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發佈三周年：那些把思考外包給AI的人，大腦已經被改變

三年過去，AI 不再僅僅是工具，它正在成為我們認知的假肢。

從世界頂尖大學的“教育自殘”，到普通人面對生活瑣事的“決策癱瘓”，一場關於人類心智的“去技能化”實驗正在悄然進行。當思考變得多餘，我們還能稱自己為“智人”嗎？

2022 年底，ChatGPT 問世。那一刻，彷彿打開了“未來”的大門。那時的我們，帶著驚奇、恐慌與興奮，以為自己拿到了一把通向未來的鑰匙。

三年過去，AI 不再是遙遠的科幻名詞，而成了日常生活的“作業系統”：寫郵件？問它。寫論文？交給它。寫簡歷、寫程式碼、寫產品文案、做 PPT、解人生困惑、預測風險、建議午餐……“先問 AI 一下”成了這個時代的默認動作。

然而，現實證明，AI 給我們帶來的，遠不是“認知增強”那麼簡單。它帶來的，或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認知外包與自我退化。

這把鑰匙確實打開了無數扇門，但似乎也鎖上了一扇最重要的門，即通往我們自己大腦的門。

在ChatGPT 問世三周年之際，一種新的群體正在全球範圍內崛起。美國《大西洋月刊》給他們起了一個極其諷刺的綽號：“LLeMmings”（大模型旅鼠）。

這個詞源於“Lemmings”（旅鼠），一種傳說中會盲目跟隨集體跳崖的生物。而現在的“LLeMmings”，指的是那些無時無刻不在使用 LLM（大語言模型），離開了 AI 引導就無法在這個世界獨立行動的人。

我們曾經以為AI 是人類的“副駕駛”；但三年後的資料顯示，對於許多人來說，AI 已經搶過或接過了方向盤，而人類正心滿意足地在後座上睡去。

我們的大腦，正在被不可逆地改變。正如麥克盧漢所說，人類創造了工具，工具又反過來塑造了人。

一、

AI專門攻擊人類大腦最脆弱的縫隙

提姆·梅茨（Tim Metz）今年 44 歲，是一名內容行銷專家。但他現在更像是一個“連體人”，連接他的是 Anthropic 公司的 AI 模型 Claude。

他每天使用AI 長達 8 小時。這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為了生存。

去超市買水果，他會拍張照片發給AI：“這個熟了嗎？”家裡門前的大樹在大風中搖晃，他不敢自己判斷，而是拍了照片傳給Claude。AI 建議他：“為了安全，去朋友家過夜吧。”於是，他帶著全家連夜撤離。事後他說：“如果不是 Claude 的建議，我絕不會離開家。”

更離譜的是，在接受《大西洋月刊》記者採訪前，他還請Claude 預判記者可能會問什麼問題，並出具一份專屬的“應對手冊”。Claude 竟然精準預測了記者的三個問題。

梅茨坦言：“這就像真正的上癮。”他正在經歷大腦的“Google地圖化”。就像習慣了 GPS 的人不僅記不住路，甚至喪失了方向感一樣，習慣了 AI 的人，正在喪失“生活感”。

這種症狀正在像病毒一樣蔓延。

詹姆斯·貝德福德（James Bedford）是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的教育者。有一天，他在火車上看到一位女士的 AirPod 掉進了座椅縫隙。那一瞬間，他的大腦一片空白，第一反應竟然是掏出手機問 ChatGPT：“我該怎麼幫她拿出來？”

直到那一刻，他驚出一身冷汗。解決物理世界的簡單問題，本是人類的本能。但他的大腦已經形成了新的神經回路：遇到問題-> 呼叫 AI -> 執行指令。中間那個至關重要的步驟——“思考”，被跳過了。

這不再是使用工具，這是一種“認知解除安裝”。

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警告我們，AI 工具的可怕指出，在於它們被設計出來，專門攻擊人類大腦最脆弱的縫隙。

我們的大腦天生吝嗇，傾向於節省能量。當一個不知疲倦、隨叫隨到的“外腦”出現時，大腦會毫不猶豫地交出控制權。

我們以為自己在訓練AI，其實是 AI 在馴化我們。它讓我們不僅在智力上退化，更在情感耐受力上萎縮。我們變得無法忍受未知，無法忍受焦慮，無法忍受那怕一秒鐘的“獨自思考”。

這不僅是認知的偷懶，更是一場存在主義的自我流放。

麥克盧漢曾警示：我們並非僅僅在使用技術，而是在“參與”技術，並被其重塑。當我們連“水果是否成熟”這種最原始的感知體驗，都需要經過演算法的中介來確認時，我們實際上是在主動切斷與真實世界的臍帶。

人類的尊嚴，往往建立在與不確定性的博弈之上。正是那些猶豫、糾結、試錯的瞬間，構成了所謂的“主體性”。然而，AI 正在用它那看似完美的機率預測，填平了這些溝壑。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無摩擦的生存”，但代價是讓我們失去了感知的觸角。

正如海德格爾所預言的，技術不僅僅是工具，更是一種將世界納入計算軌道的“座架”。當我們把“思考”外包，就不再是世界的體驗者，而淪為了系統的資料連接埠。

我們以為自己在用神一般的工具駕馭生活，但在不知不覺中，在演算法的凝視下，那個名為“自我”的核心，正因為長期的缺席而被掏空。

所以，這才是最恐怖以及最諷刺的地方：不是機器產生了意識，而是人類自願放棄了意識，退化成了一台僅僅負責執行指令的血肉機器。

二、

AI摧毀大學教育與學習本身

如果說個人的退化是個體的悲劇，那麼教育系統的崩塌則是文明的危機。

媒體理論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早已警告，一個技術霸權社會（Technopoly）的誕生，是當社會將判斷力讓位於技術需求，當“效率”“創新”本身就被視為道德價值。

一旦“速度”和“最佳化”取代了“反思”和“對話”，教育就變成了物流操作：自動評分、幾秒出稿。知識淪為資料；教學變成配送。最終被抹去的，是人類最珍貴的能力：好奇心、判斷力、真實的存在感。

這並不是“增強智能”，而是一種模擬學習：像填色遊戲一樣的思想過程。

以美國最大的公立大學系統——加州州立大學（CSU）為例。這個擁有 50 萬學生的龐然大物，最近幹了兩件極具諷刺意味的事：

1. 擁抱 AI：宣佈與 OpenAI 達成 1700 萬美元的合作，讓全校師生免費使用 ChatGPT Edu，誓言打造“AI 驅動的經濟”。

2. 裁撤人類：幾乎在同一時間，宣佈削減 3.75 億美元預算，裁撤大量教師，關閉哲學、經濟學、物理學、人類學和性別研究等“不賺錢”的學科。

這一幕充滿了黑色的荒誕感：學校花重金買來一個會“自動生成答案”的機器人，同時解僱了那些教學生“如何提出問題”的教授。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場面：教授剛收到裁員通知，樓下就舉辦“如何用AI重新設計教學”的公開課。

所謂的“重新設計”，就是讓 AI 生成教學大綱，讓 AI 出題，讓 AI 批改作業，再讓 AI 告訴學生怎麼用 AI。

這變成了一個完美的“狗屁閉環”（Bullshit Loop）：

• 學生：用ChatGPT 寫論文，假裝在學習。
• 教授：用ChatGPT 批改論文，假裝在教學。
• 行政：用“AI 創新”的 PPT 掩蓋教育質量的下滑，假裝在管理。

這種局面的真實寫照是：教育的目的不再是思考，而是“最佳化”；大學的任務不再是啟發，而是交付。在這個閉環裡，唯一的輸家是“真實的教育”。

馬斯克說AI會讓金錢消失，但他只說對或只說了一半

哲學教授Martha Kenney 一語道破其中的荒謬：“大學讓最有能力質疑 AI 的學科關門，卻讓全校都用 OpenAI 的產品。這不是創新，是制度性自我吞噬。”

更可怕的是，這種環境催生了一種新的“成功學”。典型事例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李鍾仁（Chungin "Roy" Lee）。他的名言是，“我來大學，是為了找老婆和創業夥伴，不是為了上課。”

他自豪地承認，他在常春藤名校的作業80% 都是 AI 寫的。他最終退學了，創辦了一家名為Cluely的公司，並成功融資 530 萬美元。

Cluely 的口號非常赤裸裸：“我們想在所有事情上作弊。我們建立 Cluely，是為了讓你永遠不必獨自思考。”

在“Chat 大學”（Chatversity）裡，作弊不再是道德瑕疵，而被重塑為“高槓桿率”的創業精神。思考被視為一種低效的、可以被最佳化的過時行為。

當大學不再問“教育是為了什麼”，而只問“AI 能幫我們要到多少預算”時，文憑就變成了一張毫無意義的收據。

正如經濟學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那句冷酷的預言：“高等教育將繼續存在，不過，是作為一個交友平台，一個離家住的方式，一個狂歡看球的機會。”

換句話說，大學的知識使命早已死亡，被文憑主義、消費主義和便利主義取代。

三、

AI正在培育一代廢人

“AI只是工具，用了能提高效率，為什麼不用？”這是最常見的辯護。但神經科學告訴我們：這世上沒有免費的認知午餐。

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一項近期研究，揭示了依賴 AI 寫作的驚人代價。研究人員發現，當參與者使用 ChatGPT 起草論文時，他們大腦中負責記憶、語言和批判性推理的區域，神經連接活躍度下降了47%。

這被稱為“認知債務”。就像你用信用卡透支消費一樣，你也在透支你的大腦。你現在圖省事省下的“腦力”，未來都要連本帶利地還回去。

研究中還有一個更令人不安的發現：那些長期依賴AI 的人，一旦被迫脫離 AI 寫作，其表現甚至不如那些從未接觸過 AI 的人。

這意味著，AI 不是在輔助你，而是在廢掉你。

這就像你去健身房，結果開著叉車來舉槓鈴。你花了一小時，任務完成了，但你的肌肉完全沒動。

思考，本質上是一種阻力訓練。那種面對空白文件的焦慮，那種在腦海中搜尋詞彙的掙扎，那種邏輯打架時的痛苦——這些正是神經元建立連接的過程。

當你把這些“痛苦”外包給 AI，你也就把“成長”外包了出去。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景象：

•  學生們精通“提示詞工程”，卻無法組織一段有邏輯的口頭表達。
•  文章變得流暢、完美、語法無懈可擊，但讀起來“沒有靈魂、空洞、缺乏個性”。
• 那種人類特有的“我好奇”、“我掙扎”、“我依然困惑”的反思性語言，正在從我們的文字中消失。

AI 不只是工具，它正在馴化我們的心智，把“提問—研究—思考—驗證”的漫長鏈條，變成“輸入—輸出”的即時滿足。

AI正在培養一代“流暢的文盲”：他們能生成莎士比亞風格的十四行詩，卻讀不懂其中的悲傷。

其實，很多大學教授已經看透了這一切。

加州州立大學奇科分校哲學教授特洛伊·喬利摩爾（Troy Jollimore）接受採訪時警告說：“大量大學畢業生將走入職場，他們基本上是文盲。”

“我每次和同事談起這事，大家都會提到同一句話：我什麼時候能退休？我什麼時候能離開這地方？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在想這件事。”

四、

未來最值錢的，是一顆抵抗AI誘惑的大腦

在這樣的時代，願意自己寫一封郵件、動腦解決一個問題、花時間琢磨一段話的人，變得異常稀少，也因此變得珍貴。

在AI 寫作氾濫的年代，反而你用原始人方式寫的內容，才有質感、有溫度、有靈魂。

AI 可以模擬語言，但它無法模擬“你掙紮著推敲出一句話的過程”。真正的原創、思辨、共情、頓悟……是任何模型都偽裝不了的。

麻省理工的研究還發現：

•長期依賴AI 寫作的人，在不借助 AI 後寫作能力明顯下降。

•他們以為自己“寫得不錯”，但腦電圖顯示，大腦幾乎沒有“語言創造區域”的活躍。

•中性讀者評價他們的文字：“空洞、無趣、缺乏個性。”

換句話說：AI 使用者以為自己寫了東西，實際上他們什麼都沒寫。他們不是作者，而是複製機的操作員。

教育學者Mike Kentz 曾感慨說：“2015 年的我，寫郵件遊刃有餘。2025 年的我，每封信都得問 AI 是不是說得太直、太柔、太主觀。”

他的能力並沒有被增強，而是在慢慢萎縮。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人類尊嚴和生存問題。

未來屬於“會用 AI，但知道什麼時候不用 AI”的人。真正強大的認知者，是那種：

• 知道AI 擅長什麼，也知道它不擅長什麼

• 知道什麼時候該借助它，什麼時候必須靠自己

• 能用它工作，但不會用它代替思考

我們不是要成為“AI 的使用者”，而是要做“認知主權的掌握者”。

未來真正有價值的能力，不是“會用 AI”，而是即使身邊有 AI，也選擇用自己的大腦思考，並且有能力進行獨立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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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Weizenbaum 是 MIT 的電腦科學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個“聊天機器人”ELIZA 的發明者。他晚年一再警告世人：

“機器可以模仿智能，但永遠無法理解人類的問題。”

“賦予機器道德判斷力，就像讓一個電話簿來談愛情。”

在人人用AI 的時代，最值得修煉的能力，是“抵抗 AI 的誘惑，保持思考的定力”。

所以，不如從今天開始，嘗試一件事，不用AI 做。寫一篇日記，構思一個想法，做出一個判斷，那怕花上比平時多兩倍的時間。

這不是低效。這是你在說：“我還在，意識還在，思考還在。” (不懂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