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彭博出了一篇評論文章《中國掌握著全球製藥業的所有底牌》(China Holds All the Cards in Global Pharmaceuticals),很直白地說道:
“雖然美中貿易戰看似進入了‘休戰期’,
但北京手中握著一張從未打出的王牌。”
這張彭博口中說道的“王牌”就是——
原料藥(API)與關鍵起始物料(KSM)。
與此同時,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的年度報告發出警告:
中國在藥品原材料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
已經構成了美國國家安全的“非對稱威脅”。
的確,如果說晶片是現代工業的大腦,決定了未來的科技高度,
那麼原料藥(API)和關鍵起始物料(KSM)就是現代社會的血液。
而在這場沒有硝煙的博弈中,
至少目前來看,
中國就是那個規則的制定者和賭桌上最大的莊家!
咱們想像這樣一個場景:
地緣局勢趨於緊張,中國海關以“環保合規審查”為由,暫停了某些特定化工品的出口通關。三個月後,堪薩斯州的某家社區醫院裡,一位普通肺炎患者被告知,治療所需的阿莫西林靜脈注射液已耗盡;與此同時,紐約的手術室裡,麻醉劑庫存告急,非緊急手術被迫無限期推遲。
這就是USCC報告中最核心的警告:
“非對稱的相互依賴”。
西方公眾看到的是貨架上的輝瑞(Pfizer)或諾華(Novartis),標著“美國製造”或“瑞士製造”,但這有極大的誤導性。
因為——
供應鏈被“俄羅斯套娃”了!
最外層是患者手中的藥片(製劑),壓制確實可能在美國的紐澤西;但它的活性成分(API)可能來自印度的海得拉巴;但請注意,印度工廠所需的中間體,以及更上游的化工起始物料(KSM),
大部分來自中國。
目前的全球格局是:
美國和歐洲佔據專利藥和生物藥的高地;
印度被譽為“世界藥房”,生產了全球大量的仿製藥;
但印度的製藥工業,其根基——約70%的活性原料和中間體——
完全依賴中國,
主要是石家莊、台州、連雲港。
根據最新行業資料,
中國在以下領域擁有近乎壟斷的地位:
1, 抗生素:全球90%以上的抗生素中間體由中國供應。青黴素、頭孢菌素等基礎抗感染藥物的生產線,離開中國的發酵罐將無法運轉。
2, 維生素:中國控制著全球約70%-80%的維生素產能。
3, 大宗原料藥:在解熱鎮痛(如布洛芬、對乙酰氨基酚)、皮質激素等領域,中國是絕對的價格與產能定義者。
更令西方擔憂的是,
這種壟斷是基於
“全產業鏈的成本與效率壁壘”:
從基礎化工(石油/煤炭化工)到精細化工,再到製藥工程,
中國建構了人類歷史上最完整的化工產業鏈。
這種上下游一體化的優勢,使得中國製造的成本比歐美低30%-40%,甚至比人工成本更低的印度還要低20%。
這把扼住西方咽喉的鎖,
其實是西方親手遞過來的。
上世紀90年代,那是華爾街MBA精英治世的黃金時代。
面對日益嚴苛的環保法規(EHS)和利潤壓力,
輝瑞、默克等巨頭開始大規模剝離低附加值的API製造環節。
於是這一環節被迅速外包給成本更低的亞洲國家,西方則保留了最肥美的一部分:研發(R&D)和品牌行銷(Marketing)。
那我們來盤盤,製造原料藥,是一門怎樣的生意?
簡單來說,它髒、累、高能耗、高污染,且利潤微薄。
在歐美日益嚴苛的環保法規(EHS)下,處理一噸青黴素廢水的成本,足以吃掉所有的利潤。而彼時的中國,正處於“八五”、“九五”計畫的工業化狂飆期,即使再苦再累,即使利潤微薄,我們也願意接住這些訂單。
但這裡發生了一個西方戰略家始料未及的變數——
中國化工產業鏈的“生態進化”。
原料藥的生產,本質上是精細化工。
它需要的大量廉價勞動力,更需要氯鹼、煤化工、石油化工的龐大配套,需要蒸汽、電力、污水處理的園區化協同,還需要成千上萬名精通工藝最佳化的化學工程師。
而在過去的三十年裡發生了什麼?
從華北平原到長三角,中國建構了人類歷史上最完整、最密集的化工叢集,
叢集效應進而鑄造了兩個壁壘:
1,成本壁壘:
通過工藝改進(如連續流反應、酶法催化),中國企業將布洛芬、維生素C的生產成本壓到了物理極限。這不僅僅是補貼的結果,更是工程師紅利的體現。
2,技術壁壘:
很多在歐美已經斷代的老藥工藝,在中國不僅被保留,還被升級。如今,即便美國想回遷,也面臨“無米之炊”——沒有熟練工人,沒有配套工廠,甚至連當年的圖紙都已發黃。
西方以為自己甩掉的是包袱,卻沒意識到,
他們甩掉的其實是工業能力的根基。
每當談及“去中國化”,
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精英政客們總會讓印度出來抬轎子。
是,印度確實是“世界藥房”,
擁有強大的仿製藥製劑能力和能夠通過FDA認證的工廠。
但行業內的共識是:
印度是麵粉加工廠,而中國掌握著小麥和磨坊。
印度擁有一批大型醫藥公司,
也因此被稱為“世界藥房”
一位資深的醫藥供應鏈專家說:
“如果你在印度建一家API工廠,你早上開門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中國的供應商打電話,催問下周的溶劑和中間體什麼時候發貨。”
2024年的資料顯示,即便印度政府推出了數十億美元的PLI(生產掛鉤激勵)計畫,試圖建立本土API供應鏈,但進展緩慢。
原因很簡單:
基礎設施與全產業鏈的缺失。
化工生產需要極其穩定的電力和供水,需要高效的港口物流,這些恰恰是印度的短板。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憑藉規模優勢,掌握著定價權。
每當印度試圖生產某種關鍵原料,中國競爭對手只需降價20%,就能讓印度的起步者血本無歸。
而且你想想印度那個營商環境,制度成本,更別說近年來印度藥企頻發的質量醜聞(如止咳糖漿致死事件),這還真是不太讓人能放心呢…
因此,所謂的“友岸外包”到印度,
就是一道偽命題。
如果你認為中國只做低端原料,那就大錯特錯了。
中國正在從單純的產能輸出,
轉向技術與標準的輸出。
看看藥明康德(WuXi AppTec)、凱萊英(Asymchem)這些名字吧。
在過去十年裡,通過CDMO(合同研發生產)模式,中國企業已經深度嵌入了全球創新藥的研發心臟。
從波士頓的生物科技初創公司,到瑞士的製藥巨頭,他們的重磅炸彈藥物(Blockbuster Drugs),其合成路線的最佳化、臨床樣品的生產,往往是在中國完成的。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中國不僅掌握著“量”,
開始掌握“質”。
2024年,隨著美國《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的推進,中美在醫藥領域的脫鉤焦慮達到了頂峰。
但業界的反應是分裂的:
政客高喊國家安全,而大藥企的CEO們則在私下抱怨——“離開中國,我們的研發成本將飆升,上市速度將慢至少兩年。”
這就是真正的籌碼。
中國不需要主動切斷供應,而僅僅是放慢通關速度、收緊生物資料出境、限制稀缺實驗猴的出口,就足以讓西方的醫藥創新引擎減速。
醫藥供應鏈的重構,
甚至遠比半導體要艱難得多。
重建一座晶圓廠需要三年和百億美金,
雖然難,但路徑清晰。
但要重建一套消失了三十年的化工與發酵產業鏈,
需要的是重新教育一代工程師,重新讓社區接受化工廠建在自家後院,重新建立一種已經遺失的工業文化。
短期內,
沒有任何力量
能夠替代中國在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
對於中國的產業界和政策制定者而言,
這種“優勢”既是底牌,也是靶子。
目前,西方正在加速生物製造(Biomanufacturing)的技術革新,試圖通過合成生物學、連續流製造等新技術,繞過傳統的化學合成路徑,從而擺脫對中國化工產能的依賴。
中國企業必須警惕這種“降維打擊”,加速自身在綠色酶法、連續流技術上的佈局。
其二,隨著《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在美國國會的推進,國內,CXO巨頭正面臨地緣政治的強逆風。產業的共識是:單純的代工和原料出口已觸及天花板,未來的核心競爭力必須建立在First-in-class的源頭創新上。
當然,目前中國不會輕易使用這一“王牌”,
因為我們深知,這不是違背不違背經濟規律的問題,這是對人類健康福祉的損害,但我們需要讓西方國家知道,
我有這種能力,這本身就是一種威懾。
維持全球供應鏈的穩定,通過深度捆綁讓“脫鉤”變得痛不欲生,或許是比對抗更明智的策略。
在未來的十年間,醫藥產業將進入一個“效率”與“安全”重新平衡的新周期。
在這個周期裡,誰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安全的藥物,誰就依然掌握著底牌。
好消息是,目前來看,這張牌,
依然牢牢握在中國手中。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