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駐委內瑞拉的林林,在一陣敲擊聲和喊話聲中醒來。
同事敲打著她的窗戶,讓她快點開門,對方著急地說:加拉加斯(委內瑞拉首都)被轟炸了。
凌晨3點,在驚恐的情緒下,林林點開微信看到,那位常駐加拉加斯的同事,兩點半的時候就在群裡“弱弱地”通知大家:“有人嗎?加拉加斯被轟炸了。”領導被叫醒後,也直奔會議室開了一整夜的緊急會議,“多半是評估人員安危以及是否需要撤離”。
當地時間1月3日凌晨2點,美國對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等地進行了轟炸。據報導,加拉加斯至少響起了7次爆炸聲,首都街頭可見爆炸、橘色閃光和黑煙。隨後,便是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與其妻子被抓走的消息。
一個國家的總統在自己的國家被抓走,宛如電影般的情節竟成為了現實,讓世界震驚。委內瑞拉政權動盪的一夜,也是不少海內外華人的不眠夜。
由於歷史關係,上世紀初,不少華人漂洋過海抵達委內瑞拉。而近年來,中國與委內瑞拉不斷加深合作,南美大陸成為不少中國企業出海的戰略錨點。據報導,目前在委華人共有20萬人。他們的安危與情緒,隨著政局動盪而搖擺。
近日,“帶回總統”的呼喊聲響徹加拉加斯。當地時間1月13日,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抗議和遊行仍在持續, 從當天上午到傍晚,公車、計程車和摩托車司機組成車隊,要求美國釋放總統馬杜洛夫婦,呼籲國際社會對委內瑞拉提供支援。
距離加拉加斯被轟炸、總統馬杜多夫婦被帶走已過去整整十幾日 。在那場如同電影情節般的“總統綁架案”後,委內瑞拉並沒有如外界預想般陷入徹底的崩潰。代總統羅德里格斯依然在強調執政的連續性,歷史在1月13日的遊行車隊裡翻湧。作為在當地人數多到不可忽視的華人華僑群體也一如既往地生活。這些都構成了此刻委內瑞拉最真實的底色。
被驚醒後,林林當晚的睏意已經被驅散,一種焦灼等待感驅使著她不停地在手機上搜尋新聞。天亮之後會怎麼樣?她該怎麼辦?
動盪的消息傳來後,林林及她的公司最擔心兩件事——物資哄搶與社會暴亂。
“個人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了。當時機場航班都已經受影響,想通過陸路跑,其實也不太實際。最擔心的不是美國可能會轟炸到這邊,而是怕委內瑞拉會出現內亂,那樣各種打砸搶燒都有可能會發生。”林林告訴南風窗。
中國人青青的兒子娶了個委內瑞拉媳婦,二十多天前,她與家人來到距離加拉加斯約一個小時車程的瓦倫西亞,拜訪兒媳迪娜以及她的家人,也順便旅遊。
轟炸首都及總統被捕的當晚,他們都沉浸在睡夢中,直到醒來後,“看到迪娜和家人一直在聊天討論,詢問之後再看新聞,才知道發生了什麼。”青青的兒子胡進清告訴南風窗。
國內親友急迫地想知道他們的安危。青青的家人在看到消息後,連忙打電話催她趕緊回國。胡進清半夜醒來,也發現手機裡面有四五十個未接通話和無數條消息。他們和親友解釋自己的安全,但國內的親友都無法立刻相信。
“我姐勸我趕緊買機票走人,我一看,去哥倫比亞的機票從2000多元漲到了3萬元,就覺得還是算了,氣得我姐說我眼睛掉進錢罐子裡命都不要了。”青青說到。
但略感意外的是,首都加拉加斯的情況並沒有人們預想的糟糕。
林林所在的公司領導們開會討論後,決定先靜觀其變,並要求她的領導每半小時開一次會,向國內總部匯報當前情況。
隨後幾天,林林的生活一切照舊,沒有停水停電,網路也未受到影響,食品也有保障,工作照常派發和進行。部分工地項目出於安全考量停工,她的工作量相較於以往還有所減少。她的心情也從1月3日凌晨的緊張與等待開始逐漸恢復,“該工作就工作,該摸魚就摸魚。現在反倒有點像是放假的那種狀態。”
青青和迪娜家人一起出門採購時,見到超市前排著長長的隊伍,大家安靜地遵守超市的限流管理。多數人只買一點東西,領著一兩個袋子就出來了,並不像在囤貨。
青青錄下了平靜的日常,發佈在自己的抖音帳號上:物價和前幾日一樣沒有漲價,貨物也都很充足,偶有空置的貨櫃,工作人員也在不慌不忙地補貨、理貨,見到亞洲面孔的他們,還微笑著主動說了句“你好”打招呼。
採購完出來,超市前停的車不少,“可見出來買東西的人還是挺多的”。再走幾步,路上甚至還能看到悠閒跑步鍛鍊的行人;公園裡的人也很多,有人遛狗,也有家庭帶著孩子出來玩,孩子跑來跑去,相互追逐打鬧。大家臉上神情很輕鬆。這樣的日常視訊分享得多了,青青的家人才放下心來。
但此情此景,也讓青青也忍不住疑惑:“難道僅過去一兩天,他們的恐慌就沒有了嗎?”
首都被轟炸,總統被抓。這些真實發生的事,在迅速恢復的日常秩序襯托下,卻顯得遙遠而不真實。
雖然社會氛圍尚且安定,但這在委內瑞拉人迪娜看來,也並不自然。
知道消息的那一刻,“最開始是恐懼,”迪娜對南風窗記者回憶道。那種恐懼並非指向具體的暴力,而是一種對“保護者”失蹤的本能驚惶,這讓她忍不住開始連珠炮式的自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安全嗎?我們安全嗎?這個國家還安全嗎?如果連政府都能遭遇這種突襲,誰還能保護我們?核心領袖不在了,誰來守衛這個國家?”
“馬杜洛是個怎樣的領袖”“他做過那些事情”“民眾對他態度如何”……這類此前思考的問題,在這一刻也顯得沒有那麼無關緊要了。“他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但最重要的是,他是那個‘領袖’。當領袖消失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空缺。”
現在的領袖到底是誰?未來會是誰?會發生什麼?對於迪娜這樣的委內瑞拉人來說,無數個問題湧出來,卻找不到一個答案。當無法預知誰是下一個掌舵的人,守住眼前的貨架和當下的安穩,就成了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
委內瑞拉代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在當地時間1月12日公開講話時強調,執政委內瑞拉的“只有代總統和一位被美國強行控制的總統”。她表示,委內瑞拉政府正與組織起來的民眾共同執政,正通過建立基於尊重和國際法的國際關係,捍衛委內瑞拉的權利。
迪娜和她的家人們坦言,這種事在國家歷史上是頭一次發生。“我們以前從未面臨過這種局面,所以大家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危機發生在周末,你難免會擔心周一會怎樣:要不要上班?店還開不開?由於政府沒有發佈任何居家令或指示,只是模棱兩可地說‘繼續吧’,所以我們也只能硬著頭皮維持現狀。”
“但這種感覺真的很奇怪——他們抓走了一個總統,但又只是這樣而已。你知道發了什麼,你知道有個很大的事情是真的發生了。但大家的生活卻沒有任何變化。”迪娜說道。
平靜的生活之下,這個國家的表面和內部似乎存在著一個巨大的裂縫。但或許因為沒有人有能力或意願去打破這種平衡,這種讓人感到有些"虛假"的現實便被不斷自我強化,說服每個人繼續照常工作和生活。
在迪娜的丈夫胡進清看來,比起政治層面問題,這裡的大多數人有著更現實的情況需要面對。“這裡大多數人都覺得靜觀其變就好了,他們其實不會想那麼多。因為這邊經濟不好,所以每天要工作、上班,不然真的就會沒飯吃。政治什麼,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太遠了,況且也做不了什麼。”
無論如何,在迪娜看來,好在事態被控制在了極小的範圍內:“他們帶走了總統,但也只有總統一個人被帶走,而且他本人也安然無恙。他還活著,這或許是這種複雜局面下不幸中的大幸。”
面對此次的突襲事件,不同於迪娜對於“領導者”缺失的擔憂,在委華人更多持著“過客”或“居留者”的身份意識,只要社會不陷入無政府的混亂,事件沒有演變成破門而入的暴力,他們便傾向於將其降級為“生活的背景噪音” 。
作為外派人員林林以及身邊的同事,都有著“只是這個國家的過客”的自覺,很少會認真討論政治。
她所在的辦公營地位於委內瑞拉東部山腳下,地方較為偏遠也出行不便,因此林林及同事的工作和生活都被高度壓縮在集中在園區中。同事領導幾乎都是中國人,生活兩點也一線。林林作為西語翻譯,和當地人的交流會稍微多一些,而身邊多數華人基本只會在工作場合與當地人有接觸。“大家都知道來這就是工作和賺錢。更何況多數人的外派合同也一般就半年一年。”
知道自己不會久待的胡進清也是這樣認為的。他的本職工作在國內,此行主要目的是來和迪娜求婚,順便也見見她的家人,以及出生長大的國家,僅此而已。
襲擊發生的最初,胡進清和青青本能地感到不安,擔心局勢混亂或有戰爭,導致無法回國或有安全風險,但迪娜與家人的淡定態度讓他們放下心來。外出遇到一些來自廣東恩平的華人,他們上前攀談,也發現這些紮根於此的恩平人,對這次的突襲並不在意。“他們也安慰我們說不用害怕,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們這些繼續留在當地做生意的人都不怕,我們馬上要回國了還怕啥。”
自加拉加斯受到轟炸以來,梁叔的店舖也一直都照常營業,他的生活也一如既往——照常出門打麻將,和朋友聊天“吹水”,吃完飯小憩個半小時,又在晚上出門散步閒逛,再找家同鄉開的中餐館吃宵夜、喝喝湯、敘敘舊,逛累了玩夠了才回家,“生活和在恩平的時候一樣。”
自2009年來到委內瑞拉以來,梁叔早就經歷過政治迭代,也見識過委內瑞拉最為動盪的時期。“最動亂、治安最差的時候,搶劫、綁架、盜竊、縱火這些事情都會發生,甚至也有些是專針對唐人(華人)的。不過現在治安已經好非常多了。” 相較之下,現在只是“抓了總統,打了幾聲炮”就結束,生活出行及人身安全不受影響,也就沒什麼好怕的了。
梁叔會說一些西語,但對和當地人交流沒什麼興趣。政治的事情,他覺得輪不了他關心和插手。周邊發了什麼,每天相見的華人都會當面或者通過微信來告訴他。在他的生活裡,最常聊政治的場合,也就是打麻將的時候,聽聽別人從別處聽來的消息,當日常八卦那樣閒聊。
在委內瑞拉,像梁叔這樣的華人並不是少數。在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人華僑研究院教授高偉濃看來,實際上是委內瑞拉華僑華人社會,在長期動盪中磨煉出的一種“生存定力與信心”——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經歷過馬杜洛政府時期市場大起大落的風浪考驗,也經歷過這個國家極度動盪、生命財產安全遭到嚴重威脅的時期,早已習慣在風雨中維持生計 。
在查韋斯時代之前,委內瑞拉經濟形勢較好,華僑華人多經營進出口、貿易,尤其是中餐館和雜貨店等行業,生意很好,因此他們的首要任務都是賺錢。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委內瑞拉的國內政局不穩,經濟下滑,治安不好。所以其實相較於查韋斯時代之前,他們現在會更加關注當地的政治形勢變化。不過他們關注政局變化不是為了參政,而是關心對華人生意的影響。”高偉濃對南風窗說道。
他也提到,由於委內瑞拉的華僑基本上都來自廣東恩平,這使得他們的資訊來源形成了高度的同源性,“而這對融入當地,以及加強華人的身份認同是有利的”。幾十年來,當地華僑都是通過中文管道第一時間得到資訊,然後進行口頭的第二層級傳播。這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資訊流通方式。
據他觀察,委內瑞的華僑華人組織(如中華會館、中華商會等)與僑領,都與當地政府都保持著良好關係,在涉及華僑華人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華人社團及其僑領都會在第一時間與當地執法部門乃至國家最高層進行溝通,並通過資訊管道通知華人群體。“因此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得到的資訊基本上是精準的、可信的。”
比起今後的政治局勢會如何發展,梁叔現在最在意,是生意會不會好,什麼時候有美金收:“生意不好啊,沒有美金收。現在大家都用委幣(委內瑞拉通用貨幣,也即玻利瓦爾)來消費,委幣都不值錢的,要有美金收才好。”
他回憶,2023年底開始,1美元可兌換的玻利瓦爾(委內瑞拉貨幣)就從36委幣漲到了2024年底的50委幣左右。而自從委內瑞拉央行於2024年8月正式宣佈發行200及500的新版紙幣後,玻利瓦爾便加速貶值,美金兌換的匯率,從2025年年中的一百多漲到如今的三百多,而這只是官方價格。
“現在黑市的價格更高了,720元玻利瓦爾才能換1美元。”他感慨,明明在前幾天,1美元還只能是兌換500多委幣而已。
他偶爾會回想起這些年在委內瑞拉的經歷:2009年來到委內瑞拉發展,2016年局勢不穩,2017就去了哥斯大黎加發展了;2019年回國辦手續,就撞上疫情。等到2021年,護照已經過期,又再回國辦了新護照,來到了委內瑞拉。不久,他的女兒和兒子相繼出生,“這讓我覺得委內瑞拉‘益(有利於)’我,加上治安好起來局勢也逐漸穩定,乾脆就留下來了。”
如今,委內瑞拉店舖的生意留下他和妻子打理,考慮到國內設施更加健全,治安、教育都更好,父母也在老家,在委出生的女兒早在兩年前就送回國了,兒子則是在恩平出生的。兩個孩子都在國內,他很想多點回去,”但要忙這裡的生意,沒辦法回去啊,不然誰不想回去呢。”
林林最初則是衝著委內瑞拉的風景和“尋求刺激”而來:“我之前就有聽說這個國家之前是比較貧窮和混亂的,但風景很好。我想要親眼看看這個國家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有什麼不同。”她簽下了半年的外派合同。
雖然她來之前就知道這並不是一個生活舒適,基礎設施健全的地方,但實際來到後,環境比她預想的還要艱難——因為公司的工地工程性質,她不但遠離大城市,還在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基礎設施不全就算了,但水龍頭流出的也是伴有泥沙的黃水,“還是挺失望的”。而如今不穩定局勢,也讓她打消了在委內瑞拉四處遊玩的想法,“合同到期,就買好機票早點回國吧。”
計畫在2026年1月中就回國的胡進清和青青,則是對迪娜以及她的家人與祖國有了更深的瞭解。在來之前,他對這個國家的想像幾乎都與“危險”掛鉤,甚至做好了閉門不出的打算。“但那天我小舅子騎摩托車帶著我到處亂逛,我發現這裡治安環境還挺好的。而且中國人在當地有一定聲望,警察對華人也會比較重視。”
在他眼中,委內瑞拉人展現出一種專注於當下、富有韌性的樂觀與生命力。“那怕發生了那麼大的事情,也不影響他們繼續生活和感到開心。他們聽到音樂還是會開始跳舞;他們還是很愛吃甜食,甜品店和酒吧第三天就開了,光顧的人也不少。”
這種樂觀不是“沒心沒肝”,也不是對國家的漠不關心——對於網傳那些歡慶場景,他特地求證了迪娜,“是假新聞。大家只是平靜,但並沒有在慶祝。那其實是2025年的舊畫面。”而對於國家的未來,“我覺得他們還是有自己的信念在的。”
“面對國家的衰落,你當然會感到悲傷和憤怒。”在迪娜看來,這種憤怒更多源於一種落差感。“你知道自己的祖國擁有那麼豐富的資源,卻眼睜睜看著它一步步走到今天。”但她也強調,現實中的委內瑞拉,並沒有外界描述得那樣徹底失序。
在中國經營著物流公司的迪娜頻繁往返兩國。相比五六年前,近兩年她回國時,已能明顯感受到變化。儘管經濟尚未真正復甦,但政府在治安與安保上的投入增加,社會秩序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不可否認,我們確實有過困難的時期。但外界總覺得我們生活在一片黑暗中,”她說,“委內瑞拉人其實有一種很強的適應能力。經濟環境發生變化,人們就調整生活方式;局勢再度波動,便再次適應。我們沒有被擊垮,只是在不斷調整、不斷生存。”
即便經歷了這次的突襲與變故,她仍然反覆強調一點:“我們仍然有自己的政府,我們仍然有自己的代理副總統。”在她看來,這並不是一個被外部力量完全接管的狀態。
她和她的家人仍對國家的未來懷有希望與信念,準備好靜待事態的發展,“我們不會離開。”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