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中國製藥業正邁向全球化臨界點

Chinese pharma is on the cusp of going global

其動作迅速、價格低廉的製藥企業有望在海外實現比國內更高的盈利

2025年11月23日

繼美國之後，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新藥研發國，去年其企業開展的臨床試驗約佔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而十年前這一比例僅為5%（見圖1）。在癌症等關鍵研究領域，中國也正躋身前沿。投資者已注意到這一趨勢：今年中國生物科技公司股價飆升110%，是美國同行漲幅的三倍多。

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藥物研發一直由西方企業主導——這些企業通常被統稱為“大型製藥公司”。但如今格局已變。這些企業正面臨史上最嚴峻的“專利懸崖”：未來六年預計總營收超3000億美元的藥物，將在2030年前失去專利保護。為填補缺口，歐美大型藥企正全球搜尋有潛力的分子化合物，而越來越多的發現來自中國。

這一時機頗具尷尬之處。美國仍處於貿易戰（僅暫時休戰）中，希望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例如，美國政府已對中國在藥物活性成分領域的主導地位感到擔憂。儘管目前尚無實質行動，但白宮計畫打擊中國製藥業的傳言不絕於耳。然而，在下一代藥物研發方面，美國製藥企業及其患者可能會愈發依賴中國創新，而非相反。

相關證據日益增多。今年5月，美國最大製藥企業輝瑞（Pfizer）與中國生物科技公司三生製藥（3SBio）達成協議：若一款實驗性抗癌藥物獲得批准，輝瑞將支付12.5億美元費用，獲得其在中國境外的生產和銷售權。次月，英國競爭對手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與中國恆瑞醫藥籤署5億美元協議，獲得一款肺部疾病療法的相關權益，並擁有另外11種藥物的優先購買權——根據特定里程碑達成情況，這些藥物總價值可能高達120億美元。此類交易已不再是個例：今年上半年，大型製藥公司簽署的全球授權協議中，近三分之一與中國企業達成，是2021年佔比的四倍（見圖2）。

直到不久前，中國製藥業仍以生產仿製藥、供應原料藥和為西方企業開展臨床試驗聞名。過去十年間，該行業實現了自我革新：審批流程簡化，針對重大疾病的藥物獲得優先審評，監管標準也向國際接軌。2015至2018年間，中國藥品監管機構的工作人員數量增至原來的四倍，僅用兩年時間就清理了2萬份積壓的新藥申請。人體臨床試驗審批時間從501天縮短至87天，新藥產出量大幅飆升：2015年中國僅批准11種療法（多數為西方進口），到2024年這一數字已增至93種，其中42%為本土研發。

與這些改革配套的是，中國大力吸引海外留學和工作的專業人才回國。許多被稱為“海龜”的歸國人員，帶回了創辦生物科技企業、對接投資者和監管機構的經驗。而簡化融資流程、放寬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條件等政策，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創業熱情。

成功的早期跡象隨之顯現。2019年11月，前身為百濟神州（BeiGene）的中國生物科技公司BeOne Medicines，成為首家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抗癌藥物的中國本土企業。此後更多藥物獲批。但該行業的重大轉折點出現在去年9月：中國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康方生物（Akeso Bio）研發的一款肺癌藥物，在臨床試驗中表現優於默克（Merck）的重磅療法可瑞達（Keytruda）。

崛起的“紅色藥丸”

中國製藥企業快速崛起的原因何在？首先，它們善於快速創新，推出“快速追隨者”藥物——即在現有藥物的安全性或給藥方式上進行改進。在此基礎上，它們進一步向“同類首創”藥物邁進，這類藥物擁有新的作用靶點（如與疾病相關的蛋白質或基因）或作用機制（可能阻斷或增強靶點功能）。清華大學陳哲萌團隊去年在科學期刊《自然評論·藥物發現》上發表的研究顯示，如今“快速追隨者”和“同類首創”療法已佔行業研發管線的40%以上。中國復星醫藥的王興利表示，研發“快速追隨者”藥物讓行業獲得了“挑戰同類首創的勇氣”。

其次，中國在其他流程上具備速度、規模和低成本優勢。中國企業將藥物從發現階段推進至人體臨床試驗啟動，所需時間約為全球行業平均水平的一半。而通常是新藥研發最緩慢階段的人體臨床試驗，在中國也推進得更快：龐大的患者群體讓招募更易開展，廣泛的試驗中心網路也加速了處理程序。這種模式被證明對研發抗體偶聯藥物（一類對癌症療效顯著的新型療法）尤為有利。一位大型製藥企業高管表示，中國的吸引力在於“實驗企業數量眾多，你可以挑選贏家，提高獲批機率”。

癌症仍是中國企業的核心關注點，但它們也在拓展新領域。減肥藥是熱門目標：丹麥製藥巨頭諾和諾德旗下廣受歡迎的減肥藥Wegovy和Ozempic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魯肽，其中國專利將於明年到期，這引發了仿製藥研發熱潮。但中國企業並非僅滿足於仿製：研究機構彭博情報估計，全球有160種新型減肥藥處於研發階段，其中約三分之一來自中國。

儘管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藥品市場，但盈利難度依然較大。諮詢公司麥肯錫資料顯示，2023年中國處方藥銷售額約為1250億美元，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市場銷售仍以仿製藥為主，新藥佔比僅為五分之一，預計到2028年可能升至三分之一。即便如此，該市場仍對價格高度敏感：國家醫保覆蓋了大部分藥品採購，通過醫院集中採購形成議價權，迫使企業參與競價。為進入醫保目錄，製藥企業往往需將價格下調一半甚至更多以覆蓋廣泛患者群體，否則只能退守規模小得多的私人市場。

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及其他海外市場成為如此重要的目標。中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最常見的途徑是與西方企業簽署授權協議。如今部分中國企業希望獲得更大份額：一種日益興起的模式是“新公司（NewCo）”——生物科技公司在美國成立法律上獨立的企業（通常由外國投資者支援），並將有潛力的資產剝離至該公司。對西方人而言，中國製藥企業的估值極具吸引力：上市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市值不足美國同行的15%，授權預付款通常比全球同類交易低三分之二，交易總規模約為一半。

“新公司”模式的另一個優勢是有助於緩解海外對中國製藥業的部分政治擔憂。然而，其他顧慮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資料隱私方面。隱私法規及相關審查流程使得臨床試驗患者資料的共享變得複雜。此外，FDA對僅基於中國開展的臨床試驗批准藥物採取嚴格態度：今年6月，FDA暫停了所有向中國出口美國人基因資料的新臨床試驗。2025年4月，一個包含Google前CEO埃裡克·施密特在內的國會委員會發佈報告警告，中國在藥物研發領域的優勢，加上其在人工智慧方面的進步，可能很快使其企業超越美國同行。施密特等人擔憂製藥與生物技術交叉領域的安全風險。

不過，也存在謹慎樂觀的理由。競爭加劇通常意味著更多低價療法的出現。對於長期無法獲得尖端藥物的患者而言，中國的崛起有助於縮小這一差距——這對貧困國家的患者尤為重要。對中國製藥企業而言，真正的考驗不僅是研發出有效的新型療法，更是打入新市場並通過相關監管障礙。王興利指出，大多數西方製藥巨頭花了一個世紀才達到如今的規模，按此標準，中國製藥業仍“處於非常早期的階段”。■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