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都市圈 vs. 首都都市圈，差距有點大

1月16日，《求是》2026年第2期刊發了去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重要講話，其中明確提到：

最佳化現代化城市體系，首先要著眼於提高城市對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承載能力，發展組團式、網路化的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對於都市圈，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推進同城化發展，促進通勤便捷高效、產業梯次配套、公共服務便利共享。

《求是》的文章向來有深意。在年初發佈去年夏天的講話，顯然是一個明確的訊號。

果然，六天之後——1月22日，《現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間協同規劃（2023－2035年）》正式獲批；2月2日，批覆內容對外公開；2月3日，規劃全文正式發佈。

如果僅僅把它看作一個地方發展規劃，那就大錯特錯了。這份規劃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中國目前唯一一個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批覆的都市圈規劃，也是時隔五年後黨中央、國務院批覆的又一部首都規劃，更是自去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以來，發佈的首個都市圈規劃。

無獨有偶，同樣在2月，《上海大都市圈國土空間規劃（2025—2035年）》徵求意見稿發佈。這是對2022年《上海大都市圈空間協同規劃》的進一步細化。

一北一南，以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兩個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先後發佈新規劃。

中國的都市圈江湖，即將迎來怎樣的新秩序？

2018年，被稱為中國都市圈規劃建設的“元年”。自此，大大小小的都市圈規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如果仔細梳理這些年的批覆檔案，你會發現其中藏著一道微妙的“鄙視鏈”。

最底層，是那些僅通過地方官網或新聞發佈會亮相的都市圈。廣州、深圳、武漢、瀋陽、杭州、鄭州、青島、濟南……儘管媒體習慣性地給它們戴上“國家級”的帽子，但在國家發改委官網上，你甚至找不到它們的批覆檔案。它們像是都市圈裡的“編外人員”，靠著自身的體量和影響力，在江湖上搏一個名分。

往上一層，是拿到了“國家發展改革委”明確批覆的都市圈。南京、福州、成都、長株潭、西安、重慶……這些屬於“持證上崗”，是“發改規劃”系列中被官方蓋章的“准國家級”。它們往往有長期積累，在某些領域優勢突出——比如南京都市圈，不僅拉上江蘇兄弟，還把安徽幾個城市納入麾下，跨省聯動，風生水起。

但這兩層，無論有證沒證，在真正的“王者”面前，都顯得有些黯然。

真正的頂層，有兩個樣本。

一個是首都都市圈。它的特殊在於“高”。這是中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由黨中央、國務院批覆的都市圈規劃。批覆檔案中那句“對全國其他都市圈空間協同工作具有示範作用”，凸顯了首都都市圈的重要地位。

另一個是上海大都市圈。它的特殊在於“大”。2022年9月，上海大都市圈規劃發佈，範圍從最初的“1+6”擴張到“1+8”，到了今年2月，範圍又進一步擴大至“1+13”。但這個規劃是由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三省政府聯合編制印發，屬於“地方政府協商”的產物。

同樣是頂流，但如果單從等級上看，這兩個都市圈的差距實在太大了——一個是國家頂層規劃，一個只是地方協商。

二者在發展邏輯上，也存在根本分野。

先看上海大都市圈。它的演變歷程，幾乎可稱為一部“慾望膨脹史”。

早在2016年前後相關研究提出構想時，思路還相對克制——最初設定為“1+6”格局（上海+蘇、錫、通、甬、嘉、舟），面積約2.99萬平方公里，通勤時間控制在90分鐘左右。這尚且貼合國家發改委所提“1小時通勤圈”的基準框架。

到2022年《上海大都市圈空間協同規劃》正式發佈時，範圍已定為“1+8”（新增常州、湖州），面積躍升至約5.6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7742萬人。

而根據2026年2月最新公示的規劃草案，上海大都市圈已進一步擴容至“1+13”（新增杭、鹽、泰、紹、宣），總面積達到約11.4萬平方公里，匯聚人口約1.1億。

上海大都市圈的規劃範圍，高度聚焦並涵蓋了長三角城市群最核心、聯絡最緊密的區域，可視為在長三角一體化大藍圖下，對“核心引擎區”的一次明確界定和戰略升級。

反觀首都都市圈，則顯得相對克制。

規劃明確，首都都市圈要“明確自己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下一層級”，功能空間限定在4.2萬平方公里——比上海大都市圈小了近一半。

一個是在做加法，把能拉進來的城市都拉進來，證明自己的江湖地位；一個是在做減法，聚焦核心功能，把疏解非首都功能作為“牛鼻子”。

上海大都市圈和首都都市圈，雖然都叫“都市圈”，但本質上跑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賽道。

上海大都市圈的核心是“城”，是經濟，是市場，是長三角一體化。它的邏輯是做大做強，是在市場經濟的海洋裡，通過政府協商、市場主導的方式，探索一條區域協同的新路子。這條路子當然有價值，尤其是長三角作為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這種探索具有破冰意義。但它的弱點也很明顯：在涉及核心利益時，缺乏“裁判員”的統籌，協商成本極高。

首都都市圈的核心是“都”，是政治中心，是大國首都的功能保障。它的邏輯是最佳化提升，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棋局裡，確保首都“四個中心”功能建設萬無一失，即政治中心、全國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國際科創中心。

規劃裡提到的那句“統籌處理好‘都’與‘城’、首都與首都都市圈、首都都市圈與京津冀城市群的關係”，意味著，首都都市圈的建設，從一開始就被放在了一個三重巢狀的結構裡。它不僅是城市群的核心，更是國家治理的核心。

一個是為了“富”，一個是為了“強”。

一個是為了“生活”，一個是為了“使命”。

首都都市圈規劃的發佈，絕不僅僅是京津冀的事。

它標誌著，歷經多年探索，中國都市圈的規劃體系終於有了清晰的層級結構。在這個金字塔的塔尖，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批覆的“首都圈”；塔身，是國家發改委批覆的“准國家級”；塔基，是那些仍在努力爭取“名分”的地方隊。

這個格局的形成，意味著未來的資源投放、政策傾斜、重大項目佈局，都將按照這個層級進行分配。最高層級的規劃，自然匹配最高層級的紅利。

對於上海大都市圈來說，這既是壓力，也是動力。壓力在於，從等級上講它已被遠遠超越；動力在於，首都圈的“正名”之舉，恰恰反襯出上海圈在市場化探索上的獨特價值——畢竟，中國既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首都模式”，也需要市場驅動、協商共贏的“上海模式”。

首都都市圈，以“服務保障”為名，站上了中國都市圈食物鏈的最頂端。

至於上海大都市圈，也不必氣餒。畢竟，江湖路遠，各有千秋。一個負責“安邦”，一個負責“富國”，本就是中國這艘巨輪上的兩個引擎。 (財富情報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