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波斯灣的沙漠上空,美軍的“捕食者”無人機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什麼叫“降維打擊”。 那是美國的高光時刻,矽谷的晶片和五角大樓的訂單定義了天空的霸權。
34年後,
鏡頭切到了中國深圳。
這裡沒有硝煙,只有濕熱的亞熱帶季風和頭頂持續不斷的低頻嗡嗡聲。CNN王牌主持人Fareed Zakaria站在街頭,仰著頭,目瞪口呆地看著一架黃黑相間的小型無人機,像一隻訓練有素的獵鷹,熟練地繞過摩天大樓的玻璃幕牆,將一份剛出爐的腸粉精準地“空投”到兩公里外的外賣櫃裡。
作為一名長期觀察地緣政治的學者,
Fareed代替美國精英階層發出了一個疑問:
“為什麼這一幕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不是矽谷?為什麼不是我們?”
在日前的一期CNN節目中,Fareed Zakaria不僅展示了這一對比,更將其上升到了國家競爭的高度。
因為,的確,這是一場關於物理世界主導權的易手。
要理解中國的“低空經濟”,你不能用看“消費電子”的眼光,而要用看“基建狂魔”的眼光。
在美國,無人機被視為一種飛行器,屬於航空業的延伸;
而在中國,我們把它看作是“會飛的伺服器”和“長了翅膀的高鐵”——這與我們過去40年修建高鐵、高速公路的邏輯是一脈相承。
這種看事物的角度就是最大的認知差異。
如果你去過深圳人才公園,你會發現那裡有一張嚴密的數字網。深圳政府像是修路一樣,先修好了“低空數字底座”,劃分了詳細的航路網,部署了密集的通訊基站和感知裝置。
也就是說,這種“要想富,先修路”的思維
被平移到了空中。
中國民航局(CAAC)在這裡扮演了一個極其務實的角色。
與美國同行那種“零風險”的潔癖不同,中國監管層展現了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東方智慧:
他們在特定區域設立“沙盒”,允許你炸機,允許你出錯,
只要不出人命,就讓你飛。
中國龐大的人口密度和複雜的城市地貌,本是航空管制的噩夢,卻意外成為了無人機技術的最佳練兵場。
美團、順豐、京東等巨頭為了降低末端配送成本(中國的人力成本正在上升),被迫在演算法和調度系統上進行極致的內卷。
這種“需求倒逼技術”的飛輪效應,讓中國的無人機系統在抗干擾、避障、路徑規劃上積累了全球最豐富的實戰資料。
深圳試行無人機送外賣 上班族驚喜:約15分鐘送到
資料是喂出來的,演算法是跑出來的——
當無人機每天在複雜的城市峽谷中進行數萬次起降時,它們積累的避障資料、抗干擾模型,是任何在實驗室裡跑模擬的美國工程師無法想像的財富。
這才是真正的護城河。
讓咱們把視線移回美國。
美國發明了無人機、而且擁有全球最開放空域的國家、監管也一貫不嚴格。照理來說應該是商業無人機的天堂,但如果你想在美國合法地進行一次商業無人機配送,你需要經歷什麼?
答案是:絕望。
是,美國是擁有全球最開放的領空,但那是給波音和塞斯納飛機的,不是給無人機的。
FAA的核心哲學是:有人駕駛航空優先。
於是這就導致了一個荒謬的現象:“視距內飛行”(Visual Line of Sight)原則。
很長一段時間裡,FAA要求無人機操作員必須時刻看著飛機。試想一下,如果你到5公里外送個快遞還得派個人開車跟著飛機跑,那無人機的商業價值在那裡?
雖然後來有了Part 107條款,雖然又有了豁免機制(Waivers),但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官僚迷宮。
亞馬遜的Prime Air,這個貝佐斯十年前就吹過的牛,燒了幾十億美元,至今仍困在“試點煉獄”裡。在加州的洛克福德(Lockeford)測試點,FAA審查員甚至會因為一隻鳥飛過而叫停測試。
更深層的阻力來自於文化。
在美國的郊區(Suburbia),那裡是中產階級的堡壘。當一架帶著攝影機的無人機飛過自家後院時,美國人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哇,高科技”,而是掏出獵槍——或者更現代一點,掏出手機報警。
“NIMBY主義”(Not In My Backyard,別在我家後院)一直以來都是美國商業創新的隱形殺手。隱私焦慮、噪音投訴、加上2024年大選年那種“懷疑一切監控技術”的政治氛圍,讓商業巨頭們在推廣無人機時如履薄冰。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分裂的畫面:
矽谷有著全球最聰明的演算法工程師(比如Skydio那令人驚嘆的自主避障AI),但他們的飛機卻無處可飛。
他們造出了最聰明的大腦,
卻沒有翅膀去飛翔。
如果說監管是軟肋,
那麼供應鏈就是硬傷。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卻又不得不談的話題。
Zakaria在節目中指出了一個讓美國精英也十分尷尬的事實:美國已經失去了造出便宜、好用硬體的能力。
在深圳,如果你想造一架無人機,你可以在方圓50公里內找到你需要的一切:從碳纖維機架、無刷電機、電調、飛控晶片到高性能電池。這裡是全球製造業的毛細血管,
效率高到令人髮指,成本低到讓對手絕望。
美國不是造不出來,
是造不起。
出於國家安全考慮,美國政府推出了“藍色無人機”(Blue UAS)計畫,試圖建立一個排除中國供應鏈的本土生態。
結果呢?
美國內政部的護林員們發現,這些“合規”的美國無人機,價格是大疆的3到5倍,而性能、續航和圖傳穩定性卻落後了一代。
這陷入了一個死循環:
因為沒有大規模的商業應用(被監管卡住了),所以硬體需求量小;
而因為需求量小,所以無法通過規模效應降低成本;
再因為成本高,商業模式(比如送一杯咖啡)根本跑不通。
這就是“硬體的詛咒”。
你可以在加州的車庫裡寫出改變世界的程式碼,
但你沒法在車庫裡手搓出幾百萬個高精度的電機。
如果僅僅是送外賣慢一點,美國或許還能忍。
但俄烏衝突和以巴衝突的畫面,讓五角大樓徹底坐不住了。
那裡的戰場的日常是:幾百美元的消費級無人機,掛上一枚3D列印的手榴彈,就能癱瘓一輛幾百萬美元的主戰坦克。
這就要說到中美兩國不同的路線了。
中國走的是一條“自下而上”的路:
比如大疆本來是做攝影玩具的,但因為技術太強、存量太大,它被動地外溢到了公共安全甚至戰場偵察領域(儘管企業主觀上極力避免)。
這種技術是由千萬級的消費市場“養”出來的,
極其皮實、極其便宜。
但美國走的是一條“自上而下”的路:
由DARPA(國防部高級研究計畫局)立項,洛克希德·馬丁接單,造出來的東西精密、昂貴、嬌氣,美國造得出全球鷹(Global Hawk),卻造不出幾百美元的Mavic。
在低成本、大規模的消耗戰(如俄烏衝突所展示的)和商業戰中,美國的高精尖模式遭遇了降維打擊。
現在,華盛頓正在瘋狂補課。
他們推出了“複製者計畫”(Replicator Initiative),試圖在短時間內造出成千上萬架廉價無人機。
但問題又回到了原點:
去那裡造?
如果不依賴中國的供應鏈,這個計畫的成本將是天文數字。
如果依賴,又談何“安全”?
Fareed Zakaria神情嚴肅地說:
“美國曾經因為敢於冒險、擁抱開放市場而偉大。但現在,面對競爭,如果我們選擇的應對方式是封閉、是恐懼、是通過官僚主義扼殺創新,那我們不僅無法戰勝對手,反而會變得越來越像那些我們曾經批評的僵化體制。”
當然,對於我們而言,深圳上空的嗡嗡聲,
不應只是“遙遙領先”的自我陶醉。
我們必須看到,
美國的韌性依然可怕。
他們在AI軟體、在蜂群演算法、在太空技術(Starlink)上依然佔據高點。如果他們打通了監管和製造的任督二脈,追趕的速度會非常快。
但此刻,在2025年的這個節點,
曾經那個像征著自由、冒險和狂野西部的美國天空,如今變得安靜而謹慎;
而曾經被認為保守、刻板的東方土地,此刻卻正在上演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低空實驗。
理論上來說,天空很寬廣,
容得下兩個超級大國。
但誰能真正利用好這片天空,
取決於誰能更尊重工程師,
誰能更包容試錯,
誰能更勇敢地擁抱那個並不完美、但充滿可能性的未來。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