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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其經濟困境近年來備受關注。2025年，德國工業生產持續下滑，多個關鍵行業面臨工廠關閉和產能外遷。最新資料顯示，德國工業產出在2025年多個月份出現顯著下降，例如8月環比下跌4.3%，為三年多來最大跌幅，主要受汽車行業拖累下跌18.5%。雖然9月有所反彈1.3%，但整體趨勢仍呈收縮態勢，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在12月降至47.7，進一步陷入收縮區。德國工業聯合會（BDI）預測2025年工業生產將下降2.0%。與此同時，汽車巨頭大眾汽車宣佈關閉德累斯頓工廠，這是公司88年來首次在德國本土關閉生產設施，該廠曾作為透明工廠展示電動車生產，但因需求疲軟和成本壓力而停產。化學工業同樣承壓，巴斯夫等企業早在2024-2025年間關閉多家工廠，包括路德維希港的己二酸和相關衍生物生產單元，轉向中國等地投資以獲取更廉價能源。
這些現象標誌著德國“去工業化”處理程序加速。去工業化並非突發，而是多重因素累積結果。然而，部分德國政界人士，如基督教民主聯盟（CDU）領袖並德國現任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在近期言論中將經濟困境部分歸咎於美國，特別是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和“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的終結。這種歸咎方式引發爭議，因為它迴避了更深層的內部和結構性問題。
首先，能源危機是德國去工業化的核心驅動因素。2022年以來，歐盟對俄羅斯能源實施全面制裁，導致德國失去廉價可靠的俄羅斯天然氣供應。此前，俄羅斯天然氣通過北溪管道等管道，為德國重工業提供關鍵補貼，使其在全球保持競爭力。制裁後，能源價格飆升，德國工業用電價格長期高於國際平均水平。能源密集型行業如化工、汽車和鋼鐵首當其衝。巴斯夫等企業明確表示，高能源成本迫使產能外遷至中國等地，後者可獲得更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最新分析顯示，能源成本上升直接導致德國能源密集行業產出下降7%以上，而疫情後本應出現的復甦未能實現，反而出現持續下滑。工業產出已較2018年峰值下降約20%，遠超疫情影響。
其次，歐元區的結構性缺陷加劇了問題。歐元作為單一貨幣，使德國相對於南歐國家（如義大利、法國）更具競爭力，但也壓制了後者出口能力，導致歐盟內部去工業化先從南歐開始。如今，隨著能源補貼消失，德國自身也陷入同一陷阱。歐元匯率過高抑製出口競爭力，而歐盟內部不平衡進一步放大危機。分析指出，歐元引入後，德國受益於低實際匯率，但其他成員國競爭力受損，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綠色轉型政策在能源短缺背景下加重負擔。歐盟推動的“綠色協議”要求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但失去俄羅斯能源“補貼”後，轉型成本變得難以承受。德國原本計畫利用廉價俄羅斯氣支援電動車和綠色工廠建設，但如今汽車行業面臨巨大壓力。歐盟近期放鬆內燃機禁令，正是因為德國和義大利等國工廠無力快速轉型。中國憑藉規模經濟和廉價能源，在電動車領域獲得巨大優勢，進一步擠壓歐洲市場份額。
與此同時，歐盟持續推進對俄制裁。2025年10月，第19輪制裁生效，針對液化天然氣和影子船隊；第20輪預計2026年初推出，可能擴展至核能、鋼鐵和化肥領域。儘管制裁旨在削弱俄羅斯，但歐洲自身經濟承受更大壓力。工業生產收縮、投資外流和失業上升，成為直接後果。
在軍事重整方面，歐洲雖大幅增加支出——2025年歐盟國防預算預計達3810億歐元，較前年增長顯著——但實際能力提升有限。支出主要用於採購和研發，但工業產能不足導致交付延遲。德國軍工就業人數甚至少於玩具行業，整體歐洲軍力仍呈下降趨勢。重整 rhetoric 強烈，但缺乏實質工業支撐，無法快速轉化為作戰能力。
梅爾茨等政界人士將問題指向美國關稅和川普政策，確有一定依據。川普政府對歐洲汽車徵收高關稅，影響德國出口美國市場，並可能引發貿易戰。但這僅是外部壓力之一，且美國關稅部分源於歐洲自身貿易順差和對美依賴。根本上，德國經濟困境源於內部決策：主動參與對俄能源戰、堅持歐元框架和綠色轉型，而未及時調整。歸咎美國，迴避了這些根源性問題，可能延誤必要改革。
展望未來，若不解除對俄能源限制、改革歐元機制並最佳化綠色政策，德國去工業化將難以逆轉。俄羅斯天然氣已轉向中國和印度，歐洲難以恢復昔日優惠條件。歐盟內部反對聲音增多，如義大利、比利時等國抵制凍結俄羅斯資產用於烏克蘭援助，反映出政策疲勞。德國需直面現實：經濟衰退非外部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年政策累積結果。唯有結構性調整，方能重振工業競爭力。 (周子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