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I·羅賓遜（William I. Robinson，生於1959年3月28日）是美國社會學家，現任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UCSB）社會學、全球研究及拉丁美洲研究傑出教授，同時隸屬於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亞研究項目以及全球和國際研究項目。他早年獲得新聞學學士學位（Friends World College，在肯尼亞奈及利亞和哥斯大黎加學習），隨後在新墨西哥大學獲得拉丁美洲研究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1980年代初，他曾在戰亂中的尼加拉瓜擔任記者，並擔任尼加拉瓜記者工會成員（1984–1990）。作為學者-活動家，羅賓遜將學術研究與全球社會正義鬥爭相結合，強調批判全球化視角。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宏觀與比較社會學、全球化與跨國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發展與社會變革、移民、拉丁美洲與第三世界、階級與資本主義。他已出版多部著作，探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跨國資本家階級、帝國主義以及21世紀法西斯主義威脅等主題。主要代表作包括：《推廣多頭政治》（Promoting Polyarchy, 1996）、《全球資本主義理論》（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2004）、《拉丁美洲與全球資本主義》（Latin America and Global Capitalism, 2008）、《人類危機與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2014）、《進入風暴：新全球資本主義論文集》（Into the Tempest, 2019）、《全球警察國家》（The Global Police State, 2020）、《全球內戰：後疫情資本主義》（Global Civil War, 2022）、《全球資本主義能持久嗎？》（Can Global Capitalism Endure?, 2022）以及《時代危機：全球資本主義的枯竭》（Epochal Crisis: The Exhaus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2023）。他的作品被譯成多語種，並廣泛發表於學術期刊和媒體（如半島電視台）。35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宣稱，意識形態競爭已告結束，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取得最終勝利，將成為人類社會未來千年的普遍模式。然而，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一預言已被現實徹底推翻。全球資本主義正陷入全面而深刻的結構性危機，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地緣政治等多個維度同時崩解，一切都在加速瓦解。他的個人學術網站：http://robinson.faculty.soc.ucsb.edu/於此，將其在接受訪談中談及起新書《時代危機：全球資本主義的枯竭》的主要內容簡述如下，以饗讀者。35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宣稱，意識形態競爭已告結束，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取得最終勝利，將成為人類社會未來千年的普遍模式。然而，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一預言已被現實徹底推翻。全球資本主義正陷入全面而深刻的結構性危機，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地緣政治等多個維度同時崩解，一切都在加速瓦解。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是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跨國資本家階級和全球金融集團積累了15至20兆美元的閒置資本，這些資本並非真正閒置，而是大量流入投機領域。全球債務已高達約325兆美元，這種債務驅動的增長不可持續。金融投機已接近極限，人工智慧泡沫預計在2026年前後破裂，可能引發新一輪重大崩潰。資本過多卻無處可投，迫使系統通過暴力、戰爭和極端控制手段強行開闢新空間。這一危機並非周期性衰退，而是每40–50年一次的結構性大危機。歷史上，19世紀30年代、1870–1890年代、1930年代大蕭條，以及1970年代危機，都引發了資本主義階段性重組。1971年布列敦森林體系崩潰、1973年大衰退後，世界進入資本主義全球化新階段，即跨國資本主義時代，形成了跨國資本家階級及其主導的跨國機構（如G7、世界經濟論壇等）。但2008年全球金融崩潰後，這一階段的內在矛盾急劇激化，卻未得到根本解決。表面增長（2–3%）掩蓋了底層惡化。當前多重危機交織：政治上，國家合法性崩潰、資本主義霸權瓦解、國家間體系瓦解；社會上，數十億人被資本主義體系排斥，成為“多餘人口”，引發全球社會再生產危機、市民起義和政治動盪；生態上，生物圈瀕臨崩潰，未來10–20年內可能出現全球糧倉崩潰、數億氣候難民潮；地緣政治上，二戰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坍塌。2026年初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外科式”干預——直接抓捕總統並將其帶往美國、川普公開宣稱自己是委內瑞拉“代理總統”——被視為釘死二戰後國際秩序棺材的最後一顆釘子。這不同於以往干預（如1989年巴拿馬），因為它公然無視主權、國際法，且伴隨其他前所未有行動：美國揚言接管格陵蘭（甚至可能攻擊北約盟國）、從資產階級民主向法西斯主義轉型、法治內部瓦解等。類似訊號還包括烏克蘭戰爭後的西方極端回應、巴勒斯坦持續低強度種族滅絕（從高強度轉向“假停火”下的緩慢清除）。這些事件並非孤立，而是同一結構性危機的表現。西方（尤其是美國）行為雖表面上主導，但根源在於全球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過度積累迫使系統通過戰爭、鎮壓、移民戰爭、私營集中營等解除安裝過剩資本。以色列在加薩種族滅絕期間發行“戰爭債券”，全球跨國資本從中獲利數十億美元；美國移民執法預算從300億美元暴增至1700億美元，幾乎全部流入私營監獄集團（如GEO Group、CoreCivic），這些“移民拘留中心”實質上是營利性集中營，虐待和酷刑普遍存在。資本從破壞中獲利，再從重建中二次獲利。數字資本主義和技術-工業複合體成為新霸權核心。川普2025年就職典禮上，科技巨頭領袖們站在他身後，象徵跨國資本家階級已將川普主義作為政治工具。軍事-工業複合體與科技資本、金融資本融合，形成行星級霸權集團。國家不再單純服務“國家利益”，而是充當跨國資本的“攻城錘”，通過戰爭、鎮壓、財政重組（削減社會支出、補貼大科技）開闢積累空間。全球化並未死亡。主流“和諧地球村”幻想已破產，但資本的跨國整合（生產、金融、服務全球一體化）仍在深化。中國雖有強國家控制和資本管制，但其巨型企業仍是跨國資本一部分，與西方資本深度共投。俄羅斯被西方國家踢出全球經濟，但資本本身並不希望如此。拉美等地，中國跨國資本已全面嵌入。如果美國金融崩潰，整個全球體系都會震動，無一倖免。石油美元體系正走向終結。1971年脫鉤金本位、1974年美沙協議奠定美元霸權基礎，使美國能無限赤字融資、維持高生活水平。但BRICS國家（包括委內瑞拉）開始用非美元貨幣交易石油，美國通過武力（如委內瑞拉干預）試圖捍衛，但全球經濟去中心化和競爭性權力中心崛起，使其不可持續。一旦石油美元崩潰，美國將面臨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甚至惡性通膨，引發大規模社會政治衝突。未來情景嚴峻。若避免核世界大戰，短期內很可能出現金融崩潰（AI泡沫破裂觸發），導致政府倒台、內戰加劇。但若川普主義被中和，5–7年後可能出現新一輪資本主義整合與繁榮——由數位技術驅動的全球增長。但這最多持續幾十年，因為生物圈矛盾無法調和。資本必須無休止擴張，卻正撞上社會與生態臨界點。中世紀（2050年後），農業崩潰、1/3陸地變得不宜居住、數億至數十億氣候難民湧現，將催生全球警察國家。全球資本主義難以存活到21世紀下半葉。最佳情景是2026–2050年間出現全球改良凱恩斯主義項目，即“全球新政”：在跨國層面調節全球市場、向下再分配，借助數位技術作為物質基礎，爭取時間。世界經濟論壇部分跨國精英已提出類似思路。但即使成功，也僅能延緩，而非解決資本與自然的根本矛盾。最終出路在於超越資本主義——或許通過激進改革逐步過渡到全球民主社會主義。但目前，人類面臨的選擇是：要麼走向滅絕，要麼在危機中尋找突破。 (周子衡)

2026年1月20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集團CEO賴瑞·芬克以論壇臨時聯合主席的身份，發表了一篇直擊全球發展痛點的發言。這位執掌著11.5兆美元資產、見證過多次全球金融周期的資本掌舵人，並未侷限於市場趨勢的預判，而是站在人類未來發展的高度，直指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的信任危機、技術變革的潛在風險，並呼籲重塑全球治理的價值導向，其觀點為迷霧中的世界發展提供了重要思考維度。一、資本主義的信任危機芬克的發言以一個尖銳的現實開篇：全球資本主義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公眾信任危機。在他看來，危機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繁榮未能實現廣泛普惠，“財富集中於少數群體，多數人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這種失衡正在侵蝕制度的合法性”。過往數十年，全球經濟以市場擴張和GDP增長為核心衡量指標，金融市場的繁榮與普通民眾的生活體驗形成鮮明割裂——大量財富在資本市場中快速積累，卻沉澱在少數人可觸及的領域，而教育、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的獲得感並未同步提升。基於此，芬克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價值判斷：衡量發展成功的標準，不應再侷限於冰冷的增長資料或市場指數，而應回歸人的本質需求，即人們是否能“看到它、感受到它，並以此為基礎建構未來”。這一觀點呼應了他長期秉持的長期主義理念，也直指當前發展模式的核心癥結——當資本過度追求短期收益，忽視了利益相關方的多元訴求，社會信任的基石便會動搖。芬克強調，若資本主義無法突破“精英受益、大眾買單”的困局，終將失去社會共識的支撐，陷入合法性危機。二、AI：不平等的加速器在對現有模式的反思之外，芬克將目光投向了未來技術變革的核心議題——人工智慧。他警示，AI若缺乏合理的引導與規制，可能會重蹈全球化的覆轍，成為加劇社會不平等的新推手。全球化曾被寄予促進資源最佳化配置、縮小發展差距的期待，但在實際處理程序中，由於規則制定的偏向性和利益分配的失衡，反而拉大了國家間、群體間的貧富差距，催生了民粹主義浪潮。而AI的發展正面臨類似風險：技術紅利大機率將優先流向掌握資料、演算法和基礎設施的群體，數百萬普通勞動者可能面臨失業衝擊，技能鴻溝將進一步固化階層壁壘。值得注意的是，芬克的警示並非否定技術進步的價值，而是強調技術發展必須與社會公平相適配。作為積極佈局AI資料中心的資本力量掌舵人，他深知技術的不可逆性，更明白資本在其中的責任——不能僅追求技術帶來的效率提升，更要推動建立包容性的技術生態，讓AI紅利穿透精英圈層，惠及普通勞動者。這種思考超越了單純的商業視角，觸及了技術倫理的核心命題：人類如何駕馭技術，讓其成為促進共同發展的工具，而非加劇分裂的催化劑。三、全球治理的革新方向：從“精英閉環”到“多元傾聽”針對資本主義信任赤字與技術風險的雙重挑戰，芬克將解決方案的落腳點放在了全球治理體系的革新上，而達沃斯論壇本身便是他反思的切入點。他直言，當前的達沃斯在許多人眼中已成為“脫離現實的精英圈層”，充斥著自我祝賀的封閉對話，與民粹主義崛起、制度信任下滑的全球現實嚴重脫節。儘管本屆論壇吸引了創紀錄的850位CEO和65位國家元首，但這種精英聚集若不能傾聽底層聲音，只會進一步強化“精英與大眾對立”的認知。為此，芬克呼籲對全球治理模式進行深刻調整：一方面，達沃斯等國際平台需打破精英閉環，主動走向“現代世界實際建構的地方”，他提議在底特律、雅加達、布宜諾斯艾利斯等非傳統精英聚集城市增設活動，讓治理議題更貼近普通民眾的生活現實；另一方面，要重塑對話的包容性，讓多元聲音尤其是普通民眾的訴求，成為政策制定和商業決策的重要依據。他強調，在當前地緣政治碎片化、社會分歧加劇的時代，對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而真正的對話必須建立在平等傾聽的基礎上，唯有如此才能彌合分歧，凝聚全球共識。四、總結芬克的發言之所以具有份量，不僅因其資本掌舵人的身份帶來的影響力，更在於其跳出了資本短期利益的侷限，直面人類未來發展的核心矛盾——信任、公平與包容。從重構資本主義的價值導向，到規制技術變革的風險，再到革新全球治理的模式，其思考始終圍繞一個核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服務於人，而非讓人為發展讓步。對人類世界的未來而言，芬克的呼籲既是警示也是指引。在資本力量日益強大、技術變革加速演進的今天，若不能及時修覆信任赤字、破解公平困境，全球發展將陷入更深的分裂與動盪。唯有將“可感知的繁榮”作為發展標尺，以包容性規則駕馭技術進步，讓多元聲音融入全球治理，才能重構資本與社會的共生關係，為人類未來鋪就一條兼具效率與公平的發展之路。 (財觀全球)

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僅是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更是資本主義文明自我定義方式的變化。2025年12月2日，美國華盛頓，白宮羅斯福廳，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宣佈戴爾科技公司首席執行長邁克爾·戴爾（左）及其妻子蘇珊（中）向“川普帳戶”捐贈62.5億美元。這筆捐款將用於資助至少2500萬美國兒童的投資帳戶。2025年12月，美國實業巨頭邁克爾·戴爾在白宮和川普共同宣佈一項62.5億美元的捐贈計畫。戴爾將捐贈62.5億美元，幫助沒有被“川普帳戶”覆蓋的兒童建立自己的資本市場投資帳戶。根據規劃，這筆善款將覆蓋全美約2500萬兒童，每人250美元。這不是一次傳統的捐贈。戴爾正在參與一項國家級的資本實驗：讓每個美國孩子從出生起就成為資本的擁有者，讓資產性收入從精英特權變成全民標配，讓新一代年輕人通過市場機制分享國家增長的紅利。這個設計如果成功，將為數千萬美國家庭打開通往財富積累的大門；但它同時也是一場豪賭，將整整一代人的命運與股市的漲跌深度繫結，其長遠影響充滿了未知數。川普帳戶與戴爾帳戶要理解戴爾為什麼做這件事，必須先理解“投資美國帳戶”這個制度本身的來龍去脈。2025年7月4日，川普在獨立日這個像征性的時刻簽署了《投資美國法案》。這不是一部普通的福利法案，而是一次對美國社會契約的激進重構。法案的核心內容極其簡潔：從2025年到2028年，每個在美國出生的嬰兒都將自動獲得一個由聯邦政府出資的“投資美國帳戶”，啟動資金1000美元。這1000美元不會存在銀行帳戶裡，而是會被投入美股指數基金，主要是標普500或類似的廣基市場指數。帳戶在18歲前完全鎖定，孩子無法動用。18歲之後，帳戶分階段解鎖：可以用於支付大學學費、職業培訓費用，可以用於創業啟動資金，可以用於購買首套住房的首付，也可以用於組建家庭的初期開支。但有一個關鍵限制：這筆錢不能用於日常消費，不能提現，只能用於“資產建設”。更重要的是，這個帳戶允許追加投資。家庭每年可以向帳戶注入最高5000美元，僱主可以匹配最高2500美元，慈善組織和其他第三方也可以捐贈。所有追加投資享受稅收遞延優惠，類似於傳統的退休金帳戶，但靈活性更高。2025年9月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國宴廳設宴款待科技和商業領袖，席間這些企業高管共承諾在美國投資1.5兆美元。這個制度的設計哲學，與美國傳統福利體系截然不同。它不是救濟，不是補助，不是再分配，而是“資本啟蒙”——讓每個美國人從出生第一天起就成為股市的參與者，就擁有資產性收入的來源，就與美國經濟增長的命運綁在一起。川普在簽署儀式上的講話充滿了民粹色彩，但也暴露了這一政策的深層邏輯：“我們要讓每個美國孩子成為所有者，成為建設者，成為投資者。我們不要培養下一代福利依賴者。美國夢的核心從來不是領救濟金，而是擁有自己的資產。”這番話擊中了美國社會的一個痛點：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工薪階層的實際工資增長幾乎停滯，而資本市場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那些擁有股票、房產、基金的家庭，財富翻了數倍甚至數十倍；而那些只靠工資生活的家庭，購買力反而在下降。階層分化的根源，不在於工資差距，而在於是否擁有資產。但《投資美國法案》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它只覆蓋2025年之後出生的新生兒。那些2024年、2023年、2020年出生的孩子呢？那些已經5歲、10歲的孩子呢？從制度公平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戴爾的出現，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他宣佈的62.5億美元捐贈，針對的是全美約2500萬名10歲以下的兒童，每人250美元。更關鍵的是，這筆錢不是平均分配，而是精準投向家庭收入中位數低於15萬美元的郵編區域——也就是說，富人區的孩子拿不到這筆錢，真正的受益者是中產和底層家庭的孩子。戴爾與川普的關係，遠比表面上看起來更深。兩人都是商人出身，都相信市場的力量，都對傳統福利體系持懷疑態度。更重要的是，戴爾在川普第一任期時就與其有過密切接觸，戴爾公司是白宮“美國優先”政策在科技領域的積極響應者。這次捐贈，與其說是慈善家的個人義舉，不如說是企業家階層與政治權力的一次深度合作。戴爾在宣佈捐贈時的措辭頗有深意：“我用1000美元創立了戴爾公司，我知道初始資本的力量。現在，我希望2500萬美國孩子也能擁有他們的第一筆資本。”這句話既是在呼應川普帳戶的1000美元啟動金，也是在講述一個美國商業文明的經典敘事——白手起家，資本滾雪球，個人奮鬥改變命運。但這個敘事背後，是一套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學邏輯。政府搭台，企業家配套，民眾入場，股市繫結——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利益共同體。政府通過這個制度將公民的長期利益鎖定在資本市場上，從而為股市提供了數千萬個穩定的長期投資者；企業家通過捐贈獲得了道德光環和稅收優惠，同時鞏固了資本在社會結構中的核心地位；而普通民眾，則被告知他們正在分享美國經濟增長的紅利。這是一場三方共贏的遊戲，還是一場重新分配社會權力的政治工程？答案可能取決於你站在那個位置上看。戴爾：一個被嚴重低估的資本操盤手要理解戴爾為什麼做這件事，首先要理解戴爾是如何賺到錢的。大眾對戴爾的認知停留在“賣電腦的人”。確實，戴爾公司起家於PC直銷模式。1984年那個在宿舍裡用1000美元組裝電腦的德州大學生，已經成為美國創業神話的經典樣本。但過去十年，推動戴爾個人財富從300億美元飆升至1480億美元的，早已不是筆記型電腦的利潤，而是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資本運作。2013年，戴爾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具爭議的決定——斥資249億美元將戴爾公司私有化，退出納斯達克。華爾街一片嘩然，認為這是一個衰落企業的垂死掙扎。但戴爾的真實意圖是擺脫公開市場的短期業績壓力，為徹底轉型爭取時間。他看到了未來十年的趨勢：消費電子式微，企業服務崛起，雲端運算和資料中心將成為數字時代的基礎設施。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戴爾公司總部。三年後，戴爾出手了。2016年，他以670億美元收購EMC，這是科技史上金額最大的一筆併購。交易的核心資產是VMware——虛擬化和雲端運算領域的隱形巨頭。為了完成這筆交易，戴爾借債500億美元，槓桿率高得驚人。但他用VMware的股權作為抵押品，通過複雜的債務結構和股權設計，最終不僅完成了併購，還在隨後幾年通過資本市場操作實現了超過400億美元的帳面收益。這是典型的華爾街玩法，而非矽谷創新。戴爾的成功，本質上是對產業周期的精準判斷、對資本槓桿的熟練運用，以及對企業生態的系統重組。他不是技術天才，而是資本天才。正因如此，戴爾比任何人都清楚資產性收入的力量。他的財富增長曲線，從來不依賴工資或產品利潤，而依賴股權增值、債務重組和資本市場套利。這種經歷讓他深刻理解一個事實：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階層跨越不是靠勞動所得，而是靠資本所得。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會支援“投資美國帳戶”。他不是在做傳統意義上的慈善，而是在推廣一種他本人驗證過的財富邏輯——讓下一代美國人從出生起就擁有資本，從出生起就成為市場的參與者。對戴爾而言，這不是一次道德義務的履行，而是一次制度理念的推廣。人人都成為股民“投資美國帳戶”的真正革命性，不在於金額，而在於它試圖改變的社會結構。傳統福利國家的邏輯是：國家徵稅，然後以社會保障、失業救濟、醫療補助等形式返還給公民。這是一種再分配機制，目標是緩解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平等。但這種模式在美國遭遇了深刻的政治困境——保守派認為福利養懶人，自由派認為福利不夠多，而中產階級則覺得自己既享受不到福利，又要承擔高稅負。“投資美國帳戶”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案：不是給錢，而是給資產；不是消費型補助，而是投資型帳戶；不是讓公民依賴政府，而是讓公民依賴市場。如果按照7%的年化收益率計算——這是美股指數基金的長期平均水平——政府提供的1000美元啟動金，18年後將增值至約3500美元。如果家庭每年追加5000美元，企業匹配2500美元，那麼孩子18歲時的帳戶餘額可能達到30萬美元。這不是一筆小錢。對於中產階級家庭，這足以支付大學學費；對於底層家庭，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擁有“改變命運的資本”。2018年12月28日，美國紐約，紐約證交所。戴爾於12月28日正式回歸美國證券市場。但這個制度的深層邏輯更加激進：它將每個美國人的個人命運與美國股市的整體表現深度繫結。當2500萬，甚至未來幾十年數億美國人的財富積累都依賴於股市時，股市的漲跌將不再是華爾街的遊戲，而是全民關注的生存議題。這會帶來什麼？至少三種可能的後果：第一，它將重塑美國的政治經濟學。當選民的切身利益與股市掛鉤時，任何可能損害股市的政策——無論是加稅、加強監管還是反壟斷——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這可能鞏固資本的政治地位，也可能讓政府在經濟危機時更有動力救市。第二，它將改變代際流動的模式。研究資料顯示，擁有兒童投資帳戶的孩子，高中畢業率提高20%，大學完成率提高30%，成年後購房率提高40%。原因很簡單：當一個家庭知道孩子有一筆正在增長的資產時，他們對未來的規劃會更長遠，對教育的投入會更堅定，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會更強。第三，它可能加劇而非緩解不平等。富裕家庭有能力每年追加數千美元，而貧困家庭只能依靠政府的1000美元或戴爾的250美元。18年後，前者的帳戶可能是後者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意味著，起點的微小差距將通過複利機制被無限放大。更深層的問題是：這個制度本質上是在賭美國股市能夠持續增長。如果未來20年美國經濟陷入停滯，如果股市長期低迷，如果金融危機摧毀了這些帳戶的價值，那會發生什麼？那些把全部希望寄託在資本增值上的家庭，將承受比傳統福利削減更殘酷的打擊。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美國帳戶”是一場關於國運的豪賭。它押注的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長期活力，是美股的持續繁榮，也是下一代美國人願意接受“與股市共存亡”的命運安排。慈善邏輯被改寫？戴爾的62.5億美元，標誌著慈善邏輯的一次深刻轉型。20世紀以來的現代慈善，無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還是比爾·蓋茲的全球健康計畫，核心都是“消費型慈善”——把錢投入教育、醫療、扶貧等具體領域，解決當下的問題，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這種模式有效，但有一個根本侷限：錢用完了，項目就結束了。慈善需要持續輸血，受助者需要持續等待。戴爾的模式截然不同。他不是在解決具體問題，而是在改變財富生成的機制。250美元不是用來買食物、買藥或買課本，而是投入資本市場，成為一顆可以自我增值的種子。如果按照7%年化收益，18年後這250美元將變成約845美元；如果家庭再追加投資，增值空間更大。這是“投資型慈善”的邏輯：不是給你魚，也不是教你釣魚，而是給你一個魚塘，讓魚塘自己生長出更多的魚。從社會學角度看，這種慈善改變的不僅是受助者的財富數量，更是他們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結構。當一個10歲的孩子知道自己有一個投資帳戶，當他的父母每年查看帳戶餘額的增長，當整個家庭開始討論股市、基金和資產配置時，一種全新的“資本主體性”正在形成。這些孩子不會把自己視為被救助的對象，而會把自己視為市場的參與者、財富的創造者。這種心理轉變，可能比錢本身更有價值。不過這也引發了一個深刻的倫理問題：慈善應該改變人，還是應該改變制度？傳統慈善改變的是人的處境——讓飢餓者得到食物，讓病人得到治療，讓失學兒童重返校園。而投資型慈善改變的是人的身份——讓窮人變成投資者，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讓邊緣人變成市場主體。前者溫和，後者激進。前者關注當下，後者押注未來。前者試圖緩解資本主義的殘酷性，後者試圖讓更多人成為資本主義的受益者。那種更好？這取決於你如何理解貧困的根源。如果你認為貧困是資源分配不公的結果，那麼傳統慈善就是正確的；如果你認為貧困是被排除在資本積累機制之外的結果，那麼投資型慈善就更有說服力。戴爾顯然屬於後者。他相信，真正的貧困不是缺少消費能力，而是缺少資產。而一旦擁有資產，無論多麼微小，都會激發出一種全新的人生可能性。現在，未竟的問題已經自然浮現：這場慈善與資本的實驗能走多遠？當我們把目光從戴爾的個人善舉拉回到更宏大的社會圖景時，會發現一個充滿張力的畫面。一方面，這確實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次自我更新嘗試。它承認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僅靠勞動所得，絕大多數美國人無法實現階層跨越，無法積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而通過制度設計，讓每個孩子從出生起就擁有資本，可能是打破階層固化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利益再分配遊戲。富人通過捐贈獲得道德光環和稅收優惠，政府通過帳戶制度將公民繫結在股市上，資本市場獲得了數千萬個長期穩定的投資者，而真正的底層家庭呢？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個帳戶，以及一個關於未來的承諾。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個社會的共同命運被託付給股市時，這個社會還能容納多大程度的分歧和多元？當所有人都成為股東時，誰來代表那些反對無限增長、反對資本擴張、反對市場邏輯的聲音？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試圖通過技術性手段解決結構性矛盾的嘗試，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20世紀初的福利國家試圖用再分配緩解階級矛盾，結果在21世紀遭遇了財政危機和政治撕裂。那麼，21世紀的“全民持股”會不會在22世紀製造新的危機？戴爾的62.5億美元，最終會被歷史記住什麼？是一個富豪的慷慨，一項制度的創新，還是一個時代的症候？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當慈善開始以改造制度為目標，當資本開始以塑造國民為使命，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僅是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更是資本主義文明自我定義方式的變化。19歲的戴爾在1984年用1000美元創立了自己的公司，41年後的他在2025年用62.5億美元參與了一場國家實驗。這場實驗的最終結果，將不僅取決於股市的持久漲跌，更取決於美國人是否真的相信——每個孩子都應該是資本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在未來二十年逐漸浮現。 (中國慈善家雜誌)

在過去數十年間，“資本主義”一詞已成為全球語境中討論不平等、剝削與制度性不正義的高頻標籤。從社交媒體的口號化指責（如“這就是晚期資本主義！”），到學術圈對其經濟邏輯的抽絲剝繭，“資本主義”越來越像一個無所不包、但也日益模糊的概念。那麼，它究竟是什麼？它真的解釋了一切，還是反而什麼都沒解釋？這是哈佛大學歷史學者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在其最新著作《資本主義：一部全球史（Capitalism: A Global History）》中試圖解答的問題。貝克特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攻資本主義、全球經濟史與美國社會史。他的代表作《棉花帝國（Empire of Cotton）》榮獲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等多項歷史學界重要獎項，被譽為“全球資本主義史的經典之作”。貝克特擅長從全球視角審視經濟制度的演化，其研究強調資本主義與國家權力、帝國擴張、殖民壓迫之間的內在關聯。他的最新著作《資本主義：一部全球史（Capitalism: A Global History）》是一本長達1100頁的鴻篇巨製，試圖描繪資本主義從中世紀商人網路到當代數字經濟的漫長演變路徑，是近年來最受關注的經濟史作品之一。他在書中回溯了從12世紀亞丁港的多元商人社區到21世紀約會軟體背後的市場邏輯，用橫跨千年的宏大敘述，描繪出一種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資本主義“氣場”。美國著名記者Gideon Lewis-Kraus最近在《紐約客》撰文，對這部巨著進行了嚴謹評析。他指出，貝克特表面上鼓勵讀者“以驚奇之眼”看待資本主義，強調其複雜性與歷史偶然性，但在實際敘述中，卻不自覺地將資本主義描繪成一種去自然化的、強制建構的人工產物。從17世紀清教徒羅伯特·基恩的商業“犯罪”，到現代“約炮文化”的商品化傾向，貝克特勾勒出一條線索：資本主義如何一步步滲透進我們的身體、情感與人性。值得注意的是，貝克特並不試圖為資本主義辯護，也不簡單將其妖魔化。他拒絕將其簡化為自由市場或工業革命的產物，強調其多樣性、地域性和歷史的斷裂感。他認為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制度，而是一種“邏輯”，一種不斷擴張、積累、再商品化的慾望機制。然而，Lewis-Kraus在文中尖銳指出，這種“全包式”邏輯也可能導致解釋力的崩塌。當資本主義既可以吞噬一切，也可以解釋一切時，它是否仍是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貝克特將種植園奴隸制和現代約會軟體都歸於“商品化邏輯”，是否削弱了具體歷史語境下人類行為的多樣性？而當中國以國家主導的混合經濟體成功實現脫貧奇蹟時，貝克特卻草率歸因於“反貧困措施”，迴避了對國家與市場複雜互動的正面討論。文章最後指出，儘管貝克特試圖擺脫歐洲中心主義與經濟決定論的窠臼，但他在很多地方反而復刻了早期德國思想家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大一統邏輯，只不過把“獲取衝動（Erwerbstrieb）”換成了“資本主義精神（spirit）”。諷刺的是，貝克特在文中多次正面引用這位後來投靠納粹的理論家，似乎也暴露了其歷史判斷中的某種尷尬。總體而言，《資本主義：一部全球史》是一部野心勃勃、資訊密集的世界史嘗試，它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提供了宏觀的全球視角，也在於激發了關於資本主義本質的辯論。Gideon Lewis-Kraus的這篇評論則恰到好處地指出了這類“全景敘事”的優勢與盲點。What Does “Capitalism” Really Mean, Anyway?“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意思？在一部新的全球史中，資本主義成了一種無處不在的氣場，它無處不在，對一切皆負有責任。作者：Gideon Lewis-Kraus發表於：2025年11月24日原載於《紐約客》（The New Yorker）在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宏大的新作《資本主義：一部全球史（Capitalism: A Global History）》中，“資本主義”這一術語被用來揭示這樣一個觀點：世界上的諸多罪惡不僅僅是各自獨立的邪惡現象，更是某一特定邪惡機制的衍生品。1639年9月，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總督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了一起可怖的清教徒“真實犯罪”故事。羅伯特·基恩（Robert Keayne），一位曾在倫敦經商致富的移民，來到波士頓後以雜貨店主的身份從商，同時保持著虔誠的名聲，被稱為“福音的資深傳道者”。而如今，他因“非常惡劣”地銷售“舶來商品”，即以高於進價的價格出售商品而受審。僅僅因為一個標準的零售加價行為，他便面臨被逐出教會的處罰。淚流滿面的基恩痛陳自己“貪婪而墮落的內心”，但堅稱自己是被誤導的。法官們也承認，這種情況確實棘手。謀利行為在當時並不違法，而對商品的“公正估價”始終是一個令智者頭痛的問題。最終，他被處以200英鎊罰款和一次“補救性布道”。聖經表明：“人可以儘可能貴地賣出、儘可能便宜地買入”這一觀點是一個“錯誤原則”。14年後，基恩在臨終遺囑中寫下長達158頁的文字，為自己的商業行為作辯護，稱其既是服務於社區，也是服務於上帝。他還希望能收回那200英鎊，用作哈佛大學的捐贈金。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獲獎學者斯文·貝克特在他宏偉的新書《資本主義：一部全球史》中指出，基恩這種套利行為如今“看起來司空見慣，甚至自然不過”。但在廣闊的歷史視角下，他接著說，這種態度其實只是近代才開始盛行。他撰寫本書的動因，源於一種“緊迫感”：我們迫切需要理解這種幾乎像地質力量一樣塑造我們生活的機制。他注意到，如今人們已不再熱衷重新思考封建主義或採獵社會，但“資本主義總能引發強烈反應”。貝克特指出，關於資本主義，存在“兩個完全對立的敘述”：一種認為它帶來了生活水平和壽命的提升，另一種則譴責它為一個“永無止境的惡魔”。他寫這本書，是為回應一種“深刻的挫敗感”：我們關於資本主義的很多敘述都不完整，甚至乾脆就是錯誤的。他邀請讀者以“驚奇、詫異、震撼”的態度去審視資本主義，不是因為它“好”或“壞”，而是因為它改變世界的力量，而理解它，是我們共同面對未來所必需的關鍵一環。然而，在接下來的1100頁內容中，他最初所宣稱的“中立立場”開始顯得有些虛偽。當敘述進入我們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時代時，貝克特已不再掩飾自己的哀嘆：一切都被冷酷地標價，甚至連“人類的繁衍”也不例外。約會軟體將愛情和性轉化為可銷售的商品；他甚至重新提出“約炮文化（hookup culture）”這一已不常見的道德恐慌現象，稱其為“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完美補充”。但在貝克特看來，從基恩的小商店到“腦電波錄音市場”的出現，其間存在一條滑坡之路。他總結道：資本主義“從我們身體、思想和最親密的社會關係中不斷開採能量，從我們的人性中汲取能量”。在他的敘述中，資本主義的終極形態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事物未被商品化”的世界。貝克特在此所說的“商品（commodities）”，大部分時間指的是可交易的標準化商品（如穀物、銅等），這些商品具備可分割、可互換、可標準化的特徵。但有時他也用“商品”這個詞的通俗含義，即“可以被買賣的產品”。《資本主義：一部全球史》既是一部“商品史”，本身又像一件商品。它的內容是均質的、標準化的、可互換的，彷彿是按頁擠壓出來，以適應任何採購規模的需求。貝克特顯然對當前市場環境做了分析：對於封建主義的研究需求不高，而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論述卻需求旺盛。於是，他押注於這種“產品市場契合度（product-market fit）”。他明確表示自己的寫作是一場投機性的“賭博”：賭的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它的全部——即使不能完全被包含，也能在兩本書的封皮之間被理解。”貝克特認為，其他研究者之所以“產品質量不過關”，是因為他們試圖將資本主義歸因於“某種單一因素，一個片段——某個制度、一項技術、一個國家”，而這種解釋“幾乎毫無說服力”。他認為，資本主義無法簡化為某種單一的本質。它既沒有固定的起點，也沒有固定的發展路徑。它可以與各種政治和社會形態共存，在不同地域和時代中展現出不同面貌。它不是由某些個體所締造，而是所有人類行為的交匯之物。貝克特也承認，我們可能會質疑，是否有必要保留一個含義如此漂移不定的概念。但他認為，既然“資本主義”這個詞存在，那它就必然指向某種真實事物。至於如何在避免“靜態化、本質化、過於抽象或現代中心主義”的前提下給資本主義下定義，他的解決方案是一邊否定，又一邊悄然回收。他聲稱資本主義沒有跨時代的方向性，但它卻體現出一種“獨特的邏輯”：那種“增長、流動、滲透一切活動領域的傾向”，是資本主義一個“古老、關鍵且不可還原的特質”。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沒有本質，但它的“本質”恰恰是一種跨越全球、不斷滲透的擴張機制。它的本質就是貪婪的體現。貝克特的這種用法，正是“資本主義”一詞在學術人文學科中常見的用法：它被用來說明世界上的各種罪惡：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不平等、剝削、資源掠奪、氣候變化、社交媒體、約會軟體、失眠、持續不斷的壓力感。它們不僅自身就是問題，而且都是一個特定惡性系統的衍生物。那些在社交媒體上隨口將一切問題歸咎於資本主義，或更“都市化”地稱之為“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的人，或許會對貝克特提出的這種歷史跨度感到猶豫：他將他們的經驗置於一個包含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瑞典、50年代的底特律、19世紀的曼徹斯特、18世紀的巴巴多斯、17世紀的爪哇的宏大歷史敘事之中。貝克特的挑戰正是要打通這條線索。當他說“資本主義的連接多樣性（connected diversity）”時，他的意思是——表面上的差異，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狡猾偽裝的地方性表現。他指出，書中關於殖民時期的敘述，其實早在“資本主義”一詞被創造出來前幾百年就開始了。但他認為故事真正的起點要更早，比如12世紀的葉門港口亞丁（Aden）。他寫道，這裡“幾乎可以說是一個資本據點的堡壘（a fortified node of capital），是一個資本家群體的孤島”。猶太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商人在此將中世紀的阿拉伯世界與印度連接了起來。他們的專長並不是生產或耕作，而是獲取與交換。儘管貿易本身自古就存在，貝克特承認，但他指出，以前的貿易總是被本地人的習俗和規範所限制。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往往滿足於收穫自己播種的東西——他認為“為自己生產”是跨時代的常態。而精英階層則通過剝奪他人多餘的產品來積累財富。雖然這些首領和軍閥也積累了大量財富，但與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相比，這種“資源再分配”是透明且直白的。那怕是大規模的暴力搶劫，也常常符合當時的“使用倫理”。例如，帖木兒（Timur）劫掠中亞，但他將戰利品用於建造“宏偉的清真寺和宗教學校”，所以貝克特認為，他的行為“本質上不同於資本所有者”。而像亞丁這樣的商人們，他們把一切資源都視為進一步獲取更多資源的工具，這就讓他們成為一種“本質上不同的物種”。接下來的幾百年，這些商人群體開始在全球擴張。與早期必須親自跋涉至遠方交易所的商人不同，新一代商人留在本地，利靈活且可互換的資本（flexible, fungible capital）”在市場中運作。他們無須受限於土地或習俗，而是代表著一種“永不停息的擴張邏輯”，並受到一個“真正異質的原則”指引：為積累本身而積累。貝克特寫道，這些“異質價值觀”得以紮根，是因為資本擁有“極其卓越的自我神秘化能力”，一種他堪比“失控的人工智慧（rogu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力量。長期貿易的高風險也推動了這些商人形成“因商業需求而生的緊密社群”。他們中的一些人得以利用現有的社會基礎設施：亞丁的猶太商人留下的書信顯示，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基於親屬關係與個人聲譽的複雜信用與風險共擔體系。這些“職業上的陌生人”，他們的忠誠首先屬於那個無形的商業領域，因此經常引發“平民和精英的共同懷疑”。歷史上，確實有將猶太人與企業精神、貪婪和小團體主義聯絡在一起的長期傳統。“猶太問題（Jewish Question）”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核心議題之一，他曾寫道：“猶太人的世俗宗教是什麼？投機。猶太人的世俗上帝是什麼？金錢。”而猶太人在德國學者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於1902年出版的宏篇巨著《現代資本主義（Modern Capitalism）》第一卷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第一本嚴肅探討“資本主義”概念的大部頭作品。桑巴特認為猶太人擁有某種“種族傾向”，並在之後還創造了“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這個術語。在貝克特看來，這些依靠資本積累、專注於“前所未有的積累”的商人行為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寄生性的”，但也正是“一種質的飛躍世界的種子”。到了16世紀，這些“種子”開始生根發芽。他稱這個時期為“大連接（the great connecting）”時代，這是自農業定居生活以來，人類經濟形態的最劇烈變革。在這個階段，開始出現了以全球為尺度來理解經濟活動的可能性。他借用了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1970年代提出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全球化經濟被劃分為由“核心（core）”與“邊緣（periphery）”構成的分工體系：核心負責製造與金融，邊緣則負責資源生產與被剝削。而沃勒斯坦認為，這一分工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而不是其副產品。“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s theory）”曾備受爭議。傳統觀點認為，“大連接”時期的制度與經濟結構應被歸類為“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例如殖民地壟斷、特許公司、財政-軍事國家、保護主義”。而資本主義與之相對，通常被理解為自由市場經濟的體現。但貝克特（Beckert）的觀點與此不同。他追隨沃勒斯坦（Wallerstein）與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分析路徑，提出：市場長期存在於各種制度形態之中，而資本主義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種“國家支援下對市場的操控行為”。資本家們自詡擅長預測風險、避險不確定性，但事實上，他們所做的是將系統性風險轉嫁給邊緣人群。延續他在2014年出版的《棉花帝國（Empire of Cotton）》一書中的思路，貝克特將這種封建主義後的轉變稱為“戰爭資本主義（war capitalism）”，並以巴巴多斯（Barbados）為核心案例。這個加勒比海島上“沒有以家庭為中心的自給生產，也沒有相互依賴的體系”。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可以阻止它被完全轉化為“一個巨大的甘蔗種植園”，由種植園主階層全權掌控。在“邊緣”地區如巴巴多斯，勞動者被強迫或奴役來生產原材料（如：甘蔗、棉花、白銀），以人為壓低的價格出口至“核心”地區；而“核心”國家如英國，勞動力相對自由，機構制度更健全，因此能保護那些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如製造業與金融業）。對沃勒斯坦來說，這種體系的存在，是使資本主義得以自我延續的必要與充分條件。貝克特沿用了沃勒斯坦喜愛的分析術語，並且正確指出：加勒比地區長期被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敘事忽略。然而，今天純粹“機械論”的結構解釋方式已不再流行，因此貝克特也與沃勒斯坦保持距離。他寫道，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個其內部邏輯決定其最終走向的過程”；相反，它像所有歷史現像一樣，是由人創造的。作為一位社會史學家，貝克特政治立場明確，也有講述“以行動者為中心（actor-centered）”敘事的敘事偏好。但他定義“商品”時的策略卻顯得有些游移不定。沃勒斯坦使用“商品”這個詞是字面意義上的，比如甘蔗或鐵；而貝克特則將種植園經濟視為通向更宏大願景的原型——一個“將萬物商品化（to commodify everything）”的目標。這種敘述聽起來是以人為中心，實際上卻只是一種為結構決定論塗上的敘事糖衣。他寫道，巴巴多斯的種植園制度“預示著一個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到來”，“市場將成為人類事務唯一的裁判者”。因此，在他的敘述中，巴巴多斯種植園的極端暴力，竟然預示著當代“約炮文化”的出現。貝克特這種“既要又要”的姿態——一方面向人類能動性（agency）致意，另一方面又將結構性邏輯設定為幕後主使，也體現在他處理“歷史連續性與斷裂”的方式上。他在書中使用“激進的（radical）”或“前所未有的（unprecedented）”這樣的詞彙大約出現了兩百次。這種用詞反映出他的一個努力：將資本主義“去自然化”，強調它並非不可避免的結果。但他對資本主義的比喻卻幾乎全都來自自然世界：它像一棵樹，有“根、干、葉”；也像寄生的杜鵑鳥，將蛋下在別人的鳥巢中；或者是一種“幾近地質現象”的力量，有“構造類股般的強度”，也可以是“河床”“洪流”“海嘯”……這些意象全都帶有自然不可抗拒的意味。為了抑制這種概念氾濫的混亂，貝克特嘗試將資本主義的演化劃分為“階段性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不同階段。這一策略的結果是：資本主義變成了不斷自我重啟的輪迴。18世紀，商人們開始推動西里西亞農民提高亞麻布產量。貝克特指出，這種“勞動力動員”一方面“古老”（實際上正是歐洲封建制度的核心），但因其“規模、強度與聚焦”，又是一種“激進創新”。在貝克特筆下，資本主義不斷變化、不斷升級。當一個階段的潛力耗盡，它就會“自我再造”，走向下一個階段。18世紀中葉，他寫道：“一場完美風暴正在聚集，而這種不可能的匯聚，把人類歷史推向一條根本不同的新軌道”，也即“工業資本主義（industrial capitalism）”的爆發性增長。之後，這一過程會再次發生——出現“重建資本主義（reconstructed capitalism）”，再到“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整個過程猶如佛教中的輪迴，一場永無止境的毀滅與重生。貝克特將資本主義視為一個政治項目，因此他有意淡化技術的角色。比如勒克林家族（Röchling family）——一個德國薩爾州的重工業集團家族——在書中被提到超過100次；而蒸汽機發明先鋒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則僅被提及三次，還是以“由其從事糖業貿易的家庭資助的修補匠”身份出現的。英國棉紡織廠的爆炸式增長，通常被歸因於高工資驅動的節省勞動力型技術創新。但貝克特認為，其實“從根本上講，這一產業的擴張是‘進口替代型工業化（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的例子”——即通過關稅和補貼保護本國工業不受外國競爭。不可否認，英國從1720年代起確實施行了嚴厲的紡織品進口關稅，但推動其棉紡織工業主導地位的，恰恰是半個世紀後出現的紡紗珍妮機（spinning jenny）、水力紡紗機（water frame）等技術。而“進口替代型工業化”這一術語，本身是在20世紀中葉用於描述開發中國家為了追趕先發國家而採取的戰略。但英國本身就是先發者（first mover），所以“為什麼在蘭開夏（Lancashire）發生的事情沒有發生在廣東”這個問題，恰恰是這種書應該努力解釋的核心內容。貝克特習慣性地低估技術在歷史中的作用，這導致他提出了一些表面看來就不太成立的論斷。比如：19世紀德國黑森林地區（Black Forest）的制鐘作坊數量幾乎增加了三倍，他卻認為這種“製造業的加速”發生在“沒有顯著技術或組織變革”的情況下。但對當地的鐘錶制造商埃爾哈德·榮漢斯（Erhard Junghans）而言，這種說法簡直是顛倒黑白。榮漢斯於1861年在家鄉施蘭貝格（Schramberg）創辦了以自己命名的鐘錶公司。他的兄弟曾在美國現代化車間工作，帶回了新型精密加工與設計工具技術，兩人共同努力實現了部件的標準化與可互換性。公司逐步拓展到鬧鐘與懷錶等產品，到20世紀初，榮漢斯公司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鐘錶製造商。顯然，這一成就不僅歸功於勞動力的密集投入，更得益於技術與組織的深層革新。Erhard Junghans但貝克特有意迴避這種技術性進步的解釋，因為他想將“標準化（standardization）”這個現象專門保留給20世紀他所謂的“被徹底重構的資本主義”時代。在他看來，早期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國家與企業聯盟為資本巨頭提供保護的體制；而進入20世紀之後，這一體制被一種新型行政階層主導的新政權所取代，這才是“全球資本主義史上最具轉折意義的事件”。但這個邏輯最終淪為一種障眼法式的詭辯。貝克特寫道，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企業家們“幾乎沒有對自己企業的成本和利潤結構的清晰認知”，他們之所以不重視數字，是因為“生產率還不是一個重要考量”。這種對19世紀企業管理的描繪，與歷史現實相去甚遠。實際上，19世紀早期的大型企業已經十分關注各類成本、原材料價格、浪費率與產出比。他們在帳目管理和流程最佳化上的嚴苛程度，可以在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那些40到50年代的小說中窺見一二，那並非狄更斯憑空杜撰的想像。貝克特在書中對國家的描繪同樣帶有結構性的偏狹：國家要麼是邪惡的合謀者，要麼是軟弱的旁觀者，不是共犯就是附庸。他提到了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稱其是“資本整合最極端的例子之一”；但卻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標準石油最終是被強有力的反壟斷運動所拆解的。他以顯微鏡式的視角看待市場與國家，卻完全忽視了兩者之間更複雜、更具張力的互動過程。事實上，正是在19世紀——標準石油被拆分的那個世紀——現代監管機構逐漸誕生；後來，各國政府也進行了大量由國家主導的增長實驗，這些都在貝克特的書中幾乎沒有被提及。他指出：1990年全球仍有近38%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不足2美元的貧困線以下；到了2022年，這一比例下降至僅9%。這當然是一個巨大進步。但貝克特急忙補充說，這種改善“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反貧困措施”。他輕描淡寫地略過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經濟治理——一種由國家主導、市場參與的混合體制——在三十年內使大約8億人脫離赤貧。這正是一個挑戰其整體論述的、不可忽視的反例。貝克特警告說，任何試圖將資本主義提煉為“固定本質”的努力，都註定解釋不了什麼。然而，他自己卻將“資本主義”擴展到等同於“變動性本身”，將其描繪為一種空中瀰漫的毒雲，既無形又無邊界、無窮蔓延。這種做法也導致他的敘述變得既無邊無際、又沉悶無力。在他筆下，資本主義是一個由強制構成的人工系統，而真正的自主權，只屬於那些“古老技術與知識”的實踐者。儘管他不斷談論“複雜性”，但他所謂的“以行動者為中心的歷史”中，實際只允許存在兩種人：一種是遵從積累邏輯的人，另一種是抵抗者。在貝克特看來，曼徹斯特工廠中的童工是“魔鬼之作”，而小農家庭中幹農活的兒童，則是在“幫家裡做事”。在資本主義之外，只有“抵抗（resistance）”，他使用這個詞的方式簡直就像用一個標籤（hashtag）一樣隨意。他幾乎不加區分地將封建領主對商人的排斥，與原住民對奴隸制種植園的反抗並列。比如，他提到法國投資者試圖在塞內加爾（Senegal）建立種植園，但被當地統治者拒絕了，因為工資勞動制度威脅到了他們自己所主導的世襲奴役制度；幾頁之後，貝克特卻稱這一事件為當地“農民仍然對其經濟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保有一定控制權”的例證。這種邏輯混亂，源於一個更深層的概念問題。貝克特寫道：“資本主義將其他邏輯吸收進自身的再生產之中（例如經濟生活中深刻的性別化結構），以其為食，有時甚至使其再度活化。資本主義依賴於並不斷創造‘非積累空間（spaces of non-accumulation）’。”這一觀點幾乎是為避免反駁而設計的。既然資本主義可以同時吸收並再生“非資本主義”關係，那麼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界線也就徹底模糊了。任何“非積累空間”，最終都被視為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的溫床。而如果資本主義能在積累與非積累、穩定與危機之間並存、循環，那麼我們就很難不懷疑：我們是不是被賣了一本沒有主角的故事。貝克特似乎並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這也許解釋了他為何選擇以那位虔誠的清教徒開場——羅伯特·基恩（Robert Keayne）。這恰恰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名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探索的經典議題，也正是在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開啟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之後，韋伯才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桑巴特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統攝一切的精神氣質（spiritual temper），他認為人類天生具有一種獲取衝動（Erwerbstrieb），這種本能在猶太僑民的企業家精神中表現尤為突出。韋伯對此不以為然，批評桑巴特用人類的共性來解釋歷史變數。韋伯則用加爾文教徒群體（Calvinist community）作為案例，說明“積累邏輯”是如何被內化並傳播的。歷史學家尤里·斯列茲金（Yuri Slezkine）曾冷峻地評論說，韋伯筆下的清教徒“發明了一種嚴肅又莊重的猶太人式生活方式”。起初強烈反對逐利行為的加爾文教徒，最終變成了受理性驅動、奉行節儉的經濟人。儘管他們信仰“預定論”，相信命運無法改變，但世俗上的成功可以被視為神的恩典的象徵。到去世前，羅伯特·基恩已經走上了這一轉變的道路。1911年，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捲土重來，提出了一個更加極端的種族決定論版本。這一次，他直接將猶太人視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天然載體。他寫道，與定居的農民只種植家庭所需作物不同，古代的希伯來人是遊牧的牧羊人，他們必須對羊群進行計數，由此發展出一種“將貪婪上升為原則的扭曲價值體系”。正如桑巴特所言：“只有在牧羊人的職業中，才能形成這樣一種看法：經濟活動中，重要的是商品的抽象數量，而不是這些商品是否適用或足夠。”諷刺的是，貝克特（Beckert）雖然對其他西方經典理論家多持批評態度，卻對桑巴特的洞察和預見格外推崇。在談到技術官僚國家的無所不包時，貝克特甚至專門指出：IBM的裝置曾被納粹德國用來組織猶太人驅逐行動。但奇怪的是，在他書中六次引用並讚揚桑巴特時，從未提及桑巴特後來公開支援納粹這一重大歷史背景。或許這並不奇怪，因為《資本主義：一部全球史》本質上正是對桑巴特宏大理論的全球重制：將“獲取衝動（Erwerbstrieb）”轉化為一種無處不在的精神氣場（vibe），既不具體，又包羅萬象，對一切負責，因此又無須對任何事情真正負責。貝克特建構的核心對立結構——“知足常樂的人”對“永不滿足的逐利者”，最終脫離了歷史與時間的脈絡，飄浮在一種形而上的真空之中。他似乎默認讀者可以（也必須）自行填補這個空洞。 (不懂經)

“如果你沒有試圖摧毀世界，那你可能還不夠努力。”—— 邁克·索拉納（Mike Solana）彼得蒂爾旗下Founders Fund首席行銷官在矽谷的權力核心，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正在發生。如果說過去的十年是關於“增長”與“連接”，那麼未來的十年，似乎被設定為了“崩潰”與“救贖”。曾經承諾帶給我們飛行汽車和繁榮的科技行業，如今正在押注於一個殘酷的反烏托邦。這種現象不僅是“矽谷哲人王”彼得·蒂爾的個人怪癖，更演變成了一種內嵌於風險投資DNA中的商業模式，有人稱之為末日資本主義（Apocalypse Capitalism）。蒂爾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不是他信什麼怪東西，而是他一再證明——他有能力把別人當笑話聽的東西，變成你每天活在裡面的世界。• 90 年代末，他在書裡看到“網路貨幣”的概念，轉頭做了 PayPal；十幾年後，比特幣和整個加密貨幣體系闖進現實金融系統；• 他早期押注的馬斯克、山姆·奧特曼、大衛·薩克斯，如今都能左右輿論與政策；• 他長期力捧的怪咖博主柯蒂斯·亞文，原本是網路邊緣人物，如今卻成了美國副總統公開承認的思想來源。在矽谷，有一個專門為這種現象準備的詞：hyperstition（超敘實）。它的意思是：通過構造一個足夠有感染力的故事，不斷重複、放大、模因化，最後把虛構的“預言”變成現實的“制度”。在這套邏輯之下，有一句話格外刺眼：“世界的終結，已經被當成一種商業模式來營運了。”看上去有點不可思議，背後卻是實打實的商業規劃：• 先講一個“文明要崩潰”的故事；• 然後讓資本、技術和政策圍著這個故事重構；• 再把所有人推向一個更有利於自己的未來。這可以用一句更殘酷的總結：他們預言火災，他們兜售滅火器，他們手裡還握著打火機。而在這群人中，彼得·蒂爾是最具哲學甚至神學氣質的那個。他背後那家重要的基金叫Founders Fund，是矽谷最有權勢的風投之一。這家基金的首席行銷官邁克·索拉納（Mike Solana），公開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沒有試圖摧毀世界，那你可能還不夠努力。”當一個直接受蒂爾影響的核心高管，把“摧毀世界”當成半句玩笑、半句志向時，我們大概可以確認：這代矽谷精英眼裡，真正值得追求的，不再是“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而是親手設計一個“崩潰版的世界”，並確保自己站在廢墟之上的那一邊。對中文世界來說，這聽上去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們已經見過太多“製造焦慮”的商業模式——• 先告訴你：你不夠好，你的孩子會輸，你的職業會被替代；• 再把你推向一門課、一場訓練營、一套“人生系統”。陌生的是：當我們還在罵“販賣焦慮”的時候，矽谷那邊已經在玩一個升級版本——“末日資本主義”：• 焦慮的對象，從“你的簡歷、你孩子的成績”，升級成“國家、貨幣、制度、整個人類文明”；• 推銷的產品，從鎖定你情緒的課程，升級成“逃離舊世界的船票”：加密資產、星際殖民、數字主權、AI 軍工、全球監控基礎設施……如果說“你不夠好，所以要趕緊學”是 1.0 時代的生意，那矽谷某些大佬做的是 2.0：“這個世界不配活了，只是時間問題。所以，你最好趕緊上我的船。”這就是可以叫作“末日資本主義” 的東西，而我們很多人，正逐漸生活在他們製造的超敘實之中。一、從“焦慮訓練營”到“末日敘事”：商業邏輯的升級中文網際網路這幾年，有一整套大家都很熟的生意：• “30 歲之前沒年入 50 萬，你就已經被拋棄了。”• “不會 X 個底層邏輯，你連和別人競爭的資格都沒有。”• “不讓孩子提前起跑，你就是親手毀掉他的人生。”配方高度一致：1. 先給你打一針“你已經落後”的情緒麻藥；2. 再遞給你一門課、一場營、一整套“普通人逆襲指令碼”。這是製造焦慮1.0 版本：把你的職業、孩子、婚姻、身體統統變成一個個可以“收割”的入口。今天，很多人已經學會給這種東西貼標籤、開玩笑，對它免疫了。但是，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在國內吐槽“焦慮販賣”的時候，矽谷那邊已經把這門生意做成了 2.0，高配版。他們不再滿足於嚇你：“你不夠好，你會被時代淘汰。”而是很認真地在講另一個故事：“整個世界都要完蛋：民主會崩潰，美元會崩潰，工作會消失，文明可能被AI 和戰爭一起拖進深淵。你再努力也沒用，唯一的問題是——崩潰那天，你站在那艘船上？”這就是可以概括為的東西：“末日資本主義”。• 焦慮的尺度，從“你個人的命運”，升級成“整套文明的命運”；• 賣的東西，從一門線上課，變成“逃離舊世界的通道”：加密資產、星際逃亡、數字主權、新式軍工、AI 安全話語權……更關鍵的是——他們不是只在嘴上講末日，而是用錢、技術、輿論和政治，把這個故事一點點變成現實版本的“劇情走向”。貝寶黑幫二、敵基督、施密特與“超敘實”：蒂爾的末日工具箱在這套敘事的中心，有一個人繞不過去：彼得·蒂爾。他被叫過“矽谷哲人王”：• PayPal 聯合創始人；• Facebook 等巨頭的早期投資人；• 情報界、軍工、白宮都有他的人脈與佈局；• 他的校友、室友、被他投資或提攜的人，今天基本組成了一個影響全球科技跟政治的大網路。但這幾年，他更讓人側目的，不是賺錢，而是對“敵基督”（Antichrist）和世界末日的執迷。他在公開場合嚴肅討論：• 誰可能是“敵基督”的原型；• 文明為何註定走向停滯與崩潰；• 為何需要一個更強硬、更集權的力量來“接管混亂的世界”。聽上去像宗教狂熱，像中二病；可危險恰恰在這裡，他有把荒誕想法變成現實結構的能力。蒂爾最令人恐懼的地方，不是他信什麼怪東西，而是他一再證明，他有能力把別人當笑話聽的東西，變成你每天活在裡面的世界。• 90 年代末，他在書裡看到“網路貨幣”的概念，轉頭做了 PayPal；十幾年後，比特幣和整個加密貨幣體系闖進現實世界金融系統；• 他早期押注的馬斯克、山姆·奧特曼、大衛·薩克斯，如今都有左右輿論與政策的手；• 他長期力捧的怪咖博主柯蒂斯·亞文，原本是網路邊緣人物，如今卻成了美國副總統公開承認的思想來源。矽谷給這種能力，起了個聽著就很不安的名字：hyperstition（超敘實）：通過構造一個足夠性感的故事，把它反覆講、用模因傳播、用資本加槓桿、用媒體和政治推波助瀾，最後讓這個故事自我實現，從“虛構”變成“現實的框架”。蒂爾的玩法是：• 一邊從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那裡借來那一套“政治就是朋友–敵人的生死鬥”“必須製造生存敵人”的政治神學；• 一邊從宗教末世論裡抽取符號——敵基督、末日決戰、被選中的少數；• 再加上hyperstition 這套現實製造術，把它們合成一種新的“矽谷神學”。在這套神學裡，“敵基督”不只是末日故事裡的角色，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政治工具：• 你可以隨時把反對你的人，暗中歸類成潛在的“敵基督陣營”；• 你可以高喊“文明即將毀滅”，要求更多科技主導權、軍工預算和監管豁免；• 你可以在“拯救世界”的名義下，推進一整套對民主制度不利、對技術寡頭極其有利的結構。這已經不是“奇怪癖好”，而是一整套可操作的權力工程。蒂爾關係網三、從“連接經濟”到“末日生意”：多巴胺退場，皮質醇上桌回頭看過去二十年，科技行業曾經賣給我們的，是一種很迷人的承諾：• 世界會越來越互聯；• 資訊越來越透明；• 成本越來越低；• 人人都能受益於這場技術浪潮。智慧型手機、社交媒體、電商平台、線上娛樂……那是一個多巴胺經濟佔主導的時代：• 產品負責提供快感、方便和社交認同；• 使用者沉迷其中，成為平台增長的燃料；• 科技公司靠時間與注意力變現，積累了史無前例的市值和權力。照理說，這幫贏到了資本主義最終關卡的人，應該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一群。但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幅畫面：• AI 公司不厭其煩地渲染“人類被 AI 滅絕”的可能性；• 加密貨幣項目一遍遍重複“法幣註定崩潰”“國家不可託付”；• 星際殖民被包裝成“地球走向終局之前的人類備胎”；•長生不老、全程監控、殺手機器人、無人機，這些原本只在科幻噩夢裡出現的東西，變成了一家家創業公司的Roadmap。一種“存在性恐懼”，逐漸替換掉了過去那種“技術樂觀主義”。於是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一個曾經承諾飛行汽車和無憂未來的行業，正在把籌碼押在大規模監控、經濟衰退、自動化武器和精神崩潰上。如果說中文網際網路在賣的是：“你不焦慮，就配不上這個時代”；矽谷這幫人賣的則是：“你不害怕世界末日，就無法理解我們為何必須統治一切。”這是一次從“多巴胺生意”到“皮質醇生意”的遷移：前者用快樂讓你上癮；後者用恐懼讓你交出控制權。四、風投的虛無主義：世界末日如何變成一門“優質生意”？問題來了：為什麼“末日敘事”這麼合資本的胃口？答案，非常簡單也非常殘酷——因為風投的數學，天然偏愛“摧毀世界”。傳統投資希望的是：• 穩定現金流；• 可預期的漲幅；• 風險可控。而風險投資玩的，則是冪律分佈：• 絕大多數項目可以歸零；• 只要有少數項目能漲100 倍、1000 倍；• 整個基金就能寫成“傳奇”。在這種結構下，溫和改革沒有機會。緩慢最佳化不會帶來那種等級的回報。於是，最有吸引力的生意，往往長這樣：• 不是“改良計程車行業”，而是乾脆搞出 Uber，重寫出行規則；• 不是“稍微最佳化酒店預訂”，而是搞出 Airbnb 改寫整個住宿業；當這些“行業級顛覆”用完之後，下一步就是： 對法幣系統開刀（加密貨幣）；對公共輿論和選舉結構開刀（演算法平台、資訊戰）；對安全架構和戰爭規則開刀（無人機、AI 軍工）；對生死本身開刀（長壽、生物駭客、數字永生）。有一句話非常到位：“世界的終結，已經被當成一種商業模式來營運了。”為了讓錢持續湧入，風投和創業者需要不斷講出比上一輪更驚悚、更極端的故事：• “如果不由我們來做 AI 安全，AI 就會毀滅人類”；• “如果不盡快逃離法幣系統，你的財富就會在下一次危機中蒸發”；• “如果不把戰場武器化、自動化，你就會輸給下一場戰爭中的‘邪惡軸心’”；• “如果不投資延壽科技，你可能趕不上永生時代的末班車。”在融資PPT上，“末日風險”被包裝成“千載難逢的百億美元機會”：•“我們要做的是：為即將到來的 X 提供唯一基礎設施 / 唯一護城河。”這就是那種分析裡說的：災難，變成了產品的賣點；崩潰，被寫進了公司估值的邏輯。於是，世界末日被硬編碼進了風投公司的企業DNA。蒂爾門徒五、《主權個人》：他們的“末日劇本”不是瞎編的如果你覺得這一切只是幾位大佬精神狀態不太穩定，那就低估他們了。他們背後，是很完整的一套“世界觀劇本”。在矽谷的私密書單裡，有一本1997 年出版的書，被一再提及，把就是經叔翻譯推薦的《主權個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這本書的核心論點，用今天的話概括，大概是：1. 資訊時代會再分配權力• 財富、知識、資產將高度數位化，輕易跨境流動；• 民族國家最重要的權力基礎——徵稅能力——會被不斷削弱。2. 福利國家和中產安全感會崩塌• 當政府無法有效徵稅、維持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時，• 傳統中產階層將失去那種“好好幹活就能安穩退休”的幻覺。3. 一個“認知精英”新貴族階層將登頂• 這群人擁有高度可轉移的知識、資本和技術能力；• 他們可以像神一樣選國家、選法律、選稅制，把自己變成“主權個人”；• 他們之間的互動，更像神話裡各路神祇之間的較量。4. 剩下的大多數人，會被留在正在腐爛的舊世界裡• 為碎片化的福利、衰敗的公共服務和低品質的工作相互撕咬；• 被民族主義、仇恨動員、宗教與陰謀論填滿；• 在怨恨和虛無中度過一生。對於普通讀者，這像一部冷酷的預言小說；對矽谷的一部分人來說，它更像一本“未來統治者的說明書”：• “你看，歷史本來就是這麼走的，我們只是看得更早。” “我們之所以能站上金字塔頂端，不是因為血統，而是因為認知和技術——這是一種更高級、更合法的統治。”在這樣的世界觀裡，“末日”有了一個非常精緻的轉譯：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天塌了；對他們來說，是舊秩序的清算日，是《主權個人》兌現之時。這就是為什麼，當傳統的“達沃斯黨”還想修修補補、挽救全球化的時候，矽谷的部分精英已經在心底說了一句：“很好，終於開始塌了。”六、新先知、模因戰爭與“科技版十字軍東征”要讓這套末日劇本跑起來，還需要一群新的“福音傳教士”。於是我們看到：管理“美國活力基金”的風投合夥人凱瑟琳·博伊爾，高調宣稱我們正處在“模因戰爭（memetic warfare）的時代”：“造一個模因，我們就會變成那樣。”Meme it and we will be it.她把投資國防承包商、監控系統、軍事化項目，包裝成“捍衛文明的事業”；在公開演講中，她用耶穌受難的故事來論證“歷史的本質是家庭與國家的戰爭”；在社交媒體上，她轉發聖米迦勒大天使的圖像，號召基督徒“與邪惡作戰”；當一位保守派人物遇刺，她第一時間宣佈：“我們正進入一個殉道者的時代。”宗教意象+ 模因戰爭 + 軍工資本，被她揉合成一套非常易傳播的“新神學”：科技創始人是被神選中的工具，投資軍工與監控，是為了與邪惡搏殺，批評他們的人，則很可能站在“敵基督那邊”。圍繞蒂爾，還有類似ACTS 17 這樣的組織——“在技術與社會中承認基督”（Acknowledging Christ in Technology and Society），把科技行業描述成一場新的十字軍東征。這看似很尷尬，實際上非常有效：• 把科技商業包裝成神聖使命；• 把質疑資本的人塑造成“阻礙上帝計畫的人”；• 把政治衝突提升為末日善惡之戰。更諷刺的是：蒂爾本人曾經描述過他心中的“敵基督”：“那是一個不停談論末日、散佈戰爭傳聞，然後用恐懼把你嚇到，把科技與科學控制權交給他的人。”如果你把這句話反過來對照今天矽谷部分風投和創始人的行為，會發現，他描述的這個人，和他們自己，何其相似。七、對普通人的意義：不是“不要焦慮”，而是別把劇本交給他們說到這裡，問題落回我們身上。這些人想什麼，我們改不了；他們怎麼下注，我們也很難左右。但我們至少可以做幾件非常現實、非常“反焦慮收割”的事情：1. 看清那個隱形問題：“誰在用什麼樣的世界末日故事，讓誰交出權力？”以後再看到類似句子：• “AI 終將摧毀所有白領工作”；• “法幣一定會歸零，加密才是唯一出路”；• “國家一定會崩潰，只有鏈上 / 網路國家才可靠”；別只問“這可怕嗎？”而是應該先問：“這句話，對誰最有利？說這話的人，靠什麼賺錢？押在那邊？”你會發現，一旦把這條線看清，很多“時代真相”，立刻會露出它的商業本質。2. 區分“真實風險”與“被包裝的恐懼”風險當然存在，例如：• AI 會重塑大量行業結構；• 貨幣與金融體系也會有長期波動與變形；• 地緣政治與技術軍備競賽都是真事。否認風險，是另一種愚蠢。但你可以用兩個簡單篩子：• 他說的是具體機制，還是只喊“完了完了”？• 他給出的，是具體可執行的應對方法，還是只有一種叫“跟著我”的選項？前者，值得思考；後者，多半是在給自己鋪路。3. 把“末日問題”壓縮成“個人行動清單”大結構我們改不了，但可以問自己幾件事：• 我會不會把所有賭注，都押在一種敘事上？例如把全部積蓄梭哈某個“數字方舟”；• 我有沒有刻意保留一部分不依賴單一系統生存的能力？比如基礎的專業技能、健康、可遷移的思考能力、人際網路；• 我有沒有在情緒之外，認真理解過一兩個關鍵制度是怎麼運作的？例如本國的稅制、社保、選舉、金融監管。這些聽起來很樸素，但本質上是在做一件事：拒絕當那個只會被動接受劇本的人。你可以悲觀，可以憤怒，但千萬別只停在刷短影片罵一句“完了”，然後什麼都不做。八、結語：製造焦慮已經過時，更危險的是“兜售末日”“製造焦慮”這個詞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已經被用爛了。但真正危險的不是“你要不要為了孩子多報兩個班”，而是有人正試圖用一整套“世界末日”的宏大敘事，來重新分配未來世界的權力與秩序。當我們只把這當成一出怪誕戲、幾句好玩的金句時，他們已經在悄悄改寫：• 誰來制定規則，• 誰掌握資料和武力，• 誰有資格逃離舊世界，• 誰會被留在崩塌的縫隙裡。“製造焦慮”也許的確過時了。但更精緻、更宏大的“末日資本主義” 正在流行。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要不要焦慮，而是在誰的故事裡焦慮，在什麼樣的世界圖景中焦慮。 (不懂經)

過去十多年，全球秩序正經歷結構性重組，從2008年金融危機、川普上台、英國脫歐、俄烏戰爭，到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的持續升級、全球通膨與地緣衝突交織蔓延，再到中國與西方關係的重塑、全球供應鏈的去風險化，這些事件的頻率與影響之深，已經遠遠超出了「「發現」」的範疇。這不再是貿易衝突或經濟危機那麼簡單，而是一整套經濟邏輯與制度信念的系統性失靈。從資本流動到產業分佈，從國家角色到市場信條，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框架正在鬆動甚至崩塌。一些國際觀察家指出，我們已不再處在一個「多極競爭」的世界，而是身處一個「無極的世界」，權力分散、規則漂移、秩序失效。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也開始意識到，我們所處的，並非某種「常態中斷」的短期階段，而是一場深層轉折期：舊範式不再有效，而新範式尚未成型。正如義大利哲學家葛蘭西所言：「舊的已死，新的未生：在這個過渡期，各種各樣的病態現象就會發生。」 我們目睹的種種怪象，正是這一過渡期的陣痛。面對動盪，我們往往本能地渴望回歸往日的穩定。但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最近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提出一個反常的觀點：世界舊秩序已死，但切勿試圖「復活」它。他以宏大的歷史視野指出，資本主義從未停止激進的自我更新，它正處於又一次必然的「政權更迭」之中。貝克特指出，資本主義從來不是穩定的，它的歷史是一連串的製度更替，而非一次次修補。從奴隸制資本主義到凱因斯主義，從自由放任到新自由主義，每一個舊秩序的崩塌，都是在深層危機和社會反抗的衝擊下完成的。「資本主義不是保守的，它是不教條的，因此它的未來方向永遠難以預測。」他說，歷史上每一次資本主義的重構，都是在原有體制失去「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後發生的，而不是透過「微調」舊系統完成的。這一次，也不會例外。在這個被葛蘭西稱為“舊的已死，新的未生”的時代間隙中，貝克特提醒我們，正是這種混亂本身，蘊藏著重新構想未來的契機——不是回頭看，而是敢於問：“我們可以如何重新組織經濟生活，讓所有人都能從中受益？”這篇文章是關於全球經濟思想變革的深度解讀，也是一封寫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冷靜來信。在世界的方向依舊未明之際，值得你花時間認真讀完。The Old Order Is Dead. Do Not Resuscitate.舊秩序已死，切勿施救2025年11月4貝克特（Sven Beckert）貝克特博士是哈佛大學教授，即將出版一本關於資本主義歷史的著作。經歷過大地震的人都知道，很少有什麼比腳下大地晃動更讓人慌了。而這正是我們當下的處境。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這種組織經濟生活的方式——正在迅速衰落。曾經被視為「異端」的政策，例如提高關稅，如今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援；而那些信奉舊秩序的人，甚至大多數人，都感到迷失。我們正走向何方？我們的未來會不會被某個瘋子掌控？在人們的記憶中，或許是第一次，我們的經濟未來不再只是因為眼下的不確定，而是因為過去的經驗不再具有指導意義。但好消息是，我們並非首次面對這樣的處境。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和國家所有權（State Ownership）畢竟不是21世紀的發明。我們最近的經驗提醒我們：資本主義（Capitalism）並不等於穩定。它怎麼可能穩定？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經濟體系。它本質上不保守，也不教條，因此它的變化方向總是難以預測。縱觀歷史，資本主義的形態曾多次劇烈變革。19世紀60年代，一個由土地貴族主導、由富有的商人階級推動、並依賴奴隸勞動的資本主義體制，讓位給由工業巨頭僱傭工資工人、自由主義政治體制日益強大的新時代。到了1930年代，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經濟秩序取代了1920年代以緊縮財政、高度不平等、減稅、「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為特徵的舊秩序。1970年代，強調逆周期調控、國家主導經濟、匯率管理的凱因斯主義陷入困境，被加里·格斯特爾（Gary Gerstle）等學者稱為「新自由主義秩序（Neoliberal Order）」的體系所取代。這種秩序一直延續至今，直到最近才開始瓦解。資本主義是一連串制度更替（Regime Change）的歷史。思考它們之間的共通性，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的震盪，也能讓我們更有效地思考未來的可能走向。這些更替過程（或許包括當下的這一輪）都展現出類似的特徵：舊制度面對經濟危機和各類反抗時，已無法自我維繫；精英階層總以為只要對舊制度稍作修補，就能維持現狀；但現實是，舊制度彷彿「天經地義」的存在──19世紀中葉是奴隸制，1920年代是自由放任，1960年代是凱因斯主義干預主義，而2000年代則是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這些舊制度沒有一次是被「復活」的。相反，資本主義總是以全新形式向前推進。我們也必須接受：今天的變局亦然。這樣的歷史時刻本來就令人不安。更糟的是，它們也往往充滿危險。當未來懸而未決時，「怪物」就會抬頭。正如義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另一段動盪時期曾警示的那樣：“舊的已經死去，新的尚未誕生：在這個間歇期，各種病態現象（morbid phenomena）層出不窮。”如今，我們正經歷對過去半個世紀塑造我們生活的新自由主義秩序核心原則的廣泛否定。一、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衰落川普政府對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重構之所以被視為“激進”，是因為我們過去40年來已經徹底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秩序。幾十年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經濟學家還是時評人，都認為貿易有益而關稅有害。國家只是為市場提供運作框架，不應在市場中積極干預。高效率生產必須全球化，而將供應鏈嵌入國家內部的想法顯得狹隘，甚至落後。聯邦儲備委員會（等不受政治影響的獨立機構，被視為美國資本主義的支柱。政客、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年復一年齊聚瑞士阿爾卑斯山高處的「朝聖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虔誠地重申他們幾乎是宗教般的市場信仰。新自由主義革命的核心概念包括：放鬆監管、自由貿易、中央銀行獨立、全球化生產鏈。它弱化了國界的重要性。貨櫃貨船這項革命性發明，加速了商品流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投資者也可以一鍵將資本在全球任意轉移。製造業從歐美轉移至亞洲。一些世界上最小的國家成了新自由主義資本帝國中的關鍵節點，顯示出它對地理疆域的漠視。一個看似「無摩擦」的全球經濟互動世界，彷彿即將成真。當然，國家在這一秩序中仍然至關重要——但它的角色只是“輔助”，僅僅為了讓市場更好地發揮“看不見的手”。這一切註定不會長久。歷史表明，任何看似穩定的製度終將崩塌。資本主義的數百年歷史告訴我們：經濟體制的轉變從不是線性的，而是階段性的──相對穩定的長期階段，被如今天般迅猛的變革所打破。二、歷史中的製度更替：從奴隸製到自由市場那麼，過去的製度更替有何共通點呢？首先，它們總是出乎人們意料，令人困惑。1861年9月，美國北軍將帶領約翰·C·弗裡蒙特（John C. Frémont）在密蘇裡州解放了被奴役的工人。儘管英國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通常反對奴隸制，但它仍憂心忡忡地報導稱，這樣一項「可怕的舉措」可能會「給那些肥沃的土地帶來徹底毀滅與普遍荒蕪」。在舊制度逐漸衰退時，人們常誤以為，只要進行少量調整，世界就能回到從前。他們不認為自己正經歷制度更替，而只是暫時的危機。例如，聯合國在1972年的報告中曾斷言：「沒有特別理由懷疑，1970年代初中期的成長趨勢會像1960年代一樣持續。」——但事實並非如此。在這些歷史時期，新秩序的輪廓往往在事後才看得清楚。奴隸制廢除後，工業資本主義崛起，民族國家的規模與影響力擴大，土地貴族的權力被削弱。而當時幾乎沒有人能真正想像這個新體制的最終形態。1933年，美國通過第一批「新政」（New Deal）法律時，也沒人能預測，十多年後，這種制度會形成一個如此清晰、完整的凱因斯主義秩序。而在1970年代，美國放鬆對航空業的監管、全球開始製訂新貿易規則時，人們也無法預見，後來我們會將那個無所不在的新自由主義秩序視為理所當然。三、推動轉型的不是偉人，而是危機與反抗這些轉型並非源自於所謂的「偉人理論」（Great Man Theory）。它們是因舊制度深陷危機而不得不改變。凱因斯主義與越戰期間的高支出，先引發通膨，接著是失業。同時，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也逐步削弱了美國製造業的優勢。 1973年後，美國的生產力成長和經濟成長均較1950至60年代放緩。再往前數40年，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帶來的失業、銀行倒閉和貧困，使數百萬美國人對舊制度徹底失望。而再往前70年，重商主義資本主義（Mercantile Capitalism）所帶來的城市貧窮、鄉村暴力（尤其是奴隸制）、戰爭及反覆的經濟危機，最終使體制崩潰。當然，危機本身不足以摧毀舊制度。每一次經濟體制的更替，都伴隨著大眾和菁英的反抗──它們的意義往往要等新制度穩固後才變得清晰。18至19世紀的舊資本主義秩序面臨來自三個方向的挑戰：1.美洲的被奴役者發起多次起義，從1790年代的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到美國內戰（American Civil War）中WEB杜波依斯（WEB DuBois）所稱的「總罷工」（General Strike）。2.新興的產業無產階級，在歐美的部分地區持續不斷地抗議、罷工與起義。3.精英階層中，以製造業和現代農業致富的人，與固守權力的土地貴族發生衝突，要求國家轉向代表他們而非地主利益。這種張力表現為1848年的歐洲革命、美國內戰以及新政治力量「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的崛起——當時它是反奴隸制、城市工業精英、製造工人、農民及保護主義者的代表。1930年代，隨著大蕭條席捲全球，左翼與右翼、精英與平民紛紛挑戰舊秩序。法西斯主義（Fascism）在許多國家抬頭，即便在失敗的國家如美國，也出現了要求強化國家、終結自由民主、推行激進經濟民族主義的浪潮。同時，左翼群眾運動也同樣激烈地挑戰舊秩序，要求國有化、福利擴張、工會權利，甚至徹底終結資本主義。1960年代，反抗主要來自左翼群眾。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試圖打破凱因斯體制中存在的種族階級制度；學生運動反對體制軍事化和由企業自由主義主導的「無趣人生」；女性運動則反擊其性別不平等。而精英階層中，企業主開始組織反對凱因斯主義，奪回共和黨控制權，建立智庫，並試圖重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敘事。四、我們正處於另一個大轉型之中今天，我們或許正處於另一個制度更替中。新自由主義秩序陷入多重危機：不平等劇增生產力成長停滯資本主義的「大西洋心臟地帶」的製造業萎縮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礎上的文明面臨環境極限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些結構性問題愈演愈烈。同時，支撐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也因中國的快速崛起而破碎。新自由主義與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之間「鐵一般的聯繫」——即弗朗西斯·福山所謂「歷史終結論」——已被匈牙利、土耳其，乃至當今的美國所出現的威權政權徹底顛覆。大眾和菁英的反抗也不斷侵蝕新自由主義大廈：· 來自左翼的反抗包括：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叛亂、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WTO）抗議、2001年熱那亞抗議、2011年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2023年法國退休改革罷工。· 來自右翼的反彈包括：2009年茶黨運動（Tea Party）、法國「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德國「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及美國「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運動。如今，新自由主義最痛恨的「市場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Markets）」正迅速回歸。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將經濟政策從民主政治「脫鉤」。但市場的政治化，如今在美國表現尤為明顯：川普政府推動關稅、干預企業決策，甚至在英特爾等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他國家也正在跟進。中國從未真正接受新自由主義；歐洲也越來越傾向類似政策。拜登政府也展現出類似轉向──例如2022年透過《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扶持本土製造業，以及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這種放棄新自由主義的趨勢，正如五十年前它的崛起一樣，具有「傳染性」。如果說達沃斯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精神朝聖地，那麼「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或許正成為新時代的象徵。川普在推銷某項關稅計畫時，稱自由貿易是「單方面的經濟投降政策」；他曾將自己想要吞併格陵蘭島的願望稱作「一筆大型房地產交易」。五、我們的未來不是只有這個選項但這不必成為我們的唯一未來。 1930年代，當上一個全球經濟秩序崩潰時，曾出現兩個對立的願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自由主義。最終，是世界最強大國家——美國的反法西斯干預，決定了結果。今天，我們也正處於同樣動盪的時刻。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不確定性中蘊藏著機會。不論好壞，我們都無法回到那個剛離開的舊世界。如果美國人想要挑戰本國正在走向的「非自由主義」傾向，就必須停止對過去的留戀。正如歷史上的其他經濟秩序一樣，新自由主義已成過去。復甦它是不可能的，而繼續追求復甦，政治上將是一場災難。隨著新自由主義共識的崩塌，我們或許終於可以跳脫它的限制，設想全新的經濟組織方式。隨著人們對「市場祭壇」的狂熱崇拜退潮，我們可以重新提問：我們如何建構一個讓所有美國人都能發展的經濟？我們如何確保這個社會所創造的巨大財富能惠及每一個人？我們如何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一個環保且永續的經濟體系？如果人工智慧（AI）真的帶來顯著的生產力成長，我們又該如何確保，受益的不只是極少數寡頭？我們必須設想並塑造未來的可能性，尤其是為了避免葛蘭西所說的那些此刻正近在咫尺、對我們虎視眈眈的「病態現象」。 （不懂經）

34歲的佐赫蘭·馬姆達尼以9個百分點的優勢擊敗前州長安德魯·科莫，當選紐約市第111任市長，這座"全球資本主義之都"迎來了歷史性時刻，首位穆斯林市長、首位印度裔市長、最年輕的市長同時誕生，他還是民主社會主義者。這場爆冷勝選不僅顛覆了紐約傳統政治格局，更引發了外網輿論對美國政治走向的深層追問，資本主義美國真的要變天了嗎？一、身份破局，多元背景凝聚跨界支援，這是主流美國社會沒有預料到的。馬姆達尼的身份標籤本身就是對紐約多元社會結構的精準呼應。出生於烏干達的印度裔穆斯林，7歲隨家人移居紐約，這種跨越非洲、南亞與美國的成長軌跡，讓他天然貼近城市中的新移民群體 。紐約擁有全美最大的穆斯林群體，76萬穆斯林選民因他的宗教身份與以巴問題上的明確立場給予堅定支援，而非洲裔與印度裔社區則在他身上看到了自身權益的代言人。更值得關注的是，他的身份優勢並未侷限於少數族裔。出口民調顯示，馬姆達尼贏得了白人、黑人、拉美裔及亞裔等各個族裔群體的支援，特別是年輕人支援。這種跨界吸引力源於其身份背後的共情能力，一個移民後代對城市底層生存困境的深刻理解。二、政策直擊痛點，民生承諾點燃草根熱情，原來發大餅很香啊。如果說身份是敲門磚，那麼精準的民生政策才是馬姆達尼勝選的核心密碼。在紐約，四分之一的人無法負擔住房、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三居室公寓月租中位數達3500美元，曼哈頓部分街區家庭租房預算需超1萬美元，地鐵票價10年上漲60%，普通人的生存壓力早已突破承受力，而這是美國這七年來作孽結果。面對民生困局，馬姆達尼的政策主張直指核心，免費公車、凍結房租、新建經濟適用房、免費托育、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並用對年收入超100萬美元富人加稅2%、將企業稅率提至11.5%的方案保障資金來源。這些主張並非空洞口號，能落地政策承諾更具說服力 。最終，45歲以下選民中支援他的比例比科莫高出43個百分點，工薪階層與底層群體用選票為民生訴求投票，吃福利大餅真好香。三、美國政治路徑突破，福利主張改寫競選邏輯，也許會被推廣。馬姆達尼的勝選打破了"美國民意不歡迎福利政策"的傳統認知。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成員，他公開主張通過財富再分配實現社會公平，這種被共和黨抨擊為"激進"的立場，卻在選舉中轉化為強大的動員力。這一轉變背後，是美國社會結構與民生需求的深刻變化。疫後，紐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1%的人口把控著44%的收入，是30年前的4倍，而川普執政時的減稅政策讓最富1%人群平均少繳稅2.5萬美元，進一步加劇了不公。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遭遇"連房租都付不起"的現實，馬姆達尼"讓紐約人先喘口氣"的樸實承諾更能擊中人心。他的成功證明，在生存壓力面前，所謂"主流民意不歡迎福利"的說法已站不住腳，以草根對抗上層的民生敘事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共識。這種成功已顯現示範效應。馬姆達尼在初選時就獲得伯尼·桑德斯等左派人士支援，其"對富人加稅+民生福利"的政策組合，極有可能成為進步派政客效仿的範本。四、福利轉向等於"歐洲化"嗎，很可能，但還需要時間。馬姆達尼的勝選確實標誌著美國政治的重要轉向，他的政策主張帶有明顯的社會福利色彩，與歐洲部分國家的治理路徑存在相似性，這種轉向背後是美國民眾對現有資本主義模式的失望。當摩天大樓越建越高、但貧富懸殊太大，普通人交不起房租，制度合法性必然受到質疑。但美國的政治生態決定了福利政策的落地仍面臨多重掣肘。馬姆達尼的加稅與福利計畫需得到州議會和溫和派州長支援才能實施，民主黨內部對進步路線仍存分歧，擔心過度左翼化會失去中間派選票，共和黨更將其貼上"共產主義瘋子"的標籤加以攻擊。紐約作為自由派佔多數的城市，其政治選擇未必能在保守派佔優的地區複製，和歐洲比較普遍的福利主義還差別很大。但是，紐約新市長的誕生，無疑為美國政治注入了新變數。福利主張可能會成為可持續的"成功密碼"，當民生焦慮取代意識形態爭論成為選民最核心的關切，美國政治的遊戲規則已經開始改變。也許，資本主義美國真的要變天了。 (前HR隨筆)

老去的英國最近去了英國自駕旅行，從英國南端的布裡斯托到最北的蘇格蘭天空島，七天時間開了一個往返，一路上遊歷了倫敦、巴斯、Watford、約克、愛丁堡、格拉斯哥、蘇格蘭高地等地，對英國經濟社會有了更深入認識。英國是第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一度號稱“日不落帝國”，維多利亞女王聲震寰宇。走進白金漢宮，牆壁上的油畫無不再訴說著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留戀，香港的海灣也被稱為維多利亞港。英國崛起的轉折點是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一下子與其他國家拉開差距，成為唯一的強權。大英帝國1938年人口達4.58億，佔全球1/4，國土面積一度達3367萬平方公里（如今英國面積只有24萬平方公里），全球24個時區都有英國領土。如今的英國，卻給人留下不可挽回的衰敗跡象：1、英國的公路，除了高速公路外，城市內或者經過鄉村地區的公路，不僅老化，而且非常狹窄，開車猶如考駕照，一不小心就會碰到路邊的台階或綠化帶。最恐怖的是倫敦的狹窄隧道，車子只能小心翼翼地挪動。倫敦的街道，彷彿一百米就有一個紅綠燈，很多道路兩旁都停滿了車，道路更加狹窄。2、英國的地鐵更是老舊，很多地方都沒有電梯（或者經常停用），笨重的行李箱靠老外幫忙才艱難抬下漫長的樓梯，苦不堪言。地鐵裡面燈光昏暗，很多車廂是不連通的。3、英國很多地方都沒有空調。雖然倫敦30度以上高溫並不多，但依然給人很悶熱的感覺。在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只有一個小館感覺到了空調，轉一圈下來渾身是汗。就連白金漢宮，裡面也沒開空調，白金漢宮唯一的室外餐廳，熱得令人頭昏。大英博物館也熱得令人窒息。我們住的酒店有兩晚遭遇空調故障，報修兩天也沒解決，可見英國社會效率之低。4、英國的經濟已經缺乏競爭力。除了匯豐銀行、殼牌石油，英國已經沒有在世界舞台上領先的大企業。唯一還算知名的汽車品牌路虎，早在2008年就賣給了印度塔塔。英國現在依賴的產業主要是金融、旅遊和教育。更重要的是，步入21世紀以來，英國在商業創新方面幾乎沒有顯著貢獻。《哈利.波特》或許是英國在21世紀最偉大的創新，英國應該感謝JK羅琳。據估算，哈利.波特每年為英國經濟貢獻超50億英鎊！國王十字車站排隊打卡的哈利.波特迷哈利.波特誕生地：大象咖啡館5、英國政府已經破產。2024年7月，英國新任首相斯塔默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宣佈，經過政府內部的全面審查，英國已陷入財政破產狀態。英國的財政赤字居然高達220億英鎊，英國政府負債 2.77兆英鎊，國債佔GDP比例達到100%，這是自196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英國工黨政府宣佈對私立學校學費徵收20%增值稅，從2025年1月1日起生效，預計每年將為公共教育籌集超過15億英鎊的資金支援。雖然打著“應對教育不平等”的旗號，但本質上就是薅羊毛。一言以蔽之，英國老了，英國就像一位靠吃老本度日的老人，雖然還算富裕（人均GDP 5.26萬美元），但社會已經沒有了活力。絕望的歐洲不僅英國，整個歐洲都差不多這個狀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Michael Spence）如今定居在義大利，他感慨地說：“當我走在義大利的街頭，我會有一種緊迫感，這裡的增長已經停滯了25年。比起一個發達國家，更像一個新興的中等收入國家”。西班牙的小偷令人望而卻步。整個歐洲還面臨移民潮的衝擊，這是英國脫歐的重要原因。如今的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陷入了被兩面夾擊的困境：——在創新方面，它們無法與美國比肩，只能坐視被google、facebook、x、APPLE、特斯拉、輝達這樣的科技巨頭收割。它們唯一的反擊就是“數字稅”，數字稅也表明了歐洲在數字時代的絕望和無奈；——在製造方面，它們完全不是中國的對手。中國製造業正從傳統的中低端產業向汽車、無人機、新能源、生物醫藥、通訊、人工智慧、機器人等高端產業闊步邁進。今年初，德意志銀行發佈報告《中國吃掉全世界》，折射出歐洲內心的惶恐。最近，《紐約時報》發出警告：“中國衝擊2.0”比上一次嚴重得多！“中國衝擊1.0”指的是1997-2007年間中國製造以低價格衝擊全球市場。2.0沖擊，是中國正在技術領域發起的衝擊。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資料，在2003年至2007年間，美國在64項前沿技術中有60項領先於中國，而中國僅三項領先。但在最新的涵蓋2019年至2023年的報告中，這一局面徹底反轉：中國在64項關鍵技術中領先57項，而美國領先的只有七項。美國尚且如此，歐洲更不用說了。美國副總統范斯今年訪問歐洲時，在慕尼黑對“歐洲病”發出很不客氣的批評：——就歐洲而言，我最擔心的威脅並非來自俄羅斯，也不是中國，更不是其他任何外部勢力。我擔心的是來自內部的威脅。歐洲正逐漸背離它一些最根本的價值觀。在英國，良心權利的倒退，尤其將英國信教民眾的基本自由置於險境。就在兩年多前，英國政府指控51歲的理療師、退伍軍人亞當・史密斯・康納犯下嚴重罪行。他站在距離一家墮胎診所50米遠的地方，默默祈禱了三分鐘，既沒有妨礙任何人，也沒有與任何人互動，只是獨自默默祈禱。在在座各國面臨的所有緊迫挑戰中，我認為沒有什麼比大規模移民問題更亟待解決。如今，在德國生活的人幾乎每五個中就有一個是從國外遷來的。在歐洲各地，越來越多的人投票支援那些承諾結束失控移民潮的政治領導人。資本主義衰落的啟示在20世紀煥發活力的資本主義，一度引發“歷史即將終結”的驚嘆。但如今看來，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整體上在走向衰落。究其原因：1、高收入意味著高成本，發達國家不斷把製造業轉移到開發中國家，產業鏈受到衝擊，製造業競爭力不斷惡化。或許，這是全球化的致命誘惑，也是范斯《鄉下人的悲歌》的時代背景。2、移民潮衝擊，威脅社會治安和就業機會，引發民族主義情緒反彈（大取代：歐洲極右翼崛起的思想根源）。3、“身份政治”貽害無窮。美國是玩身份政治玩到最極致的國家，甚至出現了97種性別。川普上台後宣佈美國只有男女兩種性別，這是很得人心的一件事。這次在倫敦，筆者趕上了LGBTQ群體的PRIDE大遊行，熱鬧非凡。過度追求“身份政治”，反而是另一種腐朽和墮落。4、資本主義以“個人主義”自豪，但任何一枚硬幣都有兩面。過度強調個人主義，加上選舉制度，導致政府行為短期化，難以進行長期規劃和公共投資。7月16日，美國總統川普宣佈聯邦政府將不再為加州高鐵項目（美國首個高鐵項目）提供任何資金，並稱其為“災難性的、嚴重超支的‘通往虛無的高鐵’”。西方國家基礎設施的老化，不是偶然，而是過於強調個人主義的結果。《美國反對美國》一書指出：“自由主義的政府無法規劃，規劃要求權威性地應用權威”。5、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永恆的人性。資本主義的優勢在於創造財富，其劣勢則在於無法合理分配財富。美國一方面擁有馬斯克這樣的世界級富豪，另一方面則是隨處可見的街頭流浪者。2014年風靡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明確預警了西方社會的財富分配危機。《美國反對美國》一書指出：“美國的財富，如果用另一種方式分配足以使所有無家可歸的人都過上體面的生活，問題是，這種分配方式在這個制度下難以形成，不符合這個制度的性質。”《金融時報》資深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在《民主資本主義的危機》一書中指出，這種萎靡不振，源自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之間關係的瓦解。沃爾夫強調，過去五十年間在西方實踐的特定版本民主存在結構性弱點，那種治理形式忽視了窮人和工人階級。相反，許多民主國家熱情接受了飛速的全球化、放鬆監管和其他青睞資本利益而非勞動者利益的安排。領導人聲稱，這些變革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實際上，社會底層的人們承擔了代價。是國家機構首先拋棄了人民。這一點在美國最為明顯，在那裡，政界人士、事務官員和聲名顯赫的專家熱情洋溢地支援已經加劇了不平等的飛速全球化和各種形式的自由市場原旨主義。諾獎得主、《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刊發題為“民主資本主義的終結？”的文章指出，“迄今為止，二十一世紀的特點是高壓、動盪和民主機制的瓦解。自1980年以來，勞動人群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增加，在美國等一些地方，低技能工人的實際工資是大幅下降的。經濟上的萎靡不振定然在政治上帶來後果: 民主正苦苦掙扎。”資本主義的出路筆者認為，失敗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對資本主義的過度神化。歷史已經證明，福山“歷史終結論”是錯誤的，歷史沒有終結，歷史也不可能終結。如今的福山，已經拋棄了“歷史終結論”的執念，轉向對美國“制度衰朽”的抨擊。在如今的福山看來，將民主作為目標是危險的，一個國家必須在“政府、民主、法治”三個支柱達到合理的平衡。之前的美國政府太弱而無法行動，“野蠻人”川普力圖恢復政府的強勢，但他可能又危及了美國的民主和法治根基。100多年前，英國大哲學家羅素訪問中國，遊歷一年，寫出了受到毛澤東和孫中山高度評價的《中國問題》一書。或許，羅素100年前的警告才是今日西方社會的一劑良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壓力重重，要靠剝削別人、躁動求變、心生不足、產生破壞而得。為這一破壞而服務的效率只能導致毀滅。如果我們的文明還鄙視東方智慧，不能從中學習，就只能走向這一結局。我們西方人執迷於“進步”，把“進步”當成倫理道德，掩蓋我們希望促成變化的慾望。我們的文明優越感也只是一場幻覺。這種偏狹短淺在我們的文化中處處可見，很容易導致政治災難，禍及人類文明。東西方文明互鑑，才是人類的福音。《紐約時報》最近的文章呼籲：——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積極推動新領域的實驗與創新。選擇在戰略上至關重要的行業（無人機、先進晶片、核聚變、量子、生物科技），並對其進行投資。然後採取“中國模式”，即美國政府設立大型風投基金，不渴求單個企業或項目的成功率，而著眼於培育新興產業方面的整體成功率。 (劉勝軍大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