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喬·肯特辭職信的危險邏輯

這位沉迷陰謀論的反戰活動人士，完全誤解了他所追隨的政治運動，也誤解了他所服務的那位總統。

當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Joe Kent）今天辭職，以示抗議這場對伊戰爭時，他在辭職信中幾乎把責任推給了所有人，唯獨沒有指向發動戰爭的人。在這封寫給川普總統的辭呈中，肯特把總統描繪成一個受他人擺佈的被動人物，彷彿川普並不是那個將自身意志強加於世界的最有權勢者，而只是“以色列高層官員”和“美國媒體中有影響力的人士”操縱下的對象。肯特一再把這位兩度當選的總統寫成一個被局勢裹挾的人，而不是主導局勢走向的人。

“我支援你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競選時所倡導的價值觀和外交政策，也支援你在第一個任期內付諸實施的那些政策。”肯特寫道，“直到2025年6月，你一直明白，中東戰爭是一個陷阱。它奪走了我們愛國者的寶貴生命，也耗損了我們國家的財富與繁榮。”肯特聲稱，後來這場所謂的轉向，源於一場由以色列和媒體推動的“誤導資訊攻勢”；正是這場攻勢“從根本上瓦解了你的‘美國優先’政綱”，並“被用來誤導你”。

即便先不論其中可能帶有的反猶意味，這套說法在事實層面也站不住腳。真實情況是，幾十年來，川普一直在公開流露其對伊朗的強硬乃至好戰立場；而一旦掌握權力，他幾乎每逢其會，都會推動與伊朗的對抗升級。1980年伊朗人質危機期間，川普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贊同主持人的說法，稱“我們當時就該派兵進去”，並表示那樣做會讓美國成為“一個石油富國”。1987年，《紐約時報》報導說，川普曾對新罕布希爾州的一群聽眾表示，“美國應該攻擊伊朗，並奪取其部分油田，以報復伊朗對美國的霸凌”。1988年，川普在接受《衛報》採訪時又說，如果自己是一名政治領袖，他會對伊朗“非常強硬”，並宣稱：“如果他們朝我們的人或我們的船開出一槍子彈，我就會狠狠幹哈爾克島（Kharg Island）。”哈爾克島是伊朗的石油出口樞紐。上周末，美國確已轟炸哈爾克島，而一支海軍陸戰隊分遣隊如今正開赴該地區，甚至可能意在進駐當地。到了2013年，川普又在當時的推特上寫道：“既然所有人都在等待、也都準備好讓我們攻擊敘利亞，也許我們該狠狠幹伊朗，狠狠幹掉它們的核能力。”

川普2017年入主白宮後，很快便開始把這種對伊衝動付諸行動。2018年，他撕毀了歐巴馬政府時期達成的核協議；2020年，他下令刺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臭名昭著的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2024年重返白宮後，川普又從上次停下的地方接著推進：去年，他下令轟炸伊朗核設施；而到了今年，在主導完成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在該地區最大規模的軍事集結之後，他終於發動了當前這場針對伊朗政權的戰爭。

這場對伊戰爭遠非對川普主義的背離，相反，它正是川普意識形態的最終定型。川普最狂熱的支持者似乎也承認這一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彙總近期民調後發現，89%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派共和黨人支援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只有9%表示反對。肯特虛構出一位從未存在過的“反戰總統”，又自稱代表一個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反戰“美國優先”基本盤，借此把一項完全可以預見的美國國內政治決定歸咎於外部力量。

很難相信，像肯特這樣一位獲得勛章的前綠色貝雷帽軍人，在決定為這位總統效力時，真的對這一切毫不知情。但早在出任這個如今已被他棄去的職位之前，肯特就已傾向於用陰謀論解釋政治事件。他曾宣稱2020年大選“被操縱、被竊取”，又聲稱聯邦調查局（FBI）協助策動了2021年1月6日發生在國會大廈的騷亂，而且在參議院的任命確認聽證會上，他仍堅持這些說法。

肯特對反猶論者也並不疏遠。2022年，他在共和黨初選中挑戰並擊敗海梅·埃雷拉·比尤特勒（Jaime Herrera Beutler），後者是少數投票支援彈劾川普的共和黨人之一。肯特雖隨後在普選中落敗，但在那之前，他曾向“驕傲男孩”組織的一名成員支付顧問費。據美聯社報導，肯特在競選期間還曾“尋求與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領導的白人民族主義‘Groyper Army’運動有關人士的支援”，只是當這些接觸曝光後，他又否認自己有此意圖。後來，肯特還曾與一名極右翼評論員共同出席一場籌款活動；此人曾聲稱希特勒是一個“複雜”且“被誤解”的人物，而肯特的競選團隊事後同樣與其切割。

肯特的辭職信正體現出這種世界觀，以及這種世界觀的根本缺陷。在信中，他不僅把川普捲入對伊戰爭歸咎於以色列，甚至還把伊拉克戰爭也算在以色列頭上。肯特寫道，總統中了“以色列當年把我們拖進那場災難性伊拉克戰爭時所使用的同樣伎倆”。然而，歷史記錄恰恰表明，事實正好相反。2007年，時任國務卿科林·鮑爾（Colin Powell）幕僚長、同時也是以色列激烈批評者的勞倫斯·威爾克森（Lawrence Wilkerson）曾對反戰記者加雷思·波特（Gareth Porter）說：“以色列人當時一直在告訴我們，伊拉克不是敵人，伊朗才是敵人。”以色列記者納達夫·埃亞爾（Nadav Eyal）也曾回憶，時任總理阿里埃勒·沙龍（Ariel Sharon）在2002年告訴他，華盛頓決意打一場“錯誤的戰爭”。至於川普本人，他起初其實也支援入侵伊拉克。

在這封信裡，肯特還把第一任妻子的死歸咎於以色列。她曾是一名美國海軍密碼分析員。肯特寫道，她死於“一場由以色列炮製出來的戰爭”。但香農·肯特（Shannon Kent）並非死於伊朗，也不是死於伊拉克。她是在敘利亞死於“伊斯蘭國”發動的一次襲擊。當時，川普政府正對該組織展開軍事行動，而肯特在同一封信的別處還稱讚了這場行動。

從邏輯和事實兩方面看，這些說法幾乎沒有一條真正說得通。但若把它們放回陰謀論式反猶主義的漫長傳統之中，它們又顯得完全一致。在這種傳統裡，世界上的種種問題總要被歸咎於某些猶太人集團。俄羅斯偽作《錫安長老議定書》（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被視為有史以來影響最大的反猶作品，它自稱記錄了猶太陰謀家如何通過讓世界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來牟利。援引《議定書》的《哈馬斯憲章》也採取了同樣的敘事，把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併歸咎於猶太人。

和肯特的信一樣，這些作品描繪的不是現實，而是試圖把某種意識形態強行套在現實之上。它們先預設一個罪魁禍首，再把種種罪責統統安到此人頭上。也正因為如此，被反猶主義吞沒的政治運動與國家，最終總會走向瓦解。一個社會一旦接受用陰謀論解釋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就會失去理性糾正這些問題的能力。“股市為什麼崩盤？”這是個好問題；“美國為什麼入侵伊拉克？”這也是個好問題。但如果一個人把金融崩盤歸咎於猶太人，或者把時間耗費在追逐並不存在的以色列黑手上，而不是去追究一場戰爭真正的美國發動者，他就永遠無法理解這些災難究竟為何發生，也無法阻止下一場災難重演。

反猶式的事件解釋，會剝奪人的主體性，也會使人無法有效行動去改善自身處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喬·肯特就是一個警示性的例子。他曾支援這位總統，也曾為其效力；而後者隨後發動了一場他本人又強烈反對的戰爭。之所以會走到這一步，是因為他從根本上誤解了自己所生活的世界。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