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一個思路｜獨思錄x 鄭永年

編者按

「十五五」即將啟幕，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組、第四次工業革命深化演進的背景下，如何走出一條具有韌性的國際經濟中心之路？

本文穿透「五個中心」的政策表述，指向一個根本性命題：沒有強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與實體經濟根基，金融、貿易、航運、科創都將成為無本之木。文章以英美“去工業化”的教訓為鏡，提出上海必須依託“基礎科研-應用轉化-金融服務”的“三駕馬車”，走出一條以科技創新驅動、金融反哺實體的新路，讓“五個中心”協同服務於一個目標——打造以實體經濟為本的國際經濟中心。

作者給予清晰的發展思路。上海的抉擇不僅關乎一座城市的能階躍升，更關乎中國會走向“英美式過度金融化”，還是走出一條以實體經濟為本的新型全球城市道路。

本期獨思內容錄是根據在上海發改委主辦的「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研討會」（2025年12月7日）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01. 亞太新地緣政治格局及對中國的影響

「五個中心」建設是中央政府賦予上海的重大使命，也是上海「十五五」期間的首要任務。 「十五五」期間的「五個中心」如何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境。

「十五五」時期我們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展現出以下主要特徵：

1. 基於美國聯盟體系之上的「自由國際秩序」繼續處於解體過程之中；
2. 川普「退群」政策進一步導致了基於聯合國體系之上的國際秩序的持續惡化；
3. 國際秩序的惡化導致了世界性的「再封建化」現象，出現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
4. 在世界經濟領域，川普領導下的美國再次回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基於關稅主義之上的貿易保護主義；
5. 在地緣政治領域，則開始實踐一種可以稱之為「新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

這些充分反映在美國剛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這項戰略列出美國的五大核心利益：一是把戰略重心先從全球範圍內轉移到“國內-周邊-後院”，確保西半球的穩定與主導地位；二是維護經濟安全與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三是保障歐洲的安全與文化健康；四是防止中東被敵對勢力主導；五是建立科技優勢與掌控全球標準。

這種新地緣政治格局將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

第一，美國地緣經濟的重心會轉移到亞太地區。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間裡，亞太地區會是世界經濟的重心，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的地緣經濟重心都會轉移到亞太地區。也就是說，美國的戰略傾向於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重合，這對美國來說是一種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國際戰略。同時也表明，美國越來越成為亞太國家。

第二，與此相應，川普政府想和俄羅斯妥協，並且讓歐洲應付俄羅斯，而自己則聚焦與中國競爭。

第三，東亞的美國盟友恐懼於中美走得太近而會竭力阻止和破壞G2的形成，因為G2顯示這些盟友會失去戰略空間。

第四，隨著美國的繼續“退出”，區域秩序會繼續惡化，周邊甚至會面臨失序的情況。

這種趨勢於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挑戰，即隨著各列強聚焦亞太，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壓力會急劇增加。機遇，即川普的戰略調整也賦予中國更多的戰略空間。川普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對戰爭也不感興趣，其戰略聚焦經貿和科技。這意味著，儘管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賽道的壓力會減輕，但經貿和科技領域則會大大增加。

02. 中美競爭的核心是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

說到底，中美競爭的焦點是經濟發展，尤其是誰來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無論對美國或中國而言，新的產業革命既是內部永續發展的基礎，也是外部地緣政治力量的基礎。如果不能掌控和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那麼其他方面就無從說起。

對我們來說，中美競爭的核心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無論是貿易、投資、技術，或是地緣政治等，中美雙方競爭的焦點在於經濟體系的韌性，而一個經濟體的韌性往往取決於其產業體系。

現代化產業體系建構對內部更為重要。在一個國家內部，產業結構往往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又會影響社會階層結構。因此，產業結構的失衡將導致社會結構的失衡，最終導致政治的失衡。今天，許多國家在捲入外部衝突的同時，內部也因為產業失序而面臨「革命」的局面。無論是美國面臨的問題，或是歐洲面臨的問題，都是產業體系失調的產物。

正因為這樣，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中國「十五五」規劃的核心內容。如果沒有新技術的產生和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任何一個大型經濟體都很難提升自己成為已開發經濟體。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在一個經濟體經濟成長與發展過程中，技術要素的重要性是不斷遞增的。從低度發展到中等發展程度的過程相對比較簡單。在發展早期，經濟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勞動力和土地，發展早期人們對環保的要求也不那麼高；再者，發展早期更存在著大量的經濟成長空間，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透過現有技術的應用而來的製造業等等。只要找到啟動發展的資本，配置於有效的政策，成長就可以實現。在這個階段，對企業來說，做什麼都可以賺錢。

這個階段的發展推動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到中等收入水準。但是，從中等收入水準到高收入水準的過程則比第一個階段困難得多。一是生產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經濟成長空間匱乏。因此，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世界銀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再次更新了其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研究，發現各國隨著財富增長，通常會在人均GDP達到美國年度水平的10%左右時——相當於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個世銀所定義的「中等收入陷阱」。自1990年以來，僅有34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家要麼得益於加入歐盟，要麼得益於新發現的石油資源。

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在13,000美元左右，離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已經是一步之遙，但離四中全會設定的目標，即到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經濟體，還有較大的距離。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中國香港）。這五個經濟體的成功主要是這些經濟體實現了可持續的、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這些經濟體在達到中等收入水準後，大量投入科創，幾乎每十年實現一次重大的產業升級。如果沒有產業升級，那麼很難想像這些經濟體是如何成功的。如果說這些經濟體的政策是成功的，那麼成功的核心就在於政策促成了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不僅促成了傳統產業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經濟活動。對社會來說，新增經濟活動擴大了就業，勞工增加收入，中產階級規模持續擴大；對政府來說，增加稅收，有能力擴大對科學研究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一句話，我們要實現在2035年成為中等已開發國家這個目標，唯有透過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

03. 「新三駕馬車」與上海「五個中心」建構的內在邏輯

1. 新「三駕馬車」理論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什麼？我們的研究團隊經過多年的研究，提出了新「三駕馬車」理論，即基礎科學研究、應用技術轉換和金融服務。我們總結了近代工業化以來的經濟發展史經驗，發現在實現科技突破過程中，這三者缺一不可。

基礎科研的主體是大學和研究機構。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活動一般都是基礎科學研究。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金融服務的主體一般是金融機構。政府透過財政系統支援基礎科學研究沒有問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的。在已開發國家，許多私人企業也以不同方式搞基礎科研，或大力支援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基礎研究。但是，政府很難支援應用技術轉化，因為應用技術轉化風險極高，政府很難用納稅人的錢去做高風險的事。「三駕馬車」把教育（科研和人才培養的主體）、應用技術轉化、企業和產業化一體化了，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產學研一體化”，理順了科創的整體邏輯。人們可以把這新「三駕馬車」稱為大科研體系。

2. 發展上海現代化產業體系

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上海的引領作用怎麼說都不會過分。可以這麼認為，這也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賦予上海加快建造「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這項重要使命的根源。

從建構上海現代化產業體係而言，我認為科技創新是基礎，國際經濟中心是目標，而金融、貿易和航運既是國際經濟中心的自然產物，也是國際經濟中心的有效配套措施。科技創新不僅導向新技術和基於新技術之上的新經濟活動，而且新技術可以賦能傳統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而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的發展不僅產生貿易和航運，也產生對金融服務的巨大需求。

04. 新自由主義路徑的經驗與教訓

經驗地看，魚與熊掌不能同時兼得。一個經濟體很難同時實現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同樣強大，也很難同時實現服務業與製造業的同樣強大。美國金融經濟強大的代價是其實體經濟的薄弱，美國服務業強大的代價是製造業的薄弱。川普發動的對等關稅戰爭牽涉到的只是貨物貿易，而沒有把服務貿易計算在內。美國在貨物貿易領域存在巨額逆差，而在服務貿易領域存在巨大順差。如果兩者總和地看，美國的貿易逆差沒有那麼大。

那麼，美國為什麼會出現目前面臨的局面呢？簡單地說，這是數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產物。在這一點上，英美國家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經驗教訓。

1. 英國的教訓

在英國，柴契爾革命開始之後，金融業被視為是最具現代性並且是主導未來經濟的產業，英國政府因此全面放棄了製造業而把發展重心轉向金融業。儘管這項產業政策塑造了日後人們所見的倫敦金融城，英國也從此告別了製造業。英國本來存在一個比較完整的製造業體系，但這項政策使得英國製造業大量流失。

這一巨大的判斷錯誤對英國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即傳統實體經濟消失、新製造業與英國無緣。今天英國所擁有的，便是一個畸形的產業結構，就業不足，地方稅收減少，中產萎縮，社會高度分化等幾乎所有病狀都與此有關。這也是英國前一年脫歐的主要因素。

2. 美國的教訓

美國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也類似。二戰之後，美國形成了一個最具系統化和完整的產業體系。但如同英國一樣，雷根革命之後，美國也放寬了金融管制，促成了美國資本帶著美國的科技和實體經濟離開了美國本土，流向全球各地。美國在變成金融和服務業強國的同時也很快演變成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弱國。

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去工業化」局面，美國幾乎放棄了基於中低端技術之上的產業。美國儘管一直牢牢佔據著世界的前沿技術，但沒有能力生產中低端技術工業品，日常商品市場充斥著外國產品。「去工業化」一直被視為是美國經濟的致命傷，技術、就業和稅收流失，中產階級規模迅速縮小。中低階技術產品高度依賴進口，而高科技出口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這樣，中低端產品進口所產生的貿易逆差就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這樣就自然導致貿易不平衡。

再者，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是美國傳統中產的經濟基礎，它們的流失顯示中產階級基礎的弱化甚至消失。更嚴重的是，儘管美國擁有龐大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力和強大的金融創新能力，但沒有了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就很難把基礎科研轉化成為應用技術，而金融創新也失去了服務對象。在這一點上，美國副總統范斯的觀點是對的。范斯認為，一個國家的所有創新都必須以製造業為最終的依歸，沒有了製造業，所有創新都是空談。

3. 美國的探索

這種局面當然不能持續下去。就美國而言，川普「再工業化」的決定是正確的。問題不在於這個判斷，而在於川普所使用的對等關稅的方法。一旦川普使用關稅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導致國內的通膨，影響人民的生活。很多年來，美國就一直處於這種狀況。這也是這些年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社會根源。

無論川普未來怎麼做，美國必然受制於這樣一個經濟邏輯：美國若推動再工業化與製造業回歸，其金融霸權空間可能被相應壓縮，從而為其他國家金融地位的提升創造機會；反之，若美國繼續維持金融霸權與服務業主導地位，則將繼續為全球製造業發展留出空間。

例如，二戰之後美國曾經是航運大國，這是因為當時美國是製造業大國，有大量的貨物要運送。但隨著日本和韓國的崛起，這兩國許多製造業領域超越美國，因此航運也轉移到這兩國，美國相對衰落。之後，隨著中國崛起成為製造業大國，航運也隨之轉移到中國。如果美國能夠實現川普所計畫的製造業，那麼美國有機會再次成為航運大國；但如果不能再次成為製造業大國，那麼美國很難再次成為航運大國。

再如，美國之所以成為金融大國是因為很多國家都要使用美元，而這背後又是因為美國對這些國家開放龐大的市場。美國為什麼擁有龐大的市場？很簡單，因為美國已經不再生產。如果美國再次工業化，自己能夠生產大部分產品了，那就不需要那麼多進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沒有那麼多國家使用美元了，美元自然衰落，美國的金融地位也會跟著衰退。

05. 上海如何以“五個中心”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

美國這項經濟邏輯應對上海的五個中心建設具有參照意義。應當強調的是，上海「五個中心」的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且依然具備巨大的潛力來提升「五個中心」的能階。2024年，上海城市經濟規模已進入5兆元以上的新階段，在全球城市排位中繼續提升；金融市場交易總額達到3650兆元，繼續處於全球城市前列；口岸貿易總額達到11.07兆元，穩居全球口岸貿易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達到5150.6萬箱為全球首個年吞吐量超過5000萬標準箱的世界大港；上海機場航空貨郵和旅客吞吐量分別達到420.6萬噸、1.25億人次，排名分別升至世界第二、第三；上海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相當於全市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4%左右，“上海-蘇州”叢集在全球連續第五位中排名第五。

從長遠看，「五個中心」均衡與永續的發展需要協調五個中心之間的發展邏輯關係，要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基礎，以建構現代化產業體係為目標。如果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衰落，那麼就很難實現航運中心建設的目標；如果實體經濟過早或過度金融化，那麼金融崛起的過程也是實體經濟衰落的過程。一旦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衰落，航運和貿易就失去了基礎。

上海具備所有的條件來建構基於科技創新之上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或是國際經濟中心。或者說，上海具備了我們所謂的「三駕馬車」。上海擁有眾多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具備足夠的基礎研究能力。並且，上海已經提出了「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計畫。再者，上海和周邊的長三角其他地區擁有強大的應用技術轉換能力，無論是浙江、江蘇或安徽都是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主體的經濟體。

更重要的是，上海也是中國的金融中心，能夠提供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轉換所需的足夠的金融服務。應當強調的是，這也說明了上海金融的發展方向，即金融要為四中全會所強調的「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服務。因為金融是最賺錢的領域，很多年來，無論是地方政府或企業和金融機構都很難遏止金融的發展。四中全會科學地把「十五五」的核心規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發展實體經濟，這顯示中國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裡不會過早地把實體經濟金融化，更不會把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從前述英美的教訓而言，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永遠是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無疑，上海金融的發展方嚮應是類似美國的創投那樣的金融，而非投機的和虛擬的金融。自二戰以來，美國許多實體經濟和製造業都是創投的產物。創投是美國金融的「好」的部分，而投機金融和過早過度地把實體經濟金融化的金融則是「壞」的部分，我們應當把這兩部分金融區分開來。儘管猶太人主導著世界各地的金融業， 但以色列則是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立國的。

自發生在英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開始，每一輪新產業的發生、發展和壯大都是和「三駕馬車」緊密相關。因為各種原因，我們錯過了先前數次產業革命。但這次則很不一樣。人類自從進入網路時代以來，科技和產能越來越集中在中美兩國。從目前的發展動能來看，「第四次產業革命」基本上會發生在中美兩國。上海建造五個中心就是要引領世界的「第四次產業革命」。

一旦建成基於科技創新之上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上海就可以自然而然成為“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也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國際經濟中心”建設的目標。同樣，這也會是一種均衡且永續的發展，賦能上海引領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大灣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