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又對我們出手！【綜合新聞】根據法新社報導，美國政府宣佈將從2027年6月開始對進口自中國的半導體加征關稅。這一決定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對中國半導體進口情況進行為期一年調查後作出的結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中國為了獲取主導地位而針對半導體行業採取的行為是“不合理”的，這阻礙或限制了美國的貿易，因此美方有必要採取行動。從時間上看，兩個動作發生在同一天，分別指向中國在無人機和半導體領域的產業優勢與發展勢頭。無人機方面，中國企業在全球消費級與工業級市場佔據重要份額，技術和產業鏈成熟度高；半導體方面，國內近年加大研發投入與產能建設，部分環節已實現自主突破並持續提升競爭力。【榮茂觀察】按照美方的說法，中國相關產業的做法“不合理”，但從事實看，這些產業的成長是在市場規律與自身創新推動下形成的，並沒有針對外部市場採取排他性封鎖。美方將正常的競爭發展貼上“阻礙美國貿易”的標籤，本質上反映的是其對中國在重點科技領域崛起的戒備心態。無人機與半導體都被美國視作自身要鞏固優勢的關鍵產業，於是便通過加設貿易壁壘的方式，試圖延緩對方的步伐。尤其對半導體，美方策略是先遏制技術合作與高端裝置獲取，再通過關稅手段增加進入美國市場的成本。在美方邏輯裡，中國不應謀求這一領域的主導地位，理由是這會威脅美國的產業安全。但主導地位並不是某一國家天然擁有，而是通過技術積累與市場競爭力取得。中國發展半導體，是為了補鏈強鏈、保障產業安全與供應鏈穩定，這一訴求具有合理性。美方以單邊調查結論為依據加征關稅，缺乏多邊共識基礎，也難以服眾。從已有雙邊互動經驗看，面對此類措施，中國有對等回應的空間與可能。可以在世貿組織規則框架下提出異議，也可依據實際情況對來自美國的相關產品採取相應調整。這種回應不一定是即時同等規模的對抗，但會傳遞出不接受單方面打壓的態度，讓對方衡量成本與收益。加征關稅的生效時間定在2027年6月，這給了相關產業和市場主體一定的緩衝期。企業可以提前調整出口佈局、拓展多元市場，政府也能利用這段時間推動關鍵技術攻關與產業鏈韌性提升。對美方而言，三年後的執行期同樣存在變數，如果其間雙邊關係或全球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原計畫未必能順利落地。這一系列動作的實質，是美國在自身競爭壓力面前選擇用政策工具干預市場，以圖守住優勢領域。但用“不合理”這樣的主觀判斷來支撐貿易限制，既不符合公平競爭原則，也容易加劇雙方的互信損耗。無論無人機還是半導體，中國產業的成長來自長期投入與市場需求拉動，並非靠所謂“壓制”他人貿易得來。面對外部的單邊做法，堅持自身發展節奏並做好應對準備，比糾結於對方的理由更有意義。二、利比亞出事了！【央廣網】12月24日凌晨，土耳其內政部發佈緊急通報，確認一架從安卡拉飛往首都的黎波里的獵鷹50型公務機於前一晚墜毀。機上5人全部遇難，其中包括利比亞軍隊總參謀長穆罕默德·阿里·艾哈邁德·哈達德將軍。這起事故不僅是一場航空悲劇，更可能對利比亞本已脆弱的政治與安全格局造成深遠衝擊。該機尾號9H-DFJ，於12月23日20時10分從安卡拉埃森博阿機場起飛，20時52分失聯。飛行途中曾在哈伊馬納附近發出緊急迫降請求，隨後通訊中斷。初步調查顯示，飛機在返航過程中啟動燃油拋灑程序，疑似在該階段發生爆炸。殘骸已在安卡拉南部村莊附近被發現，現場由土耳其憲兵封鎖。【榮茂觀察】此次赴土代表團層級之高極為罕見。除哈達德外，遇難者還包括利比亞陸軍參謀長法圖裡·加爾比勒中將、軍事工業化服務處負責人馬哈茂德·法瓦希准將、顧問穆罕默德·阿薩維及攝影師穆罕默德·馬赫朱卜。他們此行系應土耳其總參謀長塞爾丘克·巴伊邀請，於12月23日開展軍事外交活動。這意味著利比亞軍方核心指揮層幾乎“團滅”。對利比亞而言，這一損失難以估量。該國自2011年卡扎菲政權倒台後長期分裂，西部由聯合國承認的民族團結政府控制，東部則由哈夫塔爾領導的“國民軍”主導。儘管近年衝突有所緩和，但軍方仍是維持地方秩序的關鍵力量。哈達德作為西部政府任命的總參謀長，是推動軍隊國家化、整合民兵武裝的核心人物。其突然離世，可能導致權力真空，加劇派係爭奪。而土耳其近年來深度介入利比亞事務，2020年通過簽署《海洋邊界協議》強化與西部政府合作，並派遣軍事顧問、部署無人機，直接改變戰場態勢。此次高層軍事訪問，正值利比亞計畫舉行全國大選、各方就憲法基礎激烈博弈之際。哈達德一行或正就安全安排、裝備援助等議題與土方磋商。如今主將殞命，不僅打亂政治處理程序節奏，也可能被對立陣營視為削弱西部政府軍力的“天賜良機”。利比亞總理德貝巴已宣佈全國哀悼三天，並稱將徹查原因。無論最終結論如何，這場空難已讓利比亞和平處理程序蒙上濃重陰影。在一個依賴強人政治與軍事平衡的國家，關鍵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往往成為新一輪動盪的導火索。國際社會需高度關注事態發展，防止利比亞再度滑入全面衝突深淵。三、“環保少女”因聲援“巴勒斯坦行動”組織，在倫敦被捕【觀察者網】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消息，當地時間12月23日，瑞典活動家、“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里因在英國倫敦參加聲援在獄中絕食的“巴勒斯坦行動”抗議者的活動，被當地警察逮捕。倫敦當地警方表示，一名22歲女子因展示支援被禁組織“巴勒斯坦行動”的標牌，違反了2000年《反恐法》第13條而被捕，並隨後獲保釋。警方沒有具體點名通貝里。【榮茂觀察】以前那個被西方媒體捧在手心裡的瑞典“公主”，如今成了倫敦警察眼裡的恐怖分子嫌疑人。這種巨大的反差，著實讓人唏噓。回想幾年前，通貝里還是西方價值觀的寵兒。她在聯合國講台上怒目圓睜，痛斥各國領導人環保不力，西方政客們還是排著隊給她鼓掌。那時候她談的是氣候變暖，這個話題安全又時尚，指責一下開發中國家的碳排放，既能佔領道德高地，又不觸碰西方核心利益集團的錢包。隨著年齡增長，通貝里似乎看懂了這個世界的真實運行邏輯。她不再滿足於談論溫室氣體，轉頭看向了更殘酷的現實。自從以巴新一輪衝突爆發，她就把目光鎖定在了反戰議題上。英國政府早前把“巴勒斯坦行動”列為恐怖組織，誰支援誰就有罪。現在有幾名年輕學生為了抗議這個定性，在監獄裡絕食了50多天，命懸一線。英國官方對此反應冷淡，甚至限制通訊。通貝里這時候站出來，就是為了救人，順便撕開英國政府的面具。她在聲明裡直指英國雙手沾滿鮮血，是加薩種族滅絕的幫凶。這話一出，性質就徹底變了。以前你呼籲大家不用塑料吸管，那是天真可愛；現在你指責軍工複合體殺人，批評政府搞殖民主義，那就是涉嫌恐怖活動。西方所謂的言論自由，在這裡畫出了一條清晰的紅線。只要你不動猶太資本和軍火商的利益，你就是自由的；一旦越界，法律的大網立刻就會收緊。通貝里這兩年的經歷也夠坎坷。之前她參加救援船隊去加薩，結果被以色列扣押。按她自己的說法，期間遭受了毆打和羞辱，而她的祖國瑞典對此不聞不問。這種切膚之痛，恐怕比任何書本上的道理都能讓人清醒。她終於明白，相比於大自然的氣候危機，人為製造的人道主義災難才更加緊迫。這件事最諷刺的地方在於，通貝里本是西方一手打造的政治正確偶像。他們原本指望她做一個只喊環保口號的吉祥物，沒想到培養出了一個真的敢衝鋒陷陣的鬥士。現在這個“聖人”反過頭來，用西方教給她的反叛精神，狠狠回擊了創造她的系統。那個曾在議會門口逃課的小女孩長大了。她用一副手銬，幫全世界又一次看清了西方雙標的真實面目。 (榮茂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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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1月中旬，美越關稅談判迎來了新的轉機，川普政府決定修改互惠範圍，部分農產品不再受額外關稅限制。根據白宮資料，越南對美出口的三分之一商品涉嫌是中國轉運貨物，這成為4月份對越南商品徵收46%高關稅的核心依據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國對越南啟用了全新原產地核查系統，這使得許多中國出海企業意識到：過去那種依賴“貼個標籤、簡單組裝、越南中轉”的粗放模式已一去不返。新的時代正在逼迫中國企業重構全球製造版圖，而一個更具戰略縱深的路徑正在顯現——“絲路製造”。本文首次系統提出並論證了“絲路製造”概念：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企業通過身份轉換、鏈條重塑和區域協作，在越南建構起一種深度嵌合、多環節套接、具備跨境創新能力的跨國製造模式。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產能轉移，而是以中國為“產業鏈樞紐”、以越南為“全球市場介面”的復合雙循環結構。它既是對“小院高牆”和技術封鎖的主動破局，也是中國製造業從“世界工廠”邁向“世界品牌”的關鍵跳板。越南之所以成為這一模式的關鍵承載地，既因其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國家戰略，也得益於近年持續最佳化的制度環境和快速升級的本土消費市場。伴隨世貿協定、CPTPP、RCEP等多邊框架疊加，中國企業在越南不僅能借成本優勢切入，更能共享原產地累積規則、享受與歐美貿易的規則紅利。與此同時，中越在基礎設施互聯、產業政策對接、供應鏈配套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逐層互嵌，讓“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成為現實。當美國關稅高牆豎起，真正能夠穿透制度壁壘的，不是僥倖的轉口管道，而是深度本地化、區域一體化和鏈條重塑。越南加工、東盟協同、中國主導的“流動原產地”模式，正逐漸成為跨國製造的新範式。在全球化碎片化加速的2025，“絲路製造”不僅是中國企業突圍的工具，更可能成為重塑國際經濟秩序底層邏輯的關鍵力量。“絲路製造”：中國企業出海越南的路徑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製造業努力開拓國際市場，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與此同時，美國等發達國家操控處於產業鏈上游的跨國企業通過技術霸權和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對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進行技術封鎖，高築貿易壁壘，竭力維護其全球經濟霸主地位。在這一背景下，研究中國製造業企業出海打破封鎖、打開局面，重構跨國產業鏈、價值鏈的實踐，成為重要的任務。越南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國家，具備產業鏈、價值鏈重組的天然優勢與後發潛能，是中資企業出海的熱點地區。目前，中國企業出海越南本質上表現為供應鏈網路的溢出，間接證實了經濟活動空間範圍與政治空間的剛性邊界越來越不匹配，中國工廠向越南的遷移並不意味著整個產業的轉移，而是由中國充當“產業鏈樞紐”，越南作為連結國際市場重要一環，構成“復合雙循環”結構重要組成部分。中越製造業形成高度嵌合關係，抱團取暖，從而使“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成為可能。現有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上下游企業突破各國政策工具限制的跨境投資活動，實際上已構成全球化解體危機下打造“企業絲路”的動作預演。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絲路製造”這一新概念，其內涵是，“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企業利用身份轉換，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技術輸出和產業鏈整合，建構跨國製造網路的新型產業協作模式。該模式有助於跨國經營的市場主體掌握跨境資金流向，遠端佔據產業鏈、價值鏈重組的經濟樞紐節點，達成資源要素共享，促進有效國際分工和邊際收益最大化。這一模式在越南的實踐既可體現中國製造業全球化轉型的內在需求，也可呼應越南借助外資實現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其戰略意義在於融合全球產業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產加工格局，這不僅有望成為應對“小院高牆”、脫鉤斷鏈的有效舉措，而且可能有助於建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底層商業邏輯，並推動經濟全球化重啟升級。▍越南政策環境和市場機遇為“絲路製造”產業鏈形成提供了條件（一）越南融入國際戰略為“絲路製造”奠定了宏觀政策環境新世紀以來，越南啟動了融入世界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是主動融入國際經濟。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主動融入國際經濟”的主張；2001年11月27日越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頒布《關於融入國際經濟的第07號決議（07-NQ/TW）》；2006年越共十大強調“主動、積極融入國際經濟，同時擴大在其他領域的國際合作”；2007年2月5日，越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發佈《關於越南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為實現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一些重大主張和政策的第8號決議（08-NQ/TW）》。第二步是全面融入國際。2016年1月7日越南通過《面向2020年融入國際總體戰略及2030年遠景展望》，當年11月5日，越共前總書記阮富仲簽發了《在中國加入新型自由貿易協定背景下有效落實融入國際經濟處理程序和保持政治社會穩定的第06號決議（06-NQ/TW）》，與23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關係。2017年，越南與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和“兩廊一圈”合作備忘錄》，同年也加入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除了2021年11月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定》外，2022年6月越南還加入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旨在通過多邊機制平衡經濟外交，在東亞產業鏈重組中佔據一席之地。第三步是深度融入國際。2021年越共十三大進一步明確了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的戰略方向，強調要朝著縱深、務實方向積極、主動、全面地融入國際社會。蘇林接棒黨首後，2024年8月29日在越南外交部發表講話時總結說：“越南歷史上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廣泛而深度地融入世界並為國際社會做出積極貢獻”，並要求“對外工作要不斷鞏固勢與力”“通過文化外交和外宣向世界傳播和輻射越南軟實力”“向世界展示獨立、自主、和平、合作、友誼、發展、繁榮、幸福的越南”。2025年1月24日越共中央政治局頒布《關於新形勢下的國際融入的第59號決議》，標誌著越南全面融入國際進入深度融入的新階段。（二）越南改善營商環境的系列舉措為“絲路製造”提供了落地條件蘇林當選總書記後提出“越南民族崛起新時代”，在推動科技創新、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全面革新立法和執法工作以及主動深度融入國際等方面提出了發揮“四大支柱”作用的第57號、第68號、第66號和第59號決議。通過“敲山震虎”的“反貪腐、反消極、反浪費”運動，越南加強“黨領導、國家管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修訂了憲法和幾十部法律法規，適應自貿協定，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近年來越南堅守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不斷提升經濟融入水平，強化內生動力，通過省市合併、精簡機構等瘦身計畫，推行自上而下的分級管理和簡政放權，建構符合國際經營環境的制度體系，並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建立融入國際的經濟體制；同時保持社會主義導向的市場經濟體制，避免對外依賴。在全球價值鏈重構與“一帶一路”倡議縱深推進的雙重背景下，越南憑藉其區位優勢、成本競爭力和對區域自貿網路的深度參與，成為中國製造業出海的重要戰略支點。人口紅利過後，通過發展高素質勞動力創造“技術紅利”，從而帶動技術水平的提升，提高產品附加值。與此同時，為深度融入國際，越南加大了改善營商環境的措施力度。2025年5月17日，越南第十五屆國會第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一系列特殊機制政策的決議。根據決議，中小企業自首次簽發商業登記證之日起，可享受3年企業所得稅豁免，並將於2026年取消門牌稅；創新創業企業可享受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兩免四減半”，股權交易免徵相關稅費。在監管層面，除明顯違法行為外，對企業的檢查和清查每年不得超過一次，並將打擊壟斷、不實報導等行為；法律檔案變更辦理免費，計畫到2025年底削減超30%行政審批時間與成本，力爭在2028年躋身東南亞營商環境前三。該決議並不面向外資企業。因此，降本增效的受益主體更多是參與“絲路製造”的企業。越南這些舉措客觀上有利於孵化“絲路製造”產業生態，推動本土國際化合作環境的發展。目前，越南在東亞產業鏈中主要承擔加工組裝等中低端環節，主要從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進口中間品，加工後出口到歐美等市場。但越南政府不滿足於現狀，在推動高端製造業發展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根據越南《2016～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越南政府計畫通過最佳化投資結構、吸引外資、提升人力資源素質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特別是，越南提出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包括電子資訊、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等。2022年5月11日，越南政府頒布《至2030年創新與科技發展戰略》，強調發揮科技創新在優勢產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加工製造業為重點，推動經濟結構向現代化方向轉型，到2030年高科技工業產品價值佔越南加工製造業的比重提升至45%以上，將越南打造成為現代化工業國家。上述規劃和舉措為“絲路製造”企業提供了項目落地的目標指引。（三）以越南市場為根基、輻射全球的“絲路製造”戰略機遇分析首先，全球價值鏈的區域化重組為中國企業佈局越南創造了歷史性機遇，創造了供應鏈重構窗口期。以紡織品為例，通過“中國紡紗+越南織染成衣”模式，企業既可以充分利用中國的原料產能優勢，還能夠享受到越南對歐盟的出口免稅待遇，並且還將填補越南本土供應鏈缺口。目前越南製造業中間品自給率不足40%，尤其電子、機械領域嚴重依賴進口。這為中國配套企業創造了市場空間，例如在三星越南工廠周邊，已有超過40家中資供應商入駐，提供包括包裝材料、金屬元件、模具開發等配套服務。但進入三星供應鏈的在越中資企業並不多，目前僅有歌爾股份和瑞聲科技兩家，未來仍有大量接入機會。其次，本地消費市場的升級紅利給“絲路製造”提供了多元化定位選項。越南擁有近1億人口，中產階級佔比迅速擴大，消費升級趨勢顯著。這一市場呈現出三大特徵：一是年輕化需求旺盛，35歲以下人群占人口65%，熱衷高性價比、創新設計的電子產品和小家電，推動線上消費快速增長；二是越南中產階級的擴張推動了中高端消費品進口增長，健康化轉型加速，消費者對國際品牌接受度更高；三是本土文化認同強烈，但並不排斥國際產品。以TCL為例，其針對越南頻繁的雷雨天氣和複雜的山地地形，迅速推出具備防雷和超強接收功能的彩電，成功打入越南的邊遠農村市場，迅速實現扭虧為盈，躍居彩電市場佔有率第二。可見，中國品牌憑藉靈活行銷和精準定位可以成功打開市場。如果“絲路製造”企業更多專注於越南本土化功能設計，即便家電類中高端市場被日韓品牌壟斷，但在性價比細分領域仍有廣闊空間。再次，中越兩國戰略對接為“絲路製造”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一帶一路”與越南“兩廊一圈”規劃框架下，雙方可在多個層面協同推進：一是貿易便利化。RCEP與中國—東盟自貿區3.0建設升級了原產地累積規則和關稅減讓安排，並開始探索“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合作，加強“單一窗口”交流合作，有助於中越兩國企業在兩國境內同時享受出口和進口的雙重通關便利，有效降低貿易成本。二是基礎設施聯通。2024年簽署三條跨境標軌鐵路協議（老街—河內—海防、諒山—河內、芒街—下龍—海防），預計2025年底開工，將大幅降低物流成本。三是產業政策支援。越南《2030年第四次工業革命國家戰略》《綠色增長戰略》與中國“數字經濟出海”政策契合，推動太陽能、風電等合作項目落地。四是技術人才培養。中國—東盟“中文+職業教育”聯盟和“魯班工坊”項目等合作機制，有助於提升包括越南在內區域各國勞動力素質，促進產業升級。▍企業出海與“絲路製造”路徑的破題邏輯隨著全球供應鏈的重構，越南正逐漸從單一的產能承接地向區域化產業鏈佈局轉型。中國企業也在越南投資建設完整的產業鏈，形成了從原材料採購到成品組裝的全流程生產能力。這些產業鏈叢集通過技術溢出、人才流動和企業間的合作，提升了“絲路製造”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了製造業的高品質發展。（一）企業出海大背景下“絲路製造品牌”的誕生在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背景下，出海企業群體已經不限於中國本土企業，還包括第三方聯營和合資企業。儘管在現代企業制度下，這些出海企業大都具有資金和技術優勢，但在西方管理模式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從中國溢出的產業鏈、供應鏈企業仍需經歷一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金密集型產業轉型的蛻變過程。這一產業轉移規律有利於打破價值鏈歸屬非此即彼的魔咒。同時，“絲路製造”具有淡行為主體的特徵，其本質是一種絲路商旅在融合我者與他者的行業拓展成長過程中實現“去中心化”的跨國經營活動。在此背景下，如何建構企業多元身份主體需要長期探索，加上，在越企業多居於產業鏈下游，承接從中國溢出的國際化產業資本時，對於供應鏈合作必然會有所警惕。因此，對於跨國企業來說，突破品牌的屬地標識就成為一個必選項。品牌是產品設計的靈魂，建構“絲路製造”產業鏈，打造國際化品牌戰略應先行。TikToK就是抖音國際化的成功案例，而淘寶和拼多多亦分別使用Lazada和Temu作為國際交易名標識。這些品牌可視為“絲路製造”的出海先行軍，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通過技術輸出、產能協作或資本佈局成功實現國際化營運。“絲路製造品牌”的核心在於中國技術/模式+在地化營運+全球市場整合，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區域協作建構新型產業鏈。瞄準情緒價值受眾的LABUBU潮牌毛絨玩具也是一個典型的現象級絲路品牌，在越南Shopee、Lazada及TikTok Shop等電商平台上銷售火爆。2024年5月，泡泡瑪特在越南連開兩家線下門店。LABUBU在越南大賣得益於韓國女團BLACKPINK成員Lisa在Instagram上發佈與LABUBU相關的照片，引發了東南亞地區消費者的廣泛關注，從而凸顯了絲路品牌的市場效應。2011年，海爾收購了三洋電機在東南亞的白電業務，AQUA品牌由此進入越南市場。2017年進行品牌切換時，AQUA市場表現曾出現斷崖式下跌，但通過產品提升、更換產品平台、提升工廠效率和加大推廣力度等全方位努力，AQUA洗衣機和冰箱重回越南市場第一和第二的位置。AQUA針對越南市場的特點和消費者需求，推出了具有ABT動態殺菌和HCS保濕鎖鮮功能的冰箱，以及智能彩色滾筒洗衣機，此外，還針對東南亞熱帶氣候推出節能產品。AQUA通過參與當地社交平台、選美大賽等大眾文化場景，成功融入本地生活。（二）美國“對等關稅”政策倒逼形成在越“絲路製造”產業生態美國川普政府於2025年4月2日啟動“對等關稅”措施，針對包括越南在內的57國，指責這些國家利用轉口貿易規避對華關稅，擬對越南商品徵收46%高關稅。這一政策表面上是經濟手段，實則是美國重構全球供應鏈、削弱中國產業轉移紅利的戰略舉措。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已經正式啟用全新原產地核查系統，美國海關新規通過“高壓審查+長追溯期+刑事威懾”組合拳，劍指轉口貿易。受出口市場依賴、“竹式外交”以及現實利益考量，當7月2日川普單方面宣佈越南與美國簽署不平等的《關稅與貿易框架協議》時，越南官媒並未做出回應。當天，據越通社報導，蘇林在與川普的通話中就《關於越美對等、公平與平衡貿易協定框架的聯合聲明》達成一致。蘇林建議美方儘早承認越南市場經濟地位，取消對越南部分高科技產品的出口限制。與官方謹慎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學界和商界則對達成的協議表現出巨大反差，有的學者因越南對美出口關稅稅率降至最低而持樂觀態度，有的學者認為協議結果令人喜憂參半。越美達成的《關稅與貿易框架協議》尚存在爭議，不管是美國對越南原產的商品收取11%還是20%的關稅，協議針對“轉運商品”設定40%懲罰性關稅已經坐實，並要求越南建立原材料發票、生產流程圖、能源消耗記錄的“三級溯源制度”，尤其對太陽能板、家具、電子產品實施“每單必查”。這導致中國經越南轉口的成本飆升，依賴簡單貼標或組裝的中小企業“曲線出口”模式瀕臨失效。儘管協議全文內容尚未公佈，但相關“轉運”條款將導致中國出口企業遭遇轉口貿易受阻、中間品出口減少以及在越中企成本上升。對於中國出海企業來說，意味著“越南中轉”模式終結，必須打造深度套嵌產業鏈的“絲路製造”商業生態，或可破局。新冠疫情後全球經濟疲軟，傳統製造業模式面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等諸多挑戰。地緣政治因素對“絲路製造”的影響日益顯著，非傳統安全問題外溢引發的政治動盪、貿易摩擦等，增加了製造業的跨國經營風險。越南每年從中國進口約900億美元商品，其中部分經簡單加工後以“越南製造”名義出口美歐等消費市場。蘋果在越南的供應商數量不斷增加，從2018年的14家增加到2023年的25家，並在2024年增加到35家。越南利用RCEP等區域貿易協定的原產地規則，建構了“中國元件—越南組裝—全球出口”的高效生產模式。如果中美越三方關稅政策塵埃落定並生效後，這種“絲路製造”佈局將呈現高聯動性，但受制於稅收比較優勢和跨境市場因素，最終將趨於互動平衡態勢。為此，出海企業需強化風險管理，最佳化全球佈局，降低地緣政治風險對生產營運的影響。內外環境的變化促使“絲路製造”加快產業升級步伐。企業需要通過加大技術創新投入、最佳化產業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等方式，提升自身競爭力，以適應新的市場環境。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絲路製造”需要加強區域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依靠共建產業園區、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方式，促進區域內資源最佳化配置和產業協同發展。總之，“絲路製造”作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形成的製造業國際合作新模式，超越了傳統的代工生產或成本導向型產業轉移，成為建構融合在地化創新、區域市場服務和全球價值鏈攀升的複合型製造體系。（三）流動的原產地——“絲路製造”的核心競爭力在越南的經營實踐中，“絲路製造”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和產業動態遷移特徵。從投資主體看，“絲路製造”模式要求跨國經營的市場主體從早期以服裝、家具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轉向電子、家電、新能源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從驅動因素看，成本優勢雖仍是重要考量，但規劃“絲路製造”產業佈局時，要求規避貿易壁壘、貼近消費市場、整合區域資源的戰略動機日益凸顯。從協作方式看，不應簡單複製國內生產模式，而應積極融入越南本土產業鏈，加強區域產業鏈合作，利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區域合作機會，將部分生產環節佈局到東盟其他國家，如柬埔寨、寮國、緬甸等，這些國家勞動力成本更低，且與越南同屬東盟自由貿易區，可享受區域內的關稅優惠。另一方面需提升越南本地供應鏈能力，加大對越南本地供應商的投資與合作，提高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本地採購比例，從而更容易滿足原產地規則中關於本地增值的要求。中國企業需超越簡單的“產地轉移”，建構深度本土化體系，開啟在越深加工，確保產品在越南的增值比例達到30%以上，甚至更高，以滿足原產地標識“實質性轉型”的要求。推動上下游供應鏈的在地化，意味著需在越南各地合理規劃培育二級供應商，形成“中國主導+本地嵌入”的產業鏈叢集，不僅提升越南整體製造業水平，還通過龍頭企業拉動配套企業“組團出海”，複製國內供應鏈生態，體現“絲路製造”特徵。因此，跨國經營主體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區域產業鏈整合、品牌與市場拓展、深度本土化體系建設、技術轉移與產能輻射以及滿足原產地規則等多方面的努力，可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這種“流動原產地”的模式不僅能提升中資企業在越南的產業競爭力，也可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提供成功範例。▍走向可持續的“絲路製造”生存和發展邏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哈囉德·詹姆森（Harold James）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嘗試建構一種替代性全球化路徑，更適應運輸高附加值商品、服務與資料的新時代全球化邏輯。同時他指出，美國與中國之間並非陷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正步入多極化世界中的權力重構，美國必須學會適應自己不再主導全球秩序的現實。美國政府極限施壓並脅迫“全球夥伴”國家圍堵中國製造，客觀上已經逼迫中國完成全產業鏈佈局，擁有了巨大的“反捲式”產能，掌握關鍵領域的技術智慧財產權和產業能力。當前中國尚未建構起一套能夠有效支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話語體系，特別是在詮釋“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產能合作以及中國企業全球化實踐方面，存在理論短板。這種話語體系的缺失，使中國難以在國際輿論場有效回應西方主導的殖民主義遺產和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體系，而後者通過智慧財產權、關稅壁壘等不對稱機制維持著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越南等東盟國家正積極探索“共研絲路”的創新合作機制，通過建構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推動區域產業鏈深度整合與轉型升級。其中，越南—新加坡工業園區（VSIP）作為標誌性合作項目已形成顯著的叢集效應。中國企業出海越南的“絲路製造”路徑，是全球價值鏈重構與區域經濟深度互動的時代產物。當前，我們既面臨供應鏈重構、消費升級、政策協同與新興領域增長等戰略機遇，也需破解基礎設施瓶頸、政策波動、競爭加劇、地緣政治與合規文化等多重挑戰。成功突破的關鍵在於超越傳統的“成本套利”模式，向本土化創新、技術賦能和綠色融合的高品質發展範式轉型。2025年作為越南政府規劃的“加速突破之年”，其經濟兩位數增長高目標與中國製造業高品質出海戰略形成歷史性交匯。把握這一契機，“絲路製造”多元化佈局不僅有利於在扼殺全球化的逆流中突圍，還有望成為“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典範，為新興市場工業化提供新範式，更為中國建構開放型經濟體系注入新動能。在這一處理程序中，那些能深耕本地市場、恪守合規經營、勇於技術創新的中國企業，將在越南乃至全球舞台實現從“中國製造”到“世界品牌”的跨越昇華。 (文化縱橫)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當地時間11月26日宣佈，將把針對中國技術轉讓和智慧財產權問題、依據301條款調查所設立的關稅的豁免延長至2026年11月10日。現有豁免條款原定於今年的11月29日到期。這個精確到天的期限暴露了華盛頓的政治算計。這既非單純的經貿決策，也不是對華政策的轉向，而是一份精心設計的政治時間表——恰好跨越2026年中期選舉，為兩黨預留出足夠的博弈空間。醫療裝置與太陽能元件的豁免清單，暴露出美國供應鏈的致命穴位。根據豁免公告，涉及技術轉讓和智慧財產權領域的301關稅得以暫緩，這些恰恰是美國通膨資料中最敏感的部分。就像給高燒病人開的退燒藥，豁免清單精準對應著美國CPI籃子中漲幅最猛的醫療服務和清潔能源成本。301條款的審查機製成為絕妙的政治工具。通過"延長不取消"的操作，既安撫了依賴中國供應鏈的美國製造商，又保留了隨時重啟關稅的威懾力。這種"開關式"設計讓華盛頓可以在不改變對華強硬立場的前提下，為國內經濟爭取喘息空間。就像獵人既想維持拉弓的姿態，又需要偶爾放鬆痠痛的手指。但細心的你或許已經發現了一個關鍵細節：半導體裝置與材料再次被排除在豁免清單之外。這絕非偶然遺漏，而是美國對華技術遏制戰略的精準落子。翻開近三年的豁免清單演變史，半導體品類始終是那個"缺席的主角"。從2022年首批352項豁免商品，到此次延期的178項清單，28nm以下製程裝置、EUV光刻機關鍵部件、先進封裝材料等核心項目從未獲得過關稅赦免。這種系統性排除背後，是《晶片法案》與關稅政策形成的"補貼+壁壘"雙重絞索。美國商務部最新資料顯示，中國半導體裝置進口額在關稅實施後下降37%，但中芯國際財報卻透露另一番圖景：其28nm產能利用率逆勢攀升至92%。這組矛盾資料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關稅大棒雖減緩了中國獲取尖端技術的速度，卻加速了成熟製程的國產替代處理程序。美國顯然注意到了這一趨勢，此次豁免延期刻意避開半導體領域，正是要堵住最後的技術外溢通道。再細讀豁免清單的技術分類，會發現太陽能矽片裝置、鋰電池隔膜等綠色技術產品被大方放入豁免籃，這些恰恰是美國需要中國產能支撐的領域；而涉及人工智慧訓練晶片的散熱模組、高純度石英坩堝等關鍵物料卻被悄悄移出清單。這種"放長線釣大魚"的佈局，暴露出美國既要維持供應鏈穩定，又要遏制技術升級的雙重算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25-2026年將成為對華關稅政策的觀察窗口。當前豁免期截止日距離下屆美國總統選舉僅兩年，這個時間節點絕非巧合。兩黨都需要在中期選舉前向選民展示"對中國強硬"的形象，卻又不得不規避關稅反噬帶來的選票風險。這種矛盾在太陽能產業表現得尤為明顯——既要打擊中國新能源產業鏈，又要保證美國太陽能項目的元件供應。關稅豁免延期暴露了美國產業政策的深層困境。178項豁免產品中，醫療防護裝備佔比達23%，這些在疫情期間加征的關稅，如今成了醫院採購成本的不可承受之重。就像給自己設定的貿易路障，美國正在為2018年以來的激進關稅政策支付利息。因此，當我們翻檢《晶片法案》細則會發現，接受美國補貼的半導體企業均被禁止向中國出售14nm以下裝置，這與關稅豁免排除清單形成完美閉環。此次豁免清單中單獨對待“半導體相關產品”則意味著半導體戰已從靜態封鎖升級為動態圍剿，中國企業將面臨更頻繁的技術斷供突襲。而美國這個延期決定本質上是為2026年大選準備的政策緩衝帶。通過將關稅矛盾後移，兩黨獲得了調整對華策略的寶貴時間。但2026年11月10日這個新的截止日期，就像懸在美中貿易頭上的第二隻靴子，提醒著所有人：這不過是風暴來臨前的短暫平靜。 (飆叔科技洞察)

11月19日，在新加坡舉行的2025年彭博新經濟論壇上，美國前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營運官約翰·沃爾德倫（John Waldron,）與彭博社的蒂姆·奧布萊恩（Tim O’Brien）探討了美國的關稅政策、美國製造業的振興努力以及產業政策的有效性等核心議題。兩人一致認為，當前的關稅制度是“不清晰”（murky）且充滿不確定性的，但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指出，關稅一旦實施就“很難取消”，而且，川普政府及其支持者是“真的相信關稅”，而不只是一個政治工具。約翰·沃爾德倫（John Waldron）分析稱，關稅將美國置於一個“通貨膨脹的環境”中。他預測在2026年，隨著企業開始將成本轉嫁出去，通膨可能會變得“更具粘性”（sticky）。此外，雙方均認為中美關係是一場“真正的戰略競爭”。但儘管存在競爭，中美關係也具有“重大的相互依存”，這使得兩國關係在未來幾年很可能維持“現狀”（status quo），以避免雙方都“無法承受”的衝突“升級”。對話人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 曾任第40任美國商務部部長，羅得島州第75任州長約翰·沃爾德倫（John Waldron） 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營運官，也是高盛集團董事會成員。他還是國際金融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中國證監會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成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國際顧問小組成員以及阿斯彭經濟戰略小組成員主持人（蒂姆·奧布萊恩）：關稅過去似乎只是小眾（point）的領域。現在它主導了記者和學者們的討論，甚至選民也開始關心關稅以及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我想今天我們就把它們簡化為兩個方面：關稅和產業政策。我們很幸運能請到兩位身處這兩個問題前沿的人士，我們將看看接下來的對話會走向何方。吉娜，我認為，我們現在仍然處於一個不清晰（murky）的關稅制度之中。四月份關稅首次推出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國家一直在遊說尋求不同形式的關稅減免。而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篇章：中國動用了它自己的貿易力量，包括稀土，我認為這可能是白宮此前沒有預料到的，以及用一種更日常的方式，這涉及大豆。我聽很多企業反映，他們仍然不知道如何應對當前的局勢，現在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也尚不清楚向前推進的正確策略是什麼。您認為我們現在是否已經到了一個可以使其中一些問題理性化（rationalized）的階段？或者您認為它會繼續懸而未決，並以個案（case by case）的方式處理？吉娜·雷蒙多：好問題，但這難回答。情況確實不清晰，我認為它將繼續不清晰。我認為我們都可以確信的一點是：關稅將會存在。美國前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唐納德·川普的關稅政策可能會在他的任期結束之後延續，因為會有政治擔憂提供支撐，擔心取消保護主義壁壘會疏遠工人階層，而這個群體擔心會因外包和人工智慧而失去工作。圖源：視訊截圖從我為拜登總統工作的經驗來看，關稅一旦實施就很難取消。你知道，拜登總統沒有取消川普的關稅，也沒有降低它們。我曾與他爭論，認為他應該這樣做，但這非常困難。我認為你會看到，對於這位總統（川普）來說，他對中國採取了強硬態度，祭出了三位數的關稅。你不會看到對華關稅會超過100%。所以我認為，貿易空間介於10%、15%到50%之間，這取決於國家。正如你所說，會有很多豁免。但我認為，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將處於一種通貨膨脹的環境中。我認為他將繼續維持這些關稅。這是他戰略的核心。而且他真的相信，關稅是有效的。而且他認為，自己是為實現目標而當選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關稅會持續存在。主持人：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停留一會兒。我認為公開的目標是它將振興美國製造業基地。您看到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嗎？吉娜·雷蒙多：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認為美國製造業正在被振興。我認為我們已經吸取了一個教訓，那就是我們必須擁有更具韌性的供應鏈。而且有些東西——藥品、關鍵藥物、半導體——我們必須在美國生產一定數量。這種情況將持續下去。總的來說，關稅在一定程度上對此有所幫助。但這幅圖景非常複雜。例如，對汽車的零部件加征關稅，而你希望這些汽車是在美國生產的，這會增加生產難度。而且你會繼續看到對投入品加征關稅，這就是一個阻力（headwind）。所以我認為，你會看到美國持續的投資和更多的製造業，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是因為關稅。由於北美、墨西哥、加拿大之間高度一體化的汽車生產體系，關稅使該體系面臨重大重新配置壓力。圖源：紐約時報主持人：我五個月前去了墨西哥，大約在關稅制度首次公開的時候。與我交談的墨西哥商界領袖們在很大程度上對此感到震驚。因為美國製造商在墨西哥設有基地，並通過自己的供應鏈將產品送回美國。墨西哥製造業與美國生產之間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至於幾乎是一種完全的合作關係。從那時起，我從大大小小的企業領導人那裡聽到的所有反饋，都反映了墨西哥人當時首次向我表達的感受：困惑。例如，一位加拿大運動用品出口商表示，在一種關稅合同形式下，他們對一件800美元的產品徵收了600美元的關稅；而在另一種情景下，卻只有6美元，但他們不知道何時、為何以及在何處會實施。這與您從高盛的眾多客戶那裡聽到的情況一致嗎？在您交談過的人中，誰最有效地應對了這種情況？約翰·沃爾德倫：首先，我同意吉娜的觀點，即我認為關稅是川普政府政策的一個永久性特徵，我認為這種情況將繼續下去。他們開始時採取了普遍關稅作為基線，基本上是隨時隨地對所有商品徵收關稅。我認為，您現在開始看到的是轉向更具針對性的做法。部分原因是由於供應鏈的現實，以及公司實際營運和降低通膨所需的豁免的現實。部分原因是隨著我們進入中期選舉，負擔能力（affordability）在美國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問題。我認為這是共和黨人試圖贏得中期選舉時特別關注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你會看到他們開始撤回一些關稅，他們已經這樣做了，例如香蕉、咖啡等。農產品和食品在籃子（Basket of Goods，衡量物價指數的商品籃子，編者注）中。我認為你會開始看到更多這樣的情況。10月21日，在美國馬里蘭州海厄茨維爾市，聯邦僱員領取免費食品。顯然，針對您關於墨西哥的觀點，我們將在2026年面臨USMCA（美墨加協定）的談判。我認為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談判，正如您提出的觀點，那裡是我們的“後院”，如果我們想要振興美國製造業，很大一部分將不得不通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夥伴關係來實現。如果你願意這樣說，從遙遠的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代一直到總統本人談判達成的USMCA，現在我們面臨著重新談判。我個人的觀點是，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認為他們將退回到一個更具區域性的聯盟，因為實際降低通膨和制定更明智的貿易政策的現實將要求這樣做。它可能不會是免關稅的。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但我認為，相對於USMCA，它將是一種更審慎（measured）的方法。通用、特斯拉、豐田、現代、大眾、福特等全球主要汽車廠商4日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提交檔案，敦促美國政府延長“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美墨加協定）。圖源：新華社主持人：其中一個論點是，中期選舉的現實、市場反應的現實，將決定政府如何推進和實施不同的關稅，甚至是否堅持已經宣佈的關稅。然而，關於最終結果將在何處塵埃落定，一直沒有一個穩定而清晰的界限。您是否預見到中期選舉之後，政府會對今年早些時候實施或公開談論的關稅制度進行重新審視？還是您認為政府將繼續致力於重設？約翰·沃爾德倫：正如我所說，我認為這是一個永久性的策略。而且我認為，擁有雙邊關稅能力來處理這些關係，是他們想要推行外交政策的方式。我不認為中期選舉後這種情況會改變。回到您早些時候的問題，您可以看到經濟中的不確定性。您可以看到公司之間的不確定性，它們根據自身定位，應對這種不確定性的能力有強有弱。如果你看公司的盈利情況，某些公司的影響更大，而其他公司的影響較小。某些公司有能力將成本轉嫁出去，其他公司則較少。我們認為，大部分關稅的吸收實際上發生在了價值鏈中的公司利潤率上，並沒有轉嫁給消費者。我們傾向於預計，未來會有更高的通膨，因為我認為在第一和第二季度，公司將開始轉嫁更多他們在利潤結構中已經承擔的吸收成本。這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這種趨勢將在一定程度上被一個事實所平衡，即我認為有效關稅率正在下降。所以，如果早期有效關稅率是正負20%之間，我猜測它正在向下遷移到15%甚至更低，這取決於這些豁免如何運作以及他們決定如何處理USMCA等問題。所以我預計它將開始下降，同時物價上漲和更多的轉嫁正在發生。而這些線在那裡交叉以及通膨最終走向何方，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但我們的觀點是，通膨將保持粘性（sticky）。主持人：所以您不認為通膨會在2026年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飆升。約翰·沃爾德倫：我不認為它會飆升。我認為有很多交叉因素（cross-currents）。你有工資壓力和勞動力壓力。我認為2026年是你會看到更多裁員的一年。因此，我認為你會看到美國企業開始著手處理他們的人員編制。這將在許多方面降低勞動力供應，從而在很多方面對緩解工資壓力有影響。這是一個對抗通膨壓力的平衡因素。但確實有更具通膨性的關稅。所以，要知道最終結果如何是非常困難的。2025年10月，美國僱主宣佈裁員超過153,000人，是該月20多年來最高水平。圖源：路透社我們的經濟學家各有看法，市場顯然正在努力弄清楚這一點。這是目前市場中一個巨大的波動性指標。但總的來說，我們將面臨更具粘性的通膨壓力，並且很難從目前水平上實質性地降低通膨水平。但我也看不出它為什麼會必然飆升，只是很難從目前的位置把它降下來。主持人：您同意嗎，吉娜？吉娜·雷蒙多：我同意。我認為除了約翰所說的之外，公司確實在利潤上做出了調整，但他們也沒有提高價格，因為他們仍然不確定關稅會發生什麼。他們在觀望，等待局勢穩定，然後才提高價格。而且，他們大量地囤積了庫存以進行預先準備，至少在大公司層面是這樣。當然，公司越小越困難，公司越大就越容易。這對亞馬遜來說比對任何其他公司都要容易得多。但每個零售商都盡其所能，即使是現在，他們仍然在消化這些庫存。所以你還沒有看到漲價，但CEO們在說：也許我們只會在推出新產品時提高價格。很多CEO會說，我們不能對現有產品漲價，我們將等待新產品。我沒有水晶球，但我不認為你會看到物價飆升。但我認為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將處於通貨膨脹的環境中。另一件事，儘管非所有人都同意，但我相信川普政府以及總統周圍的人、還有在國會支援他的人，他們真的相信關稅。換句話說，這不僅僅是他們所做的權宜之計——儘管它確實是明智的政治策略——但它是信條（creed）的一部分。他們認為“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一場騙局（rip off）。他們認為美國被欺騙了。他們認為美國工人受到了欺騙，美國工人受到了傷害。中國和其他國家進行了補貼並佔了便宜。所以我不會這麼輕率地說它僅僅是一個政治工具。主持人：您認為未來的政府會很難解除其中的一些措施嗎？吉娜·雷蒙多：我確實這樣認為。你知道，我對此有自己的看法，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試圖說服拜登總統減少一些關稅，特別是針對我們希望在美國製造的產品的原材料的關稅。但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沒有人想成為那個被指控讓美國工人失望的美國總統。我認為這使其更具政治現實性。拜登總統曾經對我說：“我不想對失去任何一個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負責。”“我不會降低關稅。”我認為這種情況在2026年會加劇。如果你相信我們將看到一個更艱難的勞動力環境，這實際上會在政治上變得更加複雜。主持人：政府似乎對稀土供應過剩感到驚訝，或者至少沒有為此做好準備。您對中國在那一刻採取的激進行動感到驚訝嗎？您知道，他們何時以及如何“揮舞鞭子”？約翰·沃爾德倫：我不驚訝，我認為中國已經為川普的崛起準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而且我認為，他們知道自己擁有某些籌碼，他們會加以利用。所以，我一點也不驚訝，也不驚訝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平衡對話的籌碼。我認為雙方都決定努力爭取降級（de-escalation）並放下武器，這很棒。只是有一個時間段，也許更冷靜的頭腦可以佔上風，我們可以開始在那些可以讓關係變得更好、更強的邊緣問題上進行努力。當然，我們不能天真地對那些尚未解決且可能不會解決的更大層面的考慮。據路透社報導，西方正急速追趕稀土鏈自主化，但鏑和鋱的極度稀缺與對中國的深度依賴，使“去中國化”磁體產業幾乎無法在2030年前實現。圖源：路透社這正是我要說的，我不會對2026年抱有很高的期望，我認為那些問題會捲土重來。我認為雙方的國內政治都在發揮作用。而且，我認為有一點緩和（detente）是件好事，兩位領導人將在2026年會面很多次，無論是在G20還是在兩國之間的雙邊場合。我認為這對於嘗試創造更多對話和更多機會來尋找共同點是件好事。這段關係顯然將非常複雜，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戰略競爭。我認為美國——我的意思是，就像吉娜所說的“美利堅治下的和平”——指的是美國處於超級大國地位，領導著世界。而現在我認為存在一個競爭對手，它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戰略對手。美國很長時間以來，甚至可能從未見過這樣的對手。吉娜·雷蒙多：我正好相反，其實感到很驚訝。我一點也不驚訝他們試圖打這張牌。我驚訝的是，政府似乎對它的發生感到驚訝，並且似乎沒有制定應對計畫。我的意思是，那是中國擁有的巨大籌碼，他們會這樣做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認為他們不會這樣做，那是愚蠢的，無論它是稀土、藥物還是大豆所涉及的臨床試驗數量。有太多的籌碼，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中美關係將保持現在的現狀（status quo），因為雙方都不希望或無法承受升級。約翰·沃爾德倫：是的，我們寫了一篇題為《戰略相互依存》（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的專欄文章，這就是我們認為關係演變的方式：存在重大的相互依存。因此，有些領域可以脫鉤，例如晶片，在這些領域你會脫鉤並且已經脫鉤。但在許多領域，相互依存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很難脫鉤。我認為雙方可能都在更深層次地認識到這一點。你知道，每次他們會面時，都會明白衝突的後果是針對雙方和全球經濟的。主持人：我收到的一些問題，其中一個是，如果白宮繼續堅持持有美國公司的股份，這會有什麼影響？我們很幸運吉娜坐在這裡，她是拜登政府在CHIPS法案中對英特爾進行八十五億美元投資的幕後推手。現在，川普政府正在持有英特爾10%的股權。請告訴我您是否看到了這兩種行動之間的差異：八十五億美元的聯邦貸款，以及聯邦政府實際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權？從哲學和建設性的角度來看，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吉娜·雷蒙多：是的，我認為它們是不同的。我認為歷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國有企業或者聯邦政府是其後盾的公司，不會是最具創新性、生產力或盈利能力的公司。就像我們的體制，儘管它有缺陷，但資本主義是有效的。競爭使公司變得更好。我們通過CHIPS法案所做的事情，並為此感到自豪的是，我們考慮到在美國建造一座半導體晶圓廠比在東南亞昂貴得多這一事實。因此，我們提供了一次性撥款，以彌補資本支出方面的差距。但隨後，公司必須進行營運。它必須在開放市場中競爭。而且，你知道，我確實認為這更好。有趣的是，我的兒子18歲。當政府持有英特爾的大量股份時，他說：“媽媽，我們要買英特爾嗎？”我說：“你為什麼這麼說？”他說：“政府永遠不會讓它失敗。”是的，我認為這不好，這不是美國的制度。你知道，我們不希望政府擁有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 我們希望最好的公司是那些能夠在開放市場中競爭、超越競爭並超越創新的公司。因此，如果你認為政府會支援你，你不會失敗，我不認為這很棒。主持人：在美國歷史上，在真正的危機或感知到的危機時刻，政府確實曾扮演領導角色或為美國企業提供了廣泛的安全網。例如，大金融危機期間的汽車工業，川普1.0時期對疫苗製造商的激勵措施，吉米·卡特與克萊斯勒，以及一戰期間伍德羅·威爾遜與鐵路。即使是伊隆·馬斯克的企業，其中至少有三個也從聯邦援助或聯邦合作關係中受益。那麼，這真的是那麼新鮮的事物嗎？只是你觀察方法的問題。一項由Good Jobs First和《華盛頓郵報》聯合研究指出，馬斯克旗下公司在過去約20年間累計從聯邦政府獲得至少380億美元（含合同、補貼等）支援。圖源：路透社吉娜·雷蒙多：我是CHIPS法案的主要設計師和推動者，我清楚地相信某種程度的戰略性精準產業戰略。我只是認為，提供一次性撥款來幫助你彌補在美國建造成本更高的事實，與持有公司如此大的股權，而該公司應該能夠在公開市場中競爭，這兩者之間是存在區別的。美國政府的工具箱裡有很多工具來刺激對國家安全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我們可以提供撥款，我們可以提供稅收優惠，我們可以利用國防部（DOD）的採購權力。如果你是一家年輕的公司，最寶貴的東西是客戶，第一個客戶。所以我認為，聯邦政府可以成為那個第一個客戶。所有這些都與我們經濟的開放資本市場體系更加一致。因此，我不反對一些干預措施，正如您所說，我們有農業補貼，我們在危機時刻有各種各樣的補貼，晶片就是一項國家安全努力。我們需要干預市場來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市場不會將國家安全定價，我只是不喜歡政府持有生產這些東西的公司的巨大股份。主持人：約翰，您區分了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和產業化政策（industrializing policy），我想，請在剩下的3分鐘裡，稍微談談這一點。約翰·沃爾德倫：首先，我認為政府干預市場和經濟將持續存在。我的意思是，我只是認為我們已經跨越了盧比孔河（crossed the Rubicon）。無論是持有公司股份還是簽訂供應協議，這是由於全球的形勢。而且我認為，無論是金融危機還是世界上其他危機因素，政府都已介入。無論好壞，政府都發揮了真正的作用。而且我認為這已成為我們資本市場的一部分。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我真的看不到它會改變。其次，我們談論的產業化政策更接近吉娜所指的：我們正在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發生。而這屆政府的做法是，讓我找到這些公司，它們擁有政府非常關心的供應鏈中重要元素的採購能力，無論是稀土還是晶片供應鏈中的元素、青黴素等等，這些是政府應該從戰略角度非常關心並具有國家安全影響的事物。讓我們去找到這些公司，並實際建立採購協議。然後，在這些採購協議的支援下，你可以去籌集資金。這些公司可以去籌集資金。這與政府持有公司股份是不同的。這實際上是政府採購重要的供應，並使該公司能夠比以往更有吸引力地在資本市場中籌集資金。我們支援這一點。我們自己也在做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並與許多這類公司合作。我認為這是相當不錯的政策。我們需要為國家安全目的控制更多的供應鏈。對我來說，這更像是產業化政策。我認為這是一種明智的應對方式。正如我們早些時候談到的，中國是一個不同於以往所見的競爭對手。我們如果只是讓市場力量失控，而沒有任何自上而下的關注，特別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是一個錯誤。如果我們真的想要競爭，並且真的有機會在一些對未來至關重要的競爭中獲勝，無論是人工智慧、量子技術還是生物製藥生產、生物技術等等。所以，這就是美國的政策。我傾向於同意吉娜的看法，即政府持有大公司的大量股份並控制生產資料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可以看到更智能、更有針對性、更精準的確保國家安全的供應機會，我們認為這是有道理的，並且可以有效地利用資本市場來為此提供資金。主持人：我要問你們兩位同樣的問題。如果你能拿出魔杖，改變當前關稅環境中的任何事情，那會是什麼？約翰·沃爾德倫：我會說，與其讓我們對每個人都徵收關稅並採取普遍的方法，不如說讓我們關注我們的盟友。讓我們採取更多的多邊方法。對我來說，USMCA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我們旨在擁有更多的全球競爭優勢，讓我們不要只作為美國自己來做，而是讓我們與我們的盟友一起，以多邊的方式來做。我不認為這意味著我們將沒有關稅，但它們將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它們現在將更具精確性，將更傾向於採取多邊的觀點來應對世界，而不是單邊的方式。吉娜·雷蒙多：我喜歡這個想法。我希望他們能夠闡明一個清晰的戰略，例如：我們到底想在這裡完成什麼？我們確切的戰略是什麼？因為我認為比關稅更糟糕的是不確定性和它看似隨機的性質。 (IPP評論)

面對其國內通膨高企的壓力，以及最高法院關稅聽證會後的訴訟不確定性，白宮正逐步改變關稅工具策略。據證券時報網11月23日報導，知情的美國官員透露，川普政府正在秘密準備一套備用方案，一旦“對等關稅”被推翻，商務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將轉而依據《貿易法》中的第301條和第122條。這兩條法律同樣賦予總統單方面加征關稅的權力。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近期也透露過類似訊號。不過，這些備用方案要麼實施起來更慢，要麼徵收範圍不如川普現在用的權力那麼廣，而且也可能面臨類似訴訟。具體來看，1974年出台的《貿易法》第301條授權貿易代表可對他國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貿易做法”發起調查，並建議總統實施單邊制裁。據克羅威爾莫林律師事務所(Crowell & Moring)合夥人Dan Cannistra統計，截至2025年1月17日川普第二個任期開始之前，歷屆政府根據301條款發起調查超過130起，其中有35起調查是在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啟動的。2017年，川普在第一個任期內特別針對亞洲的貿易夥伴擴大了301條款的適用範圍，包括數字貿易、智慧財產權、市場准入（如乙醇）、環境政策（如非法毀林）等廣泛領域。而《貿易法》第122條款則授權總統加征最高15%的關稅，但期限最長僅為150天。另外，美方已依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對金屬、汽車等行業加征關稅。9月2日，商務部繼續依據該條款啟動新調查，內容包括進口機器人、工業機械和醫療器械。該措施大有覆蓋美國大部分製造業基礎的勢頭。最高法目前受理的訴訟由數家美國小型進口商，以及民主黨人主政的多個州所主導。他們指控川普啟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差別化關稅，並未獲得國會授權。此前的幾次審理，白宮方面均被判敗訴。目前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大法官佔據多數席位，但近幾年的趨勢顯示，最高法院對行政權的無限擴張同樣持警惕態度，因此很難預測此次訴訟的結果。歐巴馬時期的美國副貿易代表John Veroneau此前表示，該案將考驗最高法院能否堅守“重大問題原則”。該原則是最高法在拜登時代確立的，主要內容為：行政機構不得在沒有明確國會授權的情況下，擅自採取對國家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的政策。預計最終判決結果對國際貿易及美國整體財政影響深遠，涉及大規模、複雜的退稅程序。據估算，不利的法院裁決可能迫使政府退還已徵收的超過880億美元的關稅。白宮近日調整了“對等關稅”的適用範圍，將咖啡、香蕉、牛肉、茶葉、香料、番茄、酪梨、椰子、橙子、菠蘿等農業產品排除在此前依據《對等關稅行政令》所徵收的附加關稅之外。更新後的關稅豁免表及對“結盟夥伴”的潛在調整清單自11月13日0時起生效。 (介面新聞)

一、全球股市：全年強勢但波動加劇，非美市場表現亮眼2025 年全球股市延續疫後利率上行後的強勁漲勢，但年內路徑並非一帆風順，區域分化特徵顯著：整體表現：以美元計價，標普500、歐洲斯托克 600、日經 225、MSCI 亞太（除日本）指數均實現上漲，截至 11 月均較 2024 年 11 月基準（100 點）突破 115 點，其中標普 500 表現領跑，接近 125 點關口。年內波動：一季度曾因美國關稅升級擔憂與DeepSeek 對美科技股的衝擊，出現顯著回呼 ——2-4 月標普 500 下跌近 20%、納斯達克下跌 17%，而其他市場回呼幅度普遍小於 10%；4 月後，關稅威脅緩和、全球經濟持續增長（2024-2026 年全球加權 GDP 復合增速高盛預測 5.6%，高於市場一致預期的 5.2%）、美元走弱與財政支援加碼，推動股市再創歷史新高。區域分化：非美市場表現更突出，以本幣計價，西班牙IBEX、義大利 MIB、英國富時 100 等指數年內漲幅均超過標普 500，且這些指數中無一隻科技股，印證 “非科技驅動” 的廣譜上漲邏輯。二、企業盈利：美股超預期率創新高，全球盈利sentiment 改善企業盈利是支撐股市上漲的核心動力，各區域盈利表現呈現“美股強勁、歐股回暖、全球廣譜改善” 特徵：美股盈利：三季度標普500 成分股中 65% 實現盈利超預期，為疫後重啟以來最高水平；但 “超預期溢價” 下降，表明市場對盈利的預期閾值已提升。同時，49% 的標普 500 企業在財報電話會議中提及 AI 相關效率提升，AI 對盈利的實際貢獻逐步顯現。全球盈利修正：美股科技股2025 年 EPS 修正指數（以 2024 年 1 月為 100）已突破 110 點，顯著高於歐洲斯托克 600（約 102 點）、日經 225（約 105 點）與 MSCI 新興市場（約 103 點）；從盈利 sentiment（近 1 個月上調數 - 下調數 / 總預期數）看，標普 500 保持 40% 以上的正向區間，而歐洲、新興市場雖為正但低於美股，全球盈利改善趨勢明確但強度分化。三、AI 與科技：“漂亮 7” 反彈但非泡沫，資本開支援續超預期AI 仍是市場焦點，但 “漂亮 7”（Magnificent 7）的上漲並非無基本面支撐，科技類股暫未形成泡沫，但需警惕潛在風險：“漂亮 7” 表現：4 月回呼後反彈 62%，驅動因素包括強勁盈利與持續的需求增長 ——2022 年（ChatGPT 發佈前）美國科技巨頭資本開支與研發（ capex+R&D）佔總支出 63%，回購與分紅佔 30%；而過去四個季度，capex+R&D 佔比升至 75%，資本開支規模持續超預期，2026 年 capex 預測從財報季初的 4580 億美元上調至 5180 億美元。泡沫爭議澄清：高盛認為當前科技類股未達泡沫水平，理由有三：一是估值未超歷史極端值（未達1990 年代科技泡沫、1980 年代日本泡沫高度）；二是行業 IPO 活動低迷（12 個月美國 TMT 行業 IPO + 增發數量遠低於科技泡沫與 SPAC 熱潮時期）；三是企業財務健康 ——AI 巨頭現金餘額雖下降，但仍高於標普 500 平均水平，淨槓桿率處於 41% 分位（較低），利息覆蓋率處於 88% 分位（較高），無淨負債壓力。龍頭盈利韌性：以輝達為例，五年前營收110 億美元，分析師預測 2026 年將升至 2850 億美元，盈利增長具備強確定性。四、配置邏輯：從集中到分散，多元維度均現價值2025 年市場最大轉變是 “多元化配置見效”，地理、發達 / 新興、因子、行業層面均呈現 “非集中化” 特徵，分散策略逐步替代 “科技獨大”：4.1 地理多元化：非美市場跑贏除美國外，歐洲、日本、亞太（除日本）市場以本幣計價均實現高收益，且美元走弱背景下，非美市場美元計價收益進一步放大—— 例如西班牙 IBEX、義大利 MIB 指數美元計價收益中，匯率貢獻佔比超 20%，凸顯 “配置非美 + 規避美元” 的雙重收益。4.2 發達與新興：新興市場復甦新興市場（EM）結束多年跑輸趨勢，在聯準會降息預期、全球經濟擴張與美元走弱推動下，EM 相對發達市場（DM）的價格表現指數（以 2024 年 11 月為 100）升至 112 點；高盛上調印度市場觀點，對中國股市也持樂觀態度，認為 EM 具備進一步上漲空間。4.3 因子多元化：價值因子回歸多年“成長跑贏價值” 的格局逆轉，儘管美國仍由成長（科技）主導，但歐洲、日本市場價值因子持續跑贏 —— 以 MSCI 指數美元計價看，歐洲價值相對成長漲幅超 10%，日本超 8%，而美國成長仍領先價值 5%，因子表現呈現區域分化，價值策略在非美市場更具吸引力。4.4 行業多元化：科技與周期共漲全球行業收益廣度顯著提升，IT 與通訊服務雖領跑，但金融、工業緊隨其後，且三者收益均以盈利貢獻為主（而非估值擴張）；此外，科技與實體基礎設施的關聯度提升（如資料中心、稀土供應、能源輸配），虛擬與實體經濟聯動，既利多選擇性成長股，也帶動成熟價值股（如工業、材料），僅房地產（利率敏感）、醫療保健（防禦性）等類股表現滯後。五、估值與風險：美股估值高企，非美更具性價比當前全球估值普遍高於歷史均值，但區域、行業分化顯著，未來收益驅動將從“估值擴張” 轉向 “盈利增長”，同時需警惕三大風險：估值水平：美股估值處於歷史高位，標普500 前瞻 PE（12 個月）達 22.9 倍，遠超 20 年中位數（約 15 倍），且高於其他區域（歐洲斯托克 600 為 14.8 倍、日經 225 為 13.4 倍、MSCI EM 為 14.3 倍）；但高估值有基本面支撐 —— 美國市場 ROE（12 個月前瞻）達 21.1%，同樣高於其他區域（歐洲 12.8%、日本 9.8%、EM 13.1%），估值溢價反映盈利回報率優勢。長期收益預測：高盛預測未來10 年全球股市年均總回報為 7.7%（美元計價），處於歷史 35% 分位，雖低於近年平均，但仍具吸引力；區域上，EM（10.9%）、亞太（除日本，10.3%）預測回報最高，美國（6.5%）最低，進一步支撐 “非美配置” 邏輯。核心風險：經濟增長不及預期：美國低收入群體需求疲軟、企業裁員增加，若經濟增速低於預期，高估值股市易出現回呼，尤其周期性類股（當前周期股相對防禦股表現指數已升至125 點，反映增長預期較高）。科技巨頭盈利承壓：若科技巨頭營收疲軟或capex 回報率下降，可能引發科技類股回呼，進而拖累美股，但對非美市場溢出效應有限。信用與政府債務風險：私人信貸市場惡化或政府融資困難，可能導致主權債收益率與信用利差擴大，引發全資產類別的同步下跌，避險難度增加。六、總結：2026 年關鍵詞 “多元均衡”，把握三大配置方向全球市場已從“科技集中驅動” 進入 “多元分散主導” 的新階段，2026 年投資可聚焦三大主線：區域上超配非美市場：歐洲、日本、EM（尤其是印度、中國）估值更低、長期回報預測更高，且本幣升值有望放大美元計價收益。因子上關注價值機會：在歐洲、日本等價值因子跑贏的區域，佈局金融、工業等低估值且盈利改善的類股，平衡美股成長股的高估值風險。行業上把握“科技 + 實體” 聯動：除 AI、IT 外，關注資料中心、稀土、能源輸配等實體基礎設施類股，以及受益於科技 capex 擴張的工業、材料行業，捕捉 “虛擬 - 實體” 聯動帶來的廣譜機會。風險方面，需密切跟蹤美國經濟資料、科技巨頭盈利與capex 回報率、信用市場健康度，通過多元化配置降低單一風險敞口，提升組合風險調整後收益。 (資訊量有點大)

川普宣佈將對泰國徵收36%關稅，泰國財長：將戰鬥到底，正制定備用計劃美國總統川普7日表示，從8月1日起對泰國的進口產品徵收36%關稅。據路透社報導，泰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披猜8日在社群平台X上發文稱，談判團隊一直在戰鬥，並會繼續戰鬥下去。他們將堅持戰鬥到底，為泰國爭取到最好的方案。泰國財政部長披猜資料圖來源：外媒路透社報導稱，泰國財政部長表示，泰國正在製訂一項備用計劃，以應對美國對其出口商品徵收的36%關稅。泰國代理總理普坦8日表示，美國7日宣佈的關稅政策與先前雙方談判的內容相悖，他表示將與泰國相關方進一步商討，做好繼續談判準備。 （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