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禁軍”擁立了新領袖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迎來首次最高領袖的世襲接班。前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的次子穆吉塔巴，一如其父37年前那般，以中階教士身份登頂。

這位從未擔任過任何公職的接班人實則手握實權，他長期隱身幕後，與革命衛隊密切捆綁，思想更保守激進，且如今與美國和以色列結下血仇。分析普遍認為，穆吉塔巴不大可能為了緩和事態而向敵人妥協。

穆吉塔巴的最高領袖生涯從一開始便面臨內外多重困局，對內缺乏宗教權威與公眾形象，對外面臨前所未有的軍事威脅。革命衛隊對穆吉塔巴繼任的深度影響，再次讓一位中階教士出任了伊朗最高領袖，血緣繼承取代宗教地位要求，也直接挑戰了伊斯蘭共和國 “法基赫監護” 的合法性根基。

從霍梅尼到哈米尼再到穆吉塔巴，伊朗37年間不僅發生了權力轉移，更出現了權力邏輯的蛻變。革命衛隊從革命的保衛者轉化為橫跨軍政經的龐大利益集團，這支伊朗 “禁軍” 儼然已成為伊朗的“造王者”，並且將進一步深刻影響伊朗未來的走向。

在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於美以聯合空襲中身亡後，伊朗的權力過渡迅速完成。據新華社報導，伊朗專家會議在當地時間2026年3月8日晚發表聲明，宣佈推舉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之子穆吉塔巴·哈米尼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新任最高領袖。

這標誌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再次完成最高權力的交接，並迎來其歷史上第一次“世襲接班”。

在選舉結果公佈後，伊朗各政要紛紛對此表達祝賀。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這一決定體現了伊朗強化國家團結的意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米尼的當選必將“開啟伊朗人民驕傲和強大的新時代”。伊朗議會議長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專家會議選舉穆吉塔巴·哈米尼為最高領袖這一決定“精準且明確”，這是一位忠誠、革命性、受民眾信任、具備行政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的領導者，他清楚時代脈絡，瞭解敵情，作風儉樸。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拉里賈尼表示，儘管面臨特殊形勢及外部威脅，伊朗專家會議仍順利召開並完成最高領袖遴選工作，應當對此表示感謝。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支援態度則最為鮮明。其發表聲明，祝賀穆吉塔巴·哈米尼當選伊朗最高領袖，並對專家會議的決定表示支援。聲明稱，此次選舉標誌著伊朗革命進入新階段，證明伊斯蘭制度的運作不依賴於個人，革命與國家將繼續前行。

革命衛隊表示，將嚴格服從穆吉塔巴·哈米尼發佈的各項指令，捍衛伊斯蘭革命的價值觀，守護前任最高領袖及伊斯蘭革命領袖留下的寶貴遺產。革命衛隊強調，將全力保障最高領袖的指揮權及國家的安全。

與在接任最高領袖之前曾擔任革命衛隊總司令、伊朗總統的父親不同，穆吉塔巴·哈米尼長期隱身於公眾視野之外。他從未擔任政府職務，從未發表公開演講，僅有極少數模糊影像流傳。

這種政治上的低調，與其長期以來發揮的實際影響力形成鮮明反差。根據有關報導，維基解密公佈的2000年代後期的美國外交電文曾將他描述為“長袍後的權力”，在政權內部被廣泛視為“有能力且強勢的領導者”。

長期以來一直是中階教士“霍賈特伊斯蘭”的穆吉塔巴，在當選最高領袖後很快被伊朗官方媒體改稱為“阿亞圖拉”，宗教等級在短時間內迅速抬升，這與其父阿里·哈米尼1989年接班的路徑如出一轍。在這場頗具爭議的權力交接背後，一個關鍵角色浮出水面——革命衛隊。作為伊朗最精銳的軍事力量，他們不再僅是政權的捍衛者，而已成為決定最高領袖人選的“造王者”。

01 沒有擔任任何公職的領袖“守門人”

穆吉塔巴·哈米尼1969年9月8日出生於伊朗東北部聖城馬什哈德，是阿里·哈米尼六個子女中的次子。他在德黑蘭著名的宗教學校阿拉維學校接受中學教育。

1987年，17歲的穆吉塔巴從高中畢業後加入伊斯蘭革命衛隊，在兩伊戰爭末期（1987—1988）參與了多項軍事行動。在革命衛隊的哈比卜營，他結交了許多伊朗安全和情報系統後來的中堅人物。這段經歷，為他日後與伊朗安全精英階層建立密切關係奠定了基礎。

1989年，其父接任伊朗最高領袖後，穆吉塔巴開始進入權力核心圈層。1999年，他前往伊朗政權高層的搖籃、什葉派世界最具權威性的神學教育中心庫姆神學院深造，成為一名神職人員。深造期間，他師從多位著名保守派學者，包括阿亞圖拉·洛特福拉·薩菲·戈爾帕揚甘，以及頗具影響力的原教旨主義理論家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亞茲迪。

穆吉塔巴的名字首次受到廣泛關注是在2005年的伊朗總統選舉期間——該次選舉最終由強硬派民粹領袖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勝出。改革派候選人邁赫迪·卡魯比在公開信中指控穆吉塔巴通過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干預選舉，並向宗教團體發放金錢，以協助內賈德勝選。

更具體的指控稱，穆吉塔巴通過其控制的港口走私網路和與極端保守教士梅斯巴-亞茲迪有關的糖業生意輸送資金，為內賈德造勢。分析人士普遍認為，艾哈邁迪-內賈德的崛起正是得益於穆吉塔巴在幕後協調軍事、安全機構及與其父關係密切的慈善基金會網路的結果。

四年後，內賈德連任，引發全國大規模抗議，即“綠色運動”，穆吉塔巴再度被指干預選舉。部分示威者高喊“穆吉塔巴，願你死去，不要接任領導權”的口號，明確反對穆吉塔巴繼承其父親成為最高領袖。改革派政治家、後來多次被當局監禁的前內政部副部長莫斯塔法·塔吉扎德將選舉結果形容為“選舉政變”，並表示這是“穆吉塔巴·哈米尼的直接意願”。

2009年是穆吉塔巴從幕後走向權力核心的轉折點。據稱，他與革命衛隊情報系統關係密切，在此次危機中深度參與協調安全機構對抗議活動的鎮壓。通過與革命衛隊部分將領建立的個人網路，他在體制內的實際影響力顯著上升。

選舉結束後，兩位改革派候選人米爾-侯賽因·穆薩維和邁赫迪·卡魯比遭到長期軟禁。據伊朗消息人士稱，穆吉塔巴甚至在2012年2月親自會見穆薩維，勸說其放棄抗議活動。這些事件不斷鞏固了他作為政權內部強硬派實權人物的聲譽。

多年來，穆吉塔巴雖從未擔任過任何正式的民選或政府職位，卻一直被認為是其父親阿里·哈米尼的重要“守門人”。

從2000年代開始，他便深度參與協調最高領袖辦公室與軍方的關係，負責管理系統內的安全資訊流向，並暗中處理各政治派系之間的矛盾。在很多觀察者看來，他在領袖辦公室內的角色類似於一位“非正式幕僚長”，掌握著通往最高領袖的管道。一些伊朗政治人物甚至公開承認：“很多關鍵決策，必須先通過穆吉塔巴，才能到達哈米尼。”這種對資訊流和決策管道的嚴密控制，使他在幕後持續影響著伊朗的政治走向。

2019年，美國財政部以“推進其父親的國內和地區議程”為由，對穆吉塔巴·哈米尼實施制裁。

美國的制裁公告稱，穆吉塔巴雖從未參加選舉或擔任任何正式職務，卻實際上代替最高領袖行使權力。他與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密切合作，參與了“包括向塔利班、真主黨、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伊拉克人民動員部隊等提供致命援助、情報、資金和訓練在內的秘密行動”。與此同時，他還與巴斯基民兵組織建立密切聯絡，積極推動“其父破壞地區穩定的野心和壓迫性的國內目標”。

在阿里·哈米尼執政後期，穆吉塔巴和伊朗前總統易卜拉欣·萊希因一直被歐洲媒體認為是阿里·哈米尼可能的繼承人之一。2024年萊希空難身亡後，外媒將焦點落在穆吉塔巴身上。如今，56歲的穆吉塔巴在父親、母親和妻子均在美以襲擊中喪生後，接任最高領袖。

除去其個人經歷，就其具體主張而言，穆吉塔巴可能比其父親更為保守、激進。一些美國分析人士認為，穆吉塔巴支援伊朗獲得核武器，這與他父親生前頒布禁止伊朗擁有核武器的教令相悖。還有分析指出，穆吉塔巴“可能認為伊朗必須迅速獲得核武器，以阻止美國和以色列未來的攻擊。無論這種做法是穩定政權還是加速分裂，都將塑造衝突的下一階段”。

在伊朗保守派陣營中，穆吉塔巴被認為與極端保守派立場相近。他是神學家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亞茲迪的忠實擁護者，深受其思想影響，並被認為是亞茲迪領導的“伊斯蘭革命穩定陣線”的贊助人。

簡單來說，這位伊朗的新領導人絕非養在深宮，他熟識軍政、人脈牢固，思想可能更保守，並且在家庭層面跟美國和以色列有不共戴天的血仇。他幾乎不可能妥協。

02 霍賈特伊斯蘭再次登頂

在伊朗，選舉最高領袖並非僅僅是選舉政治上的最高決策者，其背後蘊含著深刻的宗教意涵。

根據伊朗憲法的規定，在伊斯蘭教什葉派信仰中，第十二伊瑪目隱遁期間，穆斯林社會的領導權移交給公正而虔誠的人，即最高領袖。國家最高領導權由專家會議選舉產生的最高領袖行使。

這意味著，最高領袖不僅是國家的政治最高決策者，更是真主在現世的代言人，是伊斯蘭世界什葉派信徒共同的精神領袖。

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神權政治架構中，最高領袖的政治合法性並非來自民眾選舉，而源於其被公認為擁有最高宗教詮釋權的“傚法淵源”地位，這是其行使絕對權力的神學依據。

這一制度的核心理論基礎源自“法基赫監護”學說。這是什葉派伊斯蘭教的重要政治理論，主張在伊瑪目隱遁時期，教法學家（法基赫）應當承擔起治理伊斯蘭社會的職責。該學說由阿亞圖拉霍梅尼在《伊斯蘭政府：法學家的統治》一書中進行了系統闡述，並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通過伊朗憲法確立為國家政體的根本原則。

因此，當我們回望1989年和2026年的兩次最高領袖選舉，一個深刻的悖論浮出水面：伊朗伊斯蘭政權除建立者霍梅尼外，其兩位繼任者皆是由中級教士（霍賈特伊斯蘭）直接出任最高領袖。最高領袖宗教權威的缺失，恰恰構成了對伊朗伊斯蘭革命合法性根基最尖銳的內在挑戰：當“法基赫的監護”所要求的宗教學識與創製資格因現實政治讓位於血緣繼承時，伊斯蘭革命賴以立國的神權邏輯便出現了裂痕。

阿里·哈米尼上台前後的政治實踐，已充分說明最高領袖神權合法性的逐漸式微。1989年，在他即將接任最高領袖之際，伊朗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了最高領袖必須為大阿亞圖拉的宗教資格要求。新憲法規定，在必要時，專家會議可推舉一名宗教法學家擔任領袖，而不一定是最高宗教權威。

這一制度性調整，使哈米尼的繼任成為可能，卻也標誌著“法基赫監護”從宗教權威向政治權力的一次關鍵讓步。

正是在哈米尼時代，伊朗政權的運作邏輯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嬗變：從以宗教權威為核心的“教法學家治國”，逐漸轉向以強制機器和利益網路為支柱的“軍工—安全複合體”統治。

由於長期被視為霍梅尼之後的過渡人物，且上任之初僅具“霍賈特伊斯蘭”的宗教品級，哈米尼在繼任之初面臨著合法權威先天不足的結構性困境。為了彌補這一短板，他不得不通過系統化的人事佈局，將忠實的支持者安插於關鍵政治崗位，並逐步強化對司法系統、媒體機構與安全部門的控制，以此鞏固權力的實際根基。

隨著議會中親哈米尼力量的持續上升，以及其派系對關鍵位置的掌握，最高領袖的制度性權威得以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增強，最終完成了從個人威信不足到機構權力集中的轉變。

在阿里·哈米尼去世後，伊朗開始新一輪最高領袖選舉。伊朗再次違背“法基赫監護”理念，選舉了一位僅具“霍賈特伊斯蘭”品級的中級教士出任最高領袖，並且還是前任的兒子——這種安排甚至已經觸及伊朗革命以來極為敏感的世襲問題。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正是以推翻巴列維王朝腐敗世襲製為旗幟，革命後的憲制結構也在原則上否定了家族式權力繼承。宗教資格讓位於現實政治，革命初衷妥協於血緣繼承，正是伊朗政權在當前困境下的艱難抉擇。受美國製裁導致的經濟困境和政治高壓影響，伊朗國內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穆吉塔巴的執政能力尚未經受考驗，而政權“世襲化”的印象可能進一步激化民眾的反感。

穆吉塔巴面臨的外部威脅空前嚴峻。美國總統川普此前明確表示“哈米尼的兒子不可接受”，並強調美國應參與伊最高領袖的選定以建立親美政權。以色列國防部長直言，任何被選為哈米尼接班人的人都將成為“必然的清除目標”。

這意味著穆吉塔巴的領袖生涯從一開始就籠罩在軍事威脅的陰影之下。內政外交方面，作為一個長期隱身幕後、從未擔任政府職務的政治人物，穆吉塔巴缺乏治理國家的公眾形象。他若延續乃至升級父親的強硬路線，可能招致更嚴厲的制裁與軍事壓力；若稍有妥協，又可能失去保守派陣營的信任——這種兩難處境將是對其政治智慧的真正考驗。

03 革命衛隊的未來之路

革命衛隊無疑是穆吉塔巴權力的最堅實後盾。穆吉塔巴17歲加入革命衛隊，並參與兩伊戰爭，與安全精英階層有著深厚的歷史紐帶。多年來，他與聖城旅指揮官密切合作，介入地區秘密行動，並與巴斯基民兵組織建立緊密聯絡，成為其實際控制者。

革命衛隊在穆吉塔巴當選最高領袖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從1989年阿里·哈米尼繼任到2026年其子穆吉塔巴接棒，37年間，伊朗政治權力的核心完成了一場靜默而深刻的轉移。

當初在兩伊戰爭後為保護革命成果而組建，用於壓制國防軍系統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如今已演變為橫跨能源、建築、電信、港口的龐大經濟利益集團。這支“保護革命的軍隊”，在實際操作中不僅掌握了國家的命脈，更直接影響了最高領袖的繼任。

從“法基赫監護”到“軍工—安全複合體的攝政”，伊朗政權的合法性邏輯，至此已悄然改寫。當“造王者”不再隱身幕後，而是直接走上前台，影響專家會議，實際操縱誰能披上“法基赫”的長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便已經走向了自身革命理念的對立面。

革命衛隊地位的不斷抬升，與伊朗政教合一體制內在的制度缺陷密切相關。這一缺陷根植於什葉派宗教權威的形成機制本身。

所謂大阿亞圖拉，即什葉派社群中的效仿源泉，其宗教權威並非來自制度性任命，而是源於長期講經辯經所積累的學識造詣和信眾追隨。在現實中，通常同時存在數十位大阿亞圖拉，而信眾可以自由選擇追隨其中某一位接受宗教指導。

正因為這種權威是分散形成，而非通過等級體系產生，大阿亞圖拉之間並不存在嚴格的上下級關係。換言之，沒有任何一位大阿亞圖拉能夠在制度上統轄其他大阿亞圖拉。

這一宗教結構與伊朗革命後建立的“法基赫的監護”體制之間，天然存在制度張力。神權共和國的最高領袖在理論上應當是全體什葉派教士的最高宗教權威，但在現實的宗教結構中，大阿亞圖拉本身就是彼此獨立的權威中心。

除非出現類似霍梅尼那樣在宗教聲望上具有壓倒性地位的人物，否則幾乎不可能在宗教層面真正統合整個教士群體。霍梅尼去世之後，伊朗再未出現一位能夠在宗教權威上達到這種高度的領袖。

阿里·哈米尼的困境也正在於此，穆吉塔巴的接班又再次放大了這一困境。伊朗不再是一個由各位大阿亞圖拉圍繞最高領袖組成的宗教權威體系，最高領袖必須依賴憲法賦予的制度性權力，以及國家強制機器來維持其政治地位。

與此同時，教士群體內部在政治角色問題上也並非立場一致。許多具有深厚學術聲望的大阿亞圖拉在宗教立場上主張神職人員應當遠離世俗政治事務，專注於宗教研究和教法解釋。在這種傳統觀念下，只要宗教機構的基本利益不受到威脅，他們甚至更傾向於某種世俗行政秩序，而並不必然支援由教法學家直接治理國家的政治模式。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革命衛隊的政治地位逐漸上升。與宗教學者的學術權威不同，革命衛隊的合法性來源於國家安全的角色定位，其組織結構、意識形態與最高領袖之間形成高度繫結關係。

在任命程序上，革命衛隊高級將領由最高領袖直接任命，其組織忠誠與最高領袖權威之間高度繫結，雙方構成一種相互依賴的政治結構：最高領袖通過資源與權力維繫革命衛隊的忠誠，而革命衛隊則通過軍事與安全力量維護既有政治秩序。

當伊朗最高領袖的宗教權威難以在教士體系內部形成穩定支援時，最高領袖對革命衛隊的依賴便不可避免地不斷加深。這一過程不僅改變了伊朗權力結構的實際運行方式，也為革命衛隊在國家政治中的持續崛起提供了制度性空間。

正是在哈米尼執政期間，革命衛隊這支“禁軍”逐漸成了“國中之國”。兩伊戰爭結束後，哈米尼允許其大規模進入商業與基礎設施領域，革命衛隊開始建立起龐大的經濟網路。

在對外貿易和邊境管理方面，革命衛隊被認為控制著伊朗南部約60個邊境通道，並在全國貿易體系中佔據重要位置。在工程建設方面，革命衛隊下屬的戈爾博建設總部在過去20年中承包了大量國家級基礎設施項目，從天然氣田開發到德黑蘭建設，許多工程項目以直接委託的方式交由其完成。

作為軍工—安全複合體的革命衛隊，如今更加強勢。在蘇萊曼尼生前，其個人威望在衛隊內部甚至超越了最高領袖哈米尼本人。這種現象折射出一個危險的訊號：革命衛隊已形成獨立於教法學家權威之外的自我崇拜體系，它不再僅僅是教權體系的捍衛者，更是一個擁有自身意志、利益和偶像的“特權禁軍”。

這一幕，與羅馬帝國後期近衛軍操縱皇位的歷史驚人相似。公元41年，近衛軍在皇帝卡利古拉遇刺後擅自擁立克勞狄烏斯，首次展現了“造皇”能力。此後，由於帝國始終未能建立穩定且明確的繼承製度，皇位傳承長期在血緣繼承、元老院推舉與軍隊擁立等多種繼承方式之間反覆搖擺。

這種制度模糊性，最終使近衛軍從皇權的保衛者蛻變為皇位的操縱者。正如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借一禁軍士兵之口所言：“他能做皇帝，全靠我們擁立。”當皇帝需要依賴軍隊的刀劍而非制度的法理上位時，他便不再是“神的代表”或“第一公民”，而只是軍隊的代言人。

如今的伊朗，似乎正在重演這一歷史指令碼。在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最高領袖的繼任由革命衛隊主導，意味著“法基赫的監護”已讓位於“禁衛軍的擁立”。當最高領袖的合法性完全無法憑藉宗教權威和信眾追隨建立，而必須仰仗軍事特權集團的槍桿子時，政權的本質已然發生根本性蛻變。

從穆吉塔巴當前的處境來看，對內而言，他既不具備其父執政數十年來積累的制度性權威，也缺乏足以與宗教建制派討價還價的宗教學識資本；對外而言，以色列已將新任最高領袖列為“必然的清除目標”，美以軍事威脅如影隨形。

這種內外交困的權力格局，使其對革命衛隊的依賴程度將遠超其父。合法性不足，便需要衛隊的槍桿子來“強制補位”；外部威脅加劇，便需要衛隊的情報網來“勤王保駕”；行政系統缺乏根基，便只能倚仗衛隊既有的組織網路來推行政令。

這種依賴關係一旦形成，則意味著權力的天平將進一步向革命衛隊傾斜。在穆吉塔巴鞏固權位的過程中，革命衛隊或藉機將其觸角從軍事、經濟領域，進一步滲透到政治決策的核心環節。 (南方人物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