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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據顯示，在美國，不在特定場所去工作的人們已經占到了整個美國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一，並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著。這個趨勢可能會在未來幾年波及中國。
自由職業英文是self-employed（自僱者）。總的來說，自僱者顧名思義即不屬於任何組織的人，也就是替自己打工的人。
羅納德.科斯曾經對企業的價值進行過解釋：在一個完全開放的勞動市場，人們可以互簽合約，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購買他人的勞動。
從這句話裡面來看的話，這種模式的實現是在一個完全開放的勞動市場。事實上，隨著當前移動互聯網共享經濟平台以及各種社交媒體平台、直播平台、內容創業平台、知識分享付費平台的發展，完全開放的市場傾向正在變得越來越明顯。可以看到，當前互聯網的平台連接效應正在讓越來越多不同領域個體的作用凸顯而出，平台聚集專業性個體，專業個體聚集粉絲，個體自帶流量粉絲形成品牌並生產專業內容對接企業與消費者，這種模式可能會形成一股暗潮。
美國《連線》雜誌資深編輯傑夫•豪在他著名的《眾包》裡指出，以前在各個領域裡，不同層次的精英或者專業人士，佔據了行業的話語權和決定權。但在互聯網時代，人人都能夠借助平台之間的開放與共享特性，掌控話語權，於是這部分人開始爭奪甚或剝奪了傳統專業領域的壟斷權，使該領域成為了眾包的模式。
也就是說，各個領域被一個群體壟斷的業務，在互聯網時代，將被許多個體依賴輸出各自的專業內容與技能並佔有龐大的粉絲、形成獨特話語權繼而顛覆這些傳統組織，這個世界的許多領域將不再由原本傳統的群體人壟斷或者控制。
之所以如此，還在於當前從傳統企業到互聯網科技新興企業的組織架構來看，對人才的需求趨向於短期化、階段性與年輕化。
短期化與階段性的意思是，比如說一個移動互聯網創業公司在創業啟動階段，需要大量各方面的人才來快速推進占有市場份額以及獲取高額融資，等到發展到足夠大的體量，而市場完全成熟穩定下來之後，既有的大量人力崗位會逐步產生冗餘，因此需要開始淘汰。另外在互聯網行業，每一個領域只能容納一到兩個玩家，市場一二名往往出現合併，
這個時候，裁員同樣必不可少。
所以我們看到互聯網行業幾乎每年都會出現裁員潮。早在去年底，裁員陰影籠罩的北京互聯網界。各種傳出的裁員消息從
這種階段性的裁員潮對應著當前互聯網企業對於人才的需求：許多崗位與人才需求其實是偏向階段性的與短期的，很多狼性企業也表示不養閒人，當然，在許多核心崗位上的人才的需求依然是長期與持續性的。
這種短期與階段性以及項目型的人才需求也完全可以由企業搭建平台來解決。IBM建立的“開放人才市場”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開放人才市場”會發佈公司短期任務式的需求，一些任務僅招募內部員工，另一些只對通過驗證的自由工作者開放。
比如說一個軟件開發項目需要人才，項目經理把項目分解成多個短期任務，投入市場說明工作要求，對應徵者進行甄選，把相關工作推給開放人才市場吸納的這部分甄選通過驗證的外部力量高效的解決，對於後續開發計劃，會針對這部分合作者即時匹配與推銷，形成一種相對自由但穩固的合作關係。這種模式對於企業來說，即高效快速，也節約了管理、人工與時間成本。
AppMakr是一家開發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的小型公司，但這家公司一名全職員工也沒有。該該公司聯合創始人傑伊·夏皮羅表示很多人來這裡是因為有特定的技能，服務於特定的項目，項目結束後大家各奔東西。這是一種全新的人力資源模式，不是以崗位來定位人才，而是以任務來收攏人才。
而這種打破組織邊界，讓崗位高效匹配外部人才的模式未來可能會成為一種國內許多領域的企業的發展方向。
根據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全球共享經濟的市場規模將達到3,350 有業內人士指出，在未來3—5年內，中國的共享經濟會達到全球第一。
這並非沒有道理。當前中國的互聯網發展越來越快，各種新的移動互聯網產品的研發引進、各種商業模式崛起，平台跨地域連接線上線下的能力不亞於美國，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許多擁有數億用戶的互聯網平台在數據開放性與觸達供需兩端、連接海量粉絲與用戶平台體量基礎已在。
但在線下，國內地域資源極度不平衡，包括農村與城市的人才與就業資源、一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的需求和供給的不平衡，勞動力、技術、資源不平衡。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曾經指出，勞動力總體仍在高位運行，一方面是招工難，一方面是就業難。說的就是這種信息與資源的不對稱的現象。
加之經濟下行、缺乏保障，加之裁員潮頻頻出現，對於企業來說，裁員更多是源自外界的競爭壓力與狼性文化的機制效應，但對於企業中的個體而言，加深了人們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人們需要更多的收入模式來確保安全感。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當前許多企業與行業尤其是科技互聯網行業的員工普遍是趨向年輕化，
我們看到不久前關於“華為清理34歲以上老員工”風波事件以及此前關於《深圳兩套房面臨失業中年財務危機引發家庭悲劇》的文章的文章可知窺知，從當前科技互聯網行業來看，老員工普遍其實存在一種焦慮，有經驗有能力的老員工身陷中年危機未來也可能成為一種常態，那麼可能會有幾種出路，要么跳槽做中高層管理，要么創業或者單幹做自由職業者。
在當前的互聯網IT行業，焦慮無處不在，這種焦慮一方面源於高房價，而另一方面，存在於職場升遷渠道僵化之後，收入與期望之間的落差，以及內部競爭不平衡導致的一種求之而不得的痛苦，一種是不確定性的裁員與淘汰危機，人們希望改變現狀。
因此，總有很多成功的專業人士因為種種原因離開職場，而離開之後，未必都會選擇創業，一方面當前經濟與市場環境下的創業意味著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對於一部分人來說，放棄了依附一個組織的資源和約束，當這個群體依賴它們本身的資源與天賦以及經驗去整合資源釋放潛能，自由人可能會成為另一種選擇。
互聯網連接效應：以自身的能力擁抱這種更自由的職業模式有更好的反脆弱性
而在過去傳統時代裡，人必須依附於一個特定的機構或者組織之中才能生存，因為組織和機構就是資源配置的方法，但由於信息不對稱人才與企業需求匹配難以達到更高效的狀態，導致龐大的資源剩餘和龐大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因此導致合適的資源的與人才的各自流失浪費。
而互聯網平台的共享與連接效應恰好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依賴平台輸送的方式連接供需兩方。互聯網的聚合、開放與連接、共享經濟效應會解放出來很多“自由人”。對於許多經驗豐富，閱歷精彩，技術過硬的老員工來說，自由人可能意味著有了更多的可能。
一個在某一個領域具備“專業主義”價值的人可以成為一個認知盈餘者分享者，出售自己關於某個專業領域的認知，集聚一定的粉絲，獲得一定的群體話語權，就有可能收穫其應得的利潤與回報。企業可以藉助共享經濟服務交易平台、知識付費平台、內容生產平台等找到這部分專業人士與消費者對接，讓供求雙方更自由的選擇，滿足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短期與階段性需求，或者與自由職業者建立一種更為高效的合作關係，打破既有行業與企業的禁錮，以一種近乎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激發組織創新活力。
我們看到，當前自由職業者多扎堆於市場營銷、設計、文案和培訓等專業性較高的服務行業，目前也正在擴散到網約車司機、Airbnb 房東、Instacarter 買手、Taskbabbit達人、直播網紅、自由作家與自媒體人或者知識分享平台某一領域的專家學者、投資理財專家或者職業規劃師、插畫師或者設計師或者自由程序員。與此同時，私人旅行策劃師等新奇有趣的工作也正吸引著年輕人加入自由職業者的行列。領英預計到2020年，自由職業者人數將佔總勞動力的43%。
所以說，當前，人們開始有了條件以自己的手藝與天賦為生，不再依附於一個機構或組織。通過互聯網內容平台、知識付費平台或者共享平台，你可以靈活地出售時間、技能和金錢，獲取收益與打造自身的圈子人脈、個人品牌與影響力的機會。
用《反脆弱》一書的觀點來看：“有些事情能從衝擊中受益,當暴露在波動性、隨機性、混亂和壓力、風險和不確定性下時,它們反而能茁壯成長和壯大”。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以自身的能力擁抱這種更為自由化的職業模式顯然有更好的反脆弱性。
而與全員僱傭，場地辦公的模式不一樣的是，自由職業者也更像羅胖所說的U盤式生存：“自帶信息，不裝系統，隨時插拔，自由協作”。這樣一來，未來可能驅使企業組織結構的更加彈性化，突破地域、行業或者專業等因素的限制，更加靈活的獲取所取的專業人才，因為更多專業性的外腦智慧可以幫助企業獲取更多的優質資源甚至突破某個固有瓶頸與短板。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推動著企業製度變革，驅動經濟運行的效率提升。
其實說到底，自由職業者本身是一種創業，只不過更加低成本化與輕模式化。自由職業者發展到後來，可能也將走上合夥創業之路。之所以說自由職業者是一種更輕模式的創業，在於自由職業本身就是一個人走通了從產品到專業能力品牌包裝、定價、品牌傳播、產品或內容出售的全產業鏈。
說到底，自由職業與創業又有不同，它更多是依賴興趣與特長以及專業能力與知識來驅動而不是商業模式來驅動的，是一個人孤獨的創業。它更多需要依賴個人在於獨特領域的核心能力與資源來構建商業模式，這個能力決定了它是一個有門檻的市場。用一句簡單的俗語來說，就是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
但說到底，它也是一種能夠讓生產者解放組織的束縛與壓制，讓人感到幸福的職業。它需要高度自律來確保自身未來更長遠的自由並且要自負盈虧，因此它的持續性與未來性讓人焦慮。時代變化的不確定性讓自由職業者選擇的這條路是一條充滿希望但又看不到遠方終點的荊棘之路。總的來說，在未來，自由職業者更多的依賴平台打造專業性圈養粉絲提升個人價碼繼而向廣告主與企業尋求商業模式變現通道，在組織弱化，個人凸顯的時代，IP化將是職場或者自由人甚至創業者都需要考慮的方向以及要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