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財長顧問：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們並沒有贏……

近日，曾任歐巴馬政府財政部顧問的史蒂文·拉特納（Steven Rattner）、如今掌管著巨額資本的華爾街老兵，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引發華盛頓與華爾街劇烈震動的評論文章——

《I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We Are Not Winning》（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們並沒有贏）。

這就好比一位久經沙場的將軍，在視察完對手的營地後，回到大本營說的第一句話不是“優勢在我”，而是“我們可能要輸了”。

拉特納是典型的美國建制派精英，華爾街的資深投資人。他最出名的戰績，應該是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汽車業瀕臨崩潰（通用、克萊斯勒可能倒閉），歐巴馬任命拉特納領導總統汽車特別工作組，負責拯救汽車產業，因此他獲得了Car Czar（汽車沙皇）的稱號。

他的視角，代表了美國一部分清醒的實權派開始正視一個事實：在實體經濟、高端製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硬碰硬中，美國原本引以為傲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正在敗給中國的“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

01

被“去魅”的美國優越感

電動汽車、AI、醫藥

拉特納的焦慮，始於視覺上的衝擊。

他提到了小米汽車的工廠，

看到了“龐大的機械裝置像機械恐龍一樣，將裸露的鋁板精準地拼裝成汽車車身”；體驗了只需1.5萬美元就能買到的具備高階智駕功能的電動車，他還在大廳裡，他看到了一輛外形酷似保時捷的黃色跑車（小米SU7 Ultra）……

而它們的背後，是令底特律窒息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生產效率。

請注意這個比喻——“機械恐龍”。

這個“汽車沙皇”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對規模的驚嘆，更是對工業統治力的敬畏。

拉特納還參觀了一家機器人公司，

那裡生產的機器像“塑料兒童玩具”般靈活，卻能以驚人的速度完成複雜的分揀任務。

文章提到了福特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的“認輸時刻”——

吉姆·法利在去年夏天公開承認，中國的電動車技術“優於”美國，並感嘆這是一種“最令人謙卑的超越”。甚至，福特自己不得不考慮調整其王牌產品F-150電動皮卡的生產計畫。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即便加上關稅，

也擋不住那種系統性的競爭力。

如果說製造業的差距還可以用“先發優勢”來解釋，

那麼在AI領域的追趕，則是拉特納最不願看到、卻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在華盛頓的設想中，只要鎖死了高端晶片（GPU）的出口，中國的AI發展就會被鎖死在石器時代。

但拉特納指出了一個被美國決策層嚴重忽視的盲點：

算力的盡頭，是能源。

“中國擁有人工智慧所需的另一關鍵資源——電力。中國的發電能力是美國的兩倍多，一些資料中心的用電成本僅為美國的一半。”

當矽谷的科技巨頭們因為老舊的電網和漫長的環保審批而在這個冬天瑟瑟發抖時，中國正在利用國家主導的基建能力，為AI大模型提供源源不斷的“血液”。

拉特納特別提到了DeepSeek。

它以驚人的速度和極低的成本迅速崛起，這背後，是中國工程師的“暴力美學”。

文中說“人力資本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我見到了無數年輕創業者，他們的精力至少可以與矽谷同行匹敵，其中一位億萬富翁甚至仍然睡在辦公室。”

更讓拉特納感到不安的是醫藥領域的逆轉。

幾年前，中國還在求著買西方藥品的授權；如今，中國向外授權（Out-licensing）的新藥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進入中國的數量。

中國已經從一個“模仿者”變成了一個“原創者”：當你的對手開始向你輸出智慧財產權時，任何簡單的封鎖策略都將失效。

長期以來，美國習慣用名義GDP來衡量國力。

在那個維度上，美國依然遙遙領先。

但拉特納文中隱含著的還有這兩個維度的競爭：

1, “位元”的競爭（Bits）：軟體、金融、網際網路演算法。美國依然是霸主。

2，“原子”的競爭（Atoms）：鋼鐵、能源、汽車、造船、基礎設施。中國已經形成了碾壓優勢。

拉特納的焦慮在於他意識到：

一個國家不能只靠印鈔票和寫程式碼生存。

當戰爭、瘟疫或供應鏈危機來臨時，你需要的不是華爾街的衍生品，而是口罩、抗生素、炮彈和變壓器。

中國的雙軌制經濟——一個相對疲軟的消費端，和一個極其強悍、甚至“產能過剩”的生產端——正在重塑全球貿易流向。

美國人驚訝地發現，他們眼中的“產能過剩”，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全球南方）表現為“極具性價比的工業普惠”。

02

金融資本

V.S.

產業資本

拉特納在文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產業政策。

這句話在美國政治語境下，無異於一種“離經叛道”。

那為什麼他還會這麼說？

因為中美經濟的底層驅動力的不同，而且美國精英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首先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利潤的短期化。

過去40年，美國企業的核心KPI是“股東回報率”。波音公司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波音曾是工程學的奇蹟，但在過去十年，它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回購股票以推高股價，而不是用於研發下一代客機或改進質量控制。結果我們都看到了：艙門脫落、信任破產。

相比與美國，中國的“產業資本”造就的是規模的極致化。

中國的邏輯是“國家意志+殘酷的市場競爭”。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政府確立了賽道，通過補貼通過前期引導，然後讓成百上千家車企在市場中廝殺（“卷”）。

這種“卷”雖然造成了資源浪費（倒閉了多少新勢力？），但活下來的倖存者（如比亞迪、理想、寧德時代）練就了世界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迭代速度。

拉特納看懂了這一點：

中國的“浪費”是在為產業升級交學費，而美國的“效率”（指砍掉研發搞分紅）是在透支未來。

他提到中國在電網、綠能上的投入，這些是典型的“正外部性”極強但短期回報率低的基礎設施。

美國私人資本不願投，但中國投了。

結果是，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廉價、最穩定的工業能源網路，這成為了中國製造業新的護城河。

03

關稅的詛咒

文章中，拉特納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表達了失望。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在建構一條毫無意義的馬奇諾防線。

“儘管實施了關稅，我們並沒有贏得貿易戰。”

拉特納擺出了一個天文數字：

去年，亞洲的貿易順差創下了1.2兆美元的紀錄。

為什麼關稅失效了？

拉特納敏銳地觀察到：“許多中國商品只是通過中間國家轉運後再進入美國市場。關稅在到達美國海岸之前就被稀釋了。”

比如，美國對中國加征100%的電動車關稅，能阻止比亞迪崛起嗎？不能。因為比亞迪會去墨西哥、匈牙利、巴西、泰國建廠。

中國商品正在通過越南、墨西哥等“中間國”洗澡後進入美國，或者直接佔領非美市場。美國市場雖然大，但只佔全球人口的4%。

中國企業正在學會如何在沒有美國市場的情況下生存，並活得很好。

此外，當中國製造的成本優勢達到30%甚至50%時，任何關稅都只是在懲罰本國消費者。拉特納提到的1.5萬美元的優質電車，如果引入美國，將是對美國通膨的巨大平抑。但美國為了保護底特律（傳統車企），選擇了拒絕，這導致了一個荒誕的結果：

美國為了“國家安全”，讓國民用著更貴、更落後的產品，從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

更諷刺的是，美國關稅的目的非但沒有達成，

反而倒逼了中國的全產業鏈突圍：

過去，中國企業樂於做組裝，買美國的晶片和裝置。但現在，從光刻膠到作業系統，中國正在建構一個“去美化”的備份系統，為國產替代創造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04

美國想學

但可能學不會

對此，拉特納的建議是——

抄中國作業！

比如他呼籲美國建立自己的“產業政策”，呼籲政府直接干預戰略行業（如《晶片與科學法案》），呼籲扭轉對科學投資的削減，甚至呼籲重新發展本土採礦業。

但事實是，美國學不會。

這並非美國缺乏聰明人，

而是政治體制和利益集團的結構性鎖死。

首先，產業政策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定力。但美國總統任期只有4年，眾議員2年一選，誰願意在這個任期種樹，讓下個任期的對手乘涼？

加上各個利益集團的撕逼，比如環保組織可以阻礙鋰礦開採十年；工會（UAW）可以阻礙電動車工廠的自動化處理程序；NIMBY（鄰避主義）可以阻止輸電網路的建設。在中國，當國家決定發展AI或電力時，資金、土地、綠燈隨之而來。而在美國，拜登的《晶片法案》雖然撥了錢，但因為各種環評、勞工要求，台積電亞利桑那工廠的進度一拖再拖，成本是台灣的三倍。

還有一點，美國現在缺少合格的工程師，這種斷層，不是靠幾千億美元補貼就能在三五年內補回來的。

雖然拉特納在文中大讚中國，但也提到，中國模式並非無懈可擊。

地方債務問題限制了新一輪大規模基建的能力；內需不足迫使產能必須外溢；此外，雖然在工程應用端（從1到100）中國無敵，但在原始創新端（從0到1），能否持續湧現顛覆性技術，依然是未知數。

但不管如何，當對手的精英階層開始認真研究你的優點並試圖模仿時，意味著博弈將進入深水區。

美國不再輕敵，未來的遏制將更加精準和系統。

真正的比賽，或許才剛剛開始。

誰能更好地解決國內的分配問題，誰能持續激發年輕人的創造力，

誰才是下一個周期的贏家。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