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國安戰略》暗指：中國若成第一，那印度就是美最大敵手

【導讀】美國白宮於當地時間12月4日晚發佈川普政府的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SS），報告指出，美國必須鼓勵印度為“印太”地區安全做出貢獻，並與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和夥伴共同努力，防止亞洲出現“任何單一競爭國家的主導”。川普第二任期以來，一改傳統“戰略利他主義”，美印關係急轉直下，此次《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發佈，更是意味著美國公開放棄了為印度和印太的背書。

對於美印關係這一轉向，存在諸多解釋。本文作者認為，川普第二任期對印度政策的劇烈轉變，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戰略焦點的結構性轉移，即從注重應對外部地緣競爭，轉向優先應對自身實力衰落的內部焦慮。在這一邏輯下，美國對傳統對手（如中俄）的態度趨於審慎以避免消耗，同時對其盟友夥伴的定位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不再主要是共同制衡敵人的“戰略棋子”，而更多是被要求直接輸送經濟利益、為美國“紓困續命”的“血包”。

基於上述戰略邏輯的轉變，長期享受美國“戰略利他主義”扶持的印度，因其缺乏對美大幅讓利的實力基礎、不願唯命是從的獨立傾向，以及在涉俄等問題上的“首鼠兩端”，在美國新的“算帳”心態下，便從一個被容忍和投資的“潛力股”，變成了需要被強力敲打以索取即時回報的“負資產”。

文章進一步指出，這一轉變並非偶然或僅由個人風格驅動，它深植於美國對自身地位衰落的擔憂，美印在實力位次和產業結構上的相似性，使得美國社會部分群體已對印度崛起產生很強的威脅認知，尤其對“印度以美國為代價的崛起”感到憤憤不平。在此情形下，中國如果憑藉自身國防軍事和產業科技實力鞏固超越性的實力地位，特別是在中美對比中取得當然優勢，在客觀上將自然加劇美印之間的同位競爭，催化美國和印度圍繞全球綜合國力和經濟總量排名的“亞軍之爭”，甚至有機會促成中美、中印之間兩對結構性矛盾實現“兩難自解”，推動地緣戰略態勢發生整體性劇變。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從寵兒到棄子：川普第二任期的對印政策轉向

最近二十多年來，印度和美國被視為天然戰略夥伴——兩國在地緣戰略上共同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印度作為“潛力股”，在國防軍事、經濟貿易、科學技術等領域享受美國全方位扶持，成為戰略寵兒。然而，進入川普第二任期後，美印關係卻急轉直下：印度不僅是川普關稅戰實際受損最重的國家之一，還頻繁遭受美方的政策挑釁和言辭輕慢，儼然成了戰略棄子。美國對印政策劇烈轉變引起了廣泛關注，有人將此歸因於川普的個性和風格，有人歸因於莫迪政府對川普政府應對不力，也有人指出川普政府對華政策進退失據才是原因。儘管上述說法從一些切片解釋了美印關係走勢，但無法同時解釋川普近期盟伴政策的共性和美印關係急轉直下的特性。

本文認為，川普政府“對美國自身實力衰落的擔憂”壓倒“對外部地緣威脅的擔憂”，是導致美印關係劇烈變化的根本原因。首先，正是由於美國擔憂自身實力衰落，川普政府對中國、俄羅斯等傳統地緣戰略對手的態度更為謹慎，除言辭恐嚇外，往往採取較為克制的實際行動，唯恐美國捲入新一輪地緣戰略衝突，損耗寶貴的戰略資源，反而加快自身實力衰落。其次，由於川普政府對抗傳統地緣戰略對手的意願顯著下降，美國對歐盟、印度、日本等盟伴的預期也從“為美國圍堵敵人的棋子”變為“為美國紓困續命的血包”，因此美國盟伴政策的出發點轉向“為美能提供多少直接和即期利益”。再次，儘管印度長期享受美國“不問回報”的扶植，但缺乏日韓歐對美讓利輸誠的產業經濟家底，也不願像它們那樣唯美國馬首是瞻，反而在涉俄制裁、金磚機制等問題上首鼠兩端，因此被川普政府視為需要強力敲打施壓的對象。

川普政府戰略焦點轉移不僅能夠解釋其盟伴政策變化的共性，也能夠解釋其對印政策變化的特性。由於擔憂自身實力衰落，美國不再願意付出額外資源扶持印度，特別是一個仍在快速崛起的印度——隨著美印實力差距持續縮小，美國反而對印度更為疑懼和反感。印度對自身實力和地位自誇式宣傳、與美國相似的服務業主導產業結構、印裔移民在西方社會極高的可見度，都客觀上加重了美國對印度的整體威脅認知，使印度淪為西方右翼民粹運動的圍攻目標。川普本人及其側近人士針對印度的挑釁行動和侮辱言辭，對應出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對印度與日俱增的負面認知。在這種視角下，只要美國還在擔憂自身全球相對位勢下降，美國遲早必須考慮來自印度的競爭，因為未來完全有可能出現美印圍繞綜合國力和經濟總量排名的“亞軍之爭”。

▍為了扶持印度，美採取不問回報的“戰略利他”策略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美國就對印度寄予厚望，認為其人口規模龐大、地緣位置關鍵、發展態勢良好，從各個方面看都是未來的超級大國。[1]更重要的是，印度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不管是從意識形態角度看，還是從地緣戰略角度看，都夠格躋身美國重要夥伴，能夠制衡“威權主義挑戰者”。基於這種預期，小布什第一任期以來的歷屆美國政府形成了一套對印交往的基本思路——這被美國前駐印大使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D. Blackwill）和前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總結為“戰略利他主義”，20多年來正是錨定美國對印政策的管總方針。[2]

美國對印“戰略利他主義”基於一個核心假設：印度崛起，不管在經濟、軍事，還是外交方面，都將對美有利，因為更強大、更繁榮的印度不僅滿足美國資本的盈利預期，還必然在亞洲擠壓、平衡、牽制快速崛起的中國，成為鎖定“威權中國”的民主枷鎖。這種假設進一步外推：印度崛起對美國產生的遠期戰略紅利，必然大於美國短期內為印度支付的成本，因此即使美國短期內沒有收到印度交付的回報，也應持續投資、扶持、容忍印度。毫無疑問，美國的慷慨絕非純粹恩惠和慈善，而是一種有意識的、出於戰略考慮的行動。在考慮對印扶植時，美國領導人不問“印度能為美國做什麼？”而是“印度能為自己做什麼？”——只要印度自己不斷走向經濟繁榮和軍事強大，那麼就加強了“有利於自由的實力均衡”，這一點在中國影響力日益增強的背景下尤為突出。美國外交決策者認為，美印長期戰略趨同是主要的，而短中期摩擦是次要的，因此只要印度自身保持發展勢頭，美國就有理由容忍印度在貿易壁壘、氣候治理、國際多邊等問題上的自以為是和自行其是。

正是本著這種想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不管是民主黨執政，還是共和黨執政，都不遺餘力地扶持印度，甚至不惜成本為印度解決難題。例如，小布什政府不僅在2001年就帶頭解除印度1998年核試驗帶來的國際制裁，之後還冒天下之大不韙強推“美印核協議”，並遊說核供應國集團（NSG）特批豁免，使印度成為國際軍控機制的罕見特例：印度未簽署“核不擴散條約”（NPT），但獲准保留軍用核能力，同時還能自由進口核燃料和核技術。[3]再如，歐巴馬政府不僅在2010年公開支援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還在2016年授予印度“主要國防夥伴”（MDP）地位，使印度無須與美國結成正式軍事聯盟，就能夠享受“盟國級”軍售和技術轉移待遇，涵蓋幾乎所有主流尖端裝備。[4]在次級制裁問題上，印度也得到美國“雙重標準”的優待：儘管美國國內法律要求對涉及俄羅斯和伊朗的重大交易實施次級制裁，但美國不僅豁免印度參與伊朗恰巴哈爾港（Chabahar Port）建設，美國國會後來還通過專門議案，允許印度部署俄制S-400防空系統卻免於美國次級制裁，但情況相似的土耳其卻沒能享受豁免。[5]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美國在地緣戰略上不斷承壓，拜登政府為了更好地制衡中國，在產業、技術、科學、國防等領域更緊密地繫結印度。例如，拜登政府“關鍵與新興技術倡議”（iCET），放鬆了對印出口管制和技術轉移限制，賦予印度AI、半導體、原子能等尖端技術的“內部訪問權”。再如，拜登政府在2021年提出“印太經濟框架”涵蓋的“公平和有彈性的貿易”和“供應鏈彈性”，助力印度通過“友岸外包”替代中國製造業產能。拜登政府內的“印太沙皇”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甚至卸任後還主張美印建立新型同盟關係，並以“前沿技術”“產業經濟”“軍事國防”“情報資訊”“全球協調”等美國優勢突出的領域為“五大支柱”，更好地扶植印度——以“利用戰略性技術重塑關係倡議”（TRUST）取代iCET，促進印度前沿科技發展；[6]通過“印美國防加速生態系統”（INDUS-X）推進印度軍火聯合生產研發；通過雙邊供應鏈和投資協定，促進印度產業發展。

儘管以上只是美印近年來密切交往的片段，但具有代表性。美國不顧自身國際威望，為豁免印度而破壞國際核不擴散治理的慣例，不惜背負“雙重標準”的罵名，也要給予印度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特殊待遇，不怕投入自身產業科技優勢也要扶持印度發展，表明美國對印度長期奉行的“戰略利他主義”確有實質，並非自我標榜。然而，印度長期享有甚至視為理所當然的這種特殊優待，隨著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宮戛然而止。

▍川普第二任期美印關係出人意料的急轉直下

如果說此前美國總統從不過問“印度為美國做了些什麼”，那麼第二任期的川普不但問出了這個關鍵問題，而且還拿出了大喇叭，以最大聲量、最嚴厲的口吻、最粗魯的用詞反反覆覆質問。2025年以來，川普政府不僅強壓印度從美國購買更多軍火和能源，對印度加征25%的“對等關稅”和額外25%的涉俄次級關稅，還大幅提高在美印籍人員的簽證費用，並加強對印服務外包的限制。在極短時間內，印度從享受美國特殊優待的拉攏對象，變成了承受極限施壓的敲打對象。美印關係這種急轉直下令印度戰略精英以及一部分美國外交專家深感不安，甚至認為“美國過去二十年為改善印美關係所做的努力，都因川普對印政策而付諸東流”。[7]

首先，印度是受川普全球關稅戰打擊最重的國家。作為川普第二任期最早訪美的外國領導人之一，莫迪在2025年2月與川普會晤時就期待解決貿易問題，雙方也確實許諾“到2030年要將貿易額推高到5000億美元”。即便是川普政府4月初打出“對等關稅”後，印度政府高層還吹噓“這是印度一生難遇的機遇”，自信對美出口關稅能夠低於大部分國家，趁機吸收供應鏈轉移並擴大出口。[8] 然而，由於印度在農產品關稅等問題上態度強硬，美印7月底前無法達成任何協議，使印對美出口商品面臨25%的關稅，不僅高於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南亞鄰國，也高於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使原本設想的“關稅優勢”化為泡影。此外，川普政府還以“購買俄油”為由，對印加征25%的“次級關稅”，使印輸美商品總關稅高達50%，遠高於中國。這直接打破了印度作為“產業鏈供應鏈轉移目的地”的宏大敘事——如果印度輸美商品關稅高於中國，那印度吸引全球投資依賴的關鍵人設就行將坍塌。

其次，作為經濟支柱的印度服務業遭遇精準敲打。印度對外貨物貿易長期逆差，高度依賴服務出口創匯、海外僑匯才能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確保宏觀經濟運行穩定。川普政府9月中旬簽署行政令，擬提高外籍技術人才使用的H-1B簽證費用至10萬美元。儘管這項政策並未提及印度，但考慮印籍H-1B申請者獲簽比重高達71%，這將大幅提高印度人赴美難度，打擊印增量僑匯收入。考慮到印度是全球最大僑匯收入國，而其中在美印僑又是主力，H-1B新政不僅衝擊美印關係，還恐衝擊印宏觀經濟。此後，美國國會又提出《阻止國際就業遷移法案》（HIRE Act），對美企向海外服務提供商付款徵收25%消費稅，以阻止美國服務業崗位外流。業內人士分析，美國外包訂單佔印度IT企業和全球能力中心（GCCs）收入的50%至60%，因此該法案一旦通過，恐直接衝擊印度規模達2600億美元的技術行業。如果上述政策法規疊加起效，恐嚴重衝擊印度服務出口：一方面，H-1B新政堵住印度人赴美創造僑匯的管道；但另一方面，外包新政又堵住印企在本土獲得訂單的管道。

再次，印度承受來自川普圈內人烈度空前的語言挑釁。川普本人三番五次瞄準印巴關係、宏觀經濟、烏克蘭危機等話題挑逗印度。在印巴空戰後不久，川普就宣佈，將開發巴基斯坦石油資源，並嘲諷“巴基斯坦有朝一日還可能向印度賣油”。川普同期稱印度經濟“已死”，並表示“和印度沒生意可做，印度關稅太高了，是全世界最高”。8月份，川普抨擊印度大量購買俄油並向公開市場出售賺取巨額利潤，稱印度“不在乎烏克蘭人死活”。與此同時，川普側近人士，包括美國總統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財政部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商務部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等人也紛紛加入“列印錦標賽”：納瓦羅不僅把烏克蘭危機稱為“莫迪的戰爭”，甚至還把印度稱為“克里姆林宮的洗錢所”；而貝森特稱中印都購入俄油，但印度牟利行為比中國更加可惡；盧特尼克稱印度為“需要修理的國家”。川普基本盤“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攻擊印度更肆無忌憚。例如，已被刺身亡的右翼網紅柯克（Charlie Kirk）就曾稱印度移民“擠壓美國工人”，因此“美國不需要更多印度人獲取簽證”。川普青睞的右翼活動家盧默（Laura Loomer）甚至稱印度移民為“第三世界入侵者”。

分析美印關係急轉直下，不難發現以下特點。一是轉向極為劇烈：印度從長期享受美國例外優待的寵兒，到現在淪為遭受川普政府針對性打擊的棄子。二是波及範圍巨大：印度不單在關稅問題上遭美國敲打，在移民、服務外包等領域也遭到極限施壓。三是美方言辭極具挑釁和侮辱意味：美國完全不顧印度世界大國的自我期許，反覆在印巴停戰、印軍墜機、俄油進口等印度苦心粉飾的問題上“拆穿打臉”，還在次級制裁問題上對印進行更為嚴厲的打壓。

▍對美印關係急轉直下的幾種現有解釋

美印關係劇烈波動引發了全球政策界、學術界高度關注，也跟進給出了頗具說服力的解釋。首先，最常見的解釋就是川普個人的性格和行為。例如，印度學者納倫德拉·塔內賈（Narendra Taneja）認為“與其說是美印之間的問題，不如說是川普和印度之間的問題”[9]。與此相似，曾任美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也認為，美印關係劇烈下滑只是“川普執政期間的怪誕表現之一”，並斷言“當川普離開時，他將帶著這段歷史一同離去”。再如，坦維·馬丹（Tanvi Madan）等學者認為，川普對印度處理印巴停火協議的方式非常不滿，因為他認為自己促和努力沒有獲得印度足夠認可，但巴方卻對他讚不絕口，甚至提名他候選諾貝爾和平獎。

其次，印方政策導致美印關係惡化也頗為主流。例如，瓦伊什納夫（Milan Vaishnav）就指出，印度應對美國實行“戰略利他主義”：對時刻渴望佔上風的川普做出讓步、交付成果、少提要求。他還指出，為了換取未來安全與繁榮，是印度，而非美國，必須暫時承受犧牲的痛苦。[10]泰利斯（Ashley J. Tellis）指出，印度長期依賴美國，但卻總是幻想已成為多極世界的一極——如果印度不破除這種對於自身實力的幻想，就必然破壞美印關係而遭損失。[11]雷梅迪（Sidharth Raimedhi）指出，印度長期“只求好處，不想付出”的行為短期可以，時間一長必然難以為繼。

印度暴露自身實力不足也是一種解釋。美國之所以押注印度崛起，一個重要假設就是印度未來有望制衡中國。然而，如雷梅迪所指出的，近年來中國日益擴大對印領先優勢，使外界懷疑印度能否趕上——如果美國不再指望印度，必然對印冷眼相看。[12]泰利斯也指出：在2025年5月的印巴空戰表明印度甚至無法對巴取得壓倒性優勢，就更不用提獨立對抗中國——甚至印度獨立100周年的2047年，印度仍需要外部幫助才能抗衡中國。[13]奇蒂吉·巴賈佩伊（Chietigj Bajpaee）指出，川普政府以對美順差及購買俄油為由敲列印度，但沒有對中國、日本、韓國等對美順差大國，也沒有對中國、土耳其等俄油購買大國進行同等打壓，這表明印度缺乏議價能力和反擊實力，更容易受到打擊。[14]

此外，還有專家指出美印關係變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對華政策變化。泰利斯指出，從前美國將對華大國競爭視為外交政策軸心，這給予印度超常的優先地位，但川普第二任期認為對華競爭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地緣政治競爭，而是經濟競爭，同時還將整個世界都視為美國的經濟競爭對手。瓦伊什納夫指出，川普第二任期對華政策不清晰，也不連貫——美國兩黨的共識是，印度是亞太地區對抗中國的堡壘，但如果這種共識發生動搖，印度的重要性必然下降。

可以說，這些解釋或多或少都有助於認識當前美印關係的一個方面，但也存在明顯缺漏。一方面，他們沒有解釋川普對印政策和對其他盟友政策的共性，而川普的強硬政策不止針對印度。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進一步解釋川普對印政策的突出劇烈性、廣泛性、挑釁性。

▍川普政府戰略焦點從“地緣競爭”轉向“救亡圖存”

川普政府“對美國自身實力衰落的擔憂”壓倒了“對外部地緣威脅的擔憂”，這才是美印關係急轉直下的核心原因。

首先，川普政府高度關切自身實力衰落，內顧傾向更加鮮明，對傳統地緣戰略競爭極為謹慎，唯恐消耗戰略資源，反而加快自身衰落。印度學者哀嘆，川普政府以“涉俄交易”為由對印加征次級關稅，但對俄羅斯反而暗送秋波；對作為地緣經濟夥伴的印度加征高額關稅，但對作為對手的中國反而點到為止。[15]川普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原因是其威脅認知的轉變。川普背後的MAGA運動，其核心敘事正是美國地位岌岌可危，需要立刻“救亡圖存”，並防範地緣戰略過度擴張透支國力。[16]因此，川普更為審慎，以至於能夠跳出傳統敵我邏輯，對利弊得失進行“戰略審計”。川普政府對中國、俄羅斯顯得更為親善，是因為中俄不僅有反擊美國的能力，也具有反擊的意志，因此強硬圍堵很可能捲入新的地緣戰略紛爭，反而加速自身衰落。在這種視角下，中俄就從需要美國應對的威脅，轉變為美國要學習與之共存的對象，甚至有潛力成為進行地緣戰略勾兌的共謀。

其次，川普政府對盟伴的預期也從“協助圍堵敵人的棋子”變為“為自身續命的血包”。一位曾任印度外交官的學者透露，過去他們經常和美國同僚討論印度如何在對華競爭中發揮作用，但美方只會說：“別告訴我你們為應對中國做了什麼，告訴我你們為美國做了什麼。”[17]這種轉變的背後核心原因正是美國對盟伴的期待的根本轉變。長期以來，美國期待盟伴發揮協助作用，在從美國獲得扶持的同時，協同美國遏制打擊中國、俄羅斯、朝鮮等對手。然而，一旦川普政府的首要關切變為美國自身實力衰落，那麼其對盟伴的定位就轉向為美國紓困續命的“血包”。在這種視角下，北約、四方機制戰略重要性驟降，因為美國不指望也再不需要盟伴參與地緣戰略對抗，反而更希望繞過多邊機制進行雙邊施壓，自美購買更多能源、軍火，並承諾巨額投資。比起成本需要美國承擔，但收益卻縹緲不明的地緣戰略對抗，壓榨盟伴反而能在最短時間內，換來最有利於美國的實際利益。

再次，儘管印度長期享受美國“戰略利他主義”扶植，但缺乏日韓歐對美讓利輸誠的實力和家底，更不願像它們那樣俯首稱臣，反而在涉俄制裁、金磚機制等問題上首鼠兩端，這在精於“戰略審計”的川普政府看來更加難以忍受。誠然，美國很長一段時間依賴對印採取“不問短期回報，只看長期價值”的戰略利他政策，但其中的隱含前提是美國對於自身強大實力和大幅領先地位的高度自信——確信對印扶持無妨美國實力，印度也不足以因此對美產生威脅。然而，一旦美國自信出現鬆動，尤其是開始擔憂自身實力衰落，那這種對印讓利政策不僅本身難以為繼，反而激起強烈的“補償心理”，促使美國以“債主”心態索取曾經付出的利益和給予的特權。例如，在川普政府看來，印度之所以能夠購買俄油，不是因為其外交技巧高超，只是因為美國給予特例豁免，因此如果莫迪政府不配合，美國不僅完全有理由取消豁免，還要迫使印度為此前獲得的特權付費。再如，雖然印度長期從美國獲得扶植，但和日韓歐相比，反而更不願意在關稅、能源、軍火等美國關鍵利益上讓步，甚至不願意在“印巴停火”的事情上給予川普應有的承認，還熱衷於參加上合、金磚等衝擊美國利益的多邊機制，自然顯得極其忘恩負義。考慮川普政府長期宣揚“美國長期被盟伴利用，承擔了過多的負擔，而卻未獲得相應的回報”的吃虧敘事，[18]印度“多拿好處不感恩，自視甚高還搗亂”，自然成為川普本人及其側近人士輪番敲打，甚至羞辱的眾矢之的。

此外，美印關係可能還存在更為複雜的一面。深入分析柯克、盧默等美國極右翼意見領袖的言論不難發現，美國社會部分群體已對印度崛起產生很強的威脅認知，尤其對“印度以美國為代價的崛起”感到憤憤不平，甚至提出“高端印度人來矽谷搶美國人工作，低端印度人留在印度搶美國人工作”。[19]隨著中美戰略博弈進入相持期，而印度全球政治經濟位勢上升，未來美印之間摩擦還會進一步增多：一是美國一旦開始擔憂自身地位，印度的誇大宣傳不但無法增加其“統戰價值”，反而容易招致美國壓榨和敲打；二是在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背景下，印度官方重點推動的GCC及技術人才出海，客觀上衝擊了美國服務業基礎，甚至形成針鋒相對的同態同位競爭；三是在西方國家反移民思潮甚囂塵上的背景下，印裔移民較高的社會成就和可見度，反而使其更容易淪為民粹運動發洩不滿的替罪羊，使印度作為移民母國承受了更大的外交壓力和戰略疑懼。[20]因此，本輪川普本人及其側近人士針對印度的施壓和挑釁，特別是有關H-1B和服務外包的限制政策，很可能反映出美國社會看待印度與日俱增的負面情緒。

▍結語

當前很多專家學者都把川普第二任期美印關係急轉直下歸因於川普個人性格、印度單方面政策失誤或美國對華政策不明確，因此將此視為暫時的異常狀態，並期待新一屆更溫和理性的美國政府在“後川普”時代能夠推動美印關係回歸過去20多年的“常規軌道”。他們之所以傾向於做出這種判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思維慣性使他們不習慣質疑美國的實力和地位，因此難以認識到改變川普對外政策方針的關鍵因素正是“擔憂美國自身實力衰落”。儘管未來美印關係完全有可能出現回暖，但作為研究者，我們必須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思考導致本輪美印關係劇烈波動的結構性因素未來是有所加強，還是有所減弱。設想，如果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相對實力進一步下滑，美國決策者和社會勢必更加關切保住自身地位，對於仍在快速崛起、產業結構相似的印度，就可能產生更強的威脅認知。在這種場景下，中國如果憑藉自身國防軍事和產業科技實力鞏固超越性的實力地位，特別是在中美對比中取得當然優勢，在客觀上將自然加劇美印之間的同位競爭，催化美國和印度圍繞全球綜合國力和經濟總量排名的“亞軍之爭”，甚至有機會促成中美、中印之間兩對結構性矛盾實現“兩難自解”，推動地緣戰略態勢發生整體性劇變。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