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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上瘋狂作秀：「安倍女孩」高市早苗右翼路線的忠實繼承者
挑釁背後...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謬論持續發酵，中方多次嚴正交涉後，其仍拒絕撤回相關言論，日方還辯稱這一立場與歷屆政府見解並無不同。
日方當政者公開挑釁觸碰中國紅線，現已突破閾值，引發中方嚴厲批評與連鎖反應，中日關係正向近年來最低點加速滑落。
當前，外交風波已蔓延至聯合國。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向聯合國秘書長致函，就高市涉台錯誤言論闡明中方立場。
一方面，中方加強有關方向的戰備警巡和演訓，另一方面通過發佈赴日旅行與留學安全提醒、收緊部分人員往來、延續水產品進口限制等。
從戰後日本在任首相涉台表述來看，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極具挑釁性。
這是1945年日本戰敗以來，日本在任首相首次在正式場合把台海緊張同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直接掛鉤，首次公開釋放試圖武裝介入台海的意圖，並首次發出帶有武力威脅色彩的對華訊號。
然而，這場由日本首相親手製造的“國家危機”，絕非高市早苗的偶發口誤或孤立個人行為。
其挑釁言論的背後，既是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結構性右傾的外化，也是高市早苗向右翼聯盟夥伴日本維新黨及極右翼支持者釋放的政治訊號。
承安倍，再右轉？
事實上，“存亡危機事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等表述早已潛藏在日本政壇的右傾暗流中。
“存亡危機事態”這一概念，最早源於2015年安倍政府通過的《武力攻擊事態法修正案》。
根據該法案，若政府認定出現“存亡危機事態”，即便日本未遭受直接攻擊，亦可行使集體自衛權對他國採取軍事行動。
2021年，日本自衛隊制定了“台灣有事”時依託西南諸島軍事據點作戰的行動預案；同年末，卸任後的安倍晉三拋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謬論。
這一錯誤敘事自此在日本政壇與輿論場擴散。2022年起，日本議員在國會質詢、媒體在評論中，更是頻繁輕率提及這一口號。
由此引出兩個關鍵問題：高市早苗為何重提這一論調？又為何是她讓事態升級至此？
“安倍女孩”：右翼路線的忠實繼承者
自2020年9月安倍晉三離任後，日本已四度換相。
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以“安倍接班人”的身份逆襲上台，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
十二年前，安倍晉三在華盛頓喊出的“Japan is Back”（日本回來了），如今在高市早苗的政治辯論場中再度迴響。
這位64歲的資深右翼政客以安全與經濟為施政核心，試圖在“延續安倍政策”與“加速右傾”之間尋找平衡，宣稱要打造一個強且富的日本。
作為安倍晉三欽定的政治門生，高市早苗長期受其提攜，政治理念與安倍路線高度契合。
她主張強化軍事力量、修改和平憲法，最終成為日本保守派的旗幟，也因自稱“安倍經濟學繼承者”被貼上“安倍女孩”的標籤。
回顧其政治生涯，高市早苗在歷史問題上始終在試探中方的底線。
1993年，原為電視台主持人的她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當選眾議院議員，上任僅一年便在國會質問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為何承認日本侵略戰爭的錯誤，還公開批評“村山談話”缺乏具體性、過於情緒化，要求徹底調查並修改。
她還公然否定“河野談話”，詭辯稱日本未強制徵召朝鮮半島慰安婦，否認歷史事實；1997年轉投自民黨後，隨著安倍晉三在21世紀初上台，高市早苗逐漸成為其核心親信；
2006年首次進入安倍內閣，負責少子化對策與科技事務；2007年，她是內閣中唯一參拜靖國神社的成員；2012年安倍二次執政後，她成為日本首位女性政調會長；
2014年出任總務大臣，卻被曝出與新納粹組織頭目合影，僅以“照片無政治意義”輕描淡寫回應；2025年，她還以國會議員身份竄訪台海，鼓吹“日台強化安全合作”、打造“准同盟關係”。
高市早苗的崛起，本質上是日本軍國主義右翼勢力的延續與強化，其如今激進認知也可由此溯源。
走向挑釁：政治生存與現實困境
高市早苗的激進表態，也與其個人政治背景和當下面臨的現實難題密切相關。
雖深耕政壇多年，但高市早苗並無日本門閥政治中至關重要的血緣紐帶。在政治導師安倍晉三離世後，她只能依靠政績與民意爭取派系資源。
效仿川普繞開派系、直連民眾的策略，以高支援率作為政治護身符，成為其最優選擇。
對內通過經濟政策回應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訴求，對外則以強硬外交姿態、持續拋出挑釁性言論的方式快速拉升支援率。
與此同時，高市內閣面臨的經濟困局也迫使她尋找突破口。提振經濟、改善民生是其首要任務，但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積弊積重難返，任何政策都難以立竿見影。
在此背景下，外交成為她轉移國內視線、凝聚支援的廉價工具。通過在歷史、領土和國家安全問題上與鄰國製造摩擦，點燃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將民眾的不滿引向外部。
此外，高市早苗憑藉保守鷹派身份崛起，必須展現出比前任更堅定的右翼立場。對中強硬，是她向支持者兌現的政治承諾。
從這個角度看，她的對華挑釁，更像是一場面向右翼盟友的政治表演。
高市為何成了引爆點？
相似的表態，為何在高市任內引發如此嚴重的外交危機？
核心原因在於：相較於安倍等前任，高市展現出了更徹底的突破與更激進的轉向。
高市早苗打破了歷任首相的“戰略模糊”。儘管《武力攻擊事態法修正案》被普遍認為針對台海，但安倍及後續歷任首相都僅籠統提及“存亡危機事態”，從未將其與台海直接掛鉤。
而安倍本人雖在卸任後發表過“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言論，但當時其已脫離首相職位。
反觀上任僅一月的高市早苗，其表態更為粗放，缺乏對區域局勢的謹慎考量。
與此同時，高市早苗的右翼路線比安倍更為極端。安倍雖為保守主義旗幟，但其施政在社會經濟領域仍有溫和面向，外交上也擅長平衡術；
而高市早苗則奉行直白強硬路線，言辭與政策推進節奏均更為激進。所謂“高市路線”，已非單純的保守主義，而是趨於民族主義、強調國家力量擴張與對外競爭的模式。
日本國內：抗議聲浪高漲
日本各界人士紛紛對高市言論的合法性、邏輯性及潛在風險提出質疑。認為其缺乏事實與法理支撐，將誤導日本安全政策，進一步惡化中日關係。
更令外界擔憂的是，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高市正探討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關鍵安保檔案。試圖突破“無核三原則”中不引進核武器的規定，此舉隨即引發多方反對。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兩度發聲，批評高市在台海問題上發表確定性言論的做法違背歷屆政府慣例，直言其不可圖一時嘴癮；
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明確指出台海問題是中國內政，日本不應干涉；前首相野田佳彥則對高市觸碰歷代首相都止步的話題深感震驚；公明黨黨首齊藤鐵夫要求高市修正言論以安撫國民；
社會民主黨黨首福島瑞穗直言其言論不合邏輯，呼籲日本社會阻止危險政策；立憲民主黨眾議員小澤一郎更是指出，高市的攻擊性言論可能導致日本進出口萎縮、國民利益受損，甚至引發國家危機；
此外，包括廣島、沖繩、長崎知事在內的地方政府官員，也紛紛表態堅持“無核三原則”，反對高市的激進政策。
學界與媒體同樣發出批評。
名古屋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川村紀之指出，高市言論違背日本歷屆政府立場，干涉中國內政、踐踏一個中國原則；山口大學名譽教授小結敦認為，其言論否定了日本依和平憲法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
北海道大學名譽教授山口二郎更是認為其表態極其魯莽，暴露了右翼政客對戰爭的無知，稱中美若因台海衝突，日本面臨的將是日美安全體系的危機，而非本國安全；日本《社會新報》的社論更是直言高市擔任首相本身就可能對日本的生存構成威脅。
民間的抗議行動也接連不斷。11月14日，沖繩政界人士與民間團體在東京集會，抗議政府在沖繩擴軍並對高市言論表達擔憂；15日，上百名民眾在首相官邸前高呼“守護民生而非軍事”“高市下台”等口號；
21日，更多民眾聚集抗議，要求高市撤回錯誤言論、“不要讓日本陷入危險”。日本網民也紛紛指責高市“闖下大禍”，要求其立即辭職，擔心其魯莽言論將日本捲入戰爭。
即便是日本新右翼代表橋下徹，雖認同高市的立場，也認為其公開表態時機不對，稱“一旦當上首相，就不能再說這樣的話了。”
民意裂隙與議題分化
與政界、學界的批評形成反差的是，高市內閣的支援率仍保持高位。
共同社最新民調顯示，其內閣支援率達69.9%，不支援率僅16.5%，短期內保持強勁勢頭；60.4%的民眾支援其增加國防開支的計畫。
但在“是否支援日本在台海有事時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核心問題上，日本社會出現明顯分裂。48.8%的受訪者“贊成或傾向贊成”，44.2%表示“反對”。
這一民意裂隙反映出當前日本社會的矛盾現實。民眾對新任政府整體態度積極，但在是否捲入地區安全衝突的問題上，既存在對強硬安全政策的支援，也充滿對戰爭風險的戒懼。
而日本政壇近幾屆“高開低走”的慣例也預示著，若高市政府無法化解外交風暴、拿出實際政績，執政表現與民意期望的落差將持續擴大，其面臨的政治風險也會不斷攀升。
日本事務官來華“滅火”？
11月17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金井正彰訪問北京，成為風波後首位與中方直接溝通的訪華官員。
然而，會談未能取得實質進展。根據多家中外媒體報導，金井正彰僅解釋高市言論“並未改變日本政府的一貫立場”，並未正面回應中方提出的“收回錯誤言論”要求。磋商氣氛緊張，未發佈聯合聲明，也無後續安排公佈。
金井並非政務官，而是典型的事務官——即通過年資晉陞、長期服務於文官體系的職業外交官。
他自1992年進入外務省，歷任北美局、東亞局、人事處等關鍵崗位，具備對外事務經驗與政策穩定性，但並不具備決策權。
在日本政治制度中，事務官與政務官的行為邏輯存在較大差異。政務官如首相、閣僚等職位，強調政治責任與民意響應，重視短期政策收益與選舉動員；而事務官則以行政穩定與專業執行為導向，更側重程序合規與風險管理。
在此次風波中，高市早苗的表態明顯帶有高度政治動員性質，面向右翼選民與黨內支援派系，缺乏對區域局勢與外交後果的全盤考慮。
而在爭議加劇、區域局勢升溫之際，外務省事務官系統則需臨時填補風險縫隙，嘗試以程序化外交維繫中日之間的最低限度溝通機制。
金井正彰的訪華行程雖早有安排，卻在敏感時刻被賦予了“滅火”的使命。然而，官僚系統的止損努力，始終受制於其有限的授權。
日方既想通過事務官訪華緩和中方反制壓力，又不願在國內保守陣營面前展現妥協，更無意也對高市的言論作出實質性調整。
這種權責錯位，讓事務官的“滅火”行動最終淪為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磋商的失敗，只是高市政府對華溝通管道全面縮小的一個縮影。
據報導，長期在中日之間扮演緩衝器的公明黨已退出聯合執政，曾主導議員外交、擁有豐富對華人脈的自民黨代表人物二階俊博等人也相繼退休，中日溝通的重要橋樑相繼消失。
而現政權中，高市早苗與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均持鮮明的“親台”立場，其對華對話的意願與能力大幅受限。
日本維新會取代公明黨加入執政聯盟後，中日兩國間缺乏可控、有效的溝通介面，反而面臨全面政治對撞的風險。
基於此背景，日方似乎難以形成修復動能，拆除由高市親手埋下的“引信”。因此，真正決定中日關係下一步走向的，仍是高市早苗本人是否願意踩下剎車，嚴肅對待中方關切，收回涉台錯誤言論。
儘管高市早苗稱，日本仍願與中國保持開放對話，並表示在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期間沒有機會與中方交談，但其並未展現出任何實際的調整意願。
結語：一場自造危機，一個失控未來
這場由高市早苗主導、以日本國家信譽和地區安全為代價的權力遊戲，收益尚未顯現，風險已然高築。
儘管無法確定此次自造危機將如何收場，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高市早苗是持續挑釁衝擊中日關係還是回歸理性緩慢修復，中日政治互信恐將難以短期回暖，中日僵持破局之路也恐將長期延宕。
高市上任不到一個月，接連對中國、俄羅斯、朝鮮、韓國發難，與多個鄰國關係同時交惡。
四面樹敵的背後，遠不止日本首相的“口出狂言”，更是一個國家的方向標正發生實質偏移的危險訊號。
當激進取代理性，當對抗成為慣性，日本的未來，早已埋下失控的伏筆。 (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