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覺得,歐洲的衰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如果讓我來選一個起點,我反而會把時間撥回到它看起來最風光的那段日子——
歐元剛剛誕生,全球化一路加速,金融和服務業蒸蒸日上。那是歐洲最自信、也最放鬆警惕的年代。
在那個時候,歐洲就開始慢慢相信一件事:工廠可以外包,產業可以轉移,而繁榮可以靠制度和分配來維持。
從那一刻起,衰弱其實就不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了,而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過去三十年,西方社會裡一直流行著一個相當危險的念頭:
製造業是“骯髒的、低效的”,可以放心地交給開發中國家;自己只要守住金融、服務業和規則制定權,就能永遠站在價值鏈頂端。
可一旦到了2020年代,一場地緣衝突,一次能源危機,就足以把這個美夢打得稀碎。工業不僅僅是賺錢的工具,它是現代經濟的“物理錨點”。
通俗點說,工廠這東西,不是說你想關就關、想開就能開的。你因為電費太貴關了一個車間,那不只是關了幾個電閘,隨之而去的是這套複雜的供應鏈網路,是那些幹了二十年的高級技工,是那些只存在於老師傅腦子裡的“隱性知識”。
一旦工廠大門貼上封條,熟練工散了,配套企業倒了,那怕三年後電費降回來,你也重建不起來了。因為那顆“工業基因”已經死了。生產能力的流失是不可逆的,這是對未來國運的永久性剝離。
聊歐洲工業,繞不開德國;聊德國工業,繞不開化工。而化工行業的帶頭大哥,就是巴斯夫(BASF)。
如果你去過德國的路德維希港,你會被那座“工業城市”震撼。那是巴斯夫的靈魂所在,在這裡,數百個裝置就像人體血管一樣連在一起:這個廠剩下的廢熱,給那個廠供能;那個廠排出的副產品,是下一個廠的原料。
這種極致的效率,曾是德國製造的尊嚴。但現在,這套血管正在被人為地“結紮”。
過去這兩年,巴斯夫對外發佈的內容,基本都繞不開兩個字:收縮。
具體怎麼縮?你一條條看就明白了——
崗位在砍,全球削減大約2600人,其中最集中的就在德國;
裝置在關,路德維希港的合成氨、化肥相關設施陸續退出;
同時公司給自己定了個硬指標:到2024年底,在歐洲每年要壓出5億歐元的成本。
但問題在於,關掉一套合成氨裝置,遠遠不只是少賣點化肥那麼簡單。在“一體化”體系裡,合成氨產生的二氧化碳是生產尿素的原料,多餘的熱量還能發電。現在這一環斷了,剩下的裝置效率全得下降,成本反而更高。這就是“去工業化螺旋”:為了省錢關廠,結果越關越貴,最後只能全關。
而就在路德維希港逐漸冷清下來的同時,一個反差極強的畫面出現了——巴斯夫卻在中國湛江,豪擲100億歐元。
這是巴斯夫史上最大的單筆投資。為什麼要跑?咱們來算一下這本帳: 2024年,歐盟的工業電價平均是0.199歐元/千瓦時,而中國只要0.082歐元,美國只要0.075歐元。這差了多少?兩倍多!對於化工這種“吃電、吃氣”的怪獸來說,在歐洲維持大規模生產簡直是自殺。
巴斯夫CEO馬丁·布魯德米勒說得很直白:未來的化工增長極在亞洲,不在歐洲。湛江基地不只是路德維希港的複製品,它一出生就是“頂配”:100%可再生能源供電,緊貼全球最大的市場。
這已經不是正常的產能遷移,而更像是一種“逃命”。 德國正在失去它的工業心臟,而當這顆心臟在別處跳動時,它就不再屬於德國了。
咱們再看法國。比起德國,法國人現在稍微能喘口氣,這是因為他們有核電。 2024年法國核電回升,帶動電力出口創紀錄,全年出口總量超過1000億度,德國和比利時都是主要去向。法國的工業電價明顯低於德國。
聽起來好像不錯?可現實卻沒有這麼樂觀。
即便電力便宜,法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也沒見怎麼漲。因為法國過去幾十年“去工業化”玩得太狠了,製造業佔GDP只剩10%左右。就像一個久病初癒的人,雖然有口熱飯吃,但肌肉已經萎縮,幹不動重活了。
法國現在拚命想搞“再工業化”,在北部打造所謂的“電池谷”,吸引像輝能科技這樣的電池企業。但他們面臨一個巨大的對手——美國的《通膨削減法案》。美國人直接拿支票在歐洲門口挖人:來美國建廠,每度電給你補貼2.6美分。
法國雖然有核能護盾,但面對這種赤裸裸的“金錢誘惑”和長期的產業斷層情況下,復興之路依然充滿了變數。
如果說德國在陣痛,法國在嘗試復甦,那英國就是已經“走到了終點”的負面教材。
1990年,英國製造業佔經濟比重還有17%,現在呢?不到9%。 大家都去玩金融了,倫敦金融城紙醉金迷,但北部的老工業區呢?一片荒涼。
英國化工巨頭Ineos的創始人拉特克利夫爵士發了一封公開信,語氣極其嚴厲。他說:“歐洲化工行業正在面臨滅絕。” 他算了一筆帳:在歐洲,他的天然氣帳單比美國高出1億歐元,碳稅帳單又要1億歐元。他甚至憤怒地指責,政府是在通過“去工業化”來實現脫碳。
這種代價是極其慘重的。英國現在面臨的是“技能斷層”:工廠關了,年輕人沒人想當工程師。自2015年以來,英國製造學徒的開工率跌了41%。這才是最可怕的——即便以後你想把工廠搬回來,你連個會修機器的工人都找不到了。
說到底,這已經不是運氣好不好的問題了,而是有三股力量同時發力,把歐洲一步步往坑裡推。
一、能源成本帶來的“降維打擊”。
你只要把帳攤開看一眼就明白了。按2024年的預估資料,歐盟的工業電價大約是 0.199歐元/千瓦時,中國是 0.082歐元,美國更低,只有 0.075歐元。
這種差距不是靠管理最佳化、提高效率就能抹平的,而是直接擊穿了工業競爭的底線。
二、監管帶來的那種真實而持續的“窒息感”。
歐盟的 REACH 法規,出發點當然是安全,但落到企業身上,往往意味著要雇上幾百人專門做合規,十年下來花掉 5億多歐元。再加上碳邊境調節機制,初衷是防止碳洩漏,結果卻推高了下游製造業的原材料成本。這是一種更隱蔽、也更難對抗的力量,用合規來把企業拖死。
三、來自內外的“雙重擠壓”。
一邊,美國用真金白銀的巨額補貼招降;另一邊,中國用完整而成熟的全產業鏈優勢形成圍剿。歐洲企業被夾在中間,選擇空間反而越來越小——要麼去美國換補貼,要麼去中國貼近市場。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路選擇。
把這些線索連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共同點:
歐洲的問題,從來不是那一次決策失誤造成的,而是一旦選擇走上這條路,就很難再回頭。
當巴斯夫關閉裝置、解僱工人的那一刻,它不只是關了一個車間,而是切斷了一個歐洲的工業血脈。五年後,即便能源便宜了,裝置也鏽了,工人也退休了,商業網路也重組了。
生產能力的流失,就是創新貧血的開始,是社會撕裂的根源,更是地緣政治脆弱性的死穴。 一個國家如果失去了製造物質財富的能力,它在未來的博弈中,就只能淪為旁觀者。
德國、法國、英國正在經歷的這一切,其實是在替所有人提前示警:
永遠不要輕視工廠裡那些機器的轟鳴聲——那不是噪音,而是一個國家國運跳動的脈搏。 (知本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