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印度為何從全球中產階級版圖上消失

1980年，中國和印度在全球“中產階級”中的代表性都很有限——所謂全球中產階級，指的是既不屬於全球收入分佈底層一半、也不屬於全球前10%的人群。近半個世紀過去，情況發生了變化，但路徑截然不同：如今，中國在全球較富裕的中等收入群體中佔據了相當大的份額，而印度的相對重要性似乎已逐漸減弱。

這一發現出自年度《世界不平等報告》，令人費解。畢竟，全球唯二人口超十億的國家都被認為在蘇聯解體後通過開放經濟取得了不錯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印度則成了“全球後台辦公室”。那麼，為何兩國公民的命運卻如此不同？

1980年全球收入群體分佈

2025年全球收入群體分佈

來源：《世界不平等報告2026》

要解開這個謎題，先看看印度那些被排除在中產階級之外的人群。金字塔頂端是孟買Marcellus投資管理公司所稱的“章魚類階層”——約100萬名超級富豪，他們的富裕程度和可支配收入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個極小群體通過金融市場獲得高額回報，並以企業高管、銀行家、律師及其他頂尖專業人士的身份，主要為彼此以及全球高淨值客戶服務而致富。而金字塔底端則人滿為患，尤其自疫情以來，有8億人依靠政府發放的免費糧食生存——至今仍是如此。

在財富與福利這兩個極端之間，是問題重重的中間地帶：工作與工資。

在中國和印度，農業中的剩餘勞動力都遵循了教科書式的發展路徑：為工業化、城市化和中產階級的形成提供了基礎。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在中國，男女青年都紛紛湧入城市；而在印度，主要是男性外出，無地農民家庭的女性則只能在磚窯和建築工地從事季節性工作。大多數人仍留在農村，使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開發中國家中最低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之一。疫情後，這一比例有所上升，但主要是因為農業勞動和自營職業增加——而這些工作的報酬並不高。

與此同時，進入城市的男性所面臨的機會也受到種姓制度的限制——這是一種南亞獨有的、基於出身的社會身份體系。儘管近年來底層群體的社會流動性略有改善，但整體仍嚴重受限。過去，政府職位曾為歷史上受歧視群體提供平權措施的通道，如今這類崗位已日益稀少。和父輩一樣，大多數男性勞動者仍被困在低生產率、低收入的職業中，如保安、司機、園丁和雜務工。

上述多數發現源自班加羅爾阿齊姆·普雷姆吉大學（Azim Premji University）阿米特·巴索勒（Amit Basole）及其團隊發佈的《2023年印度就業狀況報告》（新一版預計將於2026年發佈）。正如這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印度錯失了將勞動力從自給型職業向利潤驅動型活動轉移的關鍵機遇。四分之三的非農就業者仍被困在非正規經濟部門。

這種極端不平等可能直接導致了中產階級的發育不良。社會頂層人士並不將龐大的底層民眾視為有意義的市場，除了水電煤、肥皂、短影片和小額個人貸款之外。而金字塔底端的人群則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能，無法為國內外富裕階層製造產品。隨著經濟快速數位化，新興的零工經濟（如10分鐘快送服務）需要大量年輕流動人口。儘管這類工作並非通往中產生活的階梯，卻是年輕人唯一的選擇：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印度每多接受一年教育所帶來的收入回報，不僅低於中國，甚至低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教育回報率

僅靠更多教育無法拯救印度掙扎中的青年

在全球範圍內，社會頂層的流動性本就有限。印度的商業大亨大多是1947年英國殖民統治結束前繁榮起來的商賈階層的後裔。他們更關注短期回報，而非效仿中國同行大力投資科技。他們提出的製造業擴張“妙招”，竟只是遊說政府放鬆勞動法——以便推行每天12小時的工作制。

頂層1%的印度人掌握著全國40%的個人財富，但Z世代的億萬富翁們對經商已感厭倦。他們寧願把財富放進家族辦公室，也不願創辦新企業。在延續至1980年代的蘇聯式計畫經濟時代，他們的祖輩曾為爭取經營牌照而奔波；如今，他們的父輩則忙於相互爭奪有利的政府政策，並與私人信貸機構討價還價以獲得再融資。

一個被金融寵壞、缺乏雄心的精英階層，加上一個因教育不足及種姓與性別不平等而受限的工薪階層，共同阻礙了印度形成真正的全球中產階級。而能夠彌合這一鴻溝的社會變革，目前尚無任何跡象。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