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烏克蘭前線親見: “生死一線的戰壕，疲憊的士兵在刷Tiktok”
【導讀】俄烏沖突已成為21世紀以來全球地緣政治最劇烈的震源。當全球的目光被戰線圖上的箭頭牽引時，很少有人真正關心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作者於2024年深入烏克蘭腹地，試圖理解三年多戰火下的社會如何回應持續不斷的內外挑戰。高成本、長周期的戰爭改寫了無數普通人的生活：有人在戰壕裡刷TikTok，有人在街頭喂養流浪貓，還有居民不顧烏軍的撤離要求，原地等待俄軍到來。這不是電影，而是今天的烏克蘭。人們用近乎漠然的心態適應著一切，從庫皮揚斯克的前線戰壕，到尼古拉耶夫受襲的造船廠，再到外喀爾巴阡的邊境小鎮，若要問“戰爭疲勞”是什麼樣，這篇文章給出了答案。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6年第18期 總第298期
從搖擺的“橋頭堡”到遠去的“南方精神”：一次烏克蘭腹地之旅（下）
▍庫皮揚斯克：前線的辯證法
38歲的謝爾希平時住在敖德薩，為英、德媒體供稿。長期奔走讓他有些滄桑。他個子不高，留著光頭和絡腮鬍，總是穿著迷彩外套和硬梆梆的薩洛蒙戰術靴。近期他去了幾次庫皮揚斯克，與駐防的步兵小隊呆在一起。多次前線旅行改變了他的生活習慣，比如開車時不自覺地把車窗開一半，以便留心無人機和火箭彈。
在前線，謝爾希發現，俄軍試探進攻不斷，士兵們早習慣了高強度戰鬥，不會讓外人看出緊繃的神經。“如果不是俄國人射程五百公里的FAB炸彈不時在附近爆炸，士兵們的地下住處內部看上去簡直像度假小屋。”回到後方後他告訴我們。
“如果你想活下來，千萬別暴露在開闊地裡。”小隊指揮官第一天就善意提醒謝爾希避開佈滿地雷、時刻被無人機巡視的野地。他在前線的主要工作是跟隨步兵小隊，觀察記錄他們的日常。這支步兵單位有些特殊，部分士兵是輕罪犯，其中沒有殺人犯或強姦犯。
烏政界從2023年底就開始探討囚犯參軍的問題。2024年初，第一批囚徒兵入伍，經過兩三個月的訓練投入戰場。到了年末，各條戰線上都出現了囚徒兵的身影，包括庫爾斯克地區。在烏方視角下，這些士兵與俄“瓦格納”囚徒兵不同，他們不是重罪犯，也不依賴金錢激勵。囚犯們主動報名，還有面試審查動機。謝爾希相信，這類單位戰鬥意志更強。一些囚徒兵甚至開始“享受”軍隊裡“相對寬鬆”的管理和同僚間兄弟般的友愛，畢竟在牢裡連與獄友擁抱玩耍都被禁止，更沒有戶外活動時間。
“快！把手機調成飛航模式！”還沒踏入佈防陣地，一名軍官就發出警示。根據他的說法，俄軍近期大大加強了電子戰力度，投入了更多的無人機，因此手機訊號可能招致攻擊。但在戰鬥間隙，謝爾希看到疲憊的士兵們還是克制不住，打開手機刷Tiktok。
儘管不少人上戰場不過數月，他們對危險已經有些麻木。謝爾希參加了幾次作戰前的戰場禱告。士兵們圍成一圈，在戰壕後不遠的簡易迷彩帳篷裡接受牧師祝福。簡短的禱告不時被炮火打斷。有一次謝爾希的相機被震落，他條件反射似的趴倒，但現場十幾位軍人無一作出反應，就連身披戰術背心的隨軍牧師也沒停下口中禱詞。
幾番觀察後，謝爾希看到，俄軍打擊烏軍陣地的手段頗多，遠端炮擊、滑翔制導炸彈、光纖抗干擾無人機、FPV、突擊小組滲透，但烏軍只能依賴小型無人機和小口徑迫擊炮的支援。在稍稍靠後的位置，謝爾希遇到了幾個無人機操作員。他們的角色極其重要，投彈式小型無人機和自殺式穿越機為前線提供了為數不多的殺傷手段。俄烏戰場的無人機戰發展到今天，對雙方都是莫大的折磨。
飛手們說，無人機有細緻嚴格的換班規則，一架電池快耗盡了，另一架要立即補位。偵察無人機一直在戰線上空巡視，力圖消除時間空檔。FPV則負責迅速截殺任何被發現的敵方人員和載具。假如沒在巡航時間內發現有價值的目標，飛手必須將FPV撞毀在地面。一般他們都會選擇撞向敵方的散兵坑或地下掩體入口，不管裡面是否有人。
站在步兵視角，無人機時代的作戰變得痛苦異常。由於無人機的全天候存在和夜視能力，只有薄霧瀰漫的晨曦有一個不到半小時的窗口期，雙方步兵都會利用此時穿越灰色地帶換防。但這個環節充滿危險，因為所謂灰色地帶中幾乎沒有安全的散兵坑和工事，它們早已被穿越機破壞。士兵稍有不慎就會成為活靶子，因此對軍事素養的要求很高。
最殘酷的是，這場戰爭改變了步兵戰鬥邏輯。後勤重新成了老大難問題，無人機威脅下，一線步兵又得像百年前的前輩們一樣苦苦等待補給。飛手們說，對面的俄國步兵已經不再立即救助被炸傷的隊友，因為那樣做只會貢獻新的擊殺戰績。很多傷者現在只能拖著殘肢在野地裡躺上幾小時到數天不等，等待命運降臨。在烏軍一方，“事情也沒什麼不同”。
“我們需要保存軍隊的骨幹，大家早已疲憊不堪。”一名士兵對謝爾希說，“按這個消耗速率，我們會更先陷入不可挽回的人力危機，到那時，西方將不得不下場來保護烏克蘭所有剩下的一切，但我們等得來他們嗎？”謝爾希談起政府再徵兵數十萬的計畫，一線軍人們卻沒有流露出熱情。對他們來說，早在戰爭爆發初期，民眾愛國主義熱情高漲時就該順勢擴大動員，而不是打到現在再來“添油”。
“當全面入侵開始時，每個城市的徵兵點前都排滿長隊。”一名亞速背景的軍官對謝爾希說。“但軍方居然只招了這些人中的不到兩成，這多麼浪費。我們本可在戰爭初期擁有一支更強大的軍隊，在關鍵戰役中發力。更何況，那時戰友都是意志堅定的志願者，他們是教師、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放棄了安逸生活保衛國家，你大可放心把後背交給他們。現在呢？身邊都是面無表情的農民和工人，多半積極性不高。我責問他們，得到的典型回答是；‘過去二三十年裡國家沒給我提供任何機會，現在發一桿舊AK步槍，卻指望我自動變成愛國者。’”
蹲在迷彩隱蔽網下，這位軍齡剛三年的低級軍官用猛力吸菸來控制談話節奏。“當然，最荒唐的是歐洲人和美國人。他們要麼一開始就全力援烏，給夠需要的一切，要麼幹脆啥也別幹，任由我們自生自滅。無論怎樣，一切會早早結束，何至於苦苦掙扎到今天。你敢信嗎？大嚷著派兵、送武器的馬克宏正忙著給莫斯科佬發簽證呢，就為賺那點可憐的旅遊收入！”軍官嘆了口氣，結束了和謝爾希的談話。
在另一處前線村莊，令謝爾希困惑不解的是軍民關係。俄軍火炮和滑翔制導炸彈已將不少村子夷平，綠色原野化為坑坑窪窪的月球表面。然而，仍有部分居民不顧烏軍多次要求，選擇留在隨時會變成瓦礫的村鎮裡。這些人在坊間被稱為“等待者”（ждуны），意為等待俄軍到來的人。這個詞在2022年赫爾松被佔期間就已流行起來，但那次佔領僅持續半年，後來對赫爾松的關注漸漸淡去。
在真正的“東線”頓巴斯和哈爾科夫，戰鬥膠著已久，戰線犬牙交錯，民情狀況遠為複雜。戰況嚴峻，他們與烏軍士兵的矛盾漸長。軍人和裝備的靠近可能導致民宅成為攻擊目標，而士兵們則越來越擔憂平民的存在妨礙軍事行動。“正常人忍受不了這樣日常化的暴力。除了他們在等待俄國人，我不知道還有別的解釋。”一個呼號為“西格瑪”的老兵向謝爾希抱怨。
為何村民會對入侵者抱有幻想？謝爾希將首要原因歸為俄宣。他回憶，在前沿地帶俄方廣播的訊號明顯壓過了烏方。只要打開車載廣播，就可輕鬆收聽敵台。最容易找到的是循環播放流行俄語歌或懷舊蘇聯音樂的電台，它們都已被基輔明令禁止。此外，不時還能收到來自頓內次克的時政節目。
但不少居民不同意軍人給他們貼的標籤。謝爾希專門用了兩天尋訪拒絕撤離的平民。他估計，在這支烏軍的佈防範圍內尚有上百名百姓，這些人多為中老年，其中不乏家庭婦女。“這不過是士兵們的一面之詞。他們不會問我們為何留在這，總之大家都是‘等待者’就對了。”在離交火線不遠的一家鄉下小賣部裡，一名叫安娜的中年居民當著謝爾希的面反駁說。安娜自小定居於此，但父親來自頓內次克。在2022年庫皮揚斯克淪陷時，她曾帶女兒跑到基輔住了三個月。其中有段時間兩人不得不睡在火車站長椅上吃救濟餐，女兒還被當作‘潛在親俄分子’的子女而遭到同學排斥。
“搬家要錢啊，”安娜說，“一打仗田地全廢了，我還有沒成年的女兒，回家至少能死在自家床上。大兵們老催我搬走，那誰能在基輔給我找到工作和住所？”
“唉，當然了，不是所有士兵都這樣，即使他們變得越來越煩躁不安，還是有友善的小夥子。”安娜望向門外在盛夏仍穿全套裝備巡邏的軍人，柔聲加了一句。
安娜沒明說的是，那些“正變得煩躁”的士兵往往已超期部署在前線，沒有及時輪換休整，疲勞感衝擊著他們。再加上總處於守勢，即便竭盡全力也不能完全阻止俄軍對戰線的啃食。時間長了軍人們難免感到氣餒，因此看著這些態度曖昧的留守民眾越發不順眼。
隨著閒聊深入，安娜不自覺將話題切到政治。一切都得從“邁丹”開始。她自述那時自己就“保持了冷靜”，埋頭工作而不是搞街頭政治。面對今日的戰火和災厄，責任應該由多方共擔。她還對謝爾希吐槽在基輔時和“西部的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經歷：“我們頓巴斯人曾靠勤勞的雙手養活了烏克蘭，那些利沃夫佬怎敢以國家捍衛者自居？”
謝爾希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蘇聯心態”作祟，也是俄宣荼毒下百姓“民智未開”的表現。“等待者”的數量可觀只能說明“邁丹”革命尚未成功，更新民族意識更加緊迫。但他明智地沒有當面反駁，因為爭吵無助於緩解居民和軍人的緊張關係。
“‘等待者’們的出現並不新鮮，當年納粹佔領巴黎時就有很多人‘通德’。”謝爾希事後在一條社交媒體的帖子裡寫道，“戰爭中的利己主義從來不是那個社會的專利。”
不過謝爾希沒提及的是，與精緻利己的巴黎小資產階級避戰享樂不同，這些“等待者”們畢竟切實承擔了戰爭後果，按社會階層看屬於烏內部的弱勢群體，很難說沒有抱怨的資格。
在小賣部門口，更多駐防軍人加入了討論。一名叫亞歷山大的軍士講得更可怕。他認為“等待者”們不僅消極阻礙軍事行動，少數人還可能給俄軍報信甚至搞破壞。就在去年，亞歷山大目睹了兩起汽車爆炸事件。初春時，他在另一個村子駐防，一位大娘熱情地給他和戰友送上大份餃子，但她過分殷切的神色有些可疑。他不顧戰友的嘲笑堅持要仔細查看，最後發現裡頭果然有毒。
“這些人會用封閉的‘電報’頻道和群組給敵方傳遞資訊，裡面的成員都是本地人。申請加入會被稽核，你得回答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問題，比如某街道的某個拐角處是否有個木製小教堂。”他告訴謝爾希。
“你覺得這裡大部分居民都是叛徒嗎？”離開前，謝爾希按捺不住，終於問了刺耳的問題。
“不，他們還算不上。‘等待者’只是被動觀望，我會說三分之一的居民屬於這個類別。這幫人至少還沒帶上俄羅斯的三色標識或聖喬治綬帶，也不組織什麼親俄聚會。他們能做的就是字面意義上的等待。”
“或許不強制疏散他們是對的，一旦到了後方腹地，指不定會鬧出啥幺蛾子。”經過一番抱怨，亞歷山大思索了一會兒後補上一句。
同樣的事還發生在波克羅夫斯克（俄稱“紅軍城”）。《華盛頓郵報》援引當地官員揚朱拉的話稱，撤離計畫遭居民牴觸，時至去年年初仍有包括4000名兒童在內的民眾沒撤走。不願走的人未必都是親俄“等待者”，不少人看到庫爾斯克州攻勢未能扭轉局面而對形勢失望。作為長期關注頓巴斯的前線記者，謝爾希也不十分理解統帥部調兵進攻庫州。“花了那麼大功夫，我們在庫爾斯克什麼也沒拿到。付出的超額犧牲，彷彿只為給歐洲人和美國人好看。”
開戰前，謝爾希算是個文化人，因為長期為歐洲媒體工作，他讀了不少歐洲記者寫的烏克蘭遊記。那時他讀完了也沒什麼特殊的感受，只是覺得他們提供了一個看待祖國的外部視角。“我已經把那些書都扔了，這些‘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總說一切會好的，我們只要克服了寡頭、腐敗，啊還有啥來著，對，還有落後的蘇聯思維方式，我們就會融入歐洲。哈哈，寫的都是狗屎。”
“你覺得那些像野狗一樣鑽戰壕，不時吃上一發FAB的士兵在乎歐洲價值嗎？甚至說露骨點，要是沒了俄國人，我們是不是第二天就能搖身一變成為‘文明’的歐洲人？這就是來自平行世界的玩笑，沒什麼比這更荒謬的了。”經過戰火洗禮，謝爾希變得有些幻滅，似乎任何宏大敘事都只配接受嘲弄。
相比天災般長久存在的俄軍威脅，謝爾希現在更怨恨歐洲。前線探訪危險且耗時耗力，防彈衣、頭盔和其他裝備都價值不菲。作為當地報導員，他常感到缺少支援。西歐大媒體給的報酬不多，他只能開通Paypal打賞，希望能覆蓋一點報導的開銷。“給歐洲打工的可不僅是我們幹媒體的。過去二三十年裡歐洲靠什麼和你們亞洲人競爭，還不是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廉價工人，現在輪到烏克蘭人罷了。而且他們只要我們的人力，才不要產品。”
接下來他決定先回敖德薩休息，待籌得錢再去形勢緊急的君士坦丁諾夫卡做採訪和志願翻譯，因為那裡有一些外國退役軍人。他最近轉發了貝林斯卡的一條長帖文宣洩對歐洲的怨恨。貝林斯卡當年積極參加“廣場革命”，開戰後成了小有能量的募捐者和意見領袖，以鷹派立場知名。如今勝利前景黯淡，一種末世般的情緒瀰漫在各路博主、記者和活動分子群體中，貝林斯卡正是典型。她呼籲將戰爭再進行“12到15年”，要求將徵兵年齡降至18歲，並動員女性。
俄軍兵鋒已到了波克羅夫斯克，近期戰事對烏軍愈加不利，一些外圍城鎮相繼失陷，假如波城也落入俄軍手中，頓巴斯防線體系將被大大動搖，第聶伯羅州不免門戶洞開。在過去兩年中，謝爾希熟悉的庫皮揚斯克拉鋸戰一直沒停歇。從士兵、居民到當地記者，人們用近乎漠然的心態適應著一切，或許塹壕對面的那些俄國人也是一樣。
但遠道而來的歐洲訪客們做不到這樣。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小插曲是一位烏克蘭記者對某位德國女同行的“吐槽”。她是德國大報的資深記者，到基輔後，和幾個前來接待的烏克蘭同事驅車去哈爾科夫以東採訪。越往東去，檢查站就越多，身著迷彩的軍人也越密集，車窗外還能看到臨時堆放的反坦克“龍牙”。偶爾還有撤離群眾的民用車對向而來。不過這些景象早已掀不起烏克蘭記者心中的波瀾。這樣的驅車探訪早就是例行公事，動輒七八小時的旅途也需要說笑來解悶。
“你們怎麼什麼都沒感覺到呢？難道沒有一點兒悲傷嗎？”德國記者突然質問，“這可是你們的土地，如今佈滿傷痕，被野蠻的敵人一點點蠶食。”
車內頓時一片沉默，烏克蘭人面面相覷。見沒人回答，德國人開始了一番獨白：“你們無法感受我心中此刻的波瀾。車窗外的景象於我似曾相識。”
望著幾乎沒有起伏的綠色原野，這位成長於冷戰後的德國訪客首先想到了她的祖父。80年前，這裡是蘇德兩部龐大軍事機器全力碰撞的鋼鐵熔爐，幾次會戰中哈爾科夫反覆易手。德國人的祖父當時作為國防軍成員參加了其中一次哈爾科夫反擊戰，見證了“虎”、“豹”和T34撕斗的慘烈場面。倖存後，他顯然對噩夢般的東線心有餘悸，並將執念傳給了孫輩。
“當年祖父沿同樣的道路來到哈爾科夫，他歷經艱難才熬過戰爭回到德國。我能感到和這片土地的精神聯絡。”德國記者說。
車裡的人們繼續保持沉默。“我不知道怎麼接話，只覺莫名其妙。”烏克蘭記者回憶道。但她不便說的是，在這個正在全盤重塑自我身份的國家，沒什麼可用來正面回應德國人居高臨下的“懷舊”抒情，即使它高度令人不適。
▍敖德薩：戰火下的黑海節奏
自摩爾多瓦首都基希訥烏駛出的大巴，兩個多小時就開到了德涅斯特河邊的入境口岸。比起波蘭冷酷的申根邊境，南方的過境點顯得鬆弛輕浮。大巴駛入敖德薩，黑海的陽光下，黃燦燦的田野裡偶爾冒出一些剛剛安裝好的反坦克龍牙。東邊的赫爾松早已收復，這些部署在敖德薩邊境的屏障似乎更像是朝向德涅斯特左岸的“假想敵”。澤倫斯基稱俄羅斯可在德左召集1.5萬名士兵，但只有3000人已做好準備。
傍晚的敖德薩車站廣場熱鬧非凡。任憑空襲警報響起，男女老少依然鎮定自若，只有少數人鑽進避難點。突然一聲轟隆巨響，一位右手拎著咖啡、左手夾煙的女士鎮定地走進地下通道，沒等警報解除就離開。一看新聞，原來是位於阿卡迪亞海灘的標誌性建築“哈利波特城堡”被導彈擊中，5人死亡，傷者據稱包括亞努科維奇曾經的盟友、前國會議員謝爾蓋·基瓦洛夫，由他私人經營的敖德薩法學院就坐落在城堡中。
襲擊造成的火勢很大，四處都是消防車的鳴笛聲。我們的Airbnb房東趕來，一臉憂心忡忡。“你們膽子可真夠大的，這會兒還來敖德薩。”她的公寓似乎已很久沒人入住，但櫥櫃裡還是塞滿了備用的桶裝水。快到午夜，海灘又傳來了幾聲爆炸，空襲警報一夜未停。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敖德薩都算不上一個“安全”的城市。蘇聯時期，即便在市中心，遊客也時刻提心吊膽是否會遭遇搶劫。“敖德薩？那個狂野之城？”烏克蘭人納扎爾印象裡的敖德薩一直是遍地流浪貓、讓人無法下腳的混亂都市。
在著名的黑海糧倉，糧商們曾經為了驅趕谷堆裡的老鼠而興起養貓的傳統，各種貓形雕塑藏在不經意的角落裡，成了敖德薩的都市傳說。戰時的敖德薩仍是個為貓瘋狂的城市，一位代號LBWS的塗鴉藝術家創作了貓咪抵抗者的形象，胖胖的敖德薩貓時而穿著烏克蘭傳統服裝，時而穿著烏軍軍裝，它們時而像哥斯拉一般將俄軍飛機把玩在手中，時而肩扛火箭炮，爪子比出勝利手勢。
“晚上好。我們來自烏克蘭。”帶著敖德薩人骨子裡的詼諧，這些文字來自尼古拉耶夫網紅州長維塔利·金的每日視訊講話，已經是烏克蘭南部抵抗敵人的非官方口號。開戰後，敖德薩不僅成為東部難民避難的落腳地，也成了顛沛流離而來的動物們的收容所。在赫爾松被佔領期間，敖德薩的一些教堂、修道院收留了很多逃難者帶來的寵物，但缺乏經費和人手，不少貓似乎已經被放生。在動物園附近，流浪貓頻繁出沒，很多看上去疾病纏身。園裡“合法註冊”動物的情況似乎也並沒比它們好多少。“看看那瘦弱的獅子和大象，我不知道市政部門做了什麼！”當地居民留言為動物們鳴不平，儘管這是一個空襲警報每日都會響起的非正常城市。
隔了一條街的小廣場上停滿了聯合國牌照的車，這是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僱員的駐地，可能是全城少數能保證全天候供電的地方。我們在火車站附近見到了國際紅十字的官員——比利時人漢斯。他像一名要去瑞士度假的登山客，悠閒地騎著他那輛山地車在電車軌道上穿梭，畫面與凌亂的城市格格不入。或許是本著國際公務員的“職業精神”，也或許是剛剛從巴勒斯坦離任不久，對於彼時彼刻的戰時敖德薩，他表現出一種鬆弛的抽離感。“當然，很多人已經疲倦了。”他淡淡地看向遠處，不否認敖德薩人的厭戰情緒。
敖德薩自古就是一座隨遇而安的城市。古希臘人最早殖民了它，它的歷任統治者包括來自金帳汗國、克里米亞汗國的遊牧部落，它也曾在立陶宛大公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的權力角逐中頻繁易主。在敖德薩作家巴別爾筆下，這座城市以輕鬆、幽默感和頑固堅持自我的特質而聞名：“一個在自由空氣中成長成為富庶都會的自由港，生活在貿易夥伴不會互相射擊的信念中：去海灘比發動戰爭更好。”
這種圓滑和變通的態度，在敖德薩人謝爾蓋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曾擁有每個敖德薩男孩夢想中的職業——水手，遠洋周遊數年，足跡最遠到達中國廣州。開戰沒幾天，趕著適齡男性仍能出國的窗口，他立刻逃出了烏克蘭。長租在布加勒斯特的青旅中，謝爾蓋每天醉生夢死，你永遠看不出他喝了沒喝。
對於接納他的羅馬尼亞，謝爾蓋談不上一點喜愛。二戰時羅馬尼亞和納粹合作，佔領敖德薩實施恐怖統治，驅逐猶太人，屠殺平民，這段暴力動盪幾乎終結了敖德薩的黃金時代。敖德薩州與歷史上的比薩拉比亞地區有部分重合，至今還被羅馬尼亞人認為屬於“大羅馬尼亞”，現在只要能證明有祖先居住於此，就有資格申請羅馬尼亞國籍。
被問起誰是烏克蘭的敵人。“當然是他媽的腐敗！”謝爾蓋罵罵咧咧地回應。
在敖德薩，官商勾結的港口經濟在戰時從未停止。站在波將金階梯上俯瞰黑海港口，依然能看到不少緩慢作業的貨運船。我們抵達敖德薩時，由土耳其與聯合國斡旋達成的黑海穀物倡議依然有效，但每艘船須經土耳其、聯合國及俄烏四方的檢查員批准才能前進。烏克蘭商人們對博斯普魯斯海峽積壓的船隻感到沮喪，因為俄方總是會放慢檢查速度。可明知時世艱難，敖德薩官員仍不忘在海關、檢驗檢疫和貨物裝船時索賄。
“什麼親俄還是親烏，大家還不都是黑幫。”謝爾蓋話一落地，看著他脖子上的大金鏈和臂膀上密密麻麻的紋身，讓人不禁對其真實身份浮想聯翩。
戰前，俄烏的黑幫基本上是一個跨國的有組織犯罪共同體。2022年後，連黑幫也面臨著分裂。一些親俄犯罪團體在原就有親俄土壤的敖德薩擁有大量資產和影響力。在戰前，黑幫從不論民族立場。如今，一切都變了。地下世界與地面戰場一樣非黑即白。
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全球倡議2023年的報告顯示，不少親俄黑幫在烏克蘭國家安全域和警方的“約談”後離開了敖德薩。執法機關還警告本地黑幫不要與親俄黑幫接觸，多數親烏黑幫也迅速與過去的合作夥伴切割。大量不再受敖德薩歡迎的親俄或“政治中立”黑幫成員外逃歐洲，他們利用已有網路逃兵役出境。他們不僅自己出逃，還通過關係與邊防官員建立地下網路，發展出一條龍包辦的逃兵“套餐服務”。但在謝爾蓋口中，不論普丁還是澤倫斯基都是“管理一群黑幫的獨裁者”。獨裁者一貫厭惡海港的世界主義——他們是敖德薩永恆的敵人。
歷史上，英國人、荷蘭人、熱那亞人、威尼斯人曾是敖德薩海灘的常客，波蘭地主熱衷於建設豪宅，來自亞美尼亞、敘利亞、土耳其的商人也定居於此，逃亡農奴、哥薩克、摩爾多瓦人和烏克蘭人都把這裡當作淘金地。令舊時代敖德薩人們懷念的，是這座城市充滿商業活力而非政治的一面。今日敖德薩的景觀依然多元豐富。東正教的金色洋蔥頂與路德教會的紅磚牆彼此呼應，猶太社區之家隔了一個街區就能見到薩拉姆清真寺的綠色圓頂。有意思的是，資助重建這座清真寺並將其發展為“阿拉伯文化中心”的，是敘利亞裔烏克蘭寡頭基萬·阿德南。
阿德南的人生經歷頗具敖德薩的傳奇色彩。80年代他以學生身份來烏學習工業技術，後來乘著私有化東風發家，成了敖德薩最大的房地產商。他的野心不侷限於商業。2015年，他出資支援敖德薩州州長、前喬治亞總統薩卡什維利的政治盟友參加敖德薩市長選舉，但敗給被指親俄的前黑幫頭目特魯哈諾夫。2019年阿德南又出資支援人民公僕黨候選人進入最高拉達。此外，他名下擁有多家敖德薩本地電視媒體，還買下了以揭露腐敗著稱的英文媒體《基輔郵報》，被其編輯部指責干預報導。
阿德南與兩次成功當選敖德薩市長的特魯哈諾夫因項目批地和媒體導向等問題頻繁交鋒。2024年10月，62歲的阿德南突然離世。特魯哈諾夫則公開與親俄立場決裂。“我的看法已經改變了。”在《基輔獨立報》（《基輔郵報》更名後的同一家媒體）對其採訪時他說道，“我沒想到俄羅斯人會如此憎恨我們烏克蘭人，這讓我震驚。”
敖德薩也開始揮手告別過去，至少在表面上。曾經高聳在敖德薩心臟地帶的葉卡捷琳娜二世雕像不見蹤影，它的基座現在被插上了一面巨大的烏克蘭國旗，周圍零星環繞著紀念陣亡將士的小國旗和十字架。這座雕像上世紀20年代曾被布林什維克移除，2007年由一位敖德薩當地的親俄商人出資恢復，直到2022年底政府決定再次拆除。敖德薩於1794年奉葉卡捷琳娜二世之命而建造的神話仍然根深蒂固。然而，沒有人會公開為一位俄羅斯女皇辯護。
“終於！”聽到我們描述的葉卡捷琳娜像消失的消息，尼古拉耶夫人弗拉德鬆了口氣。同是“南方人”，同樣來自一個習慣於說俄語的家庭，但與謝爾蓋不同，20歲出頭、戰前在英國求學的弗拉德態度更加鮮明。“你知道的，敖德薩和尼古拉耶夫是兩個特殊的城市。幾乎家家戶戶都說俄語，以前這是很正常的，但現在我們正嘗試改變。”
在這場文化戰爭中，更棘手的是那些敖德薩文化名流的定性問題。澤倫斯基2023年簽署“去殖民法案”後，各級地方政府原定在一年內重新命名與俄羅斯帝國相關的街道並拆除相應的紀念碑。為響應新政，敖德薩市議會成立了“歷史和地名委員會“，然而，敖德薩軍事管理局也成立了一個平行的委員會，雙方的表態往往彼此衝突。
“普希金在文學史上很重要，這沒錯。但那是俄羅斯文學，不是麼？它可以成為那些‘小綠人’的宣傳工具。”弗拉德贊同盡快拆除這些雕塑，包括另一座備受爭議的巴貝爾像，儘管這名被譽為“敖德薩的兒子”的猶太作家最終死於斯大林的大清洗。“這確實是一種‘取消文化’。”弗拉德說道，“但現在這個節骨眼上，任何讓人們聯想起敵人的文化景觀都應該被清除。”
然而，濱海大道的敖德薩市議會前，我們驚訝地發現普希金的半身像依然挺立，它的背景是被塗成烏克蘭國旗顏色的大樓立柱。在我們離開後不久，這座雕塑的去留激起了居民的激烈爭論。2024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120名知識分子署名的請願書，要求聯合國致信澤倫斯基，叫停敖德薩地區軍事管理局拆除該市19個歷史古蹟的計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座普希金像。
許多人因此慕名而來，他們在Google地圖上的評論清晰地分為兩派：“中國其他地區的野蠻人想要拆除它，但真正的敖德薩居民表示反對。”一名“敖德薩世界主義者”說道。“宣傳烏克蘭敵人的文化，甚至在戰時也是！！！”另一名“愛國者”憤怒地回應。
敖德薩當地社交網路上流傳著一個視訊：一名烏克蘭軍人在敖德薩市議會附近參觀了一個有關全國各個城市遇襲的展覽，而布展背後的普希金像讓他感到不適。他攔住了正要進入議會大樓的市長特魯哈諾夫，質問他為什麼在俄羅斯火箭彈飛來時，這座紀念“俄羅斯世界追隨者”普希金的雕塑還在？市長特魯哈諾夫不耐煩地打斷，“對你來說，他是俄羅斯世界的追隨者，但對我來說他不是……你在這做什麼？你怎麼不去戰壕裡呆著？”
不遠處，從普希金街更名為義大利街的13號門前，還有另一座隱蔽的普希金全身像，被木板遮得嚴嚴實實。保護紀念碑免遭俄羅斯導彈襲擊，這在烏各地都是常見景象。但這座塑像被遮擋，卻是因為街巷深處的敖德薩文學博物館館長“厭倦了清理破壞者的塗鴉”。這曾經是普希金被流放時的故居，後來被一名當地二手書商改造成了博物館。戰時的博物館門庭冷落，我們是那天唯一的遊客。一座三層的建築物中，僅有一兩個房間可供參觀。中央左右對稱的雙向階梯通向一個金碧輝煌的大廳，空曠而肅穆，像是一個19世紀與敖德薩有關偉大作家的微型神社。除了普希金，果戈裡、托爾斯泰和舍甫琴科也都是展覽的一部分。與當下很多烏克蘭博物館一樣，所謂的“去殖民化”後，一些展覽內容被生硬地替換或遮擋，但難掩那些偉大手稿和信件的光芒。
走出大廳，檢票員提醒我們樓下的庭院也可以參觀。那是一個迷你的雕塑花園。比起大廳裡的展覽，這些詼諧幽默的雕塑似乎更能反映“敖德薩式文學精神”：噴泉前有一座手捧著象徵各族居民的四個小人頭憨態可掬的“敖德薩媽媽”，不起眼的地方還有一座敖德薩人最愛的猶太市井小人物——蘇聯笑話主人公“拉比諾維奇”的小紀念碑。如此詼諧的空間不禁讓人從緊繃的戰時狀態短暫回歸到鬆弛的黑海節奏，儘管平靜也偶爾被戰爭的現實打破。就在去年年初，敵人的導彈落在了義大利街上的布裡斯托爾酒店。俄羅斯軍事博主稱外國軍事專家下榻於此。導彈碎片飛濺到了13號前，幸運的是，木板保護下的普希金像安然無恙。
▍尼古拉耶夫：無以為繼的“南方精神”
作為連接敖德薩和南部前線之間的關鍵通道，尼古拉耶夫在開戰前期遭到輪番襲擊，險些被攻破。在我們剛剛抵達時，這座報導中已經千瘡百孔的城市顯得過於正常。有報導稱當時的城市人口已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儘管市中心許多店舖依然大門緊閉。
順著一夥年輕人的蹤跡，我們在商業中心的麥當勞前發現了城市地標——頌揚尼古拉耶夫“造船之城”身份的巨大球體雕塑。地球造型周圍環繞著不同年代的船匠與海軍將領，底座銘文剛剛被換成烏克蘭語，寫著“紀念尼古拉耶夫造船工人兩個世紀的辛勤勞動：1789-1989”。
“終於來到了這裡感受真正的‘南方精神‘！”一名烏克蘭旅行者幾年前興奮地在Google地圖上為這座雕塑留言。也有很多人對已經衰頹的“南方精神”感到悲觀。在狂野的90年代，雕塑中心海軍將領手中拿著那艘代表尼古拉耶夫造船業起點的帆船不幸被盜了。尼古拉耶夫市文化部部長尤里·柳巴羅夫曾表示，“如果我有神秘主義傾向，這些年來我肯定會說，這只空手導致了這座城市造船業的徹底崩潰。”
2019年，在尼古拉耶夫建城230周年時，市政府修復了這座雕塑，並在新放上的帆船上刻了一段銘文：“屹立於布格河之上，永垂不朽”。河岸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博物館，仍訴說著整個城市的榮耀。能看出策展者希望努力發掘尼古拉耶夫地區在前帝國時代的航海業歷史，但是大廳裡陳列著的一系列偉大艦艇的模型——從彼得大帝的風帆戰艦波爾塔瓦號到尼古拉耶夫出廠的基輔級航空母艦，似乎暗示著這裡最重要的篇章依然寫於沙皇和蘇聯時代。
我們訪問時，博物館剛修復了2022年襲擊後受損的結構，展品也基本都重新陳列。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稱他們刪除了一些展品，改寫了一些介紹文字。在其中一個展廳，透過法國歷史學家博普蘭的著作和製圖，博物館濃墨重彩地介紹了哥薩克時期的烏克蘭南方。而有關蘇聯的展廳似乎規模縮小了，許多被抹去的文字時常讓人看得摸不著頭腦。
諷刺的是，這裡最大的空間似乎獻給了介紹烏克蘭獨立後造船業發展的展廳。各屆領導人視察船廠的照片、與外國買家簽訂的合同副本、小型造船企業生產的商船和私人遊艇……一系列內容似乎想要強調烏克蘭在造船業依然保有一流水平。烏克蘭號巡洋艦的設計圖紙和巨大模型十分顯眼，坐在它旁邊無所事事的引導員正大聲刷著Tiktok。這艘1983年開工建造，至今未完工的艦艇現在依然停泊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廠背後的河岸生鏽。由於船廠一帶的建築一直受到嚴重襲擊，通向河岸的路已經完全封鎖了。
尼古拉耶夫的三個造船廠在解體後經歷了混亂的私有化過程，在寡頭控制、投資流失與政府無力干預下逐步走向低迷。南部港口建造庫茲涅佐夫號、瓦良格號等大名鼎鼎戰艦的黑海造船廠已於2021年破產，職工被全部遣散。不少下崗的技術工人不得不前往俄羅斯工廠謀生。從白海沿岸的北方造船廠到克里米亞的“莫爾”造船廠，都有尼古拉耶夫人的身影。
北部港口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廠在戰前也已宣佈破產。雖然大門沒敞開，但我們還是看到辦公樓裡有人打著電話進進出出。直到2017年，這家造船廠還保留著蘇聯時期的名字——“61號公社”船廠。廠區圍牆上極具蘇聯美學風格的巨幅浮雕展現著這座造船廠自18世紀誕生以來的歷史，一些畫面中，鐮刀鎚子下高大健壯的工人與工程師們並肩勞動，幾乎崩裂的浮雕旁仍留著革命建設時期的標語：“五年計畫四年完成！”就在我們到來前一周，俄軍剛襲擊了這座造船廠。俄新社稱“二十多名說英語的外國僱傭兵”在此生活和訓練，消息無法證實。
除了造船廠，海軍上將大街上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曾頻繁遭遇襲擊。從船廠往下走的路被鐵絲網堵死，步行範圍內所及的終點是地區政府大樓。就在澤倫斯基將這座城市命名為“英雄城市”的五天後，2022年3月29日，俄軍的導彈襲擊摧毀了它一半的建築結構，在它的中央留下了一個醒目的大洞。
那天清晨的襲擊帶有一絲“南方精神”的黑色幽默：有著一半朝鮮族血統的尼古拉耶夫州州長維塔利·金那天剛好睡過了頭，上班遲到了。在那之前金只不過是一個剛剛參政不過兩年的職場新人。就在開戰的幾天內，他詼諧的每日講話很快讓他走紅。“晚上好，我們來自烏克蘭。”他的所有視訊都以同一句話開場，演講中充滿了積極樂觀的想法和對俄人的日常嘲弄：“軍服徽章上印著雞的國家（俄國國徽上有雙頭鷹形象）永遠打敗不了軍服徽章上印叉子的國家（烏克蘭國徽上有三叉戟）。”金原創的類似段子常出現在在烏克蘭人的表情包裡。
尼古拉耶夫的現實好像割裂成了輕快和沉重的兩部分。被炸政府大樓前的廣場本是蘇聯英雄的長眠地，這些墓並沒有在“去共產化運動”中被拆除，而在廣場深處新設立了哀悼陣亡烏軍將士和犧牲平民的臨時紀念展。一名老婦人緩緩邁向已經熄滅的長明火旁，在一座蘇聯英雄墓前放下紅色康乃馨，靜默片刻後又顫顫巍巍地向空襲殘骸旁新設的戰爭紀念區走去，站定後仔細端詳每一張烏軍陣亡軍人的遺像。灰白天色中，我們望見她的身影遠去，這座城市恍然變得傷感。同一座廣場，承載著兩種相隔八十年的傷痛記憶，如此緊密地交織在當下。
尼古拉耶夫的心臟是曾為蘇聯打造巨艦的造船廠，它們連同遍佈地下如血管般的自來水管道，都是上個時代留下的遺產。這場戰爭讓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它們不僅年久失修，改造起來也並非易事。2022年4月，俄軍炸燬了從第聶伯河向尼古拉耶夫輸送淡水的管道。赫爾鬆解放後，烏克蘭人修復了這段管道。但2023年俄軍又炸燬了第聶伯河下游的卡霍夫卡水壩，洪水損壞了供水系統的泵機和電子裝置。直到目前，尼古拉耶夫都無法從第聶伯河取水。
為了確保居民有水，市政府不得不呼叫流經尼古拉耶夫的布格河的水源。然而，由於離海水更近，河口的水是鹹的，並不適合飲用。更重要的是，遍佈在城市每個角落的水管都是蘇聯製造，許多60多年都沒更換過，鹹水嚴重腐蝕了這些鋼管，經常發生洩漏甚至暴裂。打開水龍頭時，流出的是有刺鼻異味的淡黃色液體，甚至還能看到沉澱的鐵鏽，即便是煮沸也難以飲用，只能買瓶裝水喝。城市裡時常穿梭著拎白色塑料桶的老人，跟著他們總能找到停在某個街角的清潔供水車。“在他們臉上，我讀到了曾是蘇聯海軍工業驕傲的工人現在不得不去街上取水的羞辱。”旅居尼古拉耶夫的瑞士記者塞爾吉·米歇爾在自己的部落格中寫道。
在弗拉德看來，尼古拉耶夫人應該向前看，儘管他父親可能也是取水者之一。
“供水系統已在外國援助下開始重建了，這是一個大工程。”弗拉德告訴我們，烏政府已經承諾在今年底恢復尼古拉耶夫的飲用水供應。在丹麥援助下，尼古拉耶夫的部分老舊鋼製水管已被取代為聚乙烯水管。新的輸水泵站和線路也已開始建設，耗資數十億美元，拿到訂單的承包商被指在無競爭對手的情況下中標，還因效率和腐敗問題牽涉刑事訴訟。
城市的血管更新後，它的精神或許也將重構。弗拉德興致勃勃地講述著最近尼古拉耶夫的新考古發現，這是由建造工事的軍人偶然發現的古代墓葬，可追溯至公元前6到前5世紀，陪葬品包括起源於愛奧尼亞海的古希臘陶器。這並非新鮮事。古希臘人確實早在黑海沿岸殖民擴張，這已經反映在了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博物館裡。近年來烏克蘭學術界正更加積極地挖掘這段塵封的文明。
“我們需要一個契機去告別那些歷史，那就是現在。”弗拉德語速飛快地說著，沒有再允許任何人插話。“未來，尼古拉耶夫博物館的展出重點可能不會是那些舊航母了，我們的歷史要從古希臘寫起，要從那些新發掘的黑海遺蹟寫起。”
▍邊境
布達佩斯向南開出的列車上，一名長相斯文的大哥捧著一本厚得像磚頭的匈牙利語大部頭，時不時望向身邊乘客。為了打發時間，我們開始了交談。原來大哥是烏克蘭外喀爾巴阡的匈牙利族，他拿出地圖展示自己的家鄉——距離邊境僅有7公里的別列戈沃（Берегове），雖是個小城，卻是烏克蘭匈牙利少數民族的文化中心。
大哥名叫拉茲洛，這是一個極為傳統的匈牙利名字。他是一名高中地理老師，出生在烏克蘭西部，老婆一家來自匈牙利南部的塞格德，他們在這依然有不少親人和房產。然而，戰時穿越邊境實太過艱辛，尤其是對於他這樣的適齡青壯年男性。他能夠短暫出境，多虧了斯洛伐克的一個學術會議邀請，但他仍然得向烏克蘭教育部申請才獲得特批出國，一周不到他就要返程。
拉茲洛的種種觀點和表現都更像是一個常聽歐爾班講話的匈牙利人。他顯然受夠了無休止的緊急狀態，盼著早點和談收場。“當然，你在媒體上從來只會讀到Slava Ukraini（榮耀歸於烏克蘭）的口號，那個記者也不會告訴你烏克蘭人其實早就厭倦了戰爭、厭倦了基輔政府。”儘管拉茲洛本人也是2019年將澤倫斯基送上總統之位的選民之一，但現在他感到一切都幻滅了。“他是個猶太人，所以才拿我們基督徒的命不當命！”拉茲洛睜大了眼睛，“有什麼理由讓我去送死呢？”為了表達反感，他不惜祭出陰謀論。
在這列緩慢行駛在匈牙利原野的列車上，拉茲洛感受到了回歸正常的平靜。
深處遠離戰火中心的外喀爾巴阡，即便在剛開戰時最迫在眉睫的關頭，也鮮少聽到空襲警報。頓巴斯的血腥暴力、基輔時而爆發的猛烈空襲所帶來的恐懼，只能從閱讀新聞和前往西歐的難民經停時，或是看到陣亡士兵的訃告時才能感受到。但這種恐懼帶給拉茲洛的窒息感是真實的：更多的年輕人會被帶上戰場，他們無法活著回來。
當談到身份認同時，拉茲洛首先認為自己是個烏克蘭人，其次才是匈牙利族。“我出生在這裡，我一輩子都生活在這裡，還要怎麼證明我是個烏克蘭人呢？我只是不支援戰爭，並不意味著我不想讓這個國家更好。但是如果緊急狀態還在，澤倫斯基還在，我們沒有任何可能邁出變得更好的那一步。戰爭狀態下，我們沒有行使民主的權利。”
這種消極心態，被隔壁的匈牙利看在眼裡，與歐爾班反對援烏的立場相得益彰，也自然而然成為吸引右翼選民有力的宣傳敘事。“我們不想讓我們的孩子們躺在棺材裡回來，我們也不希望匈牙利的資金流入烏克蘭。”歐爾班一直認為，澤倫斯基抨擊匈牙利，是因為“匈牙利人不想為烏克蘭人而死”。
拉茲洛這樣的少數族裔，陷入了匈牙利與烏克蘭雙重民族主義政治交織的複雜網路中。烏克蘭匈牙利語新聞媒體戰前曾報導稱，匈牙利少數民族受到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騷擾。當時外喀爾巴阡的多個匈牙利機構均收到了代號為“烏克蘭狼”的神秘作者撰寫的威脅信。信中對這些“匈牙利狗”寫道，“烏克蘭不需要你們的飛地”，並威脅將通過暴力和沒收財產的方式讓匈牙利族學會“尊重國家”。
外喀爾巴阡在匈牙利的民族神話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它曾是反哈布斯堡抵抗的象徵，也是一些具有帝國幻想的匈牙利民族主義運動用來吸引極右翼選民的“魚餌”。然而，不同於頓巴斯，儘管經常裹挾於來自匈牙利的民族主義情緒中，烏克蘭匈牙利人從未發起過分離主義運動，也未主張與匈合併。他們的政治目標最多是實現在烏境內的自治，推進包容的語言政策，但在2014年後，烏克蘭官方在文化層面對他們的包容度急轉直下。
廣場革命後，烏克蘭開啟了激進的教育改革。2017年新教育法規定烏語為公立學校從五年級開始的必修語言，從中學階段起，學生只能通過單獨的語言科目學習母語。此舉本是為了“去俄化”，卻“誤傷”了許多其他少數民族，不僅引導致了烏匈關係的惡化，也引起了同樣在烏有少數族裔的羅馬尼亞、波蘭等歐盟成員國的批評。此後，在歐盟干預下，草案經過多次修訂，過渡期從三年延長至五年，終於在俄烏戰爭全面爆發後正式批准，但修改後的法律僅允許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教學。
另一邊，歐爾班一直利用少數民族權利議題阻撓烏克蘭的入歐處理程序。2025年6月，在布魯塞爾的強烈反對下，匈牙利啟動了極具爭議的“全民公投”，調查民眾對烏克蘭加入歐盟的態度。95%的投票者選擇了反對，儘管參與投票的合格選民不過200多萬。布達佩斯學生文斯告訴我們，這場所謂“公投”在他看來就是兒戲，“隨便誰點進來他們都會自動幫你勾選‘反對’。”
這場充滿表演性質的公投掀起了匈牙利民粹主義的新一輪高潮，卻讓烏克蘭外喀爾巴阡的匈牙利人身陷囹圄。匈牙利文化人類學家馬克·羅斯科·盧斯托在走訪烏克蘭的匈牙利社區後，一些人向他抱怨“為什麼布達佩斯不詢問他們的意見”。“我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且我才是住在這裡的人。”一名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說道。
左右為難的局面驅使邊境的匈牙利人向西逃離。事實上，近年來，特別是2022年後，外喀爾巴阡地區的人口構成發生了巨大變遷。正因為外喀爾巴阡從沒有宵禁，很少成為襲擊目標，一些來自東部和南部的烏克蘭人認為這裡是一個避風港而移居於此。烏克蘭外喀爾巴阡州州長維克多·米基塔2023年12月接受路透社採訪時稱，約30至35萬移居來的人口選擇在烏日霍羅德等大城市定居，讓外喀爾巴阡地區的人口增加了約三分之一。然而，許多匈牙利族卻早已移民了。一些匈族占人口多數的村莊已經成了“空村”。“只有那些融入烏克蘭文化的人留下來了。”州長米基塔說道。
2010年歐爾班上台後不久就開始簡化針對海外匈牙利人的入籍程序。烏克蘭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一直試圖阻止匈牙利向外喀爾巴阡的匈牙利族發放護照。但對於邊境的居民來說，拿什麼護照也許僅關乎生計。在這個烏克蘭面積最小的州，平均月工資僅210歐元，而在匈牙利收入可達900多歐元。不僅如此，匈牙利政府還在外喀爾巴阡地區為尋求創業的人提供零息貸款——包括匈牙利人和烏克蘭人，但一個關鍵要求是商業計畫必須用匈語書寫。
就連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都承認，應該向匈牙利學習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基輔郵報》2018年的一篇報導中，當地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活動人士迪亞克稱，是匈牙利政府解決了當地居民的問題，烏克蘭政府從來都沒錢滿足外喀爾巴阡州的需求。“現在國家立場問題不那麼重要了。”別列戈沃外喀爾巴阡學院歷史系主任喬治·恰塔裡也說道，人們只是想去更美好的地方生活。”
沿著喀爾巴阡山脈一路向南，羅馬尼亞族與匈牙利族感同身受，儘管自1920年《特裡亞農條約》以來兩個民族一直彼此憎恨。在距離羅馬尼亞40公里的烏克蘭邊境城市切爾諾夫策，每一個成年男子的日常生活都因隨時可能收到的徵召令而改變。這裡的大多數人持羅馬尼亞護照。2024年羅馬尼亞加入申根區後，他們本應獲得更多經濟上的機遇，但戰爭讓一切停滯不前。
在切爾諾夫策一家難民NGO志願服務的西班牙人妮娜告訴我們，切爾諾夫策離交戰中心甚遠，她從未感到不安全，唯一讓她感到不正常的是街上人煙稀少。在她幫助的婦女當中，很多人的丈夫都上了戰場，但他們並不是切爾諾夫策人。
“有一種詭異的氛圍。我很奇怪這裡的男人都去了那裡？”
“這裡不再是一個州，而是一個警察系統。”2024年5月羅馬尼亞總統選舉時，切爾諾夫冊州議會成員，復興布科維納和促進羅馬尼亞文化藝術中心主任尤里·列夫琴科對媒體說道，“人們在街上會被逮捕。這裡依然有很多羅馬尼亞族，但大家都躲躲藏藏。所有年輕人都攜家帶口去了羅馬尼亞，去了歐洲，因為他們在這裡看不到未來。”
2024年4月，一則烏克蘭羅馬尼亞族男子在邊境附近被強制徵兵的新聞傳到羅馬尼亞，引起羅馬尼亞當地媒體熱議。在距離過境點僅幾公里的烏克蘭拜拉齊村，當地村民向羅馬尼亞媒體傳送了幾名男子被抓捕的照片，他們雙手被銬，有的跪在地上，圍觀村民正制止徵兵隊將他們強行帶走。村民們稱被徵兵隊銬住的男子當時正下班回家，並非徵兵隊污衊的那樣“試圖逃往羅馬尼亞躲避戰爭”。
徵兵隊的說辭並非空穴來風。南部的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邊境確實是逃兵“走線”的熱門選擇。巴爾幹調查報導網路（BIRN）2024年底發佈了一項記者聯合調查，披露了烏克蘭強制徵兵與男性公民非法偷渡的內幕。為了跨越邊境進入羅馬尼亞，一些烏克蘭男子冒著生命危險穿越馬拉穆列什山脈，一些人在蒂薩河溺亡，還有一些則因墜落山谷或失溫而死亡。成功抵達羅馬尼亞村落的人們通常都會受到當地人的熱情款待，羅馬尼亞警察也對此習以為常。在難民中心獲得臨時保護證書後，這些烏克蘭年輕人大多會前往西歐，“奔向自由”。
在外喀爾巴阡，儘管幾乎沒有太多強制徵兵的案例見報，邊境氣氛還是緊張異常。在距離烏克蘭邊境咫尺的匈牙利小鎮扎霍尼，我們多次看到空中沿著邊境線盤旋的烏克蘭直升機。飛機上的人有可能在尋找“逃兵”，但或許這也與烏匈間愈演愈烈的外交爭端有關。烏克蘭稱在外喀爾巴阡州發現了一個匈牙利軍事情報間諜網路，他們正蒐集烏防空系統的位置資訊，匈牙利立即回應，逮捕並驅逐了兩名“烏克蘭間諜”。
“我們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匈牙利人和烏克蘭人都無法相信對方國家現在還有‘正常人’。”《烏克蘭、民族主義、少數民族》一書作者，匈牙利族學者齊拉·費迪內克認為，外喀爾巴阡少數民族的處境成為兩國的政治議題，雙方的交流已經被過於簡單、充滿敵意的敘事所主導。切爾諾夫策的列夫琴科也描述了他的沮喪：“在戰爭之前，我們沒有感到任何大問題的存在。有時我們覺得受了委屈，但我們會提出來，討論，最後把事情解決。”
這種情緒並不是羅馬尼亞人或是匈牙利人特有的。腐敗、缺乏問責機制的政府和越來越多的非法動員事件，加深了邊境居民與基輔、利沃夫之間的裂痕。在遠離政治中心的外喀爾巴阡，邊境的概念曾經是模糊而彈性的，人們穿越邊境而不自知，流動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是一種常態。戰爭將流動的文化景觀凍結成了排他的領土符號。邊境穿越了人們，身份的界限變得更加清晰。感到不安的人們選擇沉默。
在基輔因“邁丹精神”而頗具盛名的克里米亞韃靼餐廳Musafir，烏克蘭女記者曾對我們提起喀爾巴阡。對於她來說，野性而靜謐的西部山區是一個戰時的旅行“平替”選項，儘管她並不怎麼與在那裡生活的人們共鳴。“我那些在喀爾巴阡山的親戚們從來不主動提起戰爭，我要是提起來，他們立馬就切換話題了。我感到很不可思議。”她搖搖頭，“難道我們不是一個國家嗎？”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