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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圍剿“越南貼牌中國製造”，卻逼出了一個更棘手的對手
【導讀】11月中旬，美越關稅談判迎來了新的轉機，川普政府決定修改互惠範圍，部分農產品不再受額外關稅限制。根據白宮資料，越南對美出口的三分之一商品涉嫌是中國轉運貨物，這成為4月份對越南商品徵收46%高關稅的核心依據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國對越南啟用了全新原產地核查系統，這使得許多中國出海企業意識到：過去那種依賴“貼個標籤、簡單組裝、越南中轉”的粗放模式已一去不返。新的時代正在逼迫中國企業重構全球製造版圖，而一個更具戰略縱深的路徑正在顯現——“絲路製造”。
本文首次系統提出並論證了“絲路製造”概念：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企業通過身份轉換、鏈條重塑和區域協作，在越南建構起一種深度嵌合、多環節套接、具備跨境創新能力的跨國製造模式。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產能轉移，而是以中國為“產業鏈樞紐”、以越南為“全球市場介面”的復合雙循環結構。它既是對“小院高牆”和技術封鎖的主動破局，也是中國製造業從“世界工廠”邁向“世界品牌”的關鍵跳板。
越南之所以成為這一模式的關鍵承載地，既因其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國家戰略，也得益於近年持續最佳化的制度環境和快速升級的本土消費市場。伴隨世貿協定、CPTPP、RCEP等多邊框架疊加，中國企業在越南不僅能借成本優勢切入，更能共享原產地累積規則、享受與歐美貿易的規則紅利。與此同時，中越在基礎設施互聯、產業政策對接、供應鏈配套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逐層互嵌，讓“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成為現實。
當美國關稅高牆豎起，真正能夠穿透制度壁壘的，不是僥倖的轉口管道，而是深度本地化、區域一體化和鏈條重塑。越南加工、東盟協同、中國主導的“流動原產地”模式，正逐漸成為跨國製造的新範式。在全球化碎片化加速的2025，“絲路製造”不僅是中國企業突圍的工具，更可能成為重塑國際經濟秩序底層邏輯的關鍵力量。
“絲路製造”：
中國企業出海越南的路徑
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製造業努力開拓國際市場，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與此同時，美國等發達國家操控處於產業鏈上游的跨國企業通過技術霸權和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進行技術封鎖，高築貿易壁壘，竭力維護其全球經濟霸主地位。在這一背景下，研究中國製造業企業出海打破封鎖、打開局面，重構跨國產業鏈、價值鏈的實踐，成為重要的任務。
越南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國家，具備產業鏈、價值鏈重組的天然優勢與後發潛能，是中資企業出海的熱點地區。目前，中國企業出海越南本質上表現為供應鏈網路的溢出，間接證實了經濟活動空間範圍與政治空間的剛性邊界越來越不匹配，中國工廠向越南的遷移並不意味著整個產業的轉移，而是由中國充當“產業鏈樞紐”，越南作為連結國際市場重要一環，構成“復合雙循環”結構重要組成部分。中越製造業形成高度嵌合關係，抱團取暖，從而使“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成為可能。
現有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上下游企業突破各國政策工具限制的跨境投資活動，實際上已構成全球化解體危機下打造“企業絲路”的動作預演。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絲路製造”這一新概念，其內涵是，“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企業利用身份轉換，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技術輸出和產業鏈整合，建構跨國製造網路的新型產業協作模式。該模式有助於跨國經營的市場主體掌握跨境資金流向，遠端佔據產業鏈、價值鏈重組的經濟樞紐節點，達成資源要素共享，促進有效國際分工和邊際收益最大化。這一模式在越南的實踐既可體現中國製造業全球化轉型的內在需求，也可呼應越南借助外資實現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其戰略意義在於融合全球產業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產加工格局，這不僅有望成為應對“小院高牆”、脫鉤斷鏈的有效舉措，而且可能有助於建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底層商業邏輯，並推動經濟全球化重啟升級。
▍越南政策環境和市場機遇為“絲路製造”產業鏈形成提供了條件
（一）越南融入國際戰略為“絲路製造”奠定了宏觀政策環境
新世紀以來，越南啟動了融入世界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是主動融入國際經濟。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主動融入國際經濟”的主張；2001年11月27日越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頒布《關於融入國際經濟的第07號決議（07-NQ/TW）》；2006年越共十大強調“主動、積極融入國際經濟，同時擴大在其他領域的國際合作”；2007年2月5日，越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發佈《關於越南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為實現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一些重大主張和政策的第8號決議（08-NQ/TW）》。
第二步是全面融入國際。2016年1月7日越南通過《面向2020年融入國際總體戰略及2030年遠景展望》，當年11月5日，越共前總書記阮富仲簽發了《在中國加入新型自由貿易協定背景下有效落實融入國際經濟處理程序和保持政治社會穩定的第06號決議（06-NQ/TW）》，與23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關係。2017年，越南與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和“兩廊一圈”合作備忘錄》，同年也加入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除了2021年11月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定》外，2022年6月越南還加入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旨在通過多邊機制平衡經濟外交，在東亞產業鏈重組中佔據一席之地。
第三步是深度融入國際。2021年越共十三大進一步明確了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的戰略方向，強調要朝著縱深、務實方向積極、主動、全面地融入國際社會。蘇林接棒黨首後，2024年8月29日在越南外交部發表講話時總結說：“越南歷史上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廣泛而深度地融入世界並為國際社會做出積極貢獻”，並要求“對外工作要不斷鞏固勢與力”“通過文化外交和外宣向世界傳播和輻射越南軟實力”“向世界展示獨立、自主、和平、合作、友誼、發展、繁榮、幸福的越南”。2025年1月24日越共中央政治局頒布《關於新形勢下的國際融入的第59號決議》，標誌著越南全面融入國際進入深度融入的新階段。
（二）越南改善營商環境的系列舉措為“絲路製造”提供了落地條件
蘇林當選總書記後提出“越南民族崛起新時代”，在推動科技創新、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全面革新立法和執法工作以及主動深度融入國際等方面提出了發揮“四大支柱”作用的第57號、第68號、第66號和第59號決議。通過“敲山震虎”的“反貪腐、反消極、反浪費”運動，越南加強“黨領導、國家管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修訂了憲法和幾十部法律法規，適應自貿協定，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
近年來越南堅守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不斷提升經濟融入水平，強化內生動力，通過省市合併、精簡機構等瘦身計畫，推行自上而下的分級管理和簡政放權，建構符合國際經營環境的制度體系，並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建立融入國際的經濟體制；同時保持社會主義導向的市場經濟體制，避免對外依賴。在全球價值鏈重構與“一帶一路”倡議縱深推進的雙重背景下，越南憑藉其區位優勢、成本競爭力和對區域自貿網路的深度參與，成為中國製造業出海的重要戰略支點。人口紅利過後，通過發展高素質勞動力創造“技術紅利”，從而帶動技術水平的提升，提高產品附加值。
與此同時，為深度融入國際，越南加大了改善營商環境的措施力度。2025年5月17日，越南第十五屆國會第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一系列特殊機制政策的決議。根據決議，中小企業自首次簽發商業登記證之日起，可享受3年企業所得稅豁免，並將於2026年取消門牌稅；創新創業企業可享受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兩免四減半”，股權交易免徵相關稅費。在監管層面，除明顯違法行為外，對企業的檢查和清查每年不得超過一次，並將打擊壟斷、不實報導等行為；法律檔案變更辦理免費，計畫到2025年底削減超30%行政審批時間與成本，力爭在2028年躋身東南亞營商環境前三。該決議並不面向外資企業。因此，降本增效的受益主體更多是參與“絲路製造”的企業。越南這些舉措客觀上有利於孵化“絲路製造”產業生態，推動本土國際化合作環境的發展。
目前，越南在東亞產業鏈中主要承擔加工組裝等中低端環節，主要從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進口中間品，加工後出口到歐美等市場。但越南政府不滿足於現狀，在推動高端製造業發展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根據越南《2016～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越南政府計畫通過最佳化投資結構、吸引外資、提升人力資源素質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特別是，越南提出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包括電子資訊、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等。2022年5月11日，越南政府頒布《至2030年創新與科技發展戰略》，強調發揮科技創新在優勢產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加工製造業為重點，推動經濟結構向現代化方向轉型，到2030年高科技工業產品價值佔越南加工製造業的比重提升至45%以上，將越南打造成為現代化工業國家。上述規劃和舉措為“絲路製造”企業提供了項目落地的目標指引。
（三）以越南市場為根基、輻射全球的“絲路製造”戰略機遇分析
首先，全球價值鏈的區域化重組為中國企業佈局越南創造了歷史性機遇，創造了供應鏈重構窗口期。以紡織品為例，通過“中國紡紗+越南織染成衣”模式，企業既可以充分利用中國的原料產能優勢，還能夠享受到越南對歐盟的出口免稅待遇，並且還將填補越南本土供應鏈缺口。目前越南製造業中間品自給率不足40%，尤其電子、機械領域嚴重依賴進口。這為中國配套企業創造了市場空間，例如在三星越南工廠周邊，已有超過40家中資供應商入駐，提供包括包裝材料、金屬元件、模具開發等配套服務。但進入三星供應鏈的在越中資企業並不多，目前僅有歌爾股份和瑞聲科技兩家，未來仍有大量接入機會。
其次，本地消費市場的升級紅利給“絲路製造”提供了多元化定位選項。越南擁有近1億人口，中產階級佔比迅速擴大，消費升級趨勢顯著。這一市場呈現出三大特徵：一是年輕化需求旺盛，35歲以下人群占人口65%，熱衷高性價比、創新設計的電子產品和小家電，推動線上消費快速增長；二是越南中產階級的擴張推動了中高端消費品進口增長，健康化轉型加速，消費者對國際品牌接受度更高；三是本土文化認同強烈，但並不排斥國際產品。以TCL為例，其針對越南頻繁的雷雨天氣和複雜的山地地形，迅速推出具備防雷和超強接收功能的彩電，成功打入越南的邊遠農村市場，迅速實現扭虧為盈，躍居彩電市場佔有率第二。可見，中國品牌憑藉靈活行銷和精準定位可以成功打開市場。如果“絲路製造”企業更多專注於越南本土化功能設計，即便家電類中高端市場被日韓品牌壟斷，但在性價比細分領域仍有廣闊空間。
再次，中越兩國戰略對接為“絲路製造”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一帶一路”與越南“兩廊一圈”規劃框架下，雙方可在多個層面協同推進：一是貿易便利化。RCEP與中國—東盟自貿區3.0建設升級了原產地累積規則和關稅減讓安排，並開始探索“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合作，加強“單一窗口”交流合作，有助於中越兩國企業在兩國境內同時享受出口和進口的雙重通關便利，有效降低貿易成本。二是基礎設施聯通。2024年簽署三條跨境標軌鐵路協議（老街—河內—海防、諒山—河內、芒街—下龍—海防），預計2025年底開工，將大幅降低物流成本。三是產業政策支援。越南《2030年第四次工業革命國家戰略》《綠色增長戰略》與中國“數字經濟出海”政策契合，推動太陽能、風電等合作項目落地。四是技術人才培養。中國—東盟“中文+職業教育”聯盟和“魯班工坊”項目等合作機制，有助於提升包括越南在內區域各國勞動力素質，促進產業升級。
▍企業出海與“絲路製造”路徑的破題邏輯
隨著全球供應鏈的重構，越南正逐漸從單一的產能承接地向區域化產業鏈佈局轉型。中國企業也在越南投資建設完整的產業鏈，形成了從原材料採購到成品組裝的全流程生產能力。這些產業鏈叢集通過技術溢出、人才流動和企業間的合作，提升了“絲路製造”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了製造業的高品質發展。
（一）企業出海大背景下“絲路製造品牌”的誕生
在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背景下，出海企業群體已經不限於中國本土企業，還包括第三方聯營和合資企業。儘管在現代企業制度下，這些出海企業大都具有資金和技術優勢，但在西方管理模式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從中國溢出的產業鏈、供應鏈企業仍需經歷一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密集型產業轉型的蛻變過程。這一產業轉移規律有利於打破價值鏈歸屬非此即彼的魔咒。同時，“絲路製造”具有淡行為主體的特徵，其本質是一種絲路商旅在融合我者與他者的行業拓展成長過程中實現“去中心化”的跨國經營活動。在此背景下，如何建構企業多元身份主體需要長期探索，加上，在越企業多居於產業鏈下游，承接從中國溢出的國際化產業資本時，對於供應鏈合作必然會有所警惕。因此，對於跨國企業來說，突破品牌的屬地標識就成為一個必選項。
品牌是產品設計的靈魂，建構“絲路製造”產業鏈，打造國際化品牌戰略應先行。TikToK就是抖音國際化的成功案例，而淘寶和拼多多亦分別使用Lazada和Temu作為國際交易名標識。這些品牌可視為“絲路製造”的出海先行軍，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通過技術輸出、產能協作或資本佈局成功實現國際化營運。“絲路製造品牌”的核心在於中國技術/模式+在地化營運+全球市場整合，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區域協作建構新型產業鏈。
瞄準情緒價值受眾的LABUBU潮牌毛絨玩具也是一個典型的現象級絲路品牌，在越南Shopee、Lazada及TikTok Shop等電商平台上銷售火爆。2024年5月，泡泡瑪特在越南連開兩家線下門店。LABUBU在越南大賣得益於韓國女團BLACKPINK成員Lisa在Instagram上發佈與LABUBU相關的照片，引發了東南亞地區消費者的廣泛關注，從而凸顯了絲路品牌的市場效應。
2011年，海爾收購了三洋電機在東南亞的白電業務，AQUA品牌由此進入越南市場。2017年進行品牌切換時，AQUA市場表現曾出現斷崖式下跌，但通過產品提升、更換產品平台、提升工廠效率和加大推廣力度等全方位努力，AQUA洗衣機和冰箱重回越南市場第一和第二的位置。AQUA針對越南市場的特點和消費者需求，推出了具有ABT動態殺菌和HCS保濕鎖鮮功能的冰箱，以及智能彩色滾筒洗衣機，此外，還針對東南亞熱帶氣候推出節能產品。AQUA通過參與當地社交平台、選美大賽等大眾文化場景，成功融入本地生活。
（二）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倒逼形成在越“絲路製造”產業生態
美國川普政府於2025年4月2日啟動“對等關稅”措施，針對包括越南在內的57國，指責這些國家利用轉口貿易規避對華關稅，擬對越南商品徵收46%高關稅。這一政策表面上是經濟手段，實則是美國重構全球供應鏈、削弱中國產業轉移紅利的戰略舉措。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已經正式啟用全新原產地核查系統，美國海關新規通過“高壓審查+長追溯期+刑事威懾”組合拳，劍指轉口貿易。受出口市場依賴、“竹式外交”以及現實利益考量，當7月2日川普單方面宣佈越南與美國簽署不平等的《關稅與貿易框架協議》時，越南官媒並未做出回應。當天，據越通社報導，蘇林在與川普的通話中就《關於越美對等、公平與平衡貿易協定框架的聯合聲明》達成一致。蘇林建議美方儘早承認越南市場經濟地位，取消對越南部分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與官方謹慎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學界和商界則對達成的協議表現出巨大反差，有的學者因越南對美出口關稅稅率降至最低而持樂觀態度，有的學者認為協議結果令人喜憂參半。
越美達成的《關稅與貿易框架協議》尚存在爭議，不管是美國對越南原產的商品收取11%還是20%的關稅，協議針對“轉運商品”設定40%懲罰性關稅已經坐實，並要求越南建立原材料發票、生產流程圖、能源消耗記錄的“三級溯源制度”，尤其對太陽能板、家具、電子產品實施“每單必查”。這導致中國經越南轉口的成本飆升，依賴簡單貼標或組裝的中小企業“曲線出口”模式瀕臨失效。儘管協議全文內容尚未公佈，但相關“轉運”條款將導致中國出口企業遭遇轉口貿易受阻、中間品出口減少以及在越中企成本上升。對於中國出海企業來說，意味著“越南中轉”模式終結，必須打造深度套嵌產業鏈的“絲路製造”商業生態，或可破局。
新冠疫情後全球經濟疲軟，傳統製造業模式面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等諸多挑戰。地緣政治因素對“絲路製造”的影響日益顯著，非傳統安全問題外溢引發的政治動盪、貿易摩擦等，增加了製造業的跨國經營風險。越南每年從中國進口約900億美元商品，其中部分經簡單加工後以“越南製造”名義出口美歐等消費市場。蘋果在越南的供應商數量不斷增加，從2018年的14家增加到2023年的25家，並在2024年增加到35家。越南利用RCEP等區域貿易協定的原產地規則，建構了“中國元件—越南組裝—全球出口”的高效生產模式。如果中美越三方關稅政策塵埃落定並生效後，這種“絲路製造”佈局將呈現高聯動性，但受制於稅收比較優勢和跨境市場因素，最終將趨於互動平衡態勢。
為此，出海企業需強化風險管理，最佳化全球佈局，降低地緣政治風險對生產營運的影響。內外環境的變化促使“絲路製造”加快產業升級步伐。企業需要通過加大技術創新投入、最佳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等方式，提升自身競爭力，以適應新的市場環境。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絲路製造”需要加強區域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依靠共建產業園區、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方式，促進區域內資源最佳化配置和產業協同發展。總之，“絲路製造”作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形成的製造業國際合作新模式，超越了傳統的代工生產或成本導向型產業轉移，成為建構融合在地化創新、區域市場服務和全球價值鏈攀升的複合型製造體系。
（三）流動的原產地——“絲路製造”的核心競爭力
在越南的經營實踐中，“絲路製造”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和產業動態遷移特徵。從投資主體看，“絲路製造”模式要求跨國經營的市場主體從早期以服裝、家具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轉向電子、家電、新能源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從驅動因素看，成本優勢雖仍是重要考量，但規劃“絲路製造”產業佈局時，要求規避貿易壁壘、貼近消費市場、整合區域資源的戰略動機日益凸顯。從協作方式看，不應簡單複製國內生產模式，而應積極融入越南本土產業鏈，加強區域產業鏈合作，利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區域合作機會，將部分生產環節佈局到東盟其他國家，如柬埔寨、寮國、緬甸等，這些國家勞動力成本更低，且與越南同屬東盟自由貿易區，可享受區域內的關稅優惠。另一方面需提升越南本地供應鏈能力，加大對越南本地供應商的投資與合作，提高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本地採購比例，從而更容易滿足原產地規則中關於本地增值的要求。
中國企業需超越簡單的“產地轉移”，建構深度本土化體系，開啟在越深加工，確保產品在越南的增值比例達到30%以上，甚至更高，以滿足原產地標識“實質性轉型”的要求。推動上下游供應鏈的在地化，意味著需在越南各地合理規劃培育二級供應商，形成“中國主導+本地嵌入”的產業鏈叢集，不僅提升越南整體製造業水平，還通過龍頭企業拉動配套企業“組團出海”，複製國內供應鏈生態，體現“絲路製造”特徵。
因此，跨國經營主體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區域產業鏈整合、品牌與市場拓展、深度本土化體系建設、技術轉移與產能輻射以及滿足原產地規則等多方面的努力，可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這種“流動原產地”的模式不僅能提升中資企業在越南的產業競爭力，也可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提供成功範例。
▍走向可持續的“絲路製造”生存和發展邏輯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哈囉德·詹姆森（Harold James）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嘗試建構一種替代性全球化路徑，更適應運輸高附加值商品、服務與資料的新時代全球化邏輯。同時他指出，美國與中國之間並非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正步入多極化世界中的權力重構，美國必須學會適應自己不再主導全球秩序的現實。
美國政府極限施壓並脅迫“全球夥伴”國家圍堵中國製造，客觀上已經逼迫中國完成全產業鏈佈局，擁有了巨大的“反捲式”產能，掌握關鍵領域的技術智慧財產權和產業能力。當前中國尚未建構起一套能夠有效支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話語體系，特別是在詮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產能合作以及中國企業全球化實踐方面，存在理論短板。這種話語體系的缺失，使中國難以在國際輿論場有效回應西方主導的殖民主義遺產和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體系，而後者通過智慧財產權、關稅壁壘等不對稱機制維持著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越南等東盟國家正積極探索“共研絲路”的創新合作機制，通過建構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推動區域產業鏈深度整合與轉型升級。其中，越南—新加坡工業園區（VSIP）作為標誌性合作項目已形成顯著的叢集效應。
中國企業出海越南的“絲路製造”路徑，是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區域經濟深度互動的時代產物。當前，我們既面臨供應鏈重構、消費升級、政策協同與新興領域增長等戰略機遇，也需破解基礎設施瓶頸、政策波動、競爭加劇、地緣政治與合規文化等多重挑戰。成功突破的關鍵在於超越傳統的“成本套利”模式，向本土化創新、技術賦能和綠色融合的高品質發展範式轉型。
2025年作為越南政府規劃的“加速突破之年”，其經濟兩位數增長高目標與中國製造業高品質出海戰略形成歷史性交匯。把握這一契機，“絲路製造”多元化佈局不僅有利於在扼殺全球化的逆流中突圍，還有望成為“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典範，為新興市場工業化提供新範式，更為中國建構開放型經濟體系注入新動能。在這一處理程序中，那些能深耕本地市場、恪守合規經營、勇於技術創新的中國企業，將在越南乃至全球舞台實現從“中國製造”到“世界品牌”的跨越昇華。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