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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告別來的很突然，也並不突然在宣佈關閉的前一天，Menulog 的網站上依然照常跳動著數千個訂單。騎手在街頭穿行，餐廳在廚房忙碌，一切像往常一樣。但第二天早上，澳大利亞人看到那段不到兩百字的聲明時，仍然感到了一種突如其來的斷裂感。這個在澳大利亞營運了近二十年的外賣平台，將在兩周內正式退出市場。過去幾年，外賣行業的退出名單越來越長——Foodora 在 2018 年離開，Deliveroo 在 2022 年倒下，疫情後嘗試“即時雜貨配送”的 Voly、Send、Milkrun 等初創很快燃盡資金。Menulog 只是最新的一家，但卻是最有象徵意義的一家。它不是新創公司，也不是海外複製品牌，而是澳洲最早的本土外賣平台，一度佔據超過 80% 的市場份額。現在，它的離開意味著行業從競爭走向集中，從擴張走向收縮。如果僅從表面看，Menulog 的關閉似乎是意外，但只要把過去五年的資料攤開，這場退出其實早已寫在趨勢裡。根據 IBISWorld 的資料，澳大利亞線上外賣平台的市場規模在疫情期間暴漲，從 2019 年的約 25 億澳元增長到 2023 年的超過 50 億澳元。但需求的增長並沒有帶來平台的盈利能力。Menulog 的市佔率從 2014 年的約 80% 掉到 2024 年不足 24%，同一時間 Uber Eats 佔據 53.8%，DoorDash 拿走 14.6%。行業前 3 家平台加起來佔據超過 90% 的市場，競爭極度激烈，卻又難言健康。對 Menulog 來說，問題不只是“份額被搶”那麼簡單。一家平台若想長期營運，需要建立在一個可持續的模型上：使用者願意付費、餐廳願意合作、騎手願意工作、平台能從中盈利。但外賣行業的現實是四方都不滿意。消費者希望更便宜，餐廳抱怨抽佣過高，騎手收入低於最低工資水平，平台則在廣告、補貼與人力成本中長期虧損。在這樣的結構裡，誰先退出，只是時間問題。02 當一家公司選擇“做對的事”，成本往往比別人更高過去五年，Menulog 試圖做出一些不同的嘗試。它取消部分地區的佣金結構，希望減少對餐廳的壓力；它嘗試將騎手雇為員工，而不是零工，以回應澳洲零工經濟改革的趨勢；它投入大規模廣告，邀請 Snoop Dogg、Christina Aguilera、Katy Perry 等明星代言。然而，這些做法並沒有帶來足夠的訂單增長，反而使成本結構變得更重。2023 年，Menulog 母公司 Just Eat Takeaway.com 在財報中披露全球虧損，並宣佈削減澳大利亞市場的市場投入。那一刻，很多分析師都已經意識到，Menulog 在澳洲已經到了臨界點。Menulog 官宣關閉後，最直接受到影響的是騎手群體。官方資料稱大約有 120 名正式員工將被裁撤，但零工模式下的騎手遠不止這些。Menulog 網站顯示平台支援“數以萬計按需配送騎手”，工會則估計至少有 5000 名活躍騎手會立即受到影響，長期使用平台工作的人數超過 1 萬。這些人沒有冗員補償，只能領取平台承諾的四周“自願性補償”，前提是他們至少工作六個月，並在過去八周完成過一次配送。對於一個長期依賴外賣行業的國家來說，Menulog 的退出不僅是一個平台消失這麼簡單，而是整個行業結構被迫進入清算期的標誌。過去十年，澳大利亞外賣行業的商業邏輯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行業規模可以不斷擴大，平台可以不斷融資，消費者可以不斷習慣更便宜、更多優惠的外賣，騎手可以不斷進入這個行業填補供給。疫情的爆發更像是給這條曲線注射了腎上腺素，讓外賣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生活基礎設施。但當疫情消退，成本上升，生活壓力加劇，補貼減少，整個外賣行業的“泡沫部分”開始暴露。人們依然需要外賣，但不再願意為其付出更高價格；餐廳依然需要平台，但越來越難承受抽佣；騎手依然在跑單，但收入卻逐年下降；而平台之間大打補貼戰的時代，已經結束。03 補貼時代結束，外賣行業不得不面對真實成本在 Menulog 倒下的幾天內，行業分析師做出了一個一致的判斷：配送費將上漲。這是清算期的第一步，也是無法避免的一步。外賣平台的每一單利潤，本質上都被切割得極薄。騎手的費用、人力成本、平台抽佣、廣告、客服、保險……任何一個環節上漲，都足以讓平台虧損。而過去十年，鋪天蓋地的補貼讓消費者形成了一種“外賣本來就應該便宜”的錯覺。但補貼從來不是常態，只是資本競爭時期的策略。隨著 Menulog 離場，澳洲外賣行業實質上進入了 Uber Eats 與 DoorDash 的雙頭格局。理論上還有 HungryPanda，但它只覆蓋特定語言社區，不足以改變全國市場走勢。一個競爭者退出，意味著剩下的玩家在定價上獲得了更大的空間。從 2024 年開始，平台的價格策略已經悄悄發生變化：小額訂單附加費變高，配送距離費上漲，會員價格提升，優惠券減少。這些調整沒有引發太多討論，但它真實反映了平台從“補貼換增長”向“提高真實價格”轉變。漲價並不是行業的選擇，而是行業被迫面對現實的結果——騎手需要更穩定的收入、餐廳需要利潤空間、平台需要降低虧損、監管要求提高勞動標準。所有力量都在推動外賣回到真實成本，而承擔這份成本的，只能是消費者。外賣不會消失，但會變得更貴、更少優惠、更遠離“衝動點餐”。它會從一種“習慣性便利”變成一種“慎重消費”。行業的擴張時代已經結束。04 Menulog 的倒下，是澳洲外賣行業真正的分水嶺澳大利亞的外賣行業在 2020 年達到巔峰，在 2021 年出現結構性拐點，在 2022 年開始承壓，在 2023 年進入萎縮期，而在 2024 和 2025 年，補貼時代徹底結束，行業開始進入現實階段：回到真實成本，回到真實收入，回到真實需求。把澳大利亞外賣行業過去十年的曲線畫出來，會是這樣一條軌跡：那條曲線的峰值之後，是必然的回落。外賣行業在很長時間裡承擔了超出其能力的角色——它被當作基礎設施，卻沒有享受基礎設施的補貼；它被消費者依賴，卻沒有定價權；它被視為便利，卻要承擔城市經濟放緩的全部壓力。Menulog 的倒下提醒著整個社會：一個行業的便利，是建立在成本之上的，而這些成本不會永遠被資本替我們承擔。Menulog 並不是最後一個倒下的，也不會是唯一一個倒下的。但它的離開讓很多行業內外的人第一次意識到：一個城市的便利，並不是永恆的。便利是建立在資源投入、資本補貼、靈活勞動力和系統效率基礎上的，而這些基礎如今正在澳大利亞逐漸鬆動。外賣行業的未來不會消失，但未來的澳洲外賣將會更貴，配送時間可能變長，平台數量減少，騎手數量下降，監管更嚴格。但這些變化並不是行業的衰落，而是行業回到真實形態的必經階段。便利不再廉價，但至少真實。而 Menulog 的離場，正是這一轉折點最突出的標記。 (澳洲財經見聞)

你一定發現了。這兩年，送外賣的女騎手越來越多。2022-2024年，僅僅美團一個平台，女性騎手數量從51.7萬飆升至70.1萬，35.6%的增速足足是行業整體（19.3%）的1.8倍。以前10個外賣員裡最多一個女生，現在每增加100個外賣員就有35個女生。2025年，全國外賣騎手總數約1400萬人，其中女性佔比已高達24.3%。不僅僅是外賣行業，網約車女司機也多得離譜。滴滴的資料，2023年女司機才60萬，2024年就超過105萬，暴增了75%。今年只多不少。快遞行業也差不多。2024年全國女性快遞員數量已超過105萬人，比2023年多45萬人。同樣的，今年只會多不會更少。……按理來說，送外賣、送快遞、跑滴滴，這類鐵人三項的工作並不適合女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體力跟不上，大多數人寧願當個服務員、進流水線計件，少賺點也不會來拚命。但在現實面前，理論是可以失效的。01 相似而不相同80年代，日本人集體做了一場美夢。在那個夢裡，消費是一種美德，攀比是一種高尚。工資永遠漲、股票永遠漲、房價永遠漲……永遠不會失業。彼時彼刻，每年都有幾百家企業因“人手不足”倒閉。每個大學生剛剛畢業，平均都會收到2.86份offer。無論男女、不需要有經驗，只要你來上班，一切都好說。在到處缺人的就業環境中，大量日本女性步入職場成為白領，很容易就能實現經濟獨立。但這樣的好日子很快就結束了。泡沫驟裂，日本大量企業倒閉，存活下來的也不得不掀起裁員潮。倒閉的不用說，所有職工都沒了著落。裁員的，裁誰呢？不用說，肯定優先裁大量基層的女員工。其一，女人有產假，是額外的負擔；其二，無論是體力還是精力，女人客觀上不如男性；其三，女員工大多從事文員、客服之類的輔助崗位，很少處於核心技術崗的大動脈上。招聘也是同理。做企業不是搞慈善，當蛋糕不夠分的時候，基層女性確實更容易被就業市場淘汰。看下圖，從90年代初開始，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斷下滑，女性失業率從1990年的2.1%飆升至2002年的4.9%。直到2013年安倍晉三鼓勵女性就業後，才開始反轉。失去體面工作的女性勞動力，最終去那了？因為當時日本的人均GDP已經是世界第三，相當富裕，所以大多數家庭即便遭遇失業危機，也有足夠的積蓄去應對。有家庭的，基本都回歸了家庭主婦的角色。沒家庭的，大部分則去打零工。1990-2010年，臨時工佔女性就業者比例從20%增長至40%。但打零工畢竟收入低且不穩定，導致相當一部分女性選擇進入顏色行業快速變現。僅小電影這個領域……據日本總務省的統計資料，1989-2010年，19-29歲註冊女優的比例從約0.5%（每200人1名）激增至2%（每50人1名）。很顯然，此時此刻的中國居民，遠遠沒有當時的日本人富有。絕大多數家庭，一旦妻子失去工作，僅靠丈夫一個人的收入，很難養家餬口。所以在面對相似的環境時，呈現出了很大反差。首先，除了公司倒閉的，不同於日本女性因為性別差異被擠出市場，中國女性主要是被智能裝置所淘汰。據鄭州某站點的統計：2024年新增女騎手中，42%是因為原單位倒閉，38%是因為崗位被智能裝置替代。大頭是服務業，貢獻了50.8%的女騎手。餐廳掃碼點餐幹掉了23%的服務員崗位，超市自助收銀讓收銀員需求下降31%，45.5%的清潔工、家政阿姨被掃地機器人淘汰……其次是製造業的流水線。19.8%的女騎手曾在工廠流水線上班，長三角某電子廠女工轉騎手的比例在2024年達到17%。因為工廠搬到東南亞後，她們既沒學歷又沒技術，只能“用電動車代替流水線”。更扎心的是教培、地產行業，2023年裁員中女性佔比58%，35歲以上的中年女性再就業成功率不足20%。而外賣行業“3天培訓上崗”的低門檻幾乎成了她們唯一的選擇。其次，我們不是大多數回歸家庭主婦、少數打零工，而是反過來。送外賣、送快遞、跑滴滴，說白了，都屬於是打零工。根據社科院繪製的“騎手畫像”：女性騎手平均年齡37歲，85%已婚，96.6%已育，72.8%要養未成年孩子。平均年齡還比男騎手大5歲！她們的丈夫平均年齡應該接近40歲，早就過了35歲“那到坎”。當家裡的支柱面臨降薪、裁員的困境時，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母親，不得不用電動車輪撐起了家裡的半邊天。但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02 現實的難題騰訊網的調研，超六成女騎手月收入不足5000元，單價5元以下的訂單佔比高達44.38%，而男性騎手同類低價單佔比僅29.7%。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不單單是因為年齡大、體力不夠，更重要的是因為要接送孩子，只能承接家附近的訂單。家庭與工作的平衡本身就是“偽命題”，對於不富裕的家庭更是如此。還是社科院的資料，85%的已婚女騎手需承擔70%以上的家務勞動，這意味著她們要在“接單-送娃-做飯”的循環中連軸轉。72%女騎手選擇兼職，每天工作6小時：早7點送孩子上學，8點開始接單，下午4點停工接娃，晚上8點再跑2小時夜宵單。從行業角度看，這種兼職屬性確實滿足了市場的“潮汐式需求”，完美匹配“早高峰早餐、午高峰餐飲、夜高峰夜宵”的訂單曲線。資料也印證了這種適配性。2025年美團午間11-13點訂單中，女騎手承接佔比達31%，比男性騎手高出8%；晚8-10點的母嬰用品、藥品等應急訂單中，女騎手接單量增速達47%。但她們雖然匹配了行業需求，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如果說體力透支是明傷，那權益缺失就是“暗疾”。主要是演算法牢籠下的安全危機。儘管外賣平台宣稱取消超時扣款，但新的“積分制”仍在變相施壓：跑1000單僅允許3單超時，超時未投訴才免責的規則，迫使騎手繼續與時間賽跑。女騎手因體力劣勢，闖紅燈、逆行等危險行為發生率雖低於男性，卻面臨更隱蔽的風險。夜間配送時，女性遭遇騷擾、搶劫的機率是男性的2-3倍，平均年齡37歲的女騎手的工傷率比29歲的男騎手高19%，其中37%的事故發生在接娃前的“趕工時段”。為了準時接孩子，她們往往壓縮送餐間隙的休息時間，反應速度下降導致碰撞風險飆升。而冒著這些風險，作為眾包騎手，92%的女騎手未與平台簽訂勞動合同，社保參保率不足15%。這意味著一旦發生意外，她們無法通過正常管道獲得工傷賠償。更殘酷的是年齡上的限制。平均年齡37歲，意味著她們的職業壽命只有短短8年。對於45歲以上的超齡騎手，平台一般要麼強制清退，要麼要求轉崗至後勤。2025年的資料是，45歲以上女騎手轉崗後勤後，平均月收入跌至2900元，導致該群體年流失率高達76%。針對這種情況，部分地區已經在做出努力。《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於2025年10月落地。明確要求平台“演算法設計需考慮女性生理特點”，倒逼美團、餓了麼緊急調整規則：超時積分制對孕期騎手放寬至“1000單允許8單超時”，部分城市試點“生理期彈性考勤”，允許每月申請3天“無責少接單”。這種做法看上去不錯，但其實在降低女騎手作為勞動力的價值。兼職騎手的流動性，本來就是全職騎手的2.1倍。據某平台的資料，女騎手平均在職時長僅8.3個月，比男性短3.7個月。這種“快進快出”迫使平台每月花在新人培訓上的成本增加2300萬元，相當於單均成本上升0.15元。女騎手的培訓成本本身就比男騎手高，現在還要專門為她們提供優待……還是那句話，企業不是做慈善的。肯定沒人會反對這樣的設計，但願意僱傭女騎手的平台，也必然會減少。當蛋糕越來越不夠分的時候，基層女性會更容易被就業市場淘汰，即便你只是想送個外賣。03 尾聲當QuestMobile的資料顯示，每4個騎手中就有1位女性，當滴滴女司機一年增長75%，大眾看到的絕對不是“職業性別邊界模糊”的浪漫敘事，而是2億靈活就業者中43%女性的生存策略。這不是“選出來的路”，而是“擠出來的縫”。消費市場的擴張與下沉需要更多廉價勞動力，就業市場的擠壓迫使基層女性轉型，平台經濟的靈活特性提供了出口，但這三股力量並未織就保障網，反而形成了風險漏斗。這背後，有科技進步的紅利，有技術替代的陣痛，更有中年婦女在家庭與生存間的精準平衡，以及平衡背後的妥協。她們用電動車輪丈量出的，既是這個時代最真實的社會溫度，也是亟待填補的保障缺口。 (格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