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等14國譴責以色列新建猶太人定居點決定法國、德國、加拿大等14個國家24日晚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以色列政府近日批准在約旦河西岸新建猶太人定居點。聯合聲明由法國外交部發佈。聲明說，德國、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愛爾蘭、冰島、日本、馬耳他、荷蘭、挪威和英國一致譴責以色列決定在其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地區新建19個猶太人定居點，重申反對任何形式的吞併和殖民化政策。聲明說，以方這一單方面行動是其全面升級約旦河西岸定居點政策的一部分，違反國際法，並可能加劇地區局勢動盪。聲明呼籲以色列撤銷這一決定，遵守聯合國安理會2016年12月通過的第2334號決議，停止定居點擴張。聲明強調，支援巴勒斯坦人民自決權，在堅持“兩國方案”基礎上實現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以色列財政部長斯莫特裡赫21日發表聲明說，以內閣已批准在約旦河西岸新建19個猶太人定居點的提案。斯莫特裡赫稱，這一提案是他和國防部長卡茨共同提出的，政府在3年內規劃了69個猶太人定居點，這一紀錄“前所未有”，此舉將鞏固以方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阻止巴勒斯坦國建立。（佔豪）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覺得，歐洲的衰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如果讓我來選一個起點，我反而會把時間撥回到它看起來最風光的那段日子——歐元剛剛誕生，全球化一路加速，金融和服務業蒸蒸日上。那是歐洲最自信、也最放鬆警惕的年代。在那個時候，歐洲就開始慢慢相信一件事：工廠可以外包，產業可以轉移，而繁榮可以靠制度和分配來維持。從那一刻起，衰弱其實就不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了，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過去三十年，西方社會裡一直流行著一個相當危險的念頭：製造業是“骯髒的、低效的”，可以放心地交給開發中國家；自己只要守住金融、服務業和規則制定權，就能永遠站在價值鏈頂端。可一旦到了2020年代，一場地緣衝突，一次能源危機，就足以把這個美夢打得稀碎。工業不僅僅是賺錢的工具，它是現代經濟的“物理錨點”。通俗點說，工廠這東西，不是說你想關就關、想開就能開的。你因為電費太貴關了一個車間，那不只是關了幾個電閘，隨之而去的是這套複雜的供應鏈網路，是那些幹了二十年的高級技工，是那些只存在於老師傅腦子裡的“隱性知識”。一旦工廠大門貼上封條，熟練工散了，配套企業倒了，那怕三年後電費降回來，你也重建不起來了。因為那顆“工業基因”已經死了。生產能力的流失是不可逆的，這是對未來國運的永久性剝離。01德國：化工巨人的“轉身”與“斷後”聊歐洲工業，繞不開德國；聊德國工業，繞不開化工。而化工行業的帶頭大哥，就是巴斯夫（BASF）。如果你去過德國的路德維希港，你會被那座“工業城市”震撼。那是巴斯夫的靈魂所在，在這裡，數百個裝置就像人體血管一樣連在一起：這個廠剩下的廢熱，給那個廠供能；那個廠排出的副產品，是下一個廠的原料。這種極致的效率，曾是德國製造的尊嚴。但現在，這套血管正在被人為地“結紮”。過去這兩年，巴斯夫對外發佈的內容，基本都繞不開兩個字：收縮。具體怎麼縮？你一條條看就明白了——崗位在砍，全球削減大約2600人，其中最集中的就在德國；裝置在關，路德維希港的合成氨、化肥相關設施陸續退出；同時公司給自己定了個硬指標：到2024年底，在歐洲每年要壓出5億歐元的成本。但問題在於，關掉一套合成氨裝置，遠遠不只是少賣點化肥那麼簡單。在“一體化”體系裡，合成氨產生的二氧化碳是生產尿素的原料，多餘的熱量還能發電。現在這一環斷了，剩下的裝置效率全得下降，成本反而更高。這就是“去工業化螺旋”：為了省錢關廠，結果越關越貴，最後只能全關。而就在路德維希港逐漸冷清下來的同時，一個反差極強的畫面出現了——巴斯夫卻在中國湛江，豪擲100億歐元。這是巴斯夫史上最大的單筆投資。為什麼要跑？咱們來算一下這本帳： 2024年，歐盟的工業電價平均是0.199歐元/千瓦時，而中國只要0.082歐元，美國只要0.075歐元。這差了多少？兩倍多！對於化工這種“吃電、吃氣”的怪獸來說，在歐洲維持大規模生產簡直是自殺。巴斯夫CEO馬丁·布魯德米勒說得很直白：未來的化工增長極在亞洲，不在歐洲。湛江基地不只是路德維希港的複製品，它一出生就是“頂配”：100%可再生能源供電，緊貼全球最大的市場。這已經不是正常的產能遷移，而更像是一種“逃命”。 德國正在失去它的工業心臟，而當這顆心臟在別處跳動時，它就不再屬於德國了。02法國：核能護盾下的“虛假繁榮”咱們再看法國。比起德國，法國人現在稍微能喘口氣，這是因為他們有核電。 2024年法國核電回升，帶動電力出口創紀錄，全年出口總量超過1000億度，德國和比利時都是主要去向。法國的工業電價明顯低於德國。聽起來好像不錯？可現實卻沒有這麼樂觀。即便電力便宜，法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也沒見怎麼漲。因為法國過去幾十年“去工業化”玩得太狠了，製造業佔GDP只剩10%左右。就像一個久病初癒的人，雖然有口熱飯吃，但肌肉已經萎縮，幹不動重活了。法國現在拚命想搞“再工業化”，在北部打造所謂的“電池谷”，吸引像輝能科技這樣的電池企業。但他們面臨一個巨大的對手——美國的《通膨削減法案》。美國人直接拿支票在歐洲門口挖人：來美國建廠，每度電給你補貼2.6美分。法國雖然有核能護盾，但面對這種赤裸裸的“金錢誘惑”和長期的產業斷層情況下，復興之路依然充滿了變數。03英國：一個“完成去工業化”的終局樣本如果說德國在陣痛，法國在嘗試復甦，那英國就是已經“走到了終點”的負面教材。1990年，英國製造業佔經濟比重還有17%，現在呢？不到9%。 大家都去玩金融了，倫敦金融城紙醉金迷，但北部的老工業區呢？一片荒涼。英國化工巨頭Ineos的創始人拉特克利夫爵士發了一封公開信，語氣極其嚴厲。他說：“歐洲化工行業正在面臨滅絕。” 他算了一筆帳：在歐洲，他的天然氣帳單比美國高出1億歐元，碳稅帳單又要1億歐元。他甚至憤怒地指責，政府是在通過“去工業化”來實現脫碳。這種代價是極其慘重的。英國現在面臨的是“技能斷層”：工廠關了，年輕人沒人想當工程師。自2015年以來，英國製造學徒的開工率跌了41%。這才是最可怕的——即便以後你想把工廠搬回來，你連個會修機器的工人都找不到了。04為什麼歐洲會陷入這場“完美風暴”？說到底，這已經不是運氣好不好的問題了，而是有三股力量同時發力，把歐洲一步步往坑裡推。一、能源成本帶來的“降維打擊”。你只要把帳攤開看一眼就明白了。按2024年的預估資料，歐盟的工業電價大約是 0.199歐元/千瓦時，中國是 0.082歐元，美國更低，只有 0.075歐元。這種差距不是靠管理最佳化、提高效率就能抹平的，而是直接擊穿了工業競爭的底線。二、監管帶來的那種真實而持續的“窒息感”。歐盟的 REACH 法規，出發點當然是安全，但落到企業身上，往往意味著要雇上幾百人專門做合規，十年下來花掉 5億多歐元。再加上碳邊境調節機制，初衷是防止碳洩漏，結果卻推高了下游製造業的原材料成本。這是一種更隱蔽、也更難對抗的力量，用合規來把企業拖死。三、來自內外的“雙重擠壓”。一邊，美國用真金白銀的巨額補貼招降；另一邊，中國用完整而成熟的全產業鏈優勢形成圍剿。歐洲企業被夾在中間，選擇空間反而越來越小——要麼去美國換補貼，要麼去中國貼近市場。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路選擇。把這些線索連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共同點：歐洲的問題，從來不是那一次決策失誤造成的，而是一旦選擇走上這條路，就很難再回頭。當巴斯夫關閉裝置、解僱工人的那一刻，它不只是關了一個車間，而是切斷了一個歐洲的工業血脈。五年後，即便能源便宜了，裝置也鏽了，工人也退休了，商業網路也重組了。生產能力的流失，就是創新貧血的開始，是社會撕裂的根源，更是地緣政治脆弱性的死穴。 一個國家如果失去了製造物質財富的能力，它在未來的博弈中，就只能淪為旁觀者。德國、法國、英國正在經歷的這一切，其實是在替所有人提前示警：永遠不要輕視工廠裡那些機器的轟鳴聲——那不是噪音，而是一個國家國運跳動的脈搏。 (知本設)

導語: 在經歷了對中國和美國兩大主要貿易夥伴出口雙雙下滑的戲劇性一年後，德國出口經濟正在承受全球地緣政治轉變帶來的巨大壓力。幸運的是，來自歐盟的內部貿易增長幾乎完全抵消了海外市場的萎縮，歐洲成為德國出口的穩定劑。德國出口經濟度過了艱難的一年：對中國和美國的出口同時大幅下降——而這兩個國家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美國，川普總統的關稅政策破壞了企業的業務。與此同時，發生了“第二次中國衝擊”。由於中國的經濟競爭力不斷增強，德國今年對該國的貿易逆差將創下近900億歐元的紀錄。德國經濟研究所（IW）的一項新研究揭示了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轉變有多大，以及出口大國德國正遭受的痛苦。該研究稱：“儘管存在抵消對美和對華商品出口大幅下滑的效應，但德國出口的發展仍然存在問題。”報告指出，儘管迄今為止避免了整體出口更大幅度的下滑，“但當前的發展趨勢將導致德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上持續流失。”中國和美國拉低出口增長今年前三個季度，德國對美國的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8%，而對中國的降幅甚至達到了12%。德國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對美國和中國出口的急劇下滑，使得德國前三個季度的總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超過1.5個百分點——其中美國貢獻了負0.81個百分點，中國貢獻了負0.74個百分點。但至少還有一個亮點：海外市場出口的下滑，可以通過對其他歐洲國家出口的增加得到部分彌補。研究報告稱：“僅歐盟就貢獻了超過1.5個百分點的正增長，幾乎完全抵消了美國和中國市場的負面影響總和。”因此，儘管面臨種種不利因素，2025年前三個季度，德國的出口名義上仍增長了0.25%。然而，考慮到通貨膨脹，出口實際上下降了0.7個百分點，該研究指出，“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抑製作用。”多年來，美國和中國一直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長期以來，德國出口商習慣了成功：每年對這兩個國家的出口都顯著增長。但這些時代已經過去。美國仍是德國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然而，八月份德國對美國的出口額降至2021年十一月以來的最低水平。儘管美國和歐盟在夏季達成了貿易爭端協議，避免了進一步升級。但該協議對許多產品（包括德國汽車）設定了顯著的關稅上調。而今年，中國將首次自2010年以來跌出德國五大出口客戶之列。德國聯邦經濟促進局（GTAI）預測，對中國的商品出口將下降10%，降至810億歐元。這僅能排在德國商品買家中的第七位。雖然對美國出口的下降與川普的關稅戰有關，但與中國貿易的疲軟則具有結構性原因。例如，中國的汽車工業或機械製造在許多方面已與德國競爭對手不相上下，甚至更勝一籌。歐盟穩定出口經濟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尤爾根·馬特斯（Jürgen Matthes）在其研究中寫道，“中國供應商在某些領域的能力增強”，是出口下降的一個原因。此外，還有“由於國家補貼和人民幣兌歐元匯率低估而帶來的不公平競爭扭曲”。相比之下，對其他歐洲國家的出口表現較好。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的資料，僅對波蘭、西班牙和瑞士的出口增加，就各自為出口增長貢獻了0.3個百分點。儘管對歐盟的總出口增幅僅略低於3%。但由於歐洲出口夥伴目前佔德國出口總額的近70%，歐洲的溫和增長將德國總出口拉高了近兩個百分點。僅來自歐盟的正增長貢獻就超過1.5個百分點，幾乎完全抵消了對美國和中國出口的下降。德國經濟研究所的報告稱：“歐洲證明了自己是德國出口經濟的穩定器。”報告還指出，歐洲內部“蘊藏著更多潛力，可以抵抗來自美國、中國和其他重要出口目的地的不利因素”。因此，研究稱，目標應該是“通過加強歐洲內部貿易，再次實現德國出口的增長”。這需要消除貿易壁壘，不僅在歐盟內部市場。與英國和瑞士的貿易也需要得到便利。這尤其適用於對德國越來越重要的服務貿易。此外，歐盟“必須以最高優先順序別”向美國施壓，要求其再次降低對加工鋼材和鋁產品的高額關稅。“否則，預計明年德國對美國的出口將進一步下降。”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馬特斯還建議，歐盟應與遭受出口損失的亞太地區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然而，對於中國，“幾乎沒有希望出口能夠長期再次增長”，馬特斯寫道。中國正日益尋求自給自足，技術上正在迎頭趕上。向中國呼籲改善歐盟出口銷售條件的做法可能收效甚微。因此，馬特斯認為，“更有理由”通過自身貿易壁壘來保護受到威脅的歐洲生產免受中國的衝擊。因為即使對遠東的出口下降，德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仍然存在。德國聯邦經濟促進局專家克里斯蒂娜·奧特（Christina Otte）表示，今年來自中國的進口額預計將增長7%以上，達到約1680億歐元。這意味著德國所有進口的12%都來自中國。奧特表示：“事態發展表明，從進口方面來看，對中國進行去風險化的進展非常緩慢。” (德國派)

德國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其經濟困境近年來備受關注。2025年，德國工業生產持續下滑，多個關鍵行業面臨工廠關閉和產能外遷。最新資料顯示，德國工業產出在2025年多個月份出現顯著下降，例如8月環比下跌4.3%，為三年多來最大跌幅，主要受汽車行業拖累下跌18.5%。雖然9月有所反彈1.3%，但整體趨勢仍呈收縮態勢，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在12月降至47.7，進一步陷入收縮區。德國工業聯合會（BDI）預測2025年工業生產將下降2.0%。與此同時，汽車巨頭大眾汽車宣佈關閉德累斯頓工廠，這是公司88年來首次在德國本土關閉生產設施，該廠曾作為透明工廠展示電動車生產，但因需求疲軟和成本壓力而停產。化學工業同樣承壓，巴斯夫等企業早在2024-2025年間關閉多家工廠，包括路德維希港的己二酸和相關衍生物生產單元，轉向中國等地投資以獲取更廉價能源。這些現象標誌著德國“去工業化”處理程序加速。去工業化並非突發，而是多重因素累積結果。然而，部分德國政界人士，如基督教民主聯盟（CDU）領袖並德國現任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在近期言論中將經濟困境部分歸咎於美國，特別是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和“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的終結。這種歸咎方式引發爭議，因為它迴避了更深層的內部和結構性問題。首先，能源危機是德國去工業化的核心驅動因素。2022年以來，歐盟對俄羅斯能源實施全面制裁，導致德國失去廉價可靠的俄羅斯天然氣供應。此前，俄羅斯天然氣通過北溪管道等管道，為德國重工業提供關鍵補貼，使其在全球保持競爭力。制裁後，能源價格飆升，德國工業用電價格長期高於國際平均水平。能源密集型行業如化工、汽車和鋼鐵首當其衝。巴斯夫等企業明確表示，高能源成本迫使產能外遷至中國等地，後者可獲得更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最新分析顯示，能源成本上升直接導致德國能源密集行業產出下降7%以上，而疫情後本應出現的復甦未能實現，反而出現持續下滑。工業產出已較2018年峰值下降約20%，遠超疫情影響。其次，歐元區的結構性缺陷加劇了問題。歐元作為單一貨幣，使德國相對於南歐國家（如義大利、法國）更具競爭力，但也壓制了後者出口能力，導致歐盟內部去工業化先從南歐開始。如今，隨著能源補貼消失，德國自身也陷入同一陷阱。歐元匯率過高抑製出口競爭力，而歐盟內部不平衡進一步放大危機。分析指出，歐元引入後，德國受益於低實際匯率，但其他成員國競爭力受損，形成惡性循環。第三，綠色轉型政策在能源短缺背景下加重負擔。歐盟推動的“綠色協議”要求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但失去俄羅斯能源“補貼”後，轉型成本變得難以承受。德國原本計畫利用廉價俄羅斯氣支援電動車和綠色工廠建設，但如今汽車行業面臨巨大壓力。歐盟近期放鬆內燃機禁令，正是因為德國和義大利等國工廠無力快速轉型。中國憑藉規模經濟和廉價能源，在電動車領域獲得巨大優勢，進一步擠壓歐洲市場份額。與此同時，歐盟持續推進對俄制裁。2025年10月，第19輪制裁生效，針對液化天然氣和影子船隊；第20輪預計2026年初推出，可能擴展至核能、鋼鐵和化肥領域。儘管制裁旨在削弱俄羅斯，但歐洲自身經濟承受更大壓力。工業生產收縮、投資外流和失業上升，成為直接後果。在軍事重整方面，歐洲雖大幅增加支出——2025年歐盟國防預算預計達3810億歐元，較前年增長顯著——但實際能力提升有限。支出主要用於採購和研發，但工業產能不足導致交付延遲。德國軍工就業人數甚至少於玩具行業，整體歐洲軍力仍呈下降趨勢。重整 rhetoric 強烈，但缺乏實質工業支撐，無法快速轉化為作戰能力。梅爾茨等政界人士將問題指向美國關稅和川普政策，確有一定依據。川普政府對歐洲汽車徵收高關稅，影響德國出口美國市場，並可能引發貿易戰。但這僅是外部壓力之一，且美國關稅部分源於歐洲自身貿易順差和對美依賴。根本上，德國經濟困境源於內部決策：主動參與對俄能源戰、堅持歐元框架和綠色轉型，而未及時調整。歸咎美國，迴避了這些根源性問題，可能延誤必要改革。展望未來，若不解除對俄能源限制、改革歐元機制並最佳化綠色政策，德國去工業化將難以逆轉。俄羅斯天然氣已轉向中國和印度，歐洲難以恢復昔日優惠條件。歐盟內部反對聲音增多，如義大利、比利時等國抵制凍結俄羅斯資產用於烏克蘭援助，反映出政策疲勞。德國需直面現實：經濟衰退非外部單一因素所致，而是多年政策累積結果。唯有結構性調整，方能重振工業競爭力。 (周子衡)

【導語】人工智慧投資熱潮穩定了蔡司集團的業務。作為全球晶片生產的關鍵光學元件供應商，蔡司總裁安德烈亞斯·佩歇爾對試圖複製其EUV光刻技術的努力表示鎮定，強調高精度技術難以輕易複製。源自《法蘭克福匯報》作者: Benjamin Wagener無論是食譜、禮物創意、電子郵件還是學術論文，全球越來越多的人正在使用基於人工智慧的程序。人工智慧機器人ChatGPT的每周使用者數量最近已增至8億。正是這種旺盛的需求，在經濟動盪時期穩定了蔡司集團（Zeiss）的業務。因為這家施瓦本科技集團生產的元件，對於全球微晶片生產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料中心擴展至關重要。“如果我們縱觀市場，我們增長的驅動力就是對人工智慧的投資，”蔡司總裁安德烈亞斯·佩歇爾（Andreas Pecher）周二在位於符騰堡州奧伯科亨的年度財報新聞發佈會上解釋道。這位物理學家於今年春天才接管集團管理層，他提到此言是為了說明公司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業務部門的營收情況：半導體和極紫外（EUV）技術業務部門在截至九月結束的2024/25財年，收入增長了23%，達到51億歐元。“台積電、三星和英特爾等微晶片製造商正在擴大產能，同時也在加大對創新的投入，”佩歇爾進一步解釋道。與通快和阿斯麥的合作這項技術的基礎是所謂的EUV光刻技術，這是蔡司聯合雷射專家通快以及荷蘭裝置製造商阿斯麥共同開發的。在這一過程中，蔡司為通快的雷射器製造光學器件，阿斯麥的機器則利用這些雷射對晶圓進行曝光。晶圓是圓形、薄薄的矽片，在曝光後會被分割成獨立的電腦晶片。“世界上生產的微晶片中，超過80%是使用阿斯麥的光刻機製造的，因此也使用了蔡司的光學器件，”佩歇爾說。蔡司作為一個全球營運的企業，帶著擔憂看待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貿易壁壘。“對我們來說，自由進入市場非常重要，關稅和保護主義對此並沒有幫助，”蔡司總裁說——這也表明他關注著其重要產品的銷售市場。由於美國的制裁，阿斯麥不得向中國供應EUV技術，只能供應性能較低的上一代深紫外（DUV）技術。。“封鎖會催生自主創新，並從長遠來看加劇競爭。”中國的模仿者根據路透社的調查，東大科學家們在一個實驗室中成功組裝出了一台EUV機器的原型機，旨在實現技術自給自足。據稱該裝置功能正常，已經可以產生光刻技術所需的極紫外光，但迄今為止尚未生產出功能正常的晶片。在奧伯科亨，蔡司顯得泰然自若。蔡司總裁併沒有因為模仿者而感到緊張。“複製EUV技術並非易事，其中蘊含著大量的自主智慧財產權。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來自"任何地方"的東西能夠取代我們的產品，” 安德烈亞斯·佩歇爾自信地解釋道——主要原因在於，要複製蔡司集團的高精度光學系統，給模仿者帶來了巨大的難題。阿斯麥總裁克里斯托夫·富凱（Christophe Fouquet）也毫不擔心，他在幾個月前曾表示，東大需要“許多許多年”才能趕上來。創造更精細的結構儘管如此，蔡司也不能鬆懈。“我們必須繼續改進我們的系統，它們還遠未達到開發的終點，”蔡司總裁說。因此，蔡司正與通快和阿斯麥共同致力於研發下一代High-NA-EUV光刻技術。在該技術中，公司修改了光學器件的角度範圍，以便能在晶圓上刻寫出更精細的結構——晶片的結構越精細，使用這些晶片的裝置性能就越強大、速度越快。此外，在各地都在建設新的資料中心的時代，佩歇爾解釋說：“更精細的結構消耗更少的能源。”他估計，與EUV技術相比，High-NA-EUV光刻技術的能耗可降低高達30%。總體而言，蔡司董事會對於未來幾個月持審慎的悲觀態度。“整體環境是困難的，而且不會很快改善，”佩歇爾表示。儘管2024/25財年的營收增長了9%，總額達到119億歐元，但訂單量與去年持平。公司擁有46622名員工，其中22857人在德國，實現了16億歐元的經營利潤（Ebit），同比增長7%，經營利潤率為13%。不確定性在總部清晰可見在顯微鏡和測量技術部門，營收下降了1%至23億歐元，而醫療技術部門的收入增長了4%至27億歐元。在眼鏡片和雙筒望遠鏡業務部門，蔡司的營收小幅增長2%至16億歐元。各個部門受市場動盪的影響程度不一。如果情況變得更加困難，蔡司首先會採取減少工作時間帳戶等措施來應對。“如果競爭中的問題是長期性的，那麼甚至可能裁撤職位，”佩歇爾說。在奧伯科亨總部周圍，不確定性清晰可見：擴大生產和研發的計畫已被推遲，相關地塊暫時閒置。(德國派)

導語: 大學排名影響力巨大，然而它們衡量標準偏重學術聲譽而非教學質量和學習條件，這讓學生期望與現實產生落差，並促使大學為迎合排名而做出策略調整。源自《明鏡》作者: Florian Sturm拉希達·哈森（Rashidah Hassen）高中畢業後，計畫在2021/2022冬季學期開始攻讀人類醫學。但那所大學才是最好的呢？在網路上進行一番搜尋後，這位來自斯圖加特的學生很快找到了兩個最知名的排名：國際上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和針對德語區的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排名（CHE-Ranking）。哈森說：“我沒有搞懂各個標準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這些排名是怎麼產生的。但我當時覺得，既然這些榜單如此成熟和知名，那它們一定能說明大學的質量。”在她周圍的朋友圈中，沒有人對德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有直接經驗。因此，她選擇了相信這些排名。哈森最終選擇了慕尼黑大學（LMU）。該校在2021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第32位，是當時表現最好的德國大學。在2024年夏季學期和2024/2025冬季學期，德國有超過49萬人開始大學學習。根據第22次學生社會調查，約有四分之一的學生認為排名在選擇大學時起到了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於在德國的國際學生來說，排名的重要性幾乎是其兩倍。排名的力量是巨大的。最知名的幾家排名機構——QS、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上海排名（ARWU）、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排名（CHE）和萊頓排名每年發佈一次榜單，並引起廣泛反響。乍一看，它們似乎代表著客觀的評判：這裡是高校精英，那裡是普通水平。然而，排名衡量的並非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它們沒有提供一個全面的質量判斷。一些高校感到受到排名機構的巨大壓力和誤解，因此選擇退出。聲望而非質量在瑞士弗賴堡大學，埃弗拉因·奧喬亞-馬丁內斯（Efraín Ochoa-Martínez）負責協調大學參與國際排名的工作。他表示：“這些排名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可比性。它們衡量的東西各不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它們衡量的是：聲望。”上海排名評估諾貝爾獎、菲爾茲獎以及在《自然》（Nature）或《科學》（Science）等頂級期刊上的發表。這與當地的教學幾乎沒有關係。而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則依賴對研究人員的問卷調查。奧喬亞-馬丁內斯說，這些研究人員往往只是重複那些眾所周知的名字：“很多人會直接說哈佛、麻省理工和牛津是最好的大學。” 這種現狀因此得以固化：登上榜首的總是那幾所大學。社會科學或非英語出版物則往往被忽略。另一個問題是：計算過程往往缺乏透明度。“無論是學生還是專家，都無法詳細瞭解排名是如何產生的。例如，那些人接受了調查，或者某些關鍵指標是如何計算的，這些都不清楚，”荷蘭萊頓大學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CWTS）科學主任盧多·瓦爾特曼（Ludo Waltman）說道。因此，他的團隊開發了一個對立模型：萊頓排名開放版（Leiden Ranking Open Edition）。它完全基於公開資料庫的資料，並公開了其方法論。然而，這個排名只關注出版物。瓦爾特曼承認：“這範圍非常狹隘，因此我們的排名對大多數有興趣學習的學生來說幾乎沒有參考價值。除非他們已經知道自己將來想從事研究工作。”瓦爾特曼對大型商業大學排名持批評態度。它們給人的印象是，對大學的整體質量做出了客觀的判斷。然而，對於學生而言重要的因素，卻沒有出現在任何一個大型國際排名中：學習條件、教學質量和教學法。相反，這些榜單反映的是一場學術上的高水平競爭，與學生的日常生活幾乎沒有關聯。此外，它們有時會助長一種機構模仿。大學會模仿頂級大學的策略，尤其是來自英語世界的大學。“而且這往往對它們不利，”瓦爾特曼說。因為這種策略的風險是：大學不再專注於具有本地或社會效益的研究，而是集中精力在那些它們希望能夠提高排名位置的議題上。拉希達·哈森也感受到了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她曾希望在著名的慕尼黑大學獲得個性化的支援和良好的指導。然而，她的印象是，臨床教學的人員配備遠遠不足。因此，教學活動經常會不事先通知地取消。如今，已是第九學期的她感到幻滅：“在日常學習中，我幾乎感覺不到排名所承諾的東西。”排名到底為誰服務？那麼，排名是為誰而設的呢？看來，不是為學生，而是為大學。好的排名位置可以帶來第三方資金、申請者和合作伙伴。如果排名下滑，大學可能需要向政界解釋，其獲得的資助是否仍然合理，或大學是否仍然具備競爭力。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排名機構本身。因為一些榜單背後隱藏著一個商業模式。大學免費提供它們的資料，然後可以購買分析報告，瞭解如何改進。奧喬亞-馬丁內斯透露，他的大學曾為一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的分析報告支付了一筆較低的五位數金額。這筆錢本可以用於大學預算的其他地方。此外，即使不提供資料，大學也可能被評估。有時結果會更糟。退出？談何容易漢堡大學（Universität Hamburg）在2012年決定退出所有國際排名。當時的管理層認為，行政成本太高，而且排名有“嚴重的（方法論）缺陷”。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學術質量無法量化。然而，退出幾乎沒有幫助。“我們仍然被列入像QS、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排名（CHE）和《美國新聞》（U.S. News）這樣的排名中，而且是基於公開但缺乏區分度的平均資料。我們只能主動退出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HE）的榜單，”負責漢堡大學指標和高校統計部門的克里斯蒂安·肖爾茨（Christian Scholz）說。這也是為什麼該大學在2015年又開始積極提供資料的原因。“我們明顯感受到了排名的壓力，”肖爾茨說。例如，英國公司QS會進行一項名為“可持續發展排名”的評估，旨在衡量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表現。評估標準包括在環境科學方面的聲譽，以及研究對科學或工作與就業等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影響等。2022年，QS依靠線上研究來獲取這些資料。漢堡大學當時排名在241-260組別。“我們無法退出。所以我們面臨著選擇：是忽略排名導致表現不佳，還是投入大量精力提供資料。我們選擇了後者，並立即躍升至第91位，”肖爾茨說。目前，漢堡大學在QS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排名中位列第46位。因此，（非自願的）參與排名演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一些高校為了排名進行專門的最佳化。它們推動在易於被引用的領域進行研究，或建議教師在某些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例如，在中國，科學家們曾多年因在著名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而獲得獎金。官方宣佈該激勵制度於2020年停止。然而，仍有關於此類獎金支付的報導。一些研究人員猜測，一些大學還會吸納那些作品被引次數特別多的科學家——因為這一統計資料也會被納入排名。排名公司QS甚至會考慮一個學院擁有多少出版物——這激勵了大學更注重發表文章的數量而非質量，以期在排名中上升。順便提一句，德國大學在國際排名中很少表現突出。一方面是由於排名的親盎格魯撒克遜傾向，另一方面是由於德國的科學體系。大部分頂尖研究是在大學之外的研究機構進行的，例如弗勞恩霍夫協會、馬普學會、萊布尼茨協會或亥姆霍茲聯合會。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排名是德語區最具差異化的排名。它比較了超過300所高校的大約40個專業。它不側重於大學的整體評分，而是專注於單個學位課程。考慮的指標包括指導、裝置或職業起步。它不提供精確的排名位置，而是提供排名組別：綠色代表頂尖組別，黃色代表中等，藍色代表末尾。資料來源於對學生和教授的調查、高校提供的資料以及官方統計。批評者過去也曾對該排名的方法論缺陷提出異議。幾年前，當時的歷史學家協會（Historikerverband）和德國社會學學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曾呼籲抵制。然而，社會學學科現在又重新參與。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排名被認為是相對透明的。高校如何應對排名高校會一再公開質疑整個評估體系。一些大學只會附帶解釋性說明來展示它們的排名位置。瑞士的弗賴堡大學就提到了排名存在的偏差和部分不透明的方法論。但只有少數敢於退出。例如2023年的烏得勒支大學（Universität Utrecht）。發言人伊裡斯·克魯伊延（Iris Kruijen）表示：“排名對抽象的指標施加了太大的壓力。大學的質量不能被簡化為一個數字。”她說，退出基本上得到了積極評價。然而，從那以後，來自國際學生的申請有所減少。特別是中國學生的申請下降幅度最大，因為根據她的經驗，中國學生非常關注排名。與此同時，荷蘭正面臨住房危機。因此，多種因素可能解釋了申請人數的下降。烏得勒支大學的管理層接受了儘管主動退出，但在除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之外的所有排名中仍然被列出，並自此排名略有下滑的事實。2024年，蘇黎世大學也緊隨其後。媒體代表庫爾特·博登米勒（Kurt Bodenmüller）說：“排名設定了錯誤的激勵機制，例如鼓勵增加出版物的數量，而不是重視教學和研究的內容質量。” 從那以後，對申請人數、國際知名度或合作夥伴關係沒有產生負面影響。克魯伊延和奧喬亞-馬丁內斯批評稱，排名也存在地域偏見。來自非洲、拉丁美洲或東歐的高校幾乎沒有出現在頂尖位置。儘管這些地方的研究往往非常出色，但它們的重點是區域性的，或並非使用英語。這兩點在排名中幾乎沒有體現。因此，排名複製了一種學術世界秩序，在這種秩序中，一些人總是處於頂端，而另一些人則永遠無法達到。排名更多地反映了大學的聲譽，而很少反映學習質量。它們是一場數位遊戲，幾乎不能為學生提供指導。“請大家只把這些排名作為參考，”拉希達·哈森呼籲所有有興趣學習的人。“不如多問問當地的學生，教學質量到底如何，組織工作做得怎麼樣，以及他們在那裡感覺是否舒適。” 她還建議大家可以在像arbeiterkind.de這樣的網路上尋找資訊。開始學習的人不應該忽視這些榜單，但要謹慎解讀。它們可能在個別方面提供一些啟發。但僅此而已。 (德國派)

導語: 在德國，無家可歸的女性群體正日益壯大，她們擅長偽裝與自我隔絕，過著在咖啡館、收容所與街頭游離的隱形生活。她非常嫻熟地掌握著偽裝的藝術，對於那些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她就選擇直接將其遮蔽或淡忘。或者，她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及：“我今天晚上沒有床位。”卡琳·漢巴赫（Karin Hambacher）獨自坐在柏林機場一家咖啡館的木椅上，完全不引人注目。她將在這張椅子上坐到天亮，與自身的疲憊和睡意進行頑強的對抗：她是一位70歲、和藹可親的小個子女士，衣著得體，她努力表現得像一位普通遊客。在她旁邊立著她的行李箱，裡面塞滿了書籍和那些學術文章。她告誡自己，千萬不能躺下，絕不可以。“那樣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卡琳·漢巴赫是德國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女性中的一員，她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固定的住所，卻又好像無所不在。她曾經是一位專業的翻譯、一位相夫教子的妻子、一位慈愛的母親。她說，她的兩個女兒仍然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只是她們的生活中不再有她了。“我與她們失去了所有聯絡。”多年來，這位無家可歸的老婦人一直穿梭於一個與主流社會平行的世界。出於保護隱私的考慮，她的名字在這裡被更改了。因為她所要講述的，不僅是一個關於“消失”的故事，它更是一個關於“迷失自我”和“人生軌跡偏離”的故事。在德國，有超過一百萬人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德國流浪者救助聯邦工作組（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 Wohnungslosenhilfe）最近公佈了這一創紀錄的數字。僅在柏林一地，“得到安置的無家可歸者”數量就已大幅上升到53,000多人。其中，女性佔據了三分之一，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持續增加。這些女性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睡在裝滿袋子的冰冷瀝青路面上，而是從一處緊急避難所轉移到下一處，然後寄居在熟人的沙發上，或是待在機場那種24小時營業的咖啡館裡。她們的真實處境往往很難被看見。無家可歸的女性通常承受著強烈的羞恥感，飽受著暴力經歷、藥物成癮、過度負債或精神疾病的困擾，又或是被腦海中持續不斷的喧囂所折磨。因此，有些人會通過偽裝，假裝自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人。例如，卡琳·漢巴赫這位在機場出現的友善女士，就喜歡告訴陌生人她是一名編輯或校對。在她的行李中，她攜帶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很多句子都被她用圓珠筆劃上了醒目的下劃線。前不久，她還發現了一本想翻譯成德語的小說。“我必須設法給自己拿到一份工作委託。”然而，任何陪伴她走過一段時間柏林生活的人都會隱約察覺到：她的願望很可能不會實現。因為卡琳·漢巴赫是一個不停地在路上奔波，但卻始終未能到達任何歸宿的人。在他們第一次見面時，那時還是六月，她出現在克羅伊茨貝格（Kreuzberg）區的“庇護所”（Unterschlupf）。這個日間活動場所主要由捐贈資助，它為那些跌出所有社會保障體系的女性提供了一個臨時的避難所。清晨，工作人員在廚房裡切著蔬菜，桌子旁坐著跨性別女性和戴著面紗的穆斯林女性，一位女士用俄語獨自說話，另一些人則在椅子上小憩。卡琳·漢巴赫在“美容沙龍”裡找到了一個座位，這是這裡一間配備有鏡子的房間。儘管已到古稀之年，她依然保持著一張略顯少女的面容，化著淡雅的妝容，穿著顏色搭配和諧的印花衣服。這些都是她過往生活的遺留痕跡，正如她用那優雅而精緻的語言講述自己曾經是怎樣一個女人一樣。在她“出走”之前。她到底經歷了什麼？她說，那是一種逃離，也是一種自我放逐。卡琳·漢巴赫在波羅的海地區長大，六歲時，她的父母離開了民主德國。後來她在波恩附近完成了高中學業，獲得了大學學位，隨後在一家機械製造公司擔任了專業翻譯，並結婚生子。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她辭去了工作。生活似乎本應就這樣平穩地持續下去。但隨後，不幸開始降臨。“我有兩個孩子在嬰兒時期就不幸夭折了，其中一個是在分娩過程中因缺氧而逝世，”這位老婦人說話的聲音變得略微低沉。再後來，她在懷孕期間又失去了一個孩子。“是啊，”她輕輕地停頓了一下。“這真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平復。”而這種巨大的失落和痛苦在婚姻中卻從未成為一個可以被深入談論的話題。“我們夫妻之間無法進行太多深入的交流。”很難精準地說出這種疏離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它使卡琳·漢巴赫與她曾經擁有的生活漸行漸遠：她的丈夫是一名程式設計師，兩個女兒上著華德福學校，學習大提琴，接受著良好的教育。這一切表面上看起來都完整無缺。她甚至又開始了第二次大學學習，她回憶道，並於2012年毅然前往紐西蘭，度過了幾年美好的時光。她露出了光芒。在那時，她已經離開了她的丈夫，“我其實應該更早一點離開的。”一個女人堅定地走著自己的道路，這個故事在一開始聽起來是這樣。卡琳·漢巴赫以一種相當和解的語調講述著，彷彿她只是過著一種稍微有些非傳統的生活。“我的家，它存在於我的內心之中，”她曾經這樣說。“這是最重要的事情。”無家可歸，對有些人來說，是一種處於待命狀態的生活，有時也是一種被囚禁在內心的生活。然而，在這個她建構的敘事中，一些重要的階段被故意省略了，例如她獨自撫養兩個女兒的那些年。“作為母親，我付出了我的全部，”她說。只是，自從前夫不再支付撫養費後，她不僅未能重返職場，反而將大量時間用於撰寫關於人權等議題的冗長信件給各界政治人物。她不經意地提到，直到有一天家裡的電被切斷了，當時她的小女兒仍然和她住在一起。在新冠疫情期間，卡琳·漢巴赫寧願堅持吃生食，也不願接種疫苗，因此她在一艘遊覽船上做廚房幫工的工作也隨之失去了。她搬到了母親家住，隨後又搬到了科隆-波恩機場。她根本不想再回到公寓裡去了。她說，就是無法承受。“我有一種感覺，那會是對我自己的一種暴力傷害。”那她的女兒呢？她當時是如何承受這一切的？卡琳·漢巴赫花了一段時間才找到一個答案。她說，女兒當時應該是很擔心她的，聽起來有些不確定，幾乎是試探性的。她的兩個女兒已經很久沒有回覆她的資訊了，她不太明白背後的原因。她說，小女兒甚至就住在柏林。但沒關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總有一天。也許吧。“我想會的。”無家可歸——對有些人來說——是一種處於待命狀態的生活，有時也是一種被囚禁在內心的生活，長期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往往會為自己披上堅硬的鎧甲。這層鎧甲可以保護她們免受痛苦，有時甚至可以保護她們不對他人產生同情心，但它卻無法幫助她們應對殘酷的現實。許多人如果沒有專業的醫療幫助，就無法擺脫這種困境。三年前，漢堡-埃彭多夫大學（Universität Hamburg-Eppendorf）曾進行一項關於無家可歸者身心健康狀況的深入研究，調查了德國主要城市中的651名受訪者。結果顯示，其中有23%的人被正式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然而，將近70%的人，也就是超過三倍的人，表現出無法解釋的心理異常症狀。第一個數字和第二個數字之間存在著一個危險的灰色地帶。因為許多人不僅缺乏任何形式的治療，其中一些人還會主動拒絕接受治療。因為她們堅信自己既沒有生病，也沒有無家可歸。這時已是下午時分，在“庇護所”裡，一位年輕的女性推開了“美容沙龍”的門。麗貝卡·卡費爾德（Rebekka Karfeld）今年21歲，她的真名也出於隱私保護而更改了。她頭上包著一條毛巾，塗了些睫毛膏，然後開始吹乾她那長長的金色頭髮。麗貝卡·卡費爾德看起來非常自信，在“庇護所”裡，她是那些對現狀保持清晰認知，並且堅信自己只是暫時住在這裡的人之一。然而，沒過多久，她也開始談論其他事情。例如，那些總是伴隨在她生命中的各種類型的男人。麗貝卡·卡費爾德說，第一個男人是她的父親。他很少在家，但她就是很喜歡他。她說，她的父親像母親一樣酗酒，有時他會講述他年輕時被關押在民主德國收容所的經歷。那裡有被禁止進食、地下室懲罰等虐待。“他在那裡受到了極其殘酷的毆打。”後來她的父親坐過牢，但這位年輕的女士說，不知為何，她覺得父親一直陪伴在她身邊。“我生命中遇到的男人，都與他有著某種相似之處。”接著是那些與她一起離開的男孩子們。當時她的母親再也無法照顧她，她的小妹妹也被送進了收容所。“這讓我整個人生徹底脫離了軌道。”一開始她們只是吸食大麻，後來睡在地下室裡，再後來到了柏林。她的男朋友販賣冰毒、可卡因和海洛因，“我嘗試了所有這些毒品。”直到錢花光了。然後就出現了她所說的“服務”。她說，在波茨坦廣場附近的一家酒店裡，一些商人會通過一家中介公司叫非常年輕的女孩到他們的房間。像她這樣的女孩。當時她還是未成年人。藥物成癮者。供他們隨意使用。那時她才 17 歲。出走、沉淪、再回到收容所——馬里特·海尼施對無家可歸的這種循環已經習以為常。麗貝卡·卡費爾德講述這些事時沒有絲毫的自憐，她表現得彷彿這一切都無法再傷害到她了。“我確實覺得很噁心。有些人非常油膩，總是想要得寸進尺。”但她需要毒品，而那些男士會與她分享。有一次，當其中一個人吸毒吸得沒有盡頭時，她逃跑了。“他有錢。他有可卡因。他有權力。”她跑了，她感到害怕。她堅定地說，她已經徹底戒毒了。但同時，她也拒絕了性生活，“我感到厭惡。”但像她這樣的女性，最終又能去向那裡呢？第二次拜訪，時間已是十月，麗貝卡·卡費爾德已經離開了“庇護所”。她現在住進了“快樂之床”（Happy Bed），這是一個由前旅館改建的地方，只要無家可歸的女性前往社會諮詢處諮詢，就能獲得一個房間住上一年。她說，通過電話聽起來很開心，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她先是答應了見面，但隨後又取消了。她在“庇護所”裡的郵件也無人領取，她錯過了就業中心的預約。她的蹤跡再次消失了。出走、沉淪、再回到收容所——馬里特·海尼施（Marit Heinisch）對無家可歸的這種循環已經習以為常，有時她會問自己，這種循環到底如何才能被有效地打破。她今年46歲，是“庇護所”的負責人，一位充滿活力、獨自撫養孩子的母親，晚上還會去打掃衛生或在餐館做服務員來賺取足夠的錢維持生計。馬里特·海尼施說，在日間活動場所工作無疑是件苦差事，情況只會“持續不斷地變得更糟”。她和少數的志願者正在與一種社會大眾幾乎不願再理會的困境作鬥爭。她是這樣看待這件事的。海尼施說：“我相信，來到這裡的女性大多在心理上不穩定，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但她們中很少有人對此有明確的認知。”她經常需要花費數月的時間來勸說和說服女性去申請市民津貼。許多人拒絕與政府機構打交道，她們沉浸在各種陰謀論、深度的恐懼、憤怒的情緒，或者這種無情的自我厭惡中。馬里特·海尼施講述了其中一位女性，她無法使用椅子。她總是堅持坐在冰冷的露台地板上。工作人員遞給她一個墊子。這位女性卻坐在墊子旁邊，一次又一次，因為她害怕弄髒這個墊子。“終於有一天，她坐在墊子上了，”馬里特·海尼施說。“對我來說，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成功了。但想要再進一步就非常困難了。”這也就是說，在這裡很難期待能有快速或立竿見影的成果。而單純的憐憫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更需要的，是長期的耐心和毅力。只是，有些女性即使面對巨大的耐心，也無法被從她們自我建構的世界中解救出來。時間已臨近十一月，柏林的天黑得很早，卡琳·漢巴赫又一次來到了“庇護所”。這位老婦人坐在沙發上，身邊放著三件行李。日間活動場所很快就要關閉了，所有的訪客必須離開，去為自己尋找一處臨時過夜的地方。然而，這位70歲的老人今晚沒有找到睡覺的地方。有些收容所已經滿了，有些地方則允許吸菸，她不想去那裡。“對我來說，保持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於是，她把背包背到肩上，把一個布袋系在她的拉桿箱上。除了衣物，她還在箱子裡裝了幾公斤重的書、宣傳冊、文章，一個尚未完成的半生。卡琳·漢巴赫開始出發，一邊走一邊講述著。關於她過去幾天睡在通勤列車上的經歷。柏林、格賴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柏林——她用一張“德國票”一天行駛了500公里。當她不知道該去那裡時，她就會選擇這樣做。車票錢她用微薄的養老金支付。她不想接受政府的資助，“因為與官方機構打交道對我的身心健康沒有好處。”而且，其他的乘客不需要知道她的目的地只是下一個公園。“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遊客，一個旅行者。”卡琳·漢巴赫走向一個地鐵站，沒有人注意到這個負重沉重的小個子女人。她隨後乘地鐵去了一家州立圖書館，在閱覽室裡坐下，長時間地閱讀報紙。在這裡，她是一名學生，和所有人一樣。她拿了一本紐西蘭的旅遊指南。她說，也許有一天她還會再去那裡。晚上9點前，圖書館即將關閉。卡琳·漢巴赫熟練地走向出口。她對這一切都非常熟悉，包括去機場的路，以及進入那家從不打烊的咖啡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她會坐在一個喝光的茶杯前，觀察著最後一個經過的旅客，看著他們推著行李箱和孩子從她身邊走過。其間，她會時不時地看一下手機。她希望，也許女兒會給她發資訊。“我一直抱有希望，希望我們能有一天恢復聯絡。”但沒有人回覆，至少今天沒有。晚上11點前，卡琳·漢巴赫看起來非常疲憊。她從包裡掏出一本小冊子，裡面記著她接下來的行程安排。凌晨3點42分，乘坐區域特快列車前往火車總站。凌晨4點57分，繼續前往施滕達爾（Stendal）的方向。然後需要轉車五次才能到達波恩。在那裡她想去拜訪一位大學朋友，之後再去呂根島（Rügen）看望她的兄弟。她的行李箱裡已經為她的兄弟準備了幾本藝術畫冊。“生日禮物，”她說。前提是她能順利到達。 (德國派)

當地時間12月13日，德國總理梅爾茨在巴伐利亞州舉行的基社盟代表大會上直呼 “美國治下的和平”時代落幕。德國總理梅爾茨表示，對歐洲人及德國人而言，美國治下的和平已基本結束，它不再是記憶中的樣子，懷舊毫無用處。他直言，美國如今為自身利益不擇手段、非常非常無情，我們雖未處於戰爭狀態，但已不再生活在和平之中。梅爾茨表示，當前全球政治和經濟權力中心正在面臨巨大變化，德國人以及歐洲人正處在這一處理程序的中心。今年以來，美國政府推出的關稅政策給歐美關係帶來了巨大變化。梅爾茨稱，跨大西洋關係正面臨根本性轉變。美國《政治報》網站12月8日專訪美國總統川普，9日發佈採訪內容。川普在採訪中指責歐洲採取的移民政策堪稱“災難”。“他們想做到‘政治正確’，（但）這使他們變得衰弱。”按照川普說法，大多數歐洲國家正在“衰落”，移民議題正在“摧毀”包括英國、德國、波蘭和瑞典在內的多個歐洲國家。川普上述說法呼應了白宮12月4日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批評歐洲的內容。那份報告聚焦美國“核心國家利益”，強調西半球優先，尖銳批評歐洲，淡化恐怖主義威脅，力圖在亞太地區維持高強度但可控的大國競爭，期望實現對外承諾與內部能力之間的再平衡。報告稱，歐洲因移民政策、歐盟監管過度等原因，面臨“文明消亡的嚴峻前景”。梅爾茨12月9日表示，對報告實質內容“並不意外”。從歐洲角度看，美國的新戰略內容“有些可理解，有些則不可接受”。“我不認為現在有必要靠美國來拯救歐洲民主。即使民主需要被拯救，我們也有能力自行應對。”他強調要加強歐洲在安全領域的決策自主性。“我們歐洲國家，包括德國在內，必須在安全政策領域遠比現在更獨立於美國。”他說，德國與美國有一個共同目標是“維護歐洲大陸的自由、安全與和平”，“我希望美國能在這條道路上與歐洲同行，如果不能如此，那麼我們（歐洲）至少應該在思想上、有朝一日還要在現實中對此做好準備”。 (財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