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戰局】帝國黃昏？“史詩狂怒”行動正掏空美軍全球戰備
3月20日，伊朗防空部隊擊中了一架美軍的F-35隱身戰鬥機，這是這款戰機服役以來首次在實戰中被擊中。在此之前，美軍已至今20多天的“史詩狂怒”行動中損失了不少重型裝備諸如“薩德”和“愛國者”反導系統、F-15E戰鬥機和KC-135加油機等。不過相較於武器裝備的損耗，美國的彈藥消耗速度卻更令五角大樓措手不及。
首輪72小時內，美軍即發射超過280枚“戰斧”巡航導彈和300余枚AGM-158空對地導彈，一舉消耗其潛射巡航導彈庫存約三分之一、空射隱身巡航導彈庫存近四分之一。3月1日伊朗發起報復後，防空作戰進一步加劇消耗，僅卡達烏代德基地的“愛國者”反導系統在三天內即發射110余枚攔截彈，相當於美國陸軍太平洋戰區全年戰備庫存的三分之一。早在此次行動之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Dan Caine）就曾表示，若美國對伊朗大規模動武，可能面臨彈藥短缺的風險。時至今日，凱恩一語成讖。當前的這場消耗戰不僅暴露了美國國防工業產能的深層瓶頸，更因美軍全球部署的特性，正在引發印太、歐洲以及美洲戰備資源調度混亂。
彈藥告急的根源
“史詩狂怒”行動啟動之初，美國“戰爭部”（正式名為：國防部）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eseth）曾篤信美軍憑藉壓倒性的技術優勢與精確打擊能力將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決戰鬥然後班師凱旋。然而，當一場原計畫為期72小時的“有限打擊”行動進入第三周後，美國中央司令部向參聯會發出的每一份彈藥補充請求都在表明這場行動正在以遠超預期的方式消耗美軍的彈藥儲備。當作戰模式的錯位與國防工業基礎脆弱性二者疊加在一起時，彈藥告急已經成為美軍的一場結構性危機。
作戰模式的錯位
過去二十年，美軍的彈藥規劃與採購體系始終圍繞反恐戰爭的需求運轉。在進攻端，JDAM（聯合制導攻擊武器）的誕生正是這一邏輯的縮影。20世紀90年代初“沙漠風暴”行動後，美軍意識到在應對缺乏先進防空體系的對手時，動輒使用百萬美元的巡航導彈是一種資源浪費。於是，將常規炸彈加裝慣性制導與GPS接收器的低成本改造方案應運而生。一枚JDAM套件的成本僅為2萬至3萬美元，卻能將普通航彈的精度提升至13米以內。而10米級的誤差完全可以通過可支付的數量進行彌補。
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上，美軍面對的是缺乏正規防空力量和幾乎沒有遠端打擊能力的非國家行為體，JDAM迅速成為“反恐戰爭的標準彈藥”。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統計，在阿富汗戰爭中，美軍使用了約5000枚JDAM，而在隨後的伊拉克戰爭中，這一數字上升至超過6500枚。相較而言，在整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發射了約800枚“戰斧”巡航導彈，消耗了當時全球庫存的三分之一；而在阿富汗戰爭中，同類型的導彈美軍則總共發射了100枚左右。當美軍在反恐戰爭時代“低強度+低成本”的彈藥消耗邏輯下，面對一個沒有防空體系的對手，美軍可以從容地用廉價JDAM逐個清除目標。
然而，“史詩狂怒”行動所面對的伊朗，是完全不同的作戰對象。儘管伊朗距離世界級軍事強國有不小的差距，但作為一個擁有完整國防工業體系的國家，伊朗的軍事能力仍遠超過去二十年美軍在中東遭遇的任何對手。在防空層面，伊朗部署了從俄羅斯引進的S-300PMU2以及國產“巴瓦爾-373”遠端防空系統，具備攔截高價值空中目標的能力。在建構防禦工事層面，美軍需要打擊的是深藏於地下的核設施、導彈基地、指揮所以及軍工廠，這些都不是JDAM可以處理的目標。
從防禦端而言，在反恐戰爭中，美軍更關注的是路邊炸彈而不是考慮大規模防空作戰，因為對手既沒有空軍，也缺乏能夠威脅美軍基地的遠端打擊手段。然而，伊朗擁有中東地區最龐大的導彈庫。據美國國防情報局（DIA）估算，伊朗各類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總數超過3000枚，覆蓋範圍從短程的“法塔赫-110”到中程的“海巴爾-謝坎”。3月20日，伊朗更是直接對衝突核心區域外的美軍迭戈加西亞基地發射了4000公里射程等級的導彈。此外，伊朗革命衛隊大量使用“沙希德-136”自殺式無人機，這種在公開市場上造價僅3萬至5萬美元的“小摩托”，技術含量雖低，當其以“蜂群戰術”進行突防時卻足以對地面目標構成實質性威脅。
當這種低成本攻擊武器與大規模飽和打擊戰術相結合時，美軍防禦體系的彈藥儲備邏輯被徹底顛覆。用於攔截伊朗目標的攔截彈，如“愛國者”PAC-3每部發射車搭載8枚，“薩德”系統每套標配48枚，“標準”系列艦空導彈的艦載攜帶量同樣有限——而伊朗的無人機和導彈，正以美軍防禦系統無法承受的數量級持續湧來。根據半島新聞（AL Jazeera）報導，伊朗革命衛隊在一次大規模打擊中，往往同時發射超過100架“見證者-136”無人機與數十枚彈道導彈。按照美軍為確保攔截成功率而執行的“二打一”甚至“四打一”發射規則，這意味著美軍需要消耗2至4枚攔截彈來應對伊朗的每一個空中目標。當伊朗在一波次攻擊中投入約200個目標時，美軍理論上需要消耗400至800枚攔截彈來應對。這一數量，已經接近一套“薩德”系統全部攔截彈儲備的8至16倍，或是一艘“阿利·伯克”級驅逐艦艦載垂直髮射單元總量的2至4倍。《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披露，當3月1日伊朗發起大規模報復打擊時，在阿拉伯海的“艾森豪威爾”號航母打擊群為攔截伊朗反艦彈道導彈和無人機消耗了超過115枚“標準”防空導彈。
至於陸上發射的攔截彈數量則更為驚人。截至3月中旬，“史詩狂怒”行動已消耗約140枚“愛國者”PAC-3型導彈和80枚“薩德”攔截彈。80枚的消耗量相當於將近兩套“薩德”系統的全部攜行彈藥被清空。而“愛國者”PAC-3的140枚消耗量，則接近三套“愛國者”連的全部儲備。可以說，美軍用三周時間打掉了原本為應對朝鮮半島而儲備一整年的陸上防空攔截彈。考慮到“愛國者”PAC-3的年產量僅約600枚，“薩德”攔截彈的年產量更低。按照“史詩狂怒”行動前三周的消耗速率，美軍僅防空攔截彈一項的消耗量就已經超過了國防製造商一年的總產能。
綜合伊朗在進攻端和防禦端的表現，可以說美軍在“史詩狂怒”行動中面對的是一個具備完整防空體系、擁有大規模反擊能力、且能夠持續消耗美軍資源的准工業級軍事對手。當作戰對象從“缺乏正規武裝的恐怖組織”驟變為“擁有完整國防體系的地區大國”，美軍彈藥規劃體系的斷層便暴露無遺，過去二十年從未為“同時應對中等強國全面反擊”的消耗場景做過充分準備。
軍工生產的結構性障礙
隨著“史詩狂怒”行動持續消耗美軍彈藥庫存，華盛頓不得不直面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現實：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已無法支撐一場高強度局部戰爭的持續消耗。2026年3月6日，川普在白宮召集洛克希德·馬丁、雷神、波音、諾斯羅普·格魯曼等主要軍工企業負責人討論加快武器彈藥生產以補充前線庫存。然而，這一雄心勃勃的擴產計畫在實施層面正遭遇難以踰越的結構性障礙。
從供應鏈來看，AGM-158 JASSM空對地導彈與“戰斧”導彈所面臨的困境極具代表性。JASSM導彈的生產鏈條涉及超過1200家二級和三級供應商，分佈在全美43個州。生產導引頭的一家新罕布希爾州精密儀器廠，其核心光學元件原材料依賴從德國進口的特種玻璃，而這種玻璃的唯一歐洲供應商已將產能優先用於滿足歐洲自身的防務需求。生產固體火箭發動機推進劑的田納西州工廠，所需的關鍵化學加入劑全球僅有三家供應商能夠提供，但其中兩家正全力為烏克蘭生產彈藥而分身乏術，第三家則因國際貿易限制導致交貨期大幅延長。
“戰斧”導彈同樣面臨生產瓶頸。其WDU-36/B戰鬥部的主炸藥由位於弗吉尼亞州的BAE系統公司工廠生產，該工廠上一次大規模擴產是在2018年。此後數年間，熟練的裝藥工人大多已退休或轉行，而培訓一名能夠獨立操作的新員工至少需要8個月時間。事實上，將複雜武器的產量提升一倍通常需要數年時間，這涉及新建廠房、採購專用裝置、培訓技術人員以及重建上下游供應商網路。因此，即便國會批准五角大樓正在制定的約500億美元補充預算申請，生產線也無法在數月內實現產能躍升。據《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披露，美軍目前正面臨一個為期“18個月的彈藥空窗期”，當前每一枚發射出去的導彈和攔截彈都需要從全球各地的預置庫存中調撥補充，而新生產的彈藥要到2027年下半年才能陸續交付。
原材料是美國軍工生產目前面對的另一個堵點。西點軍校現代戰爭研究所（Modern War Institute）3月19日發佈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荷姆茲海峽的緊張局勢不僅影響能源運輸，更會因硫磺的運輸阻塞對美國國防工業基礎構成“癱瘓性”衝擊。全球約24%的硫磺產自中東，而其中約一半的海運貿易需經過荷姆茲海峽。硫磺是製造硫酸的核心原料，而硫酸被稱為“工業之母”，是提煉銅、鈷等關鍵礦產的必需品。這些礦產的用途從微處理器到噴氣發動機、從通訊裝置到導彈導引頭，幾乎覆蓋所有現代武器裝備。就目前美軍使用的所有通訊裝置、雷達和感測器而言，不論是維修或是製造，都需要以千公斤為單位的銅。當荷姆茲海峽的運輸通道受阻，硫磺供應中斷，硫酸產量下降，銅和鈷的提煉隨之放緩，最終傳導至彈藥和裝備的生產環節。
彈藥告急的漣漪：艱難的戰略資源再分配
“史詩狂怒”行動引發的彈藥危機衝擊波遠未止步於波斯灣。當五角大樓被迫從全球各戰區抽調戰略資產填補中東缺口時，印太和歐洲的盟友體系正在經歷一場無聲的信心考驗。這場考驗並非源於美國的戰略意願不足，而是源於工業基礎斷裂所導致的資源硬約束。在彈藥庫存的存量無法快速獲得增量補充的情況下，華盛頓必須在全球承諾與中東戰事之間做出取捨。
失去重視的印太
2026年1月，川普政府相繼發佈了第二任期的《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與《國防戰略》（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這兩份綱領性檔案勾勒出川普政府所認知的美國全球戰略結構。儘管川普將“西半球”（主要是美洲）視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首要優先事項，但印太地區仍是美軍在“大國競爭”框架下的主要場域，一切戰略資源優先向該地區傾斜。兩份檔案均強調，美國將沿第一島鏈建構強大的拒止防禦體系，並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核心盟友深度捆綁，形成分工明確、針對性強的集體拒止網路。然而，目前美國軍事力量的變動對於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而言卻在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3月11日，駐韓美軍星州基地的6輛“薩德”發射車連同彈藥全部運往中東。3月14日，川普又下令將駐日美軍2500人的海軍陸戰隊員連同正部署在日本長崎縣佐世保基地的兩棲攻擊艦“的黎波里”號一起調往中東，配合美軍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不論是軍事資產的調動亦或是駐軍的轉移，都意味著美國已經在事實上放棄了對韓國和日本的安保承諾。《衛報》（The Guardian）認為，美國的這種行為會給印太地區的盟友一種“你們”不如“他們”重要的暗示。如果考慮到當年“薩德”系統進入韓國所引發的地區局勢風波與付出的代價，美國決然的將所有該系統盡數調出會讓該地區的一部分盟友感受到輕視，進而可能產生脫離或淡出美國盟友體系的想法。
更令印太地區盟友深感憂慮的是美國戰略性資產的區域缺位。根據美國海軍協會（USNI）3月16日發佈的美軍艦隊動態，美軍“福特”號、“林肯”號和“布希”號三個航母打擊群正雲集於中東地區。這是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首次在同一戰區部署三個完整航母打擊群。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印太地區的航母部署數量為零。部署於中東的三艘航母中，“林肯”號原計畫接替去年12月返回本土大修的“華盛頓”號部署於印太方向。因此，可以說正是由於中東局勢的驟然升級，印太地區出現了近十年來首次航母“空窗期”。而航母作為美軍最具象徵意義與實戰價值的戰略性資產，三艘集中於中東、零艘部署於印太的懸殊對比，清晰地揭示了美國在當前戰略資源分配中的優先順序排序，即以犧牲印太地區的戰略存在為代價，也必須向中東戰場傾斜力量。
就在印太戰區美軍的彈藥和裝備被持續抽調的背景下，3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達白宮與美國總統川普舉行其就任後首次正式訪美會談。《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將此次峰會形容為“有記憶以來最為艱難的一次美日峰會”。原因無他，高市早苗起初計畫是在川普原定的3月底訪華之前“影響川普政府的印太政策”，但隨著“史詩狂怒”行動進入第三周，中東局勢的急轉直下徹底打亂了日方的議程設定。川普在整場會談中大談特談中東的局勢，並要求日本做出相應的行動支援美國。這直接導致白宮發佈的峰會成果中，關於在印太戰略背景下的美日安保合作並無實質性突破，使得高市早苗的此番訪美有名無實。
進退失據的歐洲
“我們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3月17日，當川普在白宮面對媒體時，這番措辭激烈的表態背後，是歐洲盟友對美國中東政策集體冷淡的回應。自2月28日“史詩狂怒”行動啟動以來，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正經歷著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嚴峻的考驗。這不僅是關於是否參與荷姆茲海峽護航的具體分歧，更是川普第二任期對北約和歐洲防務態度轉變的集中爆發，讓美國的跨大西洋關係進退失據。
作為川普治下美歐關係中一個長期爭論的議題，援烏問題成為雙方目前無法迴避的焦點。儘管目前美軍在中東的彈藥消耗並未直接導致對烏克蘭援助的立即削減，但歐洲盟友的疑慮正在迅速積聚。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3月2日報導稱，一些歐洲官員擔憂，美國對伊朗軍事打擊將消耗大量“愛國者”防空導彈以抵禦伊朗襲擊，從而減少可供烏克蘭使用的導彈數量。這種疑慮並非空穴來風。在去年6月美以打擊伊朗期間，美國對烏克蘭供應有關導彈和攔截彈的計畫曾一度放緩。以目前“愛國者”攔截彈的消耗水平為例，在中東局勢升級前，烏克蘭就是該型攔截彈全球最大的消耗國，而當美國作為供應方也加入到消耗的隊伍中時，本應援助烏克蘭的那一部分自然會被減少乃至於暫時取消。
對歐洲而言，烏克蘭不僅是地緣政治的前沿，更是當前歐洲安全架構的核心支柱，因為烏克蘭的戰局走向直接決定了歐洲將以何種角色與俄羅斯相處。因此，當美國因中東戰事而削減對烏援助時，歐洲看到的不僅是彈藥數量的減少，更是一種戰略優先順序的明確宣示，即在中東與歐洲之間，華盛頓選擇了前者。這一選擇觸動了美歐關係中一條長期緊繃的神經。川普執政以來，歐洲對美國的最大疑慮並非軍費分攤比例，而是美國是否會兌現其對歐洲安全的承諾。從2025年北約海牙峰會要求盟友將軍費提升至GDP的5%，到近期抨擊北約是“一群懦夫”、“紙老虎”，川普將跨大西洋安全關係重塑為一種交易性的商業合同，而非如過往美國領導人將之視為基於共同價值觀的戰略同盟。
冷戰結束後，美國長期標榜“同時打贏兩場大規模地區戰爭”的理念，這表明其軍事力量具備強大的全球同時存在和快速反應能力。然而在這次針對伊朗的“史詩狂怒”行動中，美國已經開始從其他數個甚至更加重要的戰略類股調運軍事物資。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行動表面上反映出美軍彈藥告急的窘境，但在更深的層面則是美國戰略能力的衰退，那個可以同時打贏兩場大規模戰爭的美軍已經成為了歷史。 (上海美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