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菲社11月22日電 美國總統川普22日公開表示，他計畫在近期與巴西總統魯拉舉行會晤，同時對其政治盟友、巴西前總統博索納羅近期被預防性羈押一事表示強烈不滿，稱這一司法舉措“非常糟糕”。此番表態再度將巴西國內政治局勢及美巴雙邊關係推向國際輿論焦點。川普通過其慣用的社交媒體平台發表了上述言論。他明確提及：“我將在不久的將來與魯拉總統會面，但我們不能忽視博索納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被預防性羈押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這一評論直接關聯到巴西當前複雜的政治法律環境。博索納羅作為川普在任期間的緊密盟友，其政治命運與司法糾紛一直備受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部分政治勢力的關注。博索納羅自卸任巴西總統後，已面臨多項司法調查。根據埃菲社及其他國際媒體的報導，此次預防性羈押令與一項涉及其執政時期高級助手的貪污及權力濫用調查密切相關。巴西聯邦警察在近期的一次行動中，將博索納羅暫時羈押以進行問詢，理由是調查其可能涉嫌試圖妨礙司法或銷毀證據。巴西最高法院已批准了相關措施，強調此舉是調查程序中的預防性步驟，並非最終定罪。然而，博索納羅的支持者及其在國際上的盟友，包括川普，則傾向於將此描繪為政治迫害。魯拉政府目前尚未對川普的會晤提議及關於博索納羅的評論作出即時官方回應。自魯拉重新執政以來，其政府致力於修復國內民主制度、加強社會保障，並在國際舞台上推行多邊主義外交政策。分析與美國的關係時，魯拉政府表現出務實態度，既尋求在貿易、氣候變化等共同利益領域合作，也明確保持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尤其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內部司法事務上態度堅決。川普此次高調介入巴西事務，被觀察家視為其對拉美地區政治持續興趣的體現，同時也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對外交政策的潛在影響。川普在任期內與博索納羅建立了密切關係，兩人在保守價值觀、經濟政策以及對環境議題的立場上多有共鳴。如今，儘管川普本人也面臨多項法律挑戰，他依然積極發聲支援國際上的意識形態盟友。政治分析人士指出，川普提議與魯拉會晤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這表明他認識到與巴西現任政府保持溝通管道的必要性，巴西作為拉丁美洲最大的經濟體和重要政治力量，其地位不容忽視。另一方面，他同時批評巴西司法機構對博索納羅的處理，意在向其國內支持者和全球保守派陣營傳遞團結訊號，並試圖影響圍繞博索納羅案件的輿論走向。此次事件也凸顯了巴西國內深刻的政治分化。博索納羅的支持者持續舉行集會，抗議司法決定，聲稱其受到政治迫害。而魯拉的支持者和許多巴西民眾則支援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辦案，認為任何前領導人都應平等接受法律審查。這種分裂局面為魯拉政府的治理帶來了挑戰。展望未來，若川普與魯拉的會晤成行，其談話內容必將備受矚目。議題可能涵蓋雙邊貿易、地區安全、環境合作等廣泛領域，但博索納羅案及對民主法治的不同解讀很可能成為潛在的敏感焦點。此次互動將成為觀察美巴關係在新形勢下如何演變的重要風向標。目前，白宮或巴西總統府尚未公佈任何正式會晤的細節安排。國際社會將繼續關注兩位領導人之間的互動以及巴西國內司法案件的後續發展，這些動態將對西半球的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譯通社)

在2024年民主黨大選慘敗、2026年中期選舉臨近以及美國建國250周年籌備同步展開的背景下，美國政壇進入新的高壓避險期。曾以“代表工人階級”自居的民主黨，卻在持續左傾、議題錯配與黨內撕裂中步入低谷，“沉默”的民主黨一度被視為美國政治版圖中的邊緣角色與未知變數。本文從選民基礎流失、精英-草根裂痕、權威人物退場，到不同派系人物的再登場與試探性突圍，勾勒出一個掙扎重組的民主黨：一邊被川普式民粹與共和黨“傑利蠑螈”步步壓縮，一邊又試圖通過聚焦重劃選區和重建敘事來找回與工薪階層的連結、重塑黨內權力格局。民主黨能否在進步派與建制派的博弈中形成新的路線共識，不僅關係到2026年中期選舉，更關係到美國民主能否走出民粹與對抗的惡性循環。一個正在重整的民主黨，會成為遏制極化的“緩衝閥”，還是新的衝突“放大器”？這場“沉默之後的甦醒”，值得持續觀察與討論。在經歷了2024年的重大失利後，民主黨陷入了一段靜默期。黨內分裂和青黃不接，導致民主黨面對川普-范斯-魯比奧陣營時非常疲軟。但近期的新動向顯示，民主黨正在為中期選舉造勢，重新燃起紅藍鬥爭的戰火。曼達尼、AOC、紐森，甚至2024年慘淡退場的賀錦麗，近期在美國政壇高度活躍，且在不同程度上喚醒了沉默許久的民主黨。“甦醒”的民主黨一方面面臨挑戰，但同時確有對川普陣營形成衝擊的可能性，未來美國政壇變數激增。民主黨面臨的問題民主黨面臨脫離選民、內部分裂和青黃不接等多個問題。民主黨曾經自詡為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如今一味追逐邊緣群體的選票，忽視了白人勞工階層的訴求。同時，民主黨內部四分五裂，精英與草根成員分歧不斷擴大，似乎已經形成一條鴻溝橫亙在其間。再有，老一輩民主黨人逐漸淡出美國政壇，在黨內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然而目前民主黨內部沒有推舉出足夠強有力的領袖型人物來填補空洞。民主黨脫離選民第一，2012年至今民主黨持續左傾，對不同議題的重要性排序違背部分選民的利益。據部分民主黨戰略家今年發佈的Deciding to Win報告，自2012年開始，民主黨在幾乎所有議題上的態度在持續左傾。與此同時，民主黨調整了對議題優先順序別的排序。例如，氣候變化、墮胎等是民主黨的核心議題。相應地，民主黨對邊境安全、犯罪等議題的重視程度不斷下降，而這些議題恰恰是中間溫和派和右派選民比較關切的領域。這部分選民感知到民主黨的持續左傾，表示該黨的姿態已經過於“自由”。報告認為，美國民眾認為民主黨過於“自由”更甚於認為共和黨過於“保守”。黨內分歧擴大第二，民主黨主流脫離社會底層，黨內精英與黨內草根分歧擴大，難以形成凝聚力。據Deciding to Win報告，民主黨大大小小的捐贈方、宣傳人員、高知及高收入群體、精英、進步團體均將民主黨拽向了政治光譜的左側，愈發地“自由”。然而，民主黨內部的低收入、低學歷的工人階級並未在所謂“自由”的氛圍中受益。民主黨長期宣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為工人階級發聲，如今卻被內部精英引向了極左翼，逐漸脫離工人階級所關心的“餐桌議題”，例如生活開銷、住房租金、公共交通等。這進一步加劇了民主黨的分裂。黨內青黃不接第三，民主黨黨內青黃不接，無法有效衝擊川普-范斯-魯比奧組成的陣線。11月7日，85歲高齡的美國眾議院前議長，民主黨的元老等級人物南希·裴洛西宣佈不參加2026年的眾議院選舉，將於2027年任期結束後從國會退休，結束漫長的政治生涯，川普則揶揄裴洛西退出政壇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無論美國各界對裴洛西結束政治生涯作何評價，是褒獎還是貶低，他們對此事給予的關注度已經足夠說明裴洛西在美國政壇的份量。隨著重量級的人物退場，民主黨內部留下權力的真空。至少在國會參眾兩院，沒有人能夠與裴洛西的影響力相媲美。11月10日，8名民主黨人在參議院有關結束政府停擺的決議中投了贊成票，“倒戈”向共和黨，促成決議通過。11月11日，此事引發大量民主黨人的憤怒，要求民主黨的參議院領袖查克·舒默下台。裴洛西退出政壇與失去支援的舒默，為國會的民主黨人撒下一片陰霾。如果在2026年中期選舉前夕，民主黨無法推舉出至少一位令黨內信服的人，那麼與共和黨的競爭恐怕仍落於下風。裴洛西發佈的一段視訊資訊中表示，她不會在2027年1月任期結束時尋求連任國會議員（圖源：BBC）民主黨是否還有主導美國未來政治的“接棒人”民主黨目前仍缺失強有力的領袖人物統領全黨，挑戰川普-范斯-魯比奧的陣線。賀錦麗近期復出政壇，但毫無建設性綱領。而年輕一輩的AOC、曼達尼資歷尚淺，不太可能接棒。紐森雖然在50號提案上贏下一城，但在“兵權”問題上敗於川普。並且，多個州均在進行的傑利蠑螈（編者註：Gerrymander起源於美國的政治術語，指通過操縱選區劃分謀取選舉優勢的欺騙性手段）削弱了50號提案的勝果，席位爭奪戰依舊撲朔迷離。從派系的角度總結，進步派和進步運動逐漸壯大，衝擊建制派的地位。雖然建制派民主黨人仍在黨內佔據重要職位，但是在政治競爭中面臨多方壓力。除了遭受進步派的衝擊，建制派一方面無力對抗川普，另一方面開始失去主要捐助者的堅定支援。賀錦麗欲復出但舉棋不定賀錦麗近日重啟政治活動，但在是否競選下屆總統問題上模棱兩可，缺乏明確的路線，很難對川普陣營形成有效衝擊。2024年大選，民主黨在與共和黨爭奪美國七個“搖擺州”時徹底敗下了陣，堪稱全軍覆沒。甚至，賀錦麗連拜登時期勉強維持住的民主黨鐵票倉也未能守住，密歇根州、內華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等六州倒向了共和黨。儘管大選開始前的各種民調結果都顯示賀錦麗的支援率高於川普，但是事後看，民調結果與實際投票出入非常大。2024年大選結束後，來自佛蒙特州的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批評民主黨放棄了工人階級，因此也遭到工人階級的叛離，選票大量流失。2024年選舉慘淡收場後，賀錦麗於今年9月份發行了自傳《107天》，集中總結了自己在大選過程中的經驗並作出反思。該書以回憶錄的形式揭露了競選前後鮮為人知的細節。在書的結尾，賀錦麗寫道：“我們（民主黨）必須確立自己的藍圖，賦予這個國家一個新的願景。”2024年美國大選結果分佈圖（圖源：網路）新的願景是什麼，基於何種藍圖，賀錦麗並沒有給出明確回答。11月1日，賀錦麗出席加州支援重新劃分選區的集會，並行表講話。這是賀錦麗沉寂大半年後首次亮相政治活動。在講話中，賀錦麗呼籲加州民眾不要向“暴君”下跪，隨時準備好“以毒攻毒（fight fire with fire）”。她的演講僅僅將川普打上破壞民主的標籤，以此襯托出民主黨的正當性，卻無法提出任何腳踏實地的黨派路線。如果賀錦麗仍舊不能整合民主黨內共識，提出更為清晰明確的競選綱領，那麼即使她要參加2028大選，也不過是博人眼球罷了。AOC關注度高但無實質成績以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為代表的極左翼人士，則開始借助社交媒體吸引一大批追隨者，不過，AOC目前沒有拿出實質性的政績。AOC（圖源：網路）1989年，AOC出生在紐約的一個波多黎各移民家庭，是民主黨新生代力量之一。2018年，29歲的AOC以78%的選票贏得眾議員選舉，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女議員。近期，AOC同著名政客伯尼·桑德斯一起，作客電視台節目，宣傳左翼價值觀。另外，AOC還通過社交媒體的運作，為自己積累了上千萬的粉絲。AOC自我打造的政治“人設”是為社會、種族和經濟的公平正義而戰的戰士。然而，AOC在諸如政府停擺、移民遣返等問題上能做的只是要求川普政府付諸行動，或是提高透明度。除此之外，AOC沒有能力或是條件做出更具實質性的成績，她的宣言僅僅停留在口號層面。自從當選議員，她不僅遭到共和黨人的口誅筆伐，甚至連民主黨內部對她也褒貶不一。裴洛西、舒默等資深民主黨人，有的與AOC保持距離，有的早已公開破裂關係。政壇新星卓蘭·曼達尼的極左翼奇襲卓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當選市長，為民主黨提供了一份極左翼藍圖。他雖然是極左翼人士，但是並不急於推行好高騖遠的政治議程，而是精準聚焦於市民生活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的問題。親民的綱領，幫助曼達尼贏下勝利，為民主黨帶來一定啟示。曼達尼同樣是一位民主黨新星。他於1991年生於烏干達，父母都是印度人，七歲那年舉家搬遷至紐約市。今年6月，曼達尼在紐約市市長民主黨初選中擊敗了同樣來自民主黨的前任州長安德魯·科莫。11月5日，最終計票結果顯示曼達尼以50.4%的支援率勝出，當選紐約市第111任市長。曼達尼競選紐約市長的“人設”主要聚焦於為工薪階層降低生活成本並提供更多福利。例如，曼達尼承諾升級紐約市的公車系統、停止房租上漲、免費的兒童養護等等政綱。簡而言之，曼達尼聚焦的核心是“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即確保普通民眾能夠負擔起日常生活的開銷。美國民主黨人曼達尼當選紐約市長，其在競選中多次強調民眾生活可負擔問題（圖源：BBC）曼達尼雖然面臨諸多壓力，但的確已經在美國政壇嶄露頭角。通過回歸到工人階級的重大關切，曼達尼不僅贏得了選舉，也引發了美國各界對於生活可負擔性問題的議論。值得一提的是，11月的弗吉尼亞州和紐澤西州選舉中，兩位新任中間派民主黨州長同樣使用了聚焦於民眾生活開支負擔的策略，贏下選戰。既然方法奏效，民主黨極左翼及中間派在中期選舉可能會更多地採取這種姿態。在一場競選辯論中，曼達尼對科莫說，自己缺乏經驗但是為人正直，正直可以彌補經驗上的不足；而科莫的經驗不能彌補他缺失的正直。極左翼的小範圍勝利能否持續擴大視乎曼達尼重建紐約市的實際成效。葛文·紐森為代表的建制派無力應對川普與進步派的AOC和曼達尼不同，民主黨內部還有相當一部分出身名門望族的黨員。現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葛文·紐森（Gavin Christopher Newsom）就是較為典型的代表。紐森的家族在美國的政商界頗具人脈，且與裴洛西家族有較深關係，是標準的民主黨建制派。而紐森則是民主黨建制派參與2028大選的主要希望。目前，紐森想撼動川普的地位仍較為吃力。紐森（圖源：紐約時報）今年6月，美國多地爆發針對川普移民政策的抗議示威。川普為了平息事態，宣佈聯邦化國民警衛隊，並部署在爆發抗議的城市。4000名加州國民警衛隊成員被川普“聯邦化”，隨後派遣至洛杉磯。紐森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在譴責川普的同時將其起訴至法院。然而，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最終卻允許川普保留對部署於洛杉磯的國民警衛隊的控制權。截至10月25日，“聯邦化”的國民警衛隊已經進駐洛杉磯和華盛頓特區，後續川普表示還要將部隊部署到波特蘭和芝加哥。從結果上看，紐森在這一輪交鋒中已經失敗了。紐森參與的另一項計畫是重新劃分加州選區，即50號提案。11月5日，50號提案在加州得到通過，或將在中期選舉為加州民主黨增加5個國會席位。看似“勝利”的背後卻是捐助者的撤出。根據政治新聞報導，過去支援過紐森的超過30位億萬富翁中，只有包括索羅斯在內的7位在50號提案上提供資金支援。紐森不僅在“兵權”問題上遭到川普的施壓，對於捐助者的吸引力和粘性也在下降。民主黨與美國政治的未來民主黨近期多項選舉和投票勝利似乎昭示其仍然具有重塑美國政治版圖的決心和潛力。一是曼達尼當選紐約市市長，二是弗吉尼亞州和紐澤西州的州長由民主黨人贏下，三是紐森的50號提案也順利通過，如願重新劃分選區。這4場勝利極大提振了民主黨的士氣。然而，8名參議院民主黨人在政府停擺決議上的贊成票似乎又造成了民主黨新一輪的割裂和內耗，向剛提振起來的士氣潑了一盆冷水。從兩黨鬥爭看，也是此起彼伏的狀態，誰也沒有佔據絕對優勢。如果民主黨能夠維持住11月初贏下幾場大勝時的勢頭，或許能在2026年的中期選舉中向共和黨發起衝擊，畢竟後者在國會的席位優勢非常微弱。紐森的傑利蠑螈也讓加州民主黨在國會的席位增加5席。但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在紐森之前川普已經通過傑利蠑螈增加了德州共和黨在國會的席位，數量同樣是5席。目前，美國有多個州都在進行或考慮進行傑利蠑螈，期望增加相應黨派的國會席位。這一場“傑利蠑螈潮”既包含民主黨佔優勢的州，也包含共和黨佔優勢的州，導致中期選舉的情況變得複雜且難以預測。最高法院的判決更進一步攪亂整場“傑利蠑螈潮”的圖景，它將於明年6月決定路易斯安那等多個州是否應該以種族公平的原則重劃選區，為中期選舉帶來更多變數。在國會議席爭奪戰中，兩黨仍處於膠著狀態。美國政壇的動盪對眾多中國看官而言，也許只是“笑話”，但不可否認美國內部正在急速重整中。川普上任近一年來採取的各種“鐵腕”措施，諸如打擊非法移民、動用軍隊跨境輯毒等，相較於民主黨的價值至上敘事更能引起普通民眾的共鳴。但是民主黨並沒有放棄與共和黨進行政治競爭。進步派的曼達尼、中間派的紐森等，都在尋找讓民主黨在2026年甚至2028年重整旗鼓的路徑。各派系似乎逐漸意識到再次關注工薪階層的重要性。不僅極左翼的曼達尼多次強調民眾生活可負擔問題，新任紐澤西州州長，中間派民主黨人米姬·謝里爾（Mikie Sherrill）接受採訪時也表示，先確保工人階級能夠負擔生活開支，再談其他。她的立場贏得了紐澤西州選民的心。America250是一項無黨派倡議，致力於讓每個美國人參與紀念美利堅合眾國成立250周年（圖源：america250.org）在美國250周年來臨之際，在中期選舉迫近之際，民主黨展現的立場、態度，採用的策略，將深刻地塑造美國政治未來的格局。2026年，美國即將迎來建國250周年。各個政府部門的官方網站已經開始為相關慶祝活動預熱。然而，這場250歲生日派對早已蒙上兩黨競爭的陰影。據《大西洋月刊》報導，美國國內有兩個方面在籌備250周年慶典。一是川普和他的團隊於今年夏季斥資3300萬美元籌劃一系列以川普為焦點的活動，包括在華盛頓特區進行閱兵式；二是國會兩黨共同推出的“America250”活動，標語是讓所有美國人參與250周年的慶典。但是川普顯然不想讓民主黨人參與這場生日派對。7月4日，在愛荷華州的一場集會上，川普向揮舞著“America250”標誌的群眾說：“我恨他們（民主黨人），無法忍受他們。我真的認為他們恨我們國家。”此番言論是對民主黨赤裸裸的攻擊，也預示著美國的250周年慶祝將不會是一片祥和景象，壓力再次來到了民主黨這一側。美國究竟是繼續籠罩在川普式的民粹之下，還是見證一個嶄新的民主黨在2024年的廢墟中崛起，兩黨鬥爭來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所有人都在等待。本文作者—羅行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大灣區評論)

在紀念1956年反蘇起義的國家節日當天，布達佩斯街頭爆發了兩場規模空前的政治集會——一邊是總理歐爾班呼籲“拒絕為烏克蘭而戰”的“和平遊行”，另一邊是反對派領袖馬加爾高喊“俄國人滾出去”的民主呼聲。隨著2026年春季大選臨近，這場象徵性的街頭對峙不僅預示了歐爾班執政基礎的動搖，也折射出匈牙利社會在外交取向與政治未來上的深刻分裂。布達佩斯兩場對立集會揭示選前民意裂痕，歐爾班面臨十五年來最強挑戰。歐爾班的“和平大遊行：拒絕“為烏克蘭而死”歐爾班的支持者上午集結在橫跨多瑙河的大橋上，隨後一路行進至國會大廈。這場被組織者稱為“和平遊行”的活動，恰逢10月23日——紀念1956年被蘇聯鎮壓的匈牙利反共起義的國家紀念日。遊行者高喊支援歐爾班的口號，其中一幅巨大的橫幅上寫著：“我們不想為烏克蘭而死。”歐爾班在約40分鐘的講話中延續其一貫的強硬基調，指責歐盟與烏克蘭是“將歐洲拖入戰爭的幕後推手”。他聲稱：“烏克蘭早已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主權國家。它既不自給自足，也不具備自主決策能力。”歐爾班表示，他願意支援歐盟與烏克蘭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但堅決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或北約。他警告稱：“他們會帶來戰爭，掏空我們的財政，並摧毀我們的經濟。”作為歐盟內部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關係最為密切的領導人，歐爾班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一直反對西方對烏軍事援助，主張立即停火。他強調，匈牙利必須避免被“外部勢力”捲入戰爭。馬扎爾的反擊集會：呼喚“重新團結的匈牙利”當天下午，反對派領袖馬加爾的支持者也在布達佩斯英雄廣場及周邊街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人群高喊“俄國人滾出去！”——這一口號不僅呼應1956年的反蘇運動，也像征著反對歐爾班“親俄政策”的民意。馬扎爾今年44歲，曾是歐爾班所屬青民盟（Fidesz）的內部人士，後轉而成為其最有力的政治挑戰者。他憑藉對通膨、醫療和腐敗等民生議題的關注迅速崛起，並在全國展開為期80天的基層巡迴演講，贏得了農村選民的支援。在集會上，馬扎爾指責歐爾班政府濫用公共資金、導致經濟停滯，並通過製造社會分裂維繫權力。他呼籲支持者保持團結：“我請求大家再堅持六個月。等到明年，我們要讓10月23日成為全國重新團結、互相微笑的節日。”對決前的民意博弈這兩場集會被視為大選前政治能量的試金石。民調顯示，歐爾班所在的青民盟支援率正被馬扎爾領導的中右翼“蒂薩黨”（Tisza）逼近，甚至略有落後。歐爾班雖仍是歐盟任職時間最長的國家領導人，但其執政15年後面臨選民疲勞與經濟不振的雙重挑戰。儘管如此，歐爾班依舊擁有穩固的基層動員能力。昨日，數百輛來自匈牙利各地及鄰國的巴士停滿佈達佩斯市中心，運送了大批支持者參加“和平遊行”。來自羅馬尼亞特蘭西瓦尼亞匈牙利族聚居區的參與者山多爾·凱雷克什（Sándor Kerekes）表示：“我們來這裡，是為了告訴世界，我們仍然團結一致。”一場“分裂的節日”分析人士指出，這場“節日中的對峙”反映出匈牙利社會的深層分裂。一方高呼“拒絕戰爭”，另一方要求“回歸民主”；一邊將國家安全與民族利益置於首位，另一邊則呼籲擺脫對莫斯科的依賴。無論最終誰在2025年4月的選舉中勝出，這場對峙都標誌著歐爾班15年統治以來最嚴峻的政治挑戰，也預示著匈牙利可能迎來一次方向性的政治重組。結語匈牙利的這場政治對峙，遠不止是一場選前的權力競逐。它折射出歐洲內部關於身份、方向與安全的更深層博弈。在俄烏衝突與歐盟重組的雙重壓力下，布達佩斯的街頭成為歐洲政治分裂的一個縮影。無論歐爾班還是馬扎爾最終勝出，匈牙利都將在未來的歐洲版圖中重新定義自己的位置：是繼續在民族主義與務實主義之間搖擺，還是在民主與歐洲認同的軌道上重新找回平衡。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

最近，法國出大事，而且事很大，到涉及生死存亡，最危險的那種！1先來看看最近法國發生的事。先是一場抗議浪潮，突如其來，席捲了整個法國：街道上瀰漫著煙霧，汽車被推到當成路障，警察頂著盾牌，不斷髮射催淚瓦斯……整個法國，都變成了戰場！到啥程度呢？法國西南部，電纜被切斷，火車服務中斷，整個地區混亂；光在巴黎，就出動8萬警察，去拆除路障，城市幾乎癱瘓；還有不少人，則是趁火打劫，到處打砸搶……我們都知道：法國向來是“革命老區”，動不動就來這麼異常，像2018年“黃背心”，2023年警察擊斃一名少年後，引發的騷亂，都非常激烈。所以很多人覺得：最近法國出的大事，司空見慣，和之前沒啥兩樣！如果這麼想，那就錯了！法國這次出的大事，和之前，形式差不多，但如果認真觀察它的根本，會發現：這次的事，和之前所有的事，統統都不一樣！它已經到生死存亡之秋！為什麼這麼說呢？2我們先來說一下這次，為什麼突然之間，法國又一次，變成“革命老區”了。前兩天我其實提過一嘴：幾天前，法國總理貝魯在議會信任投票中失利，導致政府垮台，之後馬克宏任命勒科尼上，接任總理！幾天前，我就在公號講：最近這一年，法國換總理，換得很勤，一年多一點，都換了三個總理了，勒科尼是第四個。但是呢？之前換總理，換三個，沒出啥大事。最多被人嘲笑下：法國又換總理了！但這次勒科尼才剛被任命，法國馬上就露出它“革命老區”的本色，到處火光熊熊！和之前，很不同！在這背後，又藏了什麼事呢？3我們之前寫文章，向來喜歡剝洋蔥，一層一層地，把洋蔥給剝開，今天這篇文章，還是用這種辦法。上面說的，就是我們看到的表象，是第一層洋蔥：法國換政府，勒科尼當了總理，結果馬上就亂了。在這第一層洋蔥之後的，是第二層洋蔥：去年6月9號，馬克宏犯了超級錯誤，導致局面沒法收拾！他究竟犯了什麼錯誤呢？當天傍晚，馬克宏臉色鐵青，面對著全國，宣佈解散議會下院，也就是法國國民議會，提前選舉！看到電視直播時，很多人都非常吃驚！其中包括馬克宏最親近的人！連超級帥哥，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阿塔爾都說：馬克宏解散議會，提前選舉，他事先不知道！基本就是他一個人決定的！我們知道：解散一國議會，是件超級大的事，怎麼也得經過反覆權衡、聽取意見、商議的過程！但這些事，馬克宏統統沒幹，他是怒火攻心，在幾小時內，就幾乎是一個人，做出了決定！為何呢？4因為當天，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出來了，法國極右翼，也就是“國民聯盟”大勝！拿下了超過30%的票！這讓馬克宏非常憤怒！幾年前他上台時，支援法國極右翼的，才幾個百分點，個位數！但就這幾年，母雞變鴨，支援極右翼的人，在瘋狂上升：3%；10%;15%；20%……到去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居然到了30%！速度上升得，實在是太快了！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的頭頭勒龐這也說明一點：時間，不在馬克宏所在的中間勢力一邊，在極右翼那邊！法國國民議會，是每隔5年選一次，上一次選舉是在2022年！本來按照任期，要到2027年，才到期！但急火攻心的馬克宏，見極右翼發展速度這麼快，根本不敢等！2024年，都快擋不住了！2027年，那基本是極右翼的天下了！所以不如提前3年，解散議會，說不定還能緩衝一下！畢竟2024年選出的議會，按照任期，能撐到2029年！這是場豪賭！也是快速止損的辦法！但誰也沒想到：馬克宏這場決定，讓法國陷入深淵！很多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5首先是極右翼大受鼓舞，聲勢大振，瘋狂宣傳說：大家看，馬克宏怕我們了！極右翼“國民聯盟”的頭頭勒龐公開叫道：我們現在，就已經準備好執政了！法國左翼呢？先被嚇了一跳，之後馬上找到賣點：勒龐是法國版小鬍子，不能讓歷史再現！為了不讓當年小鬍子的事再現，大家要眾志成城，一定要支援我們！也是士氣大振！然後馬克宏這一派就慘了：他們的理念，就是繼續這樣過下去啊！但法國的現狀，偏偏就不能讓他們再想之前那樣，繼續過下去！法國社會，處處充滿不滿！要不然，極右翼也不會這麼快地，就迅速崛起啊！然後開始選舉了，先來第一輪，三大類股沒一家超過50%，進入第二輪選舉。但危險出現了：極右翼太猛了，支援率狂飆！法國政壇，向來有個傳統：一旦極右翼抬頭，中間派和左翼會搞整合！於是兩家緊急決定：在每個選舉，誰家推出的人最強，就全力支援誰！結果到去年7月，第二輪選舉結果出來了，結果簡直，讓人跌破了眼鏡：原以為會拿第一的極右翼，因為中間派和左翼搞整合，只拿到第三！原以為會拿到第二的左翼，因為整合效果出來了，反而拿到了第一！原以為註定會拿到第三的馬克宏派，也因為整合，拿到第二多議席！去年7月，當法國國民議會選舉最終結果出來後，拿到最多席位的左翼領袖梅郎雄發表勝選講話。阻止極右翼任務完成！但法國大亂，也隨即開始！5到這裡，就可以剝開第三層洋蔥了：法國政壇，還有個傳統：選舉時，中間、左翼為擋極右翼，會聯合，選後會馬上翻臉！選舉結果出來，左翼領袖梅郎雄當天，就跑出來講：光要我們選舉出力，卻不讓我們的人當總理。這麼多年了！太不公平了，也該我們吃口肉了！所以這次，必須任命我們的人，來當總理！中間，也就是馬克宏那派呢？則是一口咬死：我們就算用任何人，也不可能讓你們這幫左翼的人，來當總理！極右翼呢？則是哭哭啼啼：好你個中間派，還有左翼，你們耍詐，你們玩我們，等著瞧！你們不讓我們拿第一，我們就在議會裡，來做破壞者！到這裡，事情就糟糕了：這法國三大類股，沒有一家願意和另一家合作！但還有更糟糕的事：法國國民議會，一共577席，但就算拿到席位最多的左翼，也沒拿到三分之一的席位！有不少席位，被形形色色的小黨，給拿走了！更詭異的是：就算席位最多的左翼，把所有小黨都拉攏了，也沒法在議會過半！按照法國憲法，總統可以不管議會席位，任命總理；但還是按照法國憲法，議會看總理不爽，可以發動不信任投票，把總理拉下台！所以去年法國議會這局面，任何人一看，都知道：大事不妙，馬克宏賭輸了！因為議會，不是清茶館，吹牛皮的地方，是各派力量分果果的地方！有些國家因為分不均，乾脆直接上場，揮拳就打的都有！大黨這麼不和，席位這麼分散！基本就是瘋狂換總理的節奏！之後法國，要開始大亂了！6然後呢？果然這樣！這中間，最聰明的人，是原來的總理阿塔爾，他見勢不妙，幾天後辭職！對馬克宏來說，這人是親信，當然希望他留職了。但人家知道活難乾，死活不肯。最後實在挽留不住，掙紮了2個月，馬克宏放他走人，此人也轉身就逃！之後換上的，是巴尼耶。此人是老牌政客，30年多前就當部長了，資歷比馬克宏還老！順便說一下，這人還有個外號：“法國的拜登”。就是說他想拜登一樣，參政很早，在政壇上升卻非常慢！此人什麼派呢？中間偏右一點！這種人，有經驗，還容易被極右翼接受，中間派也接受！本來是個好人選！但問題是：經過那場選舉，法國總理基本等於鹹魚！而巴尼耶，卻想做個有理想的鹹魚！結果超級慘：當年9月上台，12月5號就被議會趕下台！當了89天！成為法國歷史上，任期最短的總理！這事出了之後，馬克宏就知道：形勢不妙，今後選總理，萬不能再選那種有理想的，要選會打太極的。選誰呢？他有點犯難，也問了不少人，但很多人知道，這讓他們當的，是短命總理，沒啥人願意。結果這時，跑出來一個人：貝魯！此人也是老牌政客，也是早早就當部長的那種。但此人綽號“政壇變色龍”，連法國最不對付的左、右兩翼，他都能忽悠。貝魯出身農村，農村向來會保守一點，他借此，和右翼拉上了關係。同時他還利用出身農村這個身份，說自己也是無產階級，和左翼關係不錯！馬克宏想了10天後，終於決定：總理就是他了！貝魯上台後呢？也是大打太極！只求在位上，不求能幹事，結果他還真猛，一口氣幹到今年9月！雖說不滿一年，但讓他上台時，一直不看好他的人，大吃一驚，想不到他居然在這種地雷陣裡，能幹這麼長時間！那“太極高手”貝魯，最後為何，還是得下台呢？7還是那原因：當總理，肯定要分利益的，就算再會躲，也躲不掉！結果到今年9月，他不得不面對這件事，再會打太極，也沒用了！到這裡，又得剝開第四層洋蔥：馬克宏之前任命總理，之前換總理，沒起啥風波，為何這次換總理，卻起了這麼大的風波呢？這裡作個比較，就能看出來了。像阿塔爾辭職，到有人接任，他考慮了差不多2個月；貝魯接巴尼耶，他考慮了10天。但最近勒科尼換貝魯呢？卻和之前，完全不同！法國當地時間9月9號，貝魯向馬克宏遞交辭呈，當天馬克宏轉頭，就任命勒科尼當總理！連個像征性的考慮時間，都沒有！這是為何呢？我們這裡，再來回顧一下這一年多來，法國4個總理都屬於什麼派別。阿塔爾，馬克宏那一派，但此人很聰明，選舉結果一出來，就辭職。所以沒啥事。巴尼耶，中間偏右一點，屬於右派，但他沒起到拉攏極右翼的作用。畢竟法國現在左、中、右三大派，鬥得像個烏眼雞，小恩小惠沒用。然後呢？再找個沒啥顏色的“變色龍”貝魯。但一個只會打太極的總理，肯定是馬克宏不希望見到的。所以在貝魯被議會趕走後，前兩天，馬克宏走了一步險棋：用勒科尼。這勒科尼是啥背景呢？他就是馬克宏的親信！聽說馬克宏任命他當總理後，法國媒體馬上說：他是馬克宏麾下“忠誠低調的戰將”。還有媒體說：其實去年12月，馬克宏任命貝魯時，就考慮過他。但一堆議員說：現在議會形勢複雜，還是儘量不要用這種色彩太明顯的人！這才沒用他！到這裡，想必大家都能看出：馬克宏任命勒科尼，屬於破罐子破摔！不管了！反正右派的巴尼耶，只當了89天！“變色龍”貝魯，也就撐了9個多月！再怎麼弄，怎麼找人，再怎麼想討好人，結果弄到的，都是些短命總理，幹嘛不用自己人呢？結果我們也看到了：這個任命一出，法國左右派統統大怒！當天法國就“革命老區”重現！這和之前，法國出事，都是社會上出點刺激性事件，非常地不同！這場亂局，就是總理任命引來的！之前很少見！8到這裡，又可以剝開第五層洋蔥：之前法國左中右三派，也有矛盾，為何現在變得這麼水火不容？在這背後，其實還是法國現在，所要面對的，病入膏肓的各種問題。法國現在，要面對多少事呢？首先是：失業率常年居高不下；同時還大搞福利國家；但又沒有新的經濟產業支撐……這嚴重到什麼程度呢？去年，法國的稅率，已經高達GDP的51.4%，前段時間有報導說，很多有錢人受不了，紛紛移民中東。而且更可怕的是：自從1974年法國財政有盈餘，之後的51年，一直到今年，法國一直是財政赤字！半個世紀，基本靠借債度日，大家就想想，這多可怕！但以為這樣就算了嗎？沒有！法國的問題，還遠不限於此：它過去三根財政支柱，現在已經基本全倒了！它的第一根支柱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法國塑造了很多優質大型企業。但現在呢？後續的發展，法國根本沒有跟上！上桌子的大型製造業企業，就空客一家！網際網路、AI、晶片、算力、新能源這些產業，它基本上，統統都沒有！它的第二根支柱是：之前幾十年，它的非洲殖民地，名義獨立，還被它吸血！但就在這兩年，這些地方，紛紛地掙脫法國統治，真正走向獨立！這一塊，法國其實丟掉的利益挺大！有數字說：之前法國每年，可以從非洲，弄到5000到8000億美元！但現在這些“海外紅利”，基本沒了！前年，非洲鈾礦大國，因為受不了法國常年剝削，趕走了法國駐軍它的第三根支柱，就是所謂的“文化魅力”，尤其在奢侈品這塊。過去中國造的幾十塊人造革包，它能賣幾萬。但現在呢？這塊全世界，主要是中國人也漸漸祛魅了，被平替掉有很多。如果一般國家，碰到這種情況，會怎麼辦？基本就四個字：開源節流。但問題是：法國情況特殊，它既沒辦法開源，因為沒新產業。至於節流，那更不可能。，因為法國是“革命老區”，你讓它節流，“革命老區”就給你展現威力。9最後，來個總結吧。法國雖說是個大國，到現在，它其實已經進退兩難，改變阻力超級地大，很容易直接就引發大亂；不改變，則是債務危機大爆發，最終還是大暴亂。加上它國內，非洲、中東移民那麼多，如果出事，肯定出大事。雖說是馬克宏一怒之下，搞了場豪賭，引發了一場大亂；但從根子上看，還是法國這幾十年，經濟、社會問題一直沒解決，最後由馬克宏，來點燃了那根導火索。這裡可以先來個預言：之前法國這個“革命老區”的動盪，過段時間就會結束；但今後的動盪，可就不一定嘍。因為性質已經完全改變了。這一切都說明：這個大國，不但外強中乾，還快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史客郎)

近日，川普與普丁、澤倫斯基的“三場通話”引發全球矚目。多方分析指出，美國此次斡旋並未推動俄烏談判取得突破，反而暴露出川普態度的明顯轉變。他公開強調俄烏衝突“本質上是歐洲的事務”，並直言“這不是我的戰爭，我們被捲入了一場本不該參與的衝突”。川普放棄調停的態度使本想對俄加大制裁的歐洲感到“震驚”和擔憂。面對這一局面，歐洲各國開始嘗試重新尋求戰略自主，但評論界普遍對此持悲觀態度，認為歐洲內部分歧嚴重，難以形成統一立場，真正實現真正自主的前景渺茫。本文指出，二戰後歐洲始終面臨“合力”與“張力”的博弈。這種矛盾體現在各國既想維護特殊利益，又被普遍主義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該框架曾承諾實現成員國間的互利共贏。歐盟技術精英曾向民眾許下普遍主義願景：更多自由、更好福利、持久和平。然而現實是，歐盟雖部分實現了“去主權化”，卻未能兌現這些承諾。作者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歐洲缺乏共同文化共識。左翼的普遍主義非但未能促成歐洲團結，反而使歐洲陷入“美國化”（Americanization）困境，即美國通過經濟滲透、政治操控和文化輸出，將歐洲納入其全球體系。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洲不僅要應對經濟危機，還深陷種族、移民等社會危機。面對危機，歐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氾濫帶來的相關問題。左翼試圖建構多元歐洲公民身份，卻無力遏制新自由主義氾濫，難以為福利制度提供支援。其平等理念日益脫離現實，無法回應民眾的安全焦慮。歐盟等歐洲機構缺乏意願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歐洲各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也存在衝突。看似歐盟是歐洲自主的嘗試，實則因此淪為了美國的附庸，成為美國全球化中的一環。在此背景下，極右翼勢力開始崛起：第一，嘗試重新定義“人民”，以此將自身困境歸咎於移民和少數族裔；第二，試圖限制歐盟權力和跨國大資本力量，奪回民族國家保持關鍵比較優勢的能力；第三，試圖強調傳統觀念的合法性，從“政治正確”那裡奪回文化領導權。然而，重建“民族圍牆”就能夠解決上述分歧，實現秩序的回歸嗎？跨國資本仍主導歐洲經濟，各國治理能力持續衰退。即便重拾民族主義，恐難滿足支持者的期待。而這可能是歐洲面臨的最大的困境。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2期，原題為《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歐洲政治光譜的變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歐洲政治光譜的變化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以來，歐洲右翼勢力顯著增強，極右翼勢力突起：以“讓歐洲再次偉大”為口號的“歐洲愛國者”成為歐洲議會第三大黨團；德國選擇黨首次贏得聯邦州議會選舉並成為德國第二大黨；曾經利用“超越左右”的民眾訴求高票當選法國總統的馬克宏，陷入了“左右”為難的政治困境；本意想彰顯愛與包容的巴黎開幕式激起了西方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群和國家的嚴重對立……歐洲政治光譜看上去越來越朝兩端極化。日趨極化的歐洲政治光譜的底色是渾濁細碎的：種族、民族、階層、宗教、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相互糾纏和複雜作用，形成了一個由各種“我們”與“他者”對立組成的混雜結合體，例如民主與威權、歐洲主義與民族主義、移民浪潮與本土主義、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歷史上的“左”“右”區分似乎已經難以涵蓋上述混雜對立。川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歐美立場分歧與歐洲內部撕裂疊加，歐洲現有各種政治敘事，更多將矛頭指向試圖“將世界變平”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以及“民族圍牆”的再起這一“反向運動”，二者正在深刻地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將世界變平”西方並不是一個簡單同質的地理範疇，其內部差異性很大。到底是“入鄉隨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還是“羅馬只屬於羅馬人”（Rome is for Romans only）？這兩個選項，隱喻了西方文明內部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長期對立。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特殊性，羅馬人共同形成羅馬的獨特之處。羅馬將古羅馬帝國之外的任何人定義為“野蠻人”，公元4世紀，基督教被宣佈為官方宗教之後，“基督徒堅持唯一真理來源於福音書和唯一權威的解釋來自教堂，又進一步增強了早期羅馬人自認為獨一無二的觀念”。古羅馬文明是由城邦走向了帝國的文明，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很多民族被羅馬征服並融入羅馬。《安東尼努斯敕令》將羅馬公民權授予帝國境內所有的自由民，擁有公民權的人就是羅馬人。因此，羅馬人並非由某個主體民族所代表，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概念。古羅馬帝國將軍事征服和文化征服相結合進行擴張，將倫理與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西方歷史的極致，這種“將世界變平”的方式，對整個西方世界影響深遠。因為沒有超大規模的主體民族，古羅馬帝國難以維護和鞏固其長久統治，也未能持續發展其自身文明。也正因為當時的羅馬人是一種文化概念，羅馬法體系中萬民法所蘊含的普遍主義思想、皇權與（一神教）教權的關係等，讓追求文化同質化成為歐洲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特殊主義為底色的民族國家源自中世紀末期的西歐。在中世紀的歐洲，羅馬教廷是一種普遍權力的授予者。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歷了從各類“普遍主義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變，奠定了當今歐洲的政治版圖基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以主權（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使歐洲的政治多元格局制度化。該體系之下的主權國家是被領土分界線區隔開來的、範圍有限的政治實體，內部的親和與對外的排他是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建構的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面。民族國家認同是一種多元認同的融合與匯聚，而文化認同構成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中介形式。法國大革命將民族國家的命運共同體與民主共和的政制安排定型為歐洲近現代以來民族國家的基礎框架，自此，國家共同體層次的政治認同與制度安排層次的政治認同相互纏繞。但是，特殊主義底色的“國族概念”邏輯和普遍主義底色的“人民概念”邏輯既有合力也有張力，在重塑人們的政治想像的同時，也給這兩種邏輯的矛盾激化埋下了種子。民族國家、主權原則是歐洲中心論的基石。在舊殖民主義時期，歐洲列強曾用此統治歐洲、主宰世界。時至今日，民族國家這一國家形態仍佔據國際政治經濟生活的中心。從中世紀晚期、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經歷了紛繁複雜的戰爭，各國版圖發生了複雜的變化，國家認同也隨之不斷變化，先後經歷了教派（天主教、新教）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三大階段。曾經在歐洲發揮的普遍主義作用的基督教，顯然已經無法統合各具特性且相互博弈的民族國家，歐洲各民族國家在數個世紀裡戰爭頻繁。然而，自古羅馬以降的普遍主義理想，讓諸多歐洲政治家和思想家渴望重新設立某種制度框架或文明尺度，實現對歐洲的再次凝聚，或是“永久和平”。20世紀50年代初，在戴高樂等人的推動下，歐洲一體化起步。戴高樂要建立的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美國極力強調的，是大西洋框架內的歐洲，也就是“美國領導下的歐洲”。如戴高樂所判斷的：“一個與其搭檔相比實力無比超越的國家，即使不願主宰，能想像它不擔當主宰角色嗎？”建設一個共同的歐洲國家，還是保持一個由多個國家組成的歐洲？兩種路徑的爭論貫穿歐洲一體化處理程序始終。歐洲一體化本身就是一個各成員國之間不斷競爭和妥協的過程：它們一方面希望保護各自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被普遍主義底色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為該共同框架承諾實現各成員國之間的正和遊戲。實現共同的歐洲文明願景，還是保持本民族國家特性、接受所屬民族國家的保護？技術官僚和精英模式所主導的歐盟向成員國公民承諾了普遍主義願景，包括提供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福利、更和平的世界等等。因此，各成員國公民放棄部分作為一國公民的票決權利，允許將部分國家主權由歐盟進行再次分配。然而，歐盟實現了對成員國的部分“去主權化”，卻並未兌現上述對民族國家和公民個人的正和遊戲承諾。作為“超國家”的區域性融合機制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歐盟缺乏能力領導歐洲走向更好的發展，也缺乏意願推動歐洲成為“歐洲人的歐洲”，更不用說歐洲人長期以來的普遍主義夢想。與歐洲的被動躑躅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所追求的美式霸權體系，試圖建立起羅馬帝國式的全球霸權。通過馬歇爾計畫、歐洲市場一體化、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等，美國國家機器和跨國大資本共同對歐洲進行了“美國化”（Americanization）改造，實現了對歐洲的經濟滲透、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信仰“全球市場自由化”的歐盟技術官僚將歐洲的命運置於美國的霸權之下，被美國“征服”的歐洲已經淪為美國的附庸。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中心主義逐漸從曾經的歐洲中心論變為了美國中心論。美國中心論摒棄了歐洲民族國家敘事體系對國民歷史的依賴，試圖用“美國化”重新創造出西方的統一性，進而將“世界變平”，這是對普遍主義底色的“羅馬化”的繼承與拓展。面對這種“美國化”，歐洲曾多次追求過自主，卻大都以失敗告終。例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曾經讓歐洲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對立達到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程度。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呼籲歐洲各國部分放棄各種民族和族群差異，“將歐洲變平”，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不同於美國的、具有歐洲自主性的共同價值觀，進而推進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建設，由歐洲人主宰自己的共同未來。在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看來，構成歐洲遺產的許多東西——基督教和資本主義、自然科學和技術、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資產階級-城市生活形式、民主和人權、國家和社會的世俗化——是歐洲共同價值觀的核心內容。問題是，歐洲各民族國家都有各自的發展歷程和豐富的精神遺產，誰來決定那些屬於歐洲共同價值觀的核心內容？誰在“我們想要繼承的遺產”和“我們想要拒絕的遺產”之間做出選擇?對此，歐洲顯然缺乏基本共識。左翼普遍主義未能將歐洲人團結起來實現歐洲自主。相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歐洲人，不僅要努力遏制和克服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而且要應對與種族、族裔、移民、多樣性和社會融合有關的重重危機。其中，歐債危機的本質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兩股浪潮為了“將世界變平”，在歐美造成的社會破產；美國霸權機器與新自由主義精英、跨國金融大資本聯手，將上述社會破產轉嫁給歐洲國家，變成這些國家及其國民的危機。上述危機並非歐洲國家獨有。2016年和2024年川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標誌著美國內部長期存在的兩種路線之爭再次激化：一種是特殊主義的，或者說是孤立主義的（isolationism），大都為保守主義群體所認同；另一種是普遍主義的，宣揚普遍價值等，大都為自由主義群體所認同。川普所主張的“美國優先”經濟民族主義路線和“修牆”等保護主義政策，被視為逆經濟全球化的極右翼行為。對此，有不少分析將上述危機歸因為跨國資本的膨脹，削弱了國家監管和再分配的能力。跨國資本的“結構性力量”導致歐美各國的民主政治逐步淪為象徵性政治，國際市場正在擺脫管制，跨國資本才是歐美經濟運行的真正驅動力。跨國資本試圖“將世界變平”，甚至一度自認為可以終結國家主體間的抗爭；歐美各國極右翼力量試圖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二者的對立在加劇。▍“民族圍牆”的再起誠然，歐洲現代性同資本主義密不可分。與美國相比，歐洲經歷了漫長的階級衝突、社會革命和世界大戰，對“市場失靈”和“社會正義”等問題更加敏感，並且更有集體行動的傳統。因此，歐洲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批評更嚴厲，對自身所經歷的新自由主義轉型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特別是金融邏輯佔據資本主義的核心後，跨國金融大資本對各國經濟主權的限制、福利國家制度遭受的污名化、過度“個人自由”的理念破壞社會團結機制，最終導致社會失衡、社會撕裂和社會不滿情緒滋生。歐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氾濫帶來的相關問題，批評金融精英的貪婪和政治精英的失范，並呼籲“人民”力量的崛起，但是二者採用的路徑迥異。左翼力量繼續推動基於文化多樣性的歐洲公民身份建構，試圖用“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權利去塑造歐洲公民認同，用普遍主義話語包容和關注少數群體利益，在此基礎上，推動跨越各種差異的“人民”團結起來“將世界變平”。但是，歐洲左翼缺乏意願從根本上改變歐洲對金錢的濫用和對利潤的追求，缺乏能力支援與改善福利國家制度和公共服務水平。建立在平等觀之上的左翼普遍主義思潮日漸缺乏現實土壤，也無法有效回應失去經濟、文化安全感的歐洲人民的訴求。與此同時，大搞“他者化”的歐洲極右翼力量迅速膨脹。他們強調傳統性別角色和性別二元結構，排斥移民、少數族裔族和伊斯蘭群體等。特別是敘利亞難民危機之後，移民已經成為歐洲多國最具爭議的政治問題之一，移民和難民被極右翼力量描繪為“犯罪的外國人”或“對國家的威脅”。極右翼的話語體系可以解讀為對兩種試圖“將世界變平”的普遍主義話語的否定：一種是左翼的普遍主義話語，另一種是將自由市場經濟邏輯延伸至公共與私人領域各個角落的新自由主義話語。這種雙重否定，在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退歐”之後更為凸顯，因2022年俄烏衝突的外溢效應而進一步激化。正是基於這種雙重否定，歐洲多國極右翼力量和被川普的“MAGA派”改造為激進右翼政黨的美國共和黨，推動了一場席捲歐美的“反向運動”——“民族圍牆”的再起。這場“反向運動”宣稱歐洲正在經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顛覆的黑暗時期，自視將承擔起重新定義“人民”“民主”以及歐洲文明理想敘事的使命。但是，歐洲極右翼自身又是龐雜甚至自相矛盾的。首先，基於“羅馬只屬於羅馬人”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重新定義“人民”，以此將自身困境歸咎於移民和少數族裔。如果說長期以來，“反對美國”或者“區別於美國”是歐洲人身份認同的重要來源之一；那麼，以德國暢銷書《德國廢除自己：我們如何把我們的國家置於危險之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為代表的焦慮情緒認為，德國等歐洲國家將因為移民湧入和少數族裔膨脹而陷入民族自我毀滅的危險。以瑞典為例。雖然瑞典是一個對外國人開放友好的進步主義國家，但瑞典長期具有種族和文化單一性。2022年，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已躍升為議會第二大黨，瑞典已經變為歐洲移民政策最嚴格的國家之一。原因在於，自20世紀90年代的兩伊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尤其是2015年敘利亞戰爭以來，大量移民湧入瑞典，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改變了瑞典的人口結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瑞典人出生於國外。同時，瑞典的貧富懸殊迅速擴大，社會治安問題凸顯，引爆了系列排斥移民的暴力襲擊和社會騷亂等，刺激瑞典的社會和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許多歐洲政黨都使用了隔離牆等口號，例如“讓瑞典再次安全”“確保歐洲邊境的安全”“邊界和自由”等。右翼的政治理念——以種族區別和消除差異為基礎建構同質性的國家認同感——顯然正在贏得越來越多歐洲民眾的認同。“人民”概念的重新界定與移民政策的嚴格化已成為一體兩面的政治現象，保護了本國勞動力市場不受新進入者（移民和難民）衝擊，限制新自由主義主導下歐洲勞動力市場的過度靈活性。其次，基於“人民是權力贏得其正當性的唯一來源”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限制歐盟權力和跨國大資本力量，奪回民族國家保持關鍵比較優勢的能力。法國學者阿奎利諾·莫雷勒（Aquilino Morelle）的《精英的鴉片：法國是如何在沒有重建歐洲的情況下被毀滅的》一書批評道，法國在精英們的誤導下，為了歐洲化而犧牲自己，以致達到了自我分解的地步。頻繁的條約修訂、各種危機引發的制度變革以及成員國不斷變化等，使歐盟成為一個不斷演變的政治體系。由於向歐盟等歐洲機構讓渡了部分主權，歐洲國家內部治理的一些關鍵領域已經不受各國選民及其代表的直接控制，這給歐盟成員國的民眾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然而，一方面，歐盟等歐洲機構缺乏意願和能力維護歐洲整體利益。2016年英國退出歐盟被視為英國人民奪回控制權的一種方式，2024年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交鋒凸顯了歐盟與其成員國之間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歐洲各民族國家利益和歐洲整體利益之間存在衝突，例如歐元危機就暴露了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歐盟權力和歐盟能力之間的鴻溝，不僅加深了各民族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貧富鴻溝，而且加深了精英與大眾在政治參與和個人自由等方面的不平等。沒有財富的階級，由於其資產貧困性和經濟脆弱性，已經深陷於經濟與社會的雙重結構性不平等，政治參與能力隨之受到限制。與此相反，億萬富翁們借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例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網路有能力擾亂一國政治格局，蓋茲基金會掌握了部分全球衛生治理的權力。新技術革命正在創造一個新的神話——“知識經濟”，並試圖以此替代歐洲悠久的勞資關係敘事。金融-高科技-媒體資本日益結合在一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向全球各國各地區擴張，並形成高度壟斷局面。產業空心化、公共服務私有化、醫療教育商品化、勞動力市場去監管化……能夠獲得知識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極少數人成為局內人，越來越多其他人淪為局外人。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公共政策經常以社會融合的名義鼓勵中產階級化，以此淡化階級或階層矛盾。現實是，精英與普通民眾、城市與邊緣地區、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等各種撕裂對立日趨惡化，大企業主導選舉處理程序，金錢塑造思想領域和決定民調資料……這些變化深刻地重塑了歐洲國家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歐洲公民”這一概念表面上似乎能夠消解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邊界藩籬，讓“歐洲變平”。但現實是：為了吸引高淨值個人，歐洲多國爭相提供了稅收優惠、居留許可乃至“投資公民身份”等，打破了政治和社會共同體與國籍之間的聯絡，讓超級富豪們得以享受“基本無國界”的流動性。富豪精英們的世界“變平”了，現實世界的經濟社會等級結構卻越來越森嚴。精英的個人自由、跨國公司的資本自由與大眾的民主自決之間的衝突在持續加劇，危機、分歧、爭端乃至戰爭頻繁再起。歐洲多國的公民對歐盟等機構的不信任加劇，越來越多歐洲人通過選票表達對重建“民族圍牆”的期待，希望通過重建“民族圍牆”維護大眾進行民主自決的權利，或者以此換取霍布斯式的民族國家對其提供保護。最後，基於“歐洲是歷史積累而成”的理念，歐洲極右翼試圖強調傳統觀念的合法性，從“政治正確”那裡奪回文化領導權。“政治正確”始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時期，是指在公共場合不得負面評價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和持不同信仰者這四大少數群體。歐洲的政治正確體現在許多方面，主要包括多元文化主義、種族與移民議題、性別平等議題、性少數群體權益、宗教與信仰自由等。歐洲左翼主張建立“少數群體的包容的普遍主義”，自我賦予了進步主義、政治平等和現代性等光環。反過來，多數群體所持的傳統話語被變相貼上“不包容的特殊主義”標籤，二者之間的分歧被視為現代性的支持者和傳統模式的捍衛者之爭，這就激起了保守力量的反感和“反向運動”。以西班牙極右翼政黨呼聲黨（Vox）為例，天主教不僅是其身份認同和民族主義主張的核心，也是對抗女權主義和進步潮流的象徵資源。同時，天主教也成為其排斥其他宗教言論的核心論據，由此將伊斯蘭教信眾貼上了“陌生人”標籤。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也聲稱擁有天主教“遺產”。此類極右翼勢力試圖將宗教因素重新置於歐洲身份認同的中心，將宗教動員作為其“道德”政治的合法性來源。北歐的極右翼勢力不把天主教作為身份來源，而是聚焦於譴責移民的伊斯蘭教背景。此類極右翼勢力試圖將其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和排斥進行合法化與正當化。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對伊斯蘭教的焦慮不僅與“十字軍東征”等歷史和對伊斯蘭宗教統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懼有關，而且與歐洲在伊斯蘭或阿拉伯世界進行的殖民和後殖民統治有關。今天，伊斯蘭恐懼症還因“白人種族滅絕”“大替代理論”等陰謀論、法國諷刺雜誌《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襲擊等事件而迅速蔓延。耐人尋味的是，被貼上“不包容的特殊主義”標籤的諸多歐洲傳統，在其萌芽之初，往往也是追求普遍主義的。例如基督教不僅認為自己應該包容無邊無際的空間，也應當涵蓋所有時間。曾經自視為永久的、恆定的，而今卻被認為是傳統的（過去的）、特殊的。一如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一度帶來了跨國大資本勝利的形象，並且試圖將這一形象歷史化、普遍化，而今卻受到了主張特殊主義的“民族國家圍牆”的阻隔。▍延伸還是斷裂？“將世界變平”和“重建民族國家圍牆”這兩條路徑的區別，相當程度上植根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分歧。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左翼的普遍主義話語與歐盟的高歌猛進等曾經高度同頻，給歐洲各國人民許以美好願景，以此擴大支援力量的共識區域。三者的話語和實踐看上去涇渭分明，實際上相互配合。在賦予跨國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極大自由的同時，個人越來越被原子化和分化，孤立的個人越來越被異化為生產消費鏈條的一個分子，抵禦社會風險的能力減弱，需要更多社會共同體對其提供保護，卻又以自由為名、侵蝕著社會團結的基礎，從不同方面重組甚至破壞人之為人的各種共同體：家庭、社區、國族……1992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提出的歐盟公民身份，形式上與“羅馬人”類似，每位持有歐盟中任一成員國公民身份的個人都是歐盟公民。三十多年後，除了歐盟成員國之間實現了自由通行之外，福利保障、教育體系、醫療關懷等共享承諾並未真正兌現，反而引爆了反歐盟、反移民等社會浪潮。今天，“歐洲一體化”和歐洲戰略自主的共識與夢想似乎瀕於破滅。那個古羅馬-基督教式的奉行普遍主義的構想，被證明不過是富豪精英們的世界“變平”的狂歡。問題是，淪為美國附庸的歐洲、受制於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歐洲，通過“民族圍牆”的再起，就能夠解決上述分歧，實現秩序的回歸嗎？回顧歐洲的歷史，放眼歐洲的當下，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沒有人能逃脫市場”。拜登時期的美國通過挑動俄烏衝突將歐洲與俄羅斯“脫鉤”，川普新政對歐洲加征關稅和收緊對歐洲的安全承諾等，似乎又在推動美國與歐洲“脫鉤”。儘管川普政府力圖通過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手段重新塑造全球經濟結構，但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仍在持續，跨國資本力量仍在主導歐洲經濟，歐洲各民族國家對其的管制能力越來越走衰。這一處理程序讓“股東價值”的勝利取代了歐洲“人民”的勝利，對歐洲經濟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歐洲各國公共支出仍然很高，但更多用於有利於企業的稅收豁免，社會福利制度已經越來越無以為繼，歐洲多國再度陷入大多數人被剝削的境地。冷戰結束後，歐洲曾經依賴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商品、俄羅斯的廉價能源、美國的安全保護等，這些條件不僅有利於歐盟的擴張，也有利於滋養普遍主義夢想。然而，這樣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俄烏衝突已使歐洲多國經濟不堪重負，歐洲各國的人口結構、產能結構、供應鏈結構、地緣結構等都已經無力支撐大規模長期戰爭，其結果是歐洲多國極右翼勢力的崛起。否定普遍主義，回歸特殊主義，重建民族國家的“圍牆”……這是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反抗，卻不是解決當下歐洲困境的良藥。霍布斯的契約主義理論指出，個人選擇結束“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通過將部分自由讓與國家以換取國家的保護。國家與其說是權力的表現，不如說是權力的工具。在世界權力結構大重組、民族國家主權能力受限的今天，“民族圍牆”的再起，又那有能力提供歐洲極右翼力量支持者所期待的保護呢？“人的權利是普遍性的，而公民的權利總是由一個國家的成員構成的。”選民是政策的接受者，而不是決策者。歐洲的政治光譜，究竟是繼續向左右兩翼的延伸，還是個人解放和政治歸屬之間的緊張關係再次出現斷裂，甚至走向“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可怖圖景？這已經不再取決於歐洲人民自己，卻又正在為歐洲人民所承受！ (文化縱橫)

此刻，大部分人關注已宣佈的關稅政策及其對市場和經濟的影響上，卻很少有人關注導致這些關稅政策的根本原因，以及後續的更大破壞性事件。別誤會我，這些關稅措施確實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我們也都清楚是川普總統推動了它們，但大多數人卻忽視了使他當選總統並導致這些關稅政策的深層次原因。他們還大多忽略了推動一切（包括關稅）背後更為重要的驅動因素。更重要、更關鍵的是，我們正在經歷貨幣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緣政治秩序的一次經典式的崩解。這種崩壞大約每一代人才經歷一次，但歷史上每當出現類似的不可持續狀況時，都曾多次發生。具體而言：1 貨幣/經濟秩序正在崩潰，這源於當前債務規模過大、債務增長速度過快，以及現有資本市場和經濟依靠這種不可持續的債務支撐。 債務之所以不可持續，是因為存在巨大失衡：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債務國過度依賴債務來支撐其超額消費；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債權國持有過多債務，並依賴對債務國的出口維持自身經濟發展。修正這種失衡的壓力非常巨大，無論如何修正都會顯著改變貨幣秩序。舉例來說，在逆全球化時代，同時存在巨額貿易失衡和資本失衡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主要國家都擔心其他國家可能切斷其所需物資的供應（美國的憂慮）或不償還欠款（中國的憂慮）。這種狀態源於各方處於一種戰爭式的狀態，自給自足變得至關重要。任何研究過歷史的人都清楚，這種風險在類似情形下反覆導致與今天類似的問題。因此，過去那種由中國廉價製造、向美國出售商品並獲得美國債務資產，美國則向中國等國家借錢來消費並累積巨大債務的舊秩序將不得不改變。這種明顯不可持續的情況還導致了美國製造業的衰退，掏空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就業，並迫使美國從一個日益視作敵手的國家進口必需品。在逆全球化的時代，這些巨大的貿易和資本失衡所體現的貿易和資本相互依賴性，遲早將被大幅削減。此外，很明顯美國政府債務的規模和增長速度也是不可持續的。（你可以在我的新書《國家如何破產：大周期》中找到我的詳細分析）（筆者註：此書未出版，但最關鍵核心的章節已經洩漏，你可以到我知識星球找到）。顯然，為了減少這些失衡和過度，貨幣秩序將以劇烈的方式改變，而我們目前僅處於這種轉變過程的早期階段。這對資本市場有巨大影響，從而對經濟產生巨大衝擊，具體細節我將另文深入探討。2 美國國內政治秩序正在崩潰，這源於教育水平、機會、生產力、收入與財富、價值觀等方面巨大的差距，以及現行政治體制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這種狀況表現為右翼民粹主義者與左翼民粹主義者之間不擇手段的鬥爭，都想要奪取治理國家的權力。這種情況正導致民主的崩解，因為民主制度需要妥協與遵守法治，而歷史表明在類似當前這種時期，這兩點都會遭到破壞。同時歷史也顯示，當傳統的民主與法治失效後，強大的威權領導人往往會崛起。顯然，當前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也會受到我提及的其他四大力量影響，比如股市與經濟問題可能引發政治與地緣政治問題。3 國際地緣政治秩序正在崩潰，這源於以美國為主導的單一主導時代已經終結， 美國過去領導的多邊合作式世界秩序正在被單邊的強權規則所取代。在新的秩序中，美國依舊是世界最大強權，但正向單邊主義、“美國優先”的方向轉變。這種轉變已經明顯體現在美國主導的貿易戰、地緣政治衝突、技術戰爭甚至某些軍事衝突中。4 自然災害（如乾旱、洪水和大流行病）的干擾也在日益加劇；5 人工智慧等驚人的技術變革將深刻影響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貨幣/債務/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國際秩序（通過影響國家之間的經濟與軍事互動），以及自然災害的成本。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上述力量如何變化以及它們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因此，我強烈建議你不要讓新聞中的戲劇性事件（如關稅）分散你對上述五種重要力量及其互動的注意力，因為它們才是真正推動整個大周期變化的關鍵因素。 如果你被這些新聞事件分散注意力，你將：a）錯過這些重要力量造成新聞事件的動態和條件；b）無法深入思考這些新聞事件對重要力量的影響；c）無法保持關注整個大周期及其推動因素的變化規律，而這些規律能揭示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我也建議你考慮至關重要的相互關係。 比如川普的關稅政策會如何影響：1）貨幣/市場與經濟秩序（它會帶來劇烈的衝擊）；2）國內政治秩序（可能削弱他的支援，導致混亂）；3）國際地緣政治秩序（帶來明顯的金融、經濟、政治與地緣政治的動盪）；4）氣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5）技術發展（某些方面有利，比如將更多技術製造業帶回美國，但也可能擾亂支援技術發展的資本市場，造成負面影響）。思考這些問題時，牢記當前發生的一切只是歷史上反覆出現的情景的現代版本是很有幫助的。我鼓勵你研究歷史上處於類似情況的政策制定者的行動，如暫停向“敵對國家”償還債務、實行資本管制、徵收特別稅等措施。這些舉措在不久前可能還難以想像，但我們也應研究這些政策的效果。歷史上一再出現貨幣、政治、地緣政治秩序崩解，形成大蕭條、內戰、世界大戰，繼而產生新的秩序，並一直持續到再次崩解的現象，深入理解這些現象至關重要。我在書籍《應對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中對其進行了詳細描述，使人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整個大周期如何以六個明確階段逐步展開。我寫這本書及其他著作的目的，是希望幫助決策者理解這些力量，從而制定更好的政策；幫助無法單獨但能集體影響政策的個人更好地應對這些力量；並鼓勵與我觀點不同的聰明人展開開放、深入的交流，共同探尋真相與對策。 (Luis Lens)

美方的加征關稅舉措也涉及對歐盟方面；在烏克蘭危機方面的政策轉向又令歐洲感覺各種困惑。而想要組建“歐洲軍”來謀劃自主防務，卻又感覺困難重重……“達成協議！”當地時間3月14日，有望出任德國總理的弗裡德里希·默茨終於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作為聯盟黨領導人，默茨終於令綠黨改變心意，轉而支援他提出的有“財政火箭炮”之稱的5000億歐元國防和基礎建設債務融資方案。當地時間2月23日，默茨宣佈勝選。作為基督教民主聯盟與基督教社會聯盟所組成的聯盟黨領導人，默茨在柏林的競選活動現場稱，“我們贏得了2025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他還表示，將盡快組閣，原因在於“世界不會等待德國，我們必須迅速具備執政能力”。然而，時隔大半個月，默茨並沒有找到組閣密碼。其還在慢慢摸索……勝選，原本該是喜悅，該是感覺能夠施展才華，展示抱負的時刻，可對默茨來說，似乎遠不是這麼回事。在這位資歷並不淺的德國政治人物身上，觀察人士看到他不停地在變。原本身為大西洋主義者的他，卻每每提出要提防美國；原本一再表現對華強硬，卻又開始直言高度重視對華關係，甚而要“為推動妥善解決歐中摩擦發揮建設性作用”。2025年3月2日，十余個歐洲和歐盟國家，以及烏克蘭和加拿大的領導人在倫敦就烏克蘭危機和歐洲防務問題進行會晤。圖為法國總統馬克宏（右）、英國首相斯塔默（中）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左）舉行三方會晤。而放眼歐洲即能看到，如默茨這樣不停地在轉、轉、轉的政治人物還有不少。自川普再次入主白宮以來，美國各種政策、舉措180度之變，以及川普還經常就一個問題三天兩頭改變說法，導致美國的歐洲夥伴一時摸不著頭腦。美方的加征關稅舉措也涉及對歐盟方面；在烏克蘭危機方面的政策轉向又令歐洲感覺各種困惑。而想要組建“歐洲軍”來謀劃自主防務，卻又感覺困難重重……政治換軸“我們需要5000億歐元國防和基礎設施專項投資基金！”當地時間3月13日，默茨在德國議會如此說。可當時，除了他所領導的聯盟黨的議員，以及社會民主黨籍議員等有人同意以外，諸如綠黨等的議員，紛紛對這一“德國財政火箭炮”表示不滿。眼看著3月25日新一屆德國聯邦議會將正式開會，默茨所提法案是否能夠得到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成疑！默茨能夠在2025年早春之際站在德國議會展望德國政策如何更改，甚至鼓動議員為了通過“財政火箭炮”而修改法律，一大原因在於德國總理蕭茲於2024年12月決定提前大選。原本德國聯邦議院選舉日期應該在2025年9月28日，但蕭茲所領導的“交通燈”政府於2024年11月遭遇危機，德國自民黨主席林納德被解除財政部長職務。以黃色為標記的自民黨遂退出蕭茲政府。如此，“交通燈”政府只剩下以紅色為標記的社民黨和綠黨。儘管交通燈俗稱紅綠燈，可缺了黃色的交通燈實際上很難正常運轉。在議會層面，蕭茲政府面臨無法順利施政的問題。蕭茲選擇提前大選，亦是不得已而為之。而默茨還未完全確定擔任下一任德國總理，就面臨與蕭茲類似、比蕭茲所面臨局面可能更嚴峻的情況。因為聯盟黨得票僅達到約29%，為該黨歷史上第二差的選舉成績，身為該黨領導人的默茨籌劃組閣時，不得不尋求組建聯合政府。看選舉結果的話，聯盟黨在新一屆聯邦議院630個席位中預計佔據208席。其他主要黨派的席位分別為：德國選擇黨152席，社會民主黨120席，綠黨85席，左翼黨64席。3月14日，德國聯盟黨、社民黨和綠黨在經過數日談判後，就支援國防和基礎設施的相關財政方案等達成一致。默茨（前）終於鬆了一口氣。如果看簡單多數而定，拉動有著“極右翼”標籤的德國選擇黨進行合作，默茨執政之路或許會更為順利。且2025年1月，默茨曾在議會層面提出一項反移民動議，獲得魏德爾領導的德國選擇黨不少議員支援。這一舉動當時被看作一種風向標——打破了德國傳統主流政黨不與極右翼政黨合作的“政治防火牆”，甚至招來資歷深厚的前總理默克爾的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秘書長馬蒂亞斯·米爾施甚至攻擊默茨稱，“反對移民，根本不是一個想要當德國總理的人所說的話”。而當聯盟黨勝選後，默茨一再表示不會接魏德爾拋來的橄欖枝，才令德國政壇所謂的主流人士一一放心。接著，仍在台上的社民黨選擇了未來與聯盟黨合作。但即便如此，由於此次德國大選所獲票數不足以單獨組閣，甚至與社民黨聯合也不足以成立新政府，默茨不得不繼續拉攏一些黨派。終於，在3月14日，蕭茲政府時期社民黨的“舊雨”綠黨，也似乎將成為未來可能的默茨政府聯盟黨的“新知”。但顯而易見，未來如果默茨成為德國總理，這一新政府的政治光譜將比蕭茲“交通燈”政府更廣泛與複雜：聯盟黨標識為黑、社民黨為紅，再加個綠，或許還需要一兩個小黨湊個份子。每個入夥的黨都想在新政府中分得一些烏紗帽。包括聯盟黨內部，基社盟領導人索德爾會有怎樣的希求？默茨該如何周全照拂？一旦出現這裡那裡的閃失，未來的德國新政府隨時有翻覆的危險。在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歐洲學會會長丁純看來，如果默茨組閣成功，對德國新政府更大的考驗來自美國川普政府。“川普上台後，一改拜登時期力挺烏克蘭對俄作戰的態度，這對當初不得不跟隨拜登政策的歐洲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背刺。”丁純向《新民周刊》記者分析，“在美國國內，川普通過組建‘政府效率部’對既有的政府工作人員進行清理，對‘深層政府’反攻倒算。其宣稱‘讓美國再次偉大’。如此等等，讓二戰之後美國堅持的維護美國為主的西方體系難以為繼。這個體系在川普看來成本太高，給了盟國太多國防紅利。而當美國處於衰落之際，越來越感到這個體系對美國沒什麼大用場了。於是出了川普這樣的人，只計算物質交易的東西，也因此反對歐洲主流建制派所形成的倚靠美國之慣性。”在今年2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剛上任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指責歐洲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故意拖延戰爭”。魯比奧還聲稱，未來的俄烏衝突有關和談，“歐洲沒份上桌”。這讓默茨等準備上台的歐洲政治人物不得不改弦更張。比如提出5000億歐元國防和基礎建設債務融資方案。而諸如綠黨等，也在得到默茨有關氣候保護方面承諾之後，轉而準備同意合作。“德國回來了。”默茨話音剛落，還未卸任的蕭茲宣告，如果相關方案最終通過，將立即向烏克蘭撥付30億歐元資金。比之德國，英國、法國也各有變化。比如英國方面顯然與歐盟又逐漸走近。在慕安會之後，英國首相斯塔默不僅參加了當地時間2月17日於巴黎舉行的歐洲領導人緊急會議，與法國、德國、義大利、波蘭等國領導人，以及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北約秘書長呂特共同商議地區安全、特別是烏克蘭問題。之後，當地時間3月2日，斯塔默還做東，請十余個歐洲和歐盟國家，以及烏克蘭與加拿大領導人到倫敦，繼續商談烏克蘭危機和歐洲防務問題。斯塔默在2日的峰會上表示，作為歐洲主要大國，英國日益認識到與歐盟加強夥伴關係的重要性，在重大戰略安全上需要獲得歐洲盟友的支援，而不是在一旁觀望等待。在丁純看來，英國與歐盟再次走近的邏輯路徑，主要源於川普上台後美國給其盟友以三大刺激。“其一，在處理烏克蘭危機問題上，美國屢屢表態自身沒有確保歐洲安全的義務；其二，在加征關稅問題上並不對小夥伴手軟，動輒加征25%起板；其三，很大程度上不再顧忌其一再自我標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各種退群，不承認二戰之後美國一直奉行的一些對歐政策。”丁純說，“包括明顯在支援歐洲一些極右翼政黨，還要奪下屬於丹麥的格陵蘭島，奪下加拿大、巴拿馬運河。這是對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亦即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的一種拋棄。”丁純還特別指出，川普政府一改之前拜登時期對北約的要求，不允許北約稱俄烏衝突為俄“入侵”烏克蘭，徹底動搖了北約一些國家對美國的信心。不僅歐洲國家如此，甚至位於北美洲的加拿大也莫不如此。在當地時間3月14日於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西方七國集團（G7）外長會期間，加拿大媒體報出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6%的加拿大受訪者支援本國加入歐盟，29%的人表示反對，25%尚未作出決定。而據環球網援引歐洲動態網站（Euractiv）的消息稱，加拿大人對加入歐盟的支援率甚至略高於英國人：1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5%的英國人支援重新加入歐盟。連接俄羅斯與土耳其再通往歐洲的“土耳其溪”天然氣管道的施工現場。3月1日，俄稱該管道遭遇烏克蘭軍隊攻擊。而剛剛就職的加拿大總理卡尼則宣稱，自身暫時沒有訪問美國的計畫。比起卡尼來，英國首相斯塔默、法國總統馬克宏倒是都願意前往白宮與川普協商。但在2024年經歷了阿塔爾、巴尼耶、貝魯三任總理的法國，目前也在面臨政治抉擇。畢竟，馬克宏的任期在2027年5月14日即將結束。而在此前的相關選舉中可見，諸如瑪麗娜·勒龐所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等是否有可能繼續走強，亦有待觀察。經濟變向在川普上台後，比起諸如其所信任的富豪埃隆·馬斯克為德國選擇黨站台引起歐洲社會許多方面不滿等等來，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最主要的摩擦在於經濟領域的惡鬥。3月12日，美國開始對進口鋼鋁徵收25%的關稅，歐盟迅速反制，要對價值260億歐元的美國商品加征報復性關稅。諸如美國哈雷摩托車、美國威士忌等等，都在此列。歐盟如此做，似乎也打疼了美國國內一些人。美國酒類協會發出聲明表示，歐盟對美國烈酒加征50%的關稅，“讓人深感失望，並將嚴重削弱重建美國烈酒在歐盟國家出口的成功努力”。正巧愛爾蘭總理馬丁抵達白宮。賓主落座，川普對之一通發洩，稱愛爾蘭搶了美國生意，欺負美國了。看年近八十歲的川普那表情，似乎真像個被欺負了的八歲孩子。“美國沒有自由貿易。我們有愚蠢的交易，全世界都想佔我們的便宜。”川普說是這麼說，卻毫無疑問站在強者的位置在說話。既然歐洲不歡迎美國威士忌，那美國也可以不喝法國葡萄酒！當地時間3月13日，川普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歐盟是世界上“最具敵意和濫用稅收”的機構之一，其之成立，唯一目的無非“佔美國的便宜”。川普表示，歐盟若不立即取消對美國威士忌徵收50%關稅，美國將很快對來自法國和其他歐盟國家的所有葡萄酒、香檳及酒精產品徵收200%的關稅。看這架勢，喜歡喝健怡可樂的川普真不怕美國和歐洲的酒水普遍漲價！儘管在白宮，馬丁對川普說，愛爾蘭在美國也有許多投資企業，雙方是互利互惠的關係，可顯而易見的是，歐洲也該尋找經濟變向之道。否則將無疑困死在川普的各種關稅大棒之下！3月8日，默茨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新任領導人拉爾斯·克林拜爾進行探索性會談之後，就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組建聯合政府曾公開有所表示。比如設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目標為“1%、最好是2%”、降低電價並提供電動汽車購買補貼等。如何達到呢？回看過去幾年，在俄烏衝突、“北溪”能源管道被炸之後，德國重啟了部分煤電廠；迅速修建了液化天然氣接受終端，以便可以從挪威、美國等來源進口天然氣。綠黨背景的德國能源部長哈貝克甚至曾前往中東國家，磋商新的能源合作協議。但總體上說，收效甚微。未來默茨如果主持政府工作，除了重新向俄羅斯靠攏、購買俄氣以外，還有什麼新招呢？3月3日，德國經濟部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從安全政策的角度來看，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對德國政府具有戰略重要性，德國政府將堅持這一立場。”其實這是在回應一些媒體此前一天的報導。據環球時報援引英國《金融時報》3月2日刊文，在“北溪-2”爆炸事件發生近兩年半後，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官員、被西方視為普丁“盟友”的馬蒂亞斯·瓦寧正為美國投資者收購“北溪-2”天然氣管道牽線搭橋。2023年之前，瓦寧一直為俄天然氣巨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負責“北溪-2”天然氣管道母公司的營運。當然，隨著地緣政治格局變得越來越捉摸不透，歐洲能源轉型不得不面對新的挑戰。資料顯示，2024年12月，歐洲液化天然氣進口量達到1089萬噸，較11月的886萬噸大幅增長23%，其中有584萬噸來自美國。而未來，歐洲再進一步增加美國天然氣進口的話，會否被美方卡脖子？儘管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未來美國可能進一步增加天然氣出口。但對於歐洲來說，如何逐步減少對天然氣的依賴，加大風能、太陽能等的利用，反倒被提上議事日程。許多歐盟國家正在通過強制執行節能建築標準和工業減排目標，試圖減少天然氣的總體需求，其實也是一種以防不測。防務難題“歐洲軍團”法德混合旅舉行聯合演習。在歐洲經濟發展前路頗有些捉摸不定，特別是能源來源捉摸不定的情況下，眼下最令歐洲感覺困難的還是防務難題。川普政府不僅在處理烏克蘭危機上與拜登時期迥異，甚至在防務領域，在對待所有歐洲盟友上與過去許多年的美國大相逕庭。川普多次聲言，美國不願意給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有專家認為，川普如此做，是因為感覺假使美國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會被俄羅斯視為是一種直接挑釁，甚至可能引發美俄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而川普一直試圖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儘管這一努力在國內備受爭議。但另一方面，川普又希望俄烏和談之後，由歐洲出兵維和。而在歐洲的美軍是否會進一步退卻，又令歐洲不乏擔心。也正因此，默茨的5000億美元融資方案中是有涉及防務的一塊的。當地時間3月9日，默茨曾對媒體表示，將與法國、英國聯絡，探討核武器共享問題。“默茨的想法，無非讓歐洲的兩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合法擁核國英國、法國為德國提供核保護，或者說白了，英法搭載核武器的戰機等等可以部署在德國。”丁純分析，“早前，即有諸如法國等希望與德國共享核武器，但德國當時不敢接。一方面，二戰之後德國頗多反省，特別是民間層面認為輕易觸碰核武器會遭殃。另一方面，德國人感受過冷戰時代美蘇在自己的國土上對峙，精英階層或者說領導層對核武器也很忌憚。”丁純說。但經過俄烏衝突期間美國種種變化，德國有人開始小心試探，而當英法這兩大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擁核國拋來媚眼，德國終於動心，有所突破。歐盟輪值主席國波蘭總理圖斯克在特別峰會上疾呼，因為美國態度的變化，因此希望“歐洲接受挑戰”，盡快武裝自己。而馮德萊恩還表示可設立基金，向歐盟成員國提供1500億歐元貸款用於最終完成8000億歐元防務投資。可丁純分析認為，“歐盟軍”或仍難產。“早前已經啟動過歐洲快速反應部隊。但如果未來歐盟想要組建更大規模的作戰部隊，比如派去烏克蘭進行所謂‘維和’，還是會遇到許多障礙。如果打仗，那是有可能出現巨大傷亡的。歐洲那個國家可以挑起大梁應對？”丁純說，“更何況，看俄烏衝突爆發之後，歐洲各國在軍事技術、彈藥提供等方面所呈現出的水平，是否可能替代美軍在歐洲的存在？比如歐洲是否有能力在烏克蘭設立‘禁飛區’？目前看，根本沒有這個能力，也就導致無論歐洲怎麼不滿，俄羅斯導彈照樣飛到烏克蘭城市上空。”最終，歐洲會發現，防務方面還得依靠美國，但所謂的“歐盟軍”計畫、“核共享”方案，會對川普上台後可能二次“腦死亡”的北約以一次新的電擊。防務問題無法解決，事實上也很難擺脫美國，是目前歐洲各種問題難解的一個縮影。如此歐洲，還得繼續轉、轉、轉一個階段。 (新民周刊)

圖片來源：Illustration by Yo Az 選股就是選未來。身經百戰的投資者都知道，及早發現趨勢並押注於一家準備乘勢而上的公司，就能夠帶來豐厚的回報。例如，1998年買入亞馬遜（Amazon）、2012年買入特斯拉（Tesla）或者2020年買入輝達（Nvidia）的投資者，都正確預見了網上購物、電動汽車和人工智慧革命的爆發——然後賺得盆滿缽滿。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一大問題是時機。關於某個行業未來動向的論斷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個美好未來可能還需要長達數年的等待。押對行業但押錯個股，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目前已經破產的電動汽車製造商Fisker或者輝煌不再的晶片巨頭英特爾（Intel）的投資者對此都深有體會。 過去，投資宏觀趨勢的一種相對安全的方式是，在經濟上升期買入所謂的周期性股票（比如旅遊或者娛樂股），在經濟不景氣時買入防禦性股票（例如日用消費品股）。但如今，科技轉型和地緣政治動盪等更廣泛的力量讓這種模式變得不那麼可靠。比如，近年來，經典的防禦性股票公用事業股一路高歌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