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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草原野馬到“實驗室定制”，馬是怎麼被人類改寫的
馬，曾連接草原與帝國、絲路與戰場。
它們是最早融入人類文明的動物之一。唐代詩人杜甫《房兵曹胡馬》寫道，“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西域胡馬驍騰之姿躍然紙上；阿拉伯詩人稱讚馬為“飲風者”和“吞地者”；在荷馬史詩中，希臘英雄阿喀琉斯的兩匹神駒被形容為“吞地者”；在荷馬史詩中，希臘英雄阿喀琉斯的兩匹神駒被形容為“吞地者”、飛馳如思”。
這些故事都源自於人類對馬匹持續數千年馴化的歷史。最新遺傳學和古基因組研究表明，現代家馬的起源中心可能位於黑海與里海之間的歐亞草原地區，並隨人類遷徙擴散至全球。而不同生態與用途持續塑造了馬的形態與能力，促使其在耐力、速度與體格上不斷分化。
草原環境孕育了以持久負重見長的蒙古馬，沙漠與遊牧生活訓練了阿拉伯馬的長距離奔跑能力，而「汗血寶馬」的史書故事，則反映了古代文明對優良馬種和體能極限的構想。進入現代，馬業開始轉向科學驅動——生物力學解析奔跑效率，基因技術被用於遺傳疾病防治和繁殖評估。
家馬的起源
多組遺傳與古基因組研究顯示，家馬的馴化並非一時一地的單一事件，而是一個多階段、跨區域的過程。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尤悅認為，家馬最古老的祖先可追溯至遠古時期的始祖馬及其演化而來的真馬屬，又經數百萬年演化，真馬屬中的成員野馬逐漸從北美遷徙至歐亞大陸，距今7000年時分佈在黑海與里海之間廣闊的歐亞草原地區。
例如，烏克蘭的德累夫卡遺址與哈薩克的波泰遺址，均為研究家馬起源的重要遺址，其出土的馬骨曾引發學術界熱議。其中，德累夫卡遺址出土的馬骨及馬與馴化狗同坑埋葬的現象，曾為馬的家養屬性提供間接線索，但後續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其年代為公元前7世紀至2世紀，修正了其作為家馬起源地的說法。
波泰遺址出土了大量馬骨及帶刻畫符號的遺存，學者從馬的年齡結構、骨骼比例、牙齒磨蝕情況等角度展開研究，結合科技分析發現其身形接近家馬，存在佩戴馬銜的特徵及取馬奶的行為，支持該遺址存在家馬的觀點。
不過近年來古DNA的研究結果顯示，波泰遺址的馬並不是現代家馬的祖先，而更接近普氏野馬。
英國《自然》雜誌2024年發表研究認為，現代家馬的起源中心位於歐亞草原西部地區的可能性更大，約在4200年前形成了特定基因型並迅速擴散至歐亞全境。這種馴化基因譜系取代了早期本地野生類型，與早期波泰馴化馬係不同。
研究人員分析了472個來自歐亞大陸多處考古遺址的古代馬DNA樣本，其中年代最久的約5萬年前。他們發現，出現在約4200年前的一種基因變異或導致馬背外形改變，可能更適合人類騎坐。這種現代家馬祖先基因變化在300年內迅速傳播至西班牙和俄羅斯等地區，塑造了各地現代馴化馬的統一基因組基礎。
人類的選擇促進了馬繁殖節律控制、性情溫馴等性狀的固定，這種選擇在考古遺傳中留下了明顯訊號。例如，古代飼養者透過縮短繁殖周期、控制交配來加速族群擴張，這是馴化成功的關鍵環節之一。
尤悅指出，家馬曾在歐亞大陸廣泛擴散。向西，於西元前1790年傳入英國，西元前2000年至1600年間傳入希臘；向東，從歐亞草原傳入東亞平原。過去學界認為，東歐大草原顏那亞文化（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600年）人群的遷徙推動了家馬東傳，但古DNA研究顯示缺乏充分證據表明二者之間存在關聯。
研究顯示，中國甘肅青海地區在距今4000至3600年時已出現家馬；中原地區的殷墟遺址發現了數座馬車和馬祭祀坑；山東菏澤青邱等遺址的商代遺存中也已出現家馬；周代，馬在北方地區已普遍存在。此外，家馬約在西元前2世紀傳入朝鮮半島北部，在西元5世紀的古墳時代傳入日本。
古老血統
阿拉伯馬是世界上最古老且血統保存最清晰的家馬品種之一，起源於阿拉伯半島，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至3000年。
在乾旱、資源匱乏的環境中，阿拉伯馬由遊牧部落嚴格選育，其典型特徵包括凹面頭型、高尾姿、精緻骨骼和優異心肺耐力，使其在長距離運動中表現卓越。根據史料記載，它們在沙漠中可連續行進百公里，古代騎兵常藉此快速偵察與徵戰。
阿拉伯馬的傳奇與貝都因文化密不可分。貝都因人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島及北非、近東沙漠地區的遊牧民族，自西元前2000年起便以牧羊、牧駝及養馬為生。從伊斯蘭教興起到中世紀，馬在軍事、貿易和遷徙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阿拉伯馬的血統、耐力與忠誠，也逐漸融入阿拉伯地區口耳相傳的傳奇故事中。
貝都因人的「五駿」傳說，講述了5匹最忠誠的母馬在沙漠跋涉後仍回到主人身邊，成為貝都因最尊貴血系之一；阿拉伯詩人曾稱讚它們為“飲風者”和“吞地者”，形像地描述其擺脫桎梏、馳騁沙海的英姿。
許多現代名貴馬種的血統均可追溯至阿拉伯馬，其中以在中短距離速跑中馳騁於世界賽馬場的純血馬最為著名。
純血馬起源於17至18世紀的英國。根據公開文獻記載，1704年，英國商人兼駐敘利亞代表托馬斯·達雷（Thomas Darley）在敘利亞的阿勒頗買了一匹阿拉伯公馬達雷·阿拉伯（Darley Arabian），將其運往英格蘭的家族馬場，它是現代純血馬的三大始祖之一。它以其血統改變了賽馬史，其後代飛徹斯特（Flying Childers）成為英國賽馬場早期最負盛名的速度的象徵，史料記載其幾乎未嘗敗績，當時人們稱它為“快於風的馬”。
真正奠定純血馬統治地位的，則是飛徹斯特的後代日蝕（Eclipse）。日蝕出生於1764年，它在賽場上保持了全勝紀錄，更重要的是其後代在速度、體形和競技穩定性上形成了顯著優勢。至19世紀，隨著英國賽馬協會確立封閉血統制度，現代純血馬體係由此成形。
中國史書裡的汗血寶馬，更為馬增添了神秘色彩。
《史記·大宛列傳》記述，大宛國（今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一帶）“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描述這種馬在奔跑或長途跋涉後，汗液中似有血色滲出，體力與耐力尤為出眾。
《漢書》記載，漢武帝得知此馬後，認為其“可以備軍國”，兩次派兵遠徵西域，史稱“貳師將軍伐大宛”，由此開創早期絲綢之路上軍事與文化交流。
現代研究普遍認為，史書中的汗血馬，很可能對應現今中亞地區的阿哈爾捷金馬及相關古老馬系。這一馬種以耐力極強、體態修長、皮毛呈金屬光澤而聞名，所謂“汗血”，可能是因為馬的皮毛在流汗時呈現出金屬光澤，或運動後皮下毛細血管微量出血造成的視覺現象。
中國新疆等地建立的汗血馬繁殖基地，就旨在延續這一古老血統，將歷史傳奇與現代繁殖、賽馬和文化展示融合，讓「天馬西來」的故事在今天仍生動可見。
新疆古生態園區內的中國汗血馬基地是國內規模最大且功能最完整的汗血寶馬繁殖與發展機構。該基地自2009年開始引進汗血馬，並長期進行繁殖與種質資源保護工作，目前純種汗血馬約數百匹，是全國領先的良種馬資源聚集地。
「基因興奮劑」爭議
自英國純血馬體系成形起，賽馬就被納入高度製度化的軌道：統一血統登記、標準賽程，以及以「用時」為核心的成績榜單。
而科技的介入，正在重塑這項古老運動。隨著CRISPR-Cas9等第三代基因編輯技術的成熟，馬匹領域出現了從細胞層面的實驗性基因修復和編輯，到全球首個基因編輯馬實際誕生的突破。
根據外媒報導，2024年底，阿根廷科研團隊首次利用CRISPR-Cas9技術培育出基因編輯馬，以冠軍母馬波洛·普雷薩（Polo Pureza）的DNA為遺傳基礎，定向增強與爆發力、速度相關的肌肉基因，在保留原有優勢的同時提升競技潛力。
基因編輯案例引發人們對賽馬倫理、規則和基因禁藥監管的激烈討論。研究團隊負責人加布里埃爾·維切拉表示，這次基因編輯的目標，是在單一世代中以精確方式整合這些基因。 “我們並沒有創造任何人工基因，只是把自然存在的基因序列引入另一匹自然馬體內——這是自然界本就會發生的事情，只是我們讓它更快、更精準。”
此外，現代生物力學的發展，讓人們從「賽馬時間榜」移開目光，聚焦馬匹奔跑的內在機制。科學研究團隊利用運動捕捉、高速攝影與感測設備量化馬匹步態，為理解奔跑效率、訓練效果與傷害風險提供客觀參數。
隨著基因科技、感測器技術和數據分析工具的成熟，賽馬規則隨之演進，如何界定「技術輔助」與「競技作弊」成為新的治理議題。
如今各大賽馬協會，如美國賽馬協會、英國賽馬協會、澳大利亞賽馬會等已陸續將某些新型抗炎藥、激素調節劑和細胞因子類藥物納入禁用項目，同時提升了檢測靈敏度並增加檢測頻率。
2025年，英國賽馬協會宣布將進行「基因興奮劑」檢測，推出基因編輯及異常基因表現的監測方案。該協會指出，雖然目前在英國及其他純血馬賽區尚未發現基因興奮劑的實際案例，但隨著基因操控技術逐漸成熟，這類風險將不再是科幻小說。
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定義，基因興奮劑指使用細胞、基因、遺傳元件，或對基因表現進行調控，因此具備提升運動表現潛力的行為。
英國賽馬協會代理首席執行長布蘭特·鄧希表示：“在這一領域保持前瞻性至關重要。通過對前沿研究的投入，我們如今已經具備了相應的技術能力，能夠識別並遏制任何試圖利用不正當技術、為馬匹獲取不公平競技優勢的行為。” (環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