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報復!川普對聯準會主席鮑爾下手了

聯準會主席傑羅姆·鮑爾萬萬沒想到,這一次,川普對付他的手段竟然不是在社交媒體上繼續威脅、謾罵和取綽號,而是一張來自司法部的大陪審團傳票。

據《紐約時報》當地時間1月11日報導,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已就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華盛頓總部翻修相關事宜,對聯準會主席鮑爾啟動刑事調查。

隨後,鮑爾證實美國司法部已於當地時間1月9日向聯準會發出傳票,將就鮑爾2025年6月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作證一事提起刑事指控。

這項調查已經醞釀良久,足以證明川普早就盯上了司法管道,而不是僅限於口頭威脅。刑事調查的批准人是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珍妮·皮羅。

皮羅是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也是川普的長期盟友,並在2025年8月獲得任命。

為此,鮑爾怒了。他發佈了措辭極其強硬的聲明,直指這是川普的直接打擊報復。

在聲明中,鮑爾說,“這項前所未有的行動,應當放在本屆政府的威脅與持續施壓這一更廣闊的背景下理解”,這次起訴“是因為聯準會在設定利率時依據的是我們對何者最符合公眾利益的最佳判斷,而不是遵循總統的偏好”。

事實的確如此。聯準會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兩棟主要辦公樓,翻修工程自川普第一任期內就已啟動,原因是大樓的“安全性存在問題,而且不防水”。

該項目預計將在2027年秋季完工,華盛頓特區的員工預計將於2028年3月開始在大樓內辦公。

不過,這兩棟大樓的翻修工程耗資著實驚人,竟然需要25億美元,如今更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水漲船高,達到了31億美元之巨。這些錢足以在中國修建200公里高鐵,或者20家三甲醫院。

聯準會聲稱,翻修大樓的資金由央行自籌,而非由納稅人承擔。但這一項目還是遭到了建築商人出身的川普的嘲諷。川普在2025年不斷指控聯準會對這項翻修工程管理不善,並威脅要採取法律行動。

當然,川普政府提出的起訴,根本原因還是源於川普對鮑爾一再拒絕降息的不滿,以及被背叛的憤怒。

傑羅姆·鮑爾出生於1953年,90年代進入美國財政部工作,‌2012年5月就職聯邦儲備委員會理事,2018年2月就職聯準會主席,2022年5月連任第二任期,任期至2026年5月15日。

川普在2017年11月提名鮑爾出任聯準會主席,原因是當時他認為鮑爾傾向於態度務實的技術型官員。

然而,到了第二任期,川普推出新關稅政策,以期“刺激經濟”“減輕債務負擔”和“提升市場信心”,就脅迫聯準會降息。

鮑爾以“實際經濟資料不夠明顯支撐激進降息”為理由拒絕降息,並在川普的多次威脅下不為所動。

直到2025年9月以後,聯準會才開始逐步降息,三次合計降息僅0.75個百分點。

在2025年,川普多次發出“解僱鮑爾”“要求鮑爾辭職”的威脅。

2025年4月,川普在社交媒體發帖要求“解僱鮑爾”,並宣稱“他早該降息”,他還在辦公室進一步加碼,對記者說:“如果我想讓他走,他會很快就滾蛋,相信我”。

2025年6月,川普再次升級對鮑爾的批評,敦促聯準會降息,並稱鮑爾是“政府裡最蠢、破壞性最大的人之一”。

2025年7月,川普與鮑爾一同前往視察聯準會總部大樓的翻修工程,兩人因翻修工程的耗資情況發生爭執。川普攻擊鮑爾是“頑固的蠢貨”和“一場災難”,並給他取了個綽號“太遲先生”。

同時,川普開始物色下一屆聯準會主席的人選,試圖通過先確定人選的方式“架空”鮑爾。目前被認為可能擔任下一任聯準會主席的包括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凱文·哈塞特,聯準會前理事、華爾街資深人士凱文·沃什,黑石集團首席債券投資官裡克·裡德爾等人。

採用司法手段對任期還剩下幾個月的鮑爾進行報復,顯然是本屆川普政府用得很順手的工具。自去年以來,司法部已對川普眼中的一些政治對手發起刑事調查或提出指控。

2025年9月,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被聯邦大陪審團正式起訴,指控他向國會作虛假陳述和妨礙國會程序。科米曾在2016年大選前夕重啟希拉里郵件調查,並在2017年川普上任後繼續推進“通俄門”事件的調查。

2025年10月,美國司法部對紐約州總檢察長利蒂希婭·詹姆斯提出起訴,理由是她“在購買房產貸款申請中誤報資訊”。詹姆斯曾在2022年發起針對川普商業帝國的重大民事和刑事調查,最終導致法院對川普集團處以3.55億美元的巨額罰款。

2025年11月,司法部對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亞當·希夫展開調查,理由也是“購房相關檔案存在問題”。亞當·希夫曾長期任職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在川普第一任期內對川普“通俄門”事件曾進行調查。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一系列的“調查”“起訴”其實就是來自川普的報復。不過,這些定罪努力大多未能成功。2025年11月24日,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卡梅倫·柯裡以“檢察官任命程序違法”為由,撤銷了對前FBI局長詹姆斯·科米和紐約州總檢察長萊蒂西亞·詹姆斯的刑事指控。

然而,川普此次對鮑爾的司法進攻,卻有著更突出的意義:這是美國的行政權力針對央行獨立性的一次制度性進攻,在聯準會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美國的權力邊界正在失控。

長期以來,美國政治體系最被反覆強調的優勢之一,就是“制度制衡”——總統、國會、司法體系、獨立機構彼此牽制。然而,鮑爾遭遇刑事調查這一事件,清楚地顯示出這種制衡機制在強烈政治意志面前的脆弱性,標榜“完全獨立”的聯準會也未能倖免。

鮑爾事件表明,當關鍵技術官僚拒絕配合總統的政策偏好時,“機構獨立”的防火牆已經崩塌。刑事調查不再只是針對明確違法行為,而被塑造成一種政治威懾工具,用來迫使不服從者讓步。

這意味著,美國所謂“去政治化的專業治理”,已經開始向赤裸裸的權力邏輯讓位。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場針對鮑爾的司法進攻,標誌著美國權力運行方式的一次質變——政策分歧升級為對個人合法身份與職業安全的直接威脅。

當行政權力開始將司法程序作為“最後手段”,問題已不再侷限於聯準會或貨幣政策,而是涉及整個國家權力邊界的穩定性——美國制度內部可能將不再存在真正安全的“獨立區”。

鮑爾收到的這張傳票,已經成了美國制度史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總統的權力正在無限擴張,而央行的獨立性已開始被蠶食;政治報復已經開始成為對付政敵的重要手段。

既然如此,美國一再標榜的“民主優勢”還有幾分可信度呢? (有理兒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