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大變局時代，中國為何能“我自巋然不動”？

歷史回望：不平等帶來革命與戰爭

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今天的世界都在快步進入一個大變局時代。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可比的歷史階段，或許人們很快就會想到歐洲從1848年革命到1945年二戰結束的那段歷史。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歐洲經歷了什麼呢？歐洲經歷了漫長的內部革命和同樣漫長的外部戰爭。

1848年，也就是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出版的那一年，歐洲開啟了一個很長周期的內部革命。從187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段時間是歐洲的黃金時期，歐洲經歷了差不多30年的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當時的很多人，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者開始相信，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難以想像的。

但是，儘管各國從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量的利益，但並沒能阻止戰爭的發生。1914年至1945年歐洲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30來年的時間。也就是說，在一個世紀裡，歐洲只有30來年的和平發展時間。

那麼，為什麼當時經濟快速發展的歐洲仍會爆發內部革命？為什麼全球化仍避免不了國家之間的戰爭？

簡單地說，內部革命和外部戰爭主要是由兩個不平等引起的。不平等當然不是革命和戰爭的起源，卻是革命和戰爭的社會基礎。

在歐洲各國內部，儘管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財富在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出現了大問題，一部分人富裕了，另一部分人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更加貧困了。這就是各國內部民粹主義的基礎，而民粹主義的崛起則為革命奠定了基礎。

同樣，歐洲的全球化為歐洲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一些國家變得極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不僅沒有富裕起來反而變得更窮了。這就是各國間民族主義的基礎，而民族主義的崛起為國家間的戰爭奠定了社會基礎。

實際上，比較而言，今天的國際局面較之當時的歐洲似乎更為糟糕。歐洲是先內部革命，後國家間的戰爭，但當今世界似乎趨向於革命和戰爭互相交織的局面。

動盪的當今：衝突與革命交織

就外部戰爭而言，儘管還沒有發生人們所擔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如果把今天所有捲入各個區域衝突的國家包括在內，也可以算是“大戰”的規模了。只不過，現在的衝突和戰爭是局部的，沒有連接起來罷了。

俄烏衝突已持續多年，目前戰場態勢仍然膠著，多方停火談判陷入僵局。儘管各方都說想結束這場衝突，但至今仍未看到停止的有效動作。在中東，包括以巴衝突在內的局部衝突把中東很多國家都捲入其中，儘管現在衝突暫時緩解了，但人們不知它是否會隨時再次發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衝突，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的衝突等也得到了暫時的管控，但存在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與此同時，全球其他地區的武裝衝突也在持續進行，包括緬甸、蘇丹、剛果（金）、衣索比亞，等等。

就內部革命而言，儘管當今主要國家並沒有發生類似1848年革命那樣程度的事件，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只是一個革命的程度問題和革命的不同表達形式問題。

美國右翼活動家查理·柯克遇刺後，右翼陣營迅速以悼念與集會活動凝聚支援，將其塑造為“自由殉道者”，以此強化對“激進左翼”的對抗敘事。共和黨各州領導層繼續推動“強治安、反移民、反覺醒議程”，試圖以“法與秩序”框架穩固群眾基礎。

與右翼相對，美國左翼在年輕族群與進步陣營中重新獲得動員勢能。圍繞以巴衝突、氣候政策與勞工權益，左翼政治人物及基層組織利用社交媒體與社會抗議雙軌並進，推動體制內改革。馬姆達尼等地方政客崛起、奧卡西奧—科泰茲（AOC）等進步派的長期動員，使“從街頭到體制”的政治路徑逐漸成形。左翼的一系列行動把“人權、平等、財政再分配”嵌入立法議程，並通過抗議與罷工持續施壓。

儘管美國政界和媒體竭力淡化刺殺案，但各種說辭並不能掩蓋美國社會內部嚴重的階級對立。實際上，美國社會長期積累起來的矛盾到了需要一場革命或者激進的改革才能緩解或者解決的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的美國的主張與做法，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柯克的刺殺案也引發了英國右翼的大規模遊行。近代以來，英國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走在歐洲的前列，社會主義思想比較深入。但自20世紀80年代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施以來，英國每況愈下，前些年更是脫離歐盟。這次柯克刺殺案所引發的大遊行很顯然表明英國的情況依然嚴峻。英國社會在反移民浪潮中陷入街頭暴力與輿論撕裂，政府高層與主串流媒體在“言論自由”與“治安維護”之間分裂對立。右翼借民族認同和社會治理議題強化自身影響，傳統政治調節機制對極端情緒已難以約束。

歐洲的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等主要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相繼陷入社會動盪與政治撕裂，呈現從選對抗向社會全面分化擴展的趨勢。

日本政治則右傾化顯著，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黨首和日本首相，象徵著保守民族主義與修憲議程的再次抬頭，其對外強硬立場可能進一步推高地區緊張局勢，並與美國“印太戰略”形成聯動，共同放大地緣對抗風險。

更需要重視的是，內部暴力衝突也發生在亞非部分國家。

近年來，這些國家的國內社會政治局勢陡然升溫，並在近期達到小高潮。自2021年以來，社會抗議運動在多個亞非國家不斷爆發。2025年下半年以來，社會抗議爆發的頻率有所增加，組織規模增大，涉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達加斯加等國。其中，部分抗議運動推翻了現有政權。相較於以往，本輪亞非國家社會抗議運動呈現以“Z世代”為主導、借助社交媒體動員、缺乏嚴密組織但波及範圍廣、去意識形態化等新特徵。

中國的定力與作為

如此國際格局並非短期形成，而是各國內外部發展長期積累所致。如果把中國這些年的變遷置於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之下，人們就可以理解中國所展現的定力及其定力之上的作為了。

在任何一個國家，有效的公共政策都必須促成國家能夠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應付隨不斷變化的時局而出現的挑戰，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內部的可持續發展。就此而言，中國模式在當今世界顯然是獨一無二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一個貧窮的經濟體躍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貧困狀態，堪稱世界經濟史的奇蹟。

儘管今天的中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但是經過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具有了堅實的發展基礎。我們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所需要的只是思考如何把潛力轉化為增長的現實。如何轉化？唯有深化改革和開放。

近期，中國政府出台了一攬子振興經濟的政策方案，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這次的經濟振興方案可以概括為“一制三策”。“一制”指的是以法律為核心的法治體系，“三策”包括寬鬆的金融和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大幅度松規（放鬆監管）政策。

熟悉中國經濟的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先生認為，這次行動將“載入史冊”。他認為，這次行動已經重新點燃了中國市場的“動物精神”。如果決策層能夠兌現“遠超”承諾的舉措，本輪刺激經濟的舉措將成為中國經濟歷史性的轉折點。

不僅如此，中國為世界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是上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把自身融入世界經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家，同時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貢獻著最大份額，直到今天，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都維持在30%左右。

全球範圍內，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中國的開放政策都已經成為塑造未來全球化的最重要的變數。中國保持對開放的高度政治承諾；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斷推進自由貿易體系；在自由貿易領域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不搞意識形態、文明對立；踐行“走出去”政策，加速出海；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中國開始踐行單邊開放政策。事實上，西方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進全球化。

中國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當今世上，中國希望和平與追求和平的願望是其他所有大國所不能比擬的。中國也具有足夠的能力來追求和平，在過去的數十年裡，中國是對聯合國維和部隊貢獻最大份額的國家。中國更有維護周邊和平的能力。儘管中日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中國在處理與日本的關係上顯現出自己的定力。中國和韓國的關係亦然。

內部追求發展，外部追求和平，兩者相輔相成。如果沒有內部可持續的發展就很難對世界做貢獻，同樣，如果沒有外部的和平，內部的發展也會受到消極甚至是致命的影響。其實，這對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中國做到了。

這是中國過去的經驗，也是中國未來所追求的。在國際層面，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包括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倡議不僅是中國所追求的目標，也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未來發展方案。在內部層面，中國致力於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十五五”規劃便是中國的行動方案。

長期以來，面對國際變局，中國顯現出了“我自巋然不動”的戰略定力，不僅借此立於不敗之地，而且不斷追求進步；在自己進步的同時也為世界進步做貢獻。可以說，與世界共同進步便是對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好註解。 (察理思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