本上升0.15元。
女騎手的培訓成本本身就比男騎手高,現在還要專門為她們提供優待……
還是那句話,企業不是做慈善的。
肯定沒人會反對這樣的設計,但願意僱傭女騎手的平台,也必然會減少。
當蛋糕越來越不夠分的時候,基層女性會更容易被就業市場淘汰,即便你只是想送個外賣。
當QuestMobile的資料顯示,每4個騎手中就有1位女性,當滴滴女司機一年增長75%,大眾看到的絕對不是“職業性別邊界模糊”的浪漫敘事,而是2億靈活就業者中43%女性的生存策略。
這不是“選出來的路”,而是“擠出來的縫”。
消費市場的擴張與下沉需要更多廉價勞動力,就業市場的擠壓迫使基層女性轉型,平台經濟的靈活特性提供了出口,但這三股力量並未織就保障網,反而形成了風險漏斗。
這背後,有科技進步的紅利,有技術替代的陣痛,更有中年婦女在家庭與生存間的精準平衡,以及平衡背後的妥協。
她們用電動車輪丈量出的,既是這個時代最真實的社會溫度,也是亟待填補的保障缺口。 (格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