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戰局】荷姆茲：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拷問

當戰爭與地緣衝突從 “偶發黑天鵝” 變成 “常態化灰犀牛”，貿易受阻、逆全球化、保守主義加速，能源問題的首位度大幅提升。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到底什麼樣的能源體系，才能真正抵禦不確定性的衝擊？

01. 誰最脆弱

判斷一個國家在動盪環境中的能源脆弱性，不能只看“進口多不多”，而要拆解為三個層面：進口占比、來源集中度和運輸路徑依賴。

第一是進口占比，這是最直觀的風險暴露。以日本為例，根據日本資源能源廳發佈的《Japan's Energy 2024》，2022年日本一次能源自給率僅為12.6%，遠低於其他經合組織國家。具體來看，2023年日本一次能源佔比中，有80.8%均為化石能源。這些化石能源對外依存度極高，石油、液化天然氣和煤炭的進口占比分別為99.7%/97.9%/99.7%。這類國家一旦外部供給受擾，幾乎沒有內部緩衝空間。

第二是來源集中度，即能源是否依賴單一地區或單一供應方。以德國為例，俄烏衝突之前德國對俄羅斯進口的依賴尤其嚴重。2021年，俄羅斯佔德國天然氣供應的55%、石油的35%和煤炭的45%，而法國2020年這三項比例分別為17%、9%和26%。相比之下，日本除了原油高度依賴中東地區，煤炭和天然氣的進口相對分散。德國這種單一集中度在和平時期意味著成本優勢，但在特定的衝突中則會迅速轉化為系統性風險。

第三是運輸路徑依賴，這是最容易被忽視但衝擊最大的環節，最典型的就是當下的荷姆茲海峽。根據IEA的報告，2025年平均每天有2000萬桶（20mb/d）原油和石油產品通過該海峽，佔據著全球約25%的海上石油貿易。此外，馬六甲海峽作為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咽喉，不僅扼守著全球約30%的海上石油貿易，更支撐著中國80%的海上原油進口通道。這意味著，一旦關鍵通道受阻，即便實際的資源存在，但供給依然可能中斷。

基於這三個維度，可以將全球主要經濟體劃分為不同風險層級。

高風險國家通常同時具備“三高”特徵：高進口依賴、高來源集中、高通道依賴，典型如日本、韓國以及部分歐洲國家。這些經濟體在衝突中面臨的不是“價格上漲”，而是“供應不確定性”，能源安全高度外部化。中風險國家則表現為“高進口+一定分散+部分自給+潛在通道問題”，例如中國和印度。以中國為例，2023年原油對外依存度約72%，天然氣約42%，但來源多元、國內仍有一定產能，使其具備一定緩衝能力。印度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85%，同樣通過多元採購降低單一依賴。低風險國家則主要是能源淨出口國或高度自給的經濟體，如美國及中東資源國，這些國家不僅能自我保障，還能在危機中通過能源輸出獲取溢價。總體來看，能源脆弱性的本質，是“結構性依賴”的疊加，而非單一指標的高低。

02. 如何變化

那麼地緣的動盪會讓各國的能源體系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實際上，各國能源政策的調整併非簡單地“轉向新能源”，而是呈現出清晰的階段性：短期保供——中期替代——長期重構。（1）短期保供在衝突爆發初期，政策目標只有一個——確保能源不斷供。以俄烏衝突為例，歐洲在2022年天然氣供應驟減後，被迫重啟煤電機組、延長核電壽命，並大規模採購LNG液化天然氣。例如：歐盟煤電發電量在2022年同比上升約7%，在當時被戲稱為“煤炭復興”，但在此後由於新能源增長、衝突常態化、工業需求放緩，此輪煤電增長僅為短期反彈。對於核電，2022年3月比利時將兩座最新核電機組延壽10年至2035年，2022年9月德國決定短暫延長最後三座核電站運行三個月。另外，德國在短時間內新建和投運多個浮式LNG接收站，使其LNG進口能力從幾乎為零迅速提升至300億立方米的年接收能力。

（2）中期替代

進入中期，各國開始推動能源來源的多元化，以降低單一依賴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但是，這一階段的替代依然主要發生在化石能源體系內部。此處以俄烏衝突中的歐盟為例，其核心策略是“去俄羅斯化”，而非“去化石能源”。根據歐盟統計局的資料，2021年歐盟天然氣進口中，管道氣佔主導地位（約78%），俄羅斯供應了約1500+億立方米天然氣，佔歐盟總天然氣進口的40-45%；而到2023年，歐盟LNG進口占比已從22%上升至40%以上，成為主要邊際來源。同時，美國與卡達成為最主要的新增供應方——美國佔歐盟LNG進口近半數，卡達約佔14%。這一變化的結果是，歐洲確實降低了對單一國家的依賴，但並未擺脫對外部能源的依賴。也就是說，中期政策的結果是：去依賴，但並未去化石能源。

（3）長期重構

只有在長期視角下，能源政策才真正開始指向體系重構，其中風電、太陽能、儲能甚至核電的角色才被重新定義。關鍵變化在於，這些能源形式的核心價值不再是“低碳”，而是“可控”。以太陽能為例，歐洲在2022年新增太陽能裝機約41GW，同比增長近50%，表面上看是加速能源轉型，但更深層的驅動是降低對外部能源的依賴。同樣，核電的定位也發生了明顯轉變。2022年2月，法國宣佈推進新一代EPR核電項目，以恢復其長期穩定的基荷供給能力；2022年8月日本宣佈，將考慮建造新一代核反應堆並重啟更多核電站；2022年5月韓國尹錫悅上任後，立即逆轉文在寅政府的去核政策，重新將核電確立為國家能源戰略支柱。這些政策變化的共同指向，是將“節能不節錢”的風光儲和“爭議能源”的核電重新定位為“安全資產”。在這一邏輯下，未來能源體系的核心標準，將不再是成本或碳排放，而是能否在不確定環境中提供穩定、可控的供給。

03. 重看幾大發電類型

站在如今的全球視角，我們再來重新審視一下目前各類型的發電方式。

首先我們知道，一次能源是自然界中天然存在、未經加工轉換的能源，包括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一般情況下，討論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就是以一次能源的口徑。一次能源經過加工、轉換可以得到二次能源，包括電力、熱力/蒸汽、成品油、煤氣、焦炭、氫能等等。電力是二次能源最主要的應用領域，約佔40%左右；其次是交通，約佔25-30%。在交通領域，成品油（或者直接說原油）完全“滿足液體燃料+高能量密度+隨時可用”的特性，是目前最難被平替的能源。因此，貧油國家需要通過進口 or 想辦法自給 or 推動電能/氫能替代，這裡的路徑比較直接明確。需要重點討論且已經出現邊際變化的在於電力。當前背景下，電力系統需要考慮的宗旨已經變成了“多元化”。並且，“多元化”這一含義將更加偏向自主可控，為逆全球化、對抗加劇、貿易脫鉤做準備。這是一項5-10年的建設計畫，為了應對未來10-20年的潛在變化。電力的不可能三角是成本、穩定和清潔。如果將清潔的權限下放，僅評價發電穩定和自主可控（包括邊際成本低和自身資源豐富導致的低成本）兩個維度，可以將目前的發電類型分為以下三類：（1）高穩定+高可控這是壓艙石能源的根本定義，核心特徵是利用小時數高且不依賴外部供給。例如美國的天然氣發電，依託頁岩氣革命形成低成本本土資源，2023年美國天然氣發電佔比已超過40%。在中國，這一角色由煤電擔任。中國煤電裝機以不到40%的裝機佔比，提供了約60%的發電量、70%的頂峰能力和接近80%的調節能力。

特別的，在一些具備獨特地理環境的國家，水電利用小時數普遍在4000小時以上，且高度本土化。水電發電量超過50%的發達國家包括：挪威、冰島、瑞士、奧地利、加拿大和紐西蘭。（簡單介紹一下奧地利，奧地利全境約70%領土被阿爾卑斯山東段覆蓋，境內縱橫著因河、德勞河、穆爾河等多條河流。這些河流穿過高山峽谷，形成了巨大的天然落差。再加上多瑙河流域的水網支撐，儘管是內陸國家，但水電是奧地利的絕對能源主力。）

（2）中穩定+強可控這裡的典型代表只有一個，就是核電。核電利用小時數通常在7000小時以上，燃料可長期儲備，不依賴即時運輸，使其成為缺乏資源稟賦國家的“通用解”乃至“最優解”。例如法國核電佔比長期維持在60%以上，日本、韓國也在重新強化核電地位。通過Ember的這張圖表可以看到，對於能源自給率較弱的歐盟國家，風電太陽能與化石能源可能會發生趨勢性的變化，但真正足夠穩定的是以水電和核電為代表的其他能源。具體包括：瑞典（水電+核電）、芬蘭（核電+水電）、奧地利（水電）、法國（核電）、比利時（核電）、匈牙利（核電）、斯洛維尼亞（核電+水電）、斯洛伐克（核電+水電）。

（3）低穩定+強可控這裡以風電太陽能為主。陸上風電與太陽能利用小時數相對較低，且出力波動明顯，更適合作為降低邊際成本的補充電源。但隨著儲能降本、配置比例提升，其系統價值正在向第二梯隊靠攏。值得注意的是，海上風電正在出現結構性變化。以英國及北海區域為代表，近海海風利用小時數可達3500–4500小時，已逐步接近“准基荷電源”。在最新的英國差價合約（CfD）第七輪（AR7，2026年1月公佈）中，一次性中標海上風電容量高達8.4GW，較AR6的5.3GW增長58%，創下歐洲歷史紀錄，且固定式海風中標電價約為89-91英鎊/MWh，同比上漲約14%，較新建燃氣發電成本低約40%。（4）小結簡短總結一下，對於有條件的國家來說，氣電、煤電、水電、海風這一類穩定性電源已經成為了第一選擇。而對於資源匱乏、不具備地形地貌天賦且戰略縱深有限的國家，核電的首位度正在逐步提升，太陽能發電也將是重要補充。

04. 尾聲

實際上，對於能源領域，當前的荷姆茲海峽與2022年的俄烏衝突有著本質的區別。

一方面，俄烏衝突首先衝擊歐洲天然氣，屬於區域性影響，而荷姆茲海峽直接影響全球20-25%的海上石油供應和20%LNG貿易，風險優先波及印度、日韓乃至整個亞太，對全球需求側的影響更為廣泛。另一方面，歐洲天然氣存在替代方案，如LNG、電氣化供熱、其他清潔電力，而石油在交通、化工等領域幾乎不存在成熟替代，這一點遠比天然氣更具剛性約束。由此引申出兩點啟示：其一，上一輪衝突已推動全球電力體系向“多元化+本土化”重構，核電復甦、海風加速、太陽能擴張，本質上都是在避險外部依賴；其二，倘若全球性的地緣風險進一步加深，真正的結構性變化或許不再侷限於發電側，而是向終端需求滲透，交通領域電動化、氫能替代等方向正在孕育之中。 (新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