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戰局】誰在真正指揮美軍？地面入侵前夜, 起底白宮派系鬥爭的三股勢力
【導讀】據媒體3月26日報導，美國一方面提出停火方案、釋放談判訊號，另一方面卻加速制定針對伊朗的軍事打擊選項並向中東增兵，警告近期可能發動“前所未有的猛烈打擊”。分析人士認為，這種看似舉棋不定的政策，並非單純戰術調整，也與川普政府內部不同派係爭奪政策主導權密不可分。
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2026年2月發佈的報告指出：川普外交並非圍繞一套穩定一致的大戰略展開，而是受到白宮內部派系競爭和總統“短期勝利”偏好的直接影響。首先，川普政府的外交決策更像是圍繞總統個人展開的“宮廷政治”，誰能把自己的主張包裝成一場可宣示的“勝利”，誰就更易獲得總統青睞；其次，當前川普陣營內部存在三股彼此競爭的派系，即主張大幅減少海外負擔、優先回歸本土議程的克制派，主張集中資源應對中國與印太競爭的優先派，以及強調維持美國全球主導地位和關鍵戰區威懾的優勢主義派；此外，川普外交的波動性不只是個人風格問題，更是這種派系競逐結構的產物，不同議題上誰佔優，往往會直接塑造美國的對外政策走向。
文章揭示當前美伊危機並非單一戰略選擇的結果，而是美國內部路線競爭的外在表現。中東局勢的走向，不取決於談判本身，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三個彼此競爭的派系誰能成功把自己的方案定義為川普眼中值得宣佈的“勝利”。
本文原載“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譯寫，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三角纏鬥：派系之爭與川普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
▍川普政府的“贏學”敘事
川普政府的政策制定邏輯，始終圍繞著一個以“贏”為核心的敘事體系展開。對他而言，一切行動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獲取一種能夠公開宣揚、並足以吸引公眾眼球的“勝利”。這種對“勝利”的執念，甚至超越了傳統的戰略考量，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政策制定的底層邏輯。早在2016年競選期間，川普就曾向支持者許下承諾：“我們將贏得太多，以至於你們可能會厭倦勝利。”這一對“勝利”的承諾，在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被系統性地整合進了一套以“贏”為旗幟的政策宣傳敘事中。由此，美國的外交政策被全面納入“贏學”的敘事框架進行系統性建構與傳播，無論是政策本身的實質內涵，還是盟友的長遠利益，都不得不被收編進這場精心編排的“勝利秀”中，最終服務於總統個人的政治形象與敘事需要。
首先，在“贏”的內容上，川普政府對“勝利”的定義展現出高度的寬泛性與靈活性。這種“勝利”有時確實建立在真實的、有限的成果之上。例如，2025年經由美國施壓與地區調解達成的以色列與哈馬斯停火協議，使被扣押人員得以獲釋，這無疑是一項具有人道主義意義的具體成果。然而，更多時候，川普的“贏學”敘事依賴於誇大其詞，或是對短期進展的重新包裝。他多次宣稱自己結束了“六場、七場乃至八場戰爭”，將脆弱的停火協議、暫時的局勢緩和，甚至僅僅是沒有爆發戰爭的和平狀態，都悉數編織進一個宏大的個人成就敘事之中。
2025年9月，他在社交媒體上列舉了柬埔寨與泰國、科索沃與塞爾維亞、巴基斯坦與印度、以色列與伊朗等七對國家和地區之間關係的緩和，並將其歸功於自己的領導力。儘管這些國際爭端的成功解決與其個人以及美國的實際介入並無關係，但這並不妨礙川普將其推行的政策，以及任何在國際上取得的成果包裝為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以此展示領袖形象滿足其自戀需求。由此可見，在川普政府的執政邏輯中，“表演性勝利”所受到的重視，已遠遠超越了對“戰略性勝利”的實質性追求。
其次，在“贏”的標準上，川普政府始終將短期經濟利益的獲取視為重要衡量指標。“贏學”的最終勝利，不在於贏得信任，而在於贏得交易。川普甚至將外交政策視為一門生意，衡量政策的價值標尺，並非地緣格局的均衡或道義責任的履行，而是能否為美國帶來直接可見的經濟回報。在他看來，“贏家”的行事之道，就是不斷達成對自己有利可圖的交易。這種帶有鮮明投機獲利型色彩的外交風格，不僅體現在貿易談判與關稅壁壘的博弈中，更深入地滲透至美國安全事務領域的政策制定。川普屢屢將美國海外行動的價值，表述為“獲得回報”、“爭取利益”或為美國“賺錢”，安全承諾與軍事存在，在他口中彷彿是一筆筆待價而沽的投資項目。在這種邏輯下，傳統外交所倚重的盟友關係、共同價值觀以及地區長期穩定等戰略目標，被逐漸邊緣化。美國的軍事存在、外交支援乃至安全保障，都變成了一種可以標價出售的服務，或是在商業談判中迫使對方讓步的籌碼。因此，美國的盟友不再被視為並肩的夥伴，而更像是需要支付費用來換取國家安全保障服務的商業主體。
最後，在“贏”的方式上，川普政府一直強調以強硬的姿態來獲取勝利。早在2024年競選期間，川普便提出“以實力求和平”的核心口號，他堅信只有展現出毫不妥協的強硬與決斷，才能贏得對手的敬畏，從而避免衝突的發生。這種心態導致他在外交決策中，往往優先考慮姿態本身是否足夠“強硬”，而無暇顧及長遠的地緣政治後果。2026年1月，他公開批評英國計畫將迭戈加西亞島移交給模里西斯的決定，斥之為“完全軟弱的表現”，並借此機會再次強調美國必須收購格陵蘭島，因為“只有實力才能得到世界的認可”。在川普的敘事邏輯中，放棄領土或戰略資產是愚蠢且不可饒恕的，而獲取領土則是國家強盛最為直觀的象徵。這種將國際關係簡化為力量展示的思維方式，使其政府的行為常常帶有強烈的脅迫色彩，即便對於盟友，也將其視為可以施加壓力的對象，正如加拿大與墨西哥曾經面臨的關稅威脅與軍事恫嚇。
▍川普政府內部的派系網路
川普第二任期內的政策制定過程，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去建制化特徵。先前依賴跨部門協調的決策機制，被宮廷政治式（court politics）的派系鬥爭所取代。這一結構性轉變，源於川普對其首個任期內的所謂“深層政府”的強烈不信任；他認為，美國政府存在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網路，始終在暗中掣肘、破壞其倡導的政治議程。因此，他決心削弱並繞開那些負責對政策提案進行專業稽核的機構。首當其衝的便是國家安全委員會，2025年5月，川普解僱了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茲及大批資深政策專家，大幅縮減了國安會的規模與職能，使其喪失了協調國務院、五角大樓及情報機構工作的功能。國家安全決策權因此日益集中，逐漸收攏至白宮內部一個小規模的親信圈子手中。在這個新的決策模式下，川普本人固然擁有最終選擇權，但他所面對的政策選項，不再是經過官僚體系層層審議、權衡利弊後形成的專業建議，而是由白宮內部各派系根據自身意識形態與利益訴求，精心包裝後呈現給川普的、旨在投其所好的“勝利方案”。
目前白宮內部主要活躍著三大相互競爭的政治派系。第一個派系是以國務卿馬可·盧比歐為代表的“優勢主義”派（primacist）。作為共和黨內公認的外交政策鷹派，盧比歐主張美國應在全球範圍內保持積極介入的姿態，運用制裁、施壓等強制手段來打壓政治敵人和競爭對手。他對委內瑞拉和古巴持強硬立場，將馬杜洛政權及其與古巴的聯絡視為直接威脅美國國家利益的核心問題。在中東，他支援對伊朗施加最大壓力，堅決反對放鬆制裁，認為德黑蘭是美國盟友安全與全球能源穩定的長期威脅。儘管盧比歐在這些地區保持著傳統鷹派的銳利姿態，但他的核心戰略關注點始終是對抗中國。他反覆宣稱，美國的首要任務是迫使“過時的外交政策集團”重新調整優先順序，將目光從歐洲和大西洋事務上移開，聚焦於來自中國這一“最緊迫威脅”。此外，在具體政策操作中，盧比歐及其團隊的角色遠比其鷹派標籤更為複雜。他們有時在白宮內部扮演著緩衝閥的關鍵功能，例如當副總統范斯及其顧問團推動立即切斷對烏克蘭情報共享、加速從中東撤軍時，盧比歐的團隊往往試圖延緩這些激進主張的落地，以維護美國盟友的政治信任，為抑制中國發展的長期戰略保留必要的支點。
第二個是以副總統范斯為核心的“克制派”（restrainer）。作為“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新一代旗手，范斯的外交政策理念介於戰略克制與將重心優先轉向印太之間，他試圖在收縮美國海外義務與集中資源應對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之間，尋找一種新的平衡點。范斯長期主張，美國不應在歐洲承擔過重的軍事承諾，因為這嚴重分散了應對國內需求和中國挑戰所需的精力。他對烏克蘭援助的反對立場尤為鮮明，並多次公開宣稱，美國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在歐洲扮演主導遏制俄羅斯的角色。在他看來，歐洲的安全責任應由歐洲人自己承擔，美國應當將戰略資源從大西洋東岸抽回，投向更迫切的印太方向。與此同時，他傾向於將美國軍事力量從中東地區逐步撤出，並明確反對對伊朗進行軍事干預，這些地區在他看來只能是“無盡的泥潭”，而非“可贏的交易”。此外，他認為歐洲的“文明衰落”比普丁的軍事擴張對美國構成了更本質的威脅。因此，在范斯周圍，已經聚集了一批推動美國暫停對烏克蘭情報共享和武器交付的顧問，這些人試圖在外交實踐中切實推動美國的戰略收縮。
第三個關鍵派系是以美國國防部政策事務副部長埃爾布里奇·柯伯吉為代表的優先排序派（Prioritiser）。這一派別認為美國實力下降是不爭的事實，要接受自己的侷限性，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保護最關鍵的國家利益，同時通過強化盟友合作來維持全球力量平衡，必須將注意力從歐洲和中東轉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區。
總體而言，在川普“贏學”敘事的主導下，白宮內部形成了這樣一種獨特的權力生態，宮廷政治派系與跨國商業寡頭交織競逐，各自攜帶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與意識形態議程，圍繞著總統對“勝利”的渴求展開持續博弈。這種多元力量相互拉扯的結果，使得美國在西半球事務、伊朗與以色列問題、印太議題，以及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等關鍵地區的安全防務政策，始終呈現出自相矛盾、前後不一的漂移狀態。故而美國政策的長期走向不再取決於戰略邏輯的內在連貫性，而是在各派系“勝利敘事”的此消彼長中不斷被重塑。
▍美國西半球戰略中的內政邏輯與派系合流
川普政府的西半球戰略始終與美國國內議題深度繫結。早在第一任期內，他就將美國城市的犯罪問題和毒品走私歸咎於外部勢力，並以販毒恐怖主義罪名起訴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進入第二任期後，這一邏輯得到進一步強化，委內瑞拉的毒品流動被正式定性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從而為軍事干預提供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基礎。
2025年，川普不僅向南部邊境大規模部署軍隊，對民主黨主導的城市實施聯邦執法介入，在加勒比海地區集結自1965年以來規模最大的美國海軍力量，並以打擊販毒集團為名展開軍事行動。九月起，美軍開始攔截並摧毀所謂的毒品船隻，至年底已造成逾百名平民死亡。十月，白宮正式通知國會，美國在加勒比地區與販毒集團發生“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其並將行動命名為“南方長矛行動”。這些舉措被包裝為維護本土安全的必要措施，但其真實意圖遠為複雜，它們既服務於川普爭取國內選民支援的政治需要，也為白宮內部各派係爭奪政策主導權提供了競技場。
在委內瑞拉問題上，白宮內部的克制派與優勢主義派的博弈尤為激烈。克制派主張將美國力量集中於本土和南部邊境，反對海外軍事干預。他們認為，對委內瑞拉的軍事打擊缺乏可靠情報支援，極可能演變為長期入侵，重蹈伊拉克戰爭覆轍。優勢主義派則指出，馬杜洛政權雖令人反感，但其存續反而可以避免美國陷入更深泥潭，何況在川普切斷外交管道前，美委談判曾取得了相當進展，即馬杜洛提出給予美國企業近乎壟斷的石油和礦產開採權，這本身便可被視為符合總統胃口的“交易式勝利”。
然而，以盧比歐為首的優勢主義派並不滿足於此。他們將馬杜洛政權與國內毒品問題捆綁，宣稱保障邊境安全有時需要政權更迭。優先派更是向川普描繪了一幅誘人的政治圖景，推翻馬杜洛不僅能開放委內瑞拉石油產業，還能將中俄企業逐出該國，從而實現一箭雙鵰的“勝利”。所以，儘管美國石油高管私下警告，委內瑞拉石油產業實為財政黑洞，需巨額前期投入卻難見回報，但這一現實困境從未進入總統的視野。川普對細節的漠視使得優先派的敘事佔據上風，最終促成了2026年1月針對馬杜洛及其妻子的抓捕行動。這場精心策劃的軍事行動未造成美方人員傷亡，為川普提供了社交媒體上炫耀“勝利”的絕佳素材。他隨即宣佈勝利，並迅速將注意力轉向下一個目標：格陵蘭島。
格陵蘭島問題的升溫，進一步暴露了川普政府決策機制的混亂與其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川普對格陵蘭的興趣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當時億萬富翁羅納德·勞德（Ronald Steven Lauder，猶太裔美國人，雅詩蘭黛美妝帝國繼承人、億萬富豪、前外交官、頂級藝術收藏家與猶太事務活動家，橫跨商業、政治、藝術與公益四大領域）向他提出了收購構想。但由於當時跨部門審批流程的制約，這一提議未能得到推進。進入第二任期後，隨著國內傳統政策協調機制的廢除，川普的個人執政理唸得以毫無阻礙地推進下去。2026年1月，他在接受採訪時宣稱美國“絕對需要格陵蘭島”，理由是該地區“被俄羅斯和中國包圍著”，此言引發持續兩周的跨大西洋危機。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克制派還是優勢主義派，均不支援這一領土擴張計畫。克制派認為，收購格陵蘭島將導致資源和注意力從國內優先事項轉移，且短期內無法從格陵蘭的能源資源中獲利；而且與盟友產生衝突也有違他們避免海外軍事牽連的根本立場。優勢主義派則擔心，川普損害北約聯盟可能危及美國全球霸權，得不償失。
然而，由於缺乏嚴謹的跨部門審查和協調機制，川普的個人野心幾乎不受任何制度約束。各派系雖心存疑慮，卻不敢公開反對，因為在川普眼中，忠誠高於一切。他們只能試圖重新包裝總統的執念，其中盧比歐堅持主張“購買格陵蘭”，以安撫北約和國會；范斯則將之重新定義為展現戰略籌碼的戰術手段，強調格陵蘭對美國導彈防禦體系的重要性。最終，商人勞德近十年前的構想竟真的成為了美國政府官方的外交政策。
由此可見，在川普的決策框架下，政策制定始終服務於總統對短期勝利和力量展示的渴求，而傳統的戰略考量、盟友關係乃至基本事實都被拋諸腦後。委內瑞拉行動成功後，川普迅速失去興趣，政府也陷入“下一步怎麼辦”的戰略茫然；軍事行動雖然仍在繼續，但其重點已轉向阻止委內瑞拉對古巴的補貼石油輸送，這暗示盧比歐可能正藉機向古巴政府施壓，以實現其長期追求的推翻古巴政權的目標。然而，克制派的反彈隨時可能打破這一局面，川普對格陵蘭的執念同樣可能分散資源和注意力。因此，美國的西半球政策之所以呈現出高度流動性和不可預測性，主要是因為每一項行動倡議都取決於各派系能否為川普量身定製出即時可見的“勝利”，而非基於任何連貫的戰略性思考。
▍美國在伊朗問題上的有限打擊與戰略克制
在川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中，中東地區再次成為檢驗其決策邏輯與派系博弈的關鍵場域。圍繞伊朗核問題的處理方式，白宮內部不同派系展開了激烈的政策爭奪，最終形成了一種表面上以“勝利”為導向、實則充滿矛盾與權宜之計的政策結果。這一過程不僅揭示了川普政府對伊朗政策的演變軌跡，也深刻反映出其外交決策機制的碎片化與個人化特徵。自2025年初起，川普政府內部在伊朗問題上便呈現出兩條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徑。其中，以副總統范斯為核心主張通過外交手段遏制伊朗核能力，避免美國再次陷入中東戰爭泥潭。他們認為應通過經濟讓步與有限核活動許可，換取伊朗在核問題上的長期妥協。與其相對的是以國務卿馬可·盧比歐、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茲及多位共和黨鷹派議員為代表的優勢主義派，他們主張採取更強硬的軍事手段，徹底摧毀伊朗核設施，甚至推動政權更迭。該派系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政府保持高度協同，並得到部分保守派媒體與億萬富翁捐助者的強力支援。
川普本人在政策傾向上最初表現出對克制派的認同。他在公開場合強調“以實力求和平”，但私下卻對納坦雅胡多次計畫的軍事打擊持保留態度，甚至一度推遲以色列的空襲行動。其特使史蒂夫·魏科夫也曾提出一項允許伊朗在嚴格監督下進行有限鈾濃縮的初步方案。然而，隨著2025年6月局勢的急劇變化，川普的政策立場發生了顯著轉折。這一關鍵的轉折點出現在6月9日川普與納坦雅胡的一次通話中。納坦雅胡明確表示，無論美國是否參與，以色列都決心對伊朗核設施採取軍事行動，並已部署地面部隊。以色列方面周密的作戰計畫與堅決態度給川普留下深刻印象，促使其最終決定加入行動。6月13日，以色列對伊朗福爾多核設施實施精確打擊，美國隨後參與並支援此次行動。川普隨即在公開場合宣稱此次行動的成功歸功於自己的領導，並以此作為其“強硬外交”的典型案例。
川普在伊朗問題上的戰略搖擺，反映出其對“勝利”敘事的執著追求。在以色列展示出不可逆轉的行動決心後，川普迅速將這場軍事打擊重新定義為自己的政治勝利，借此回應外界對其總是臨陣退縮的批評。與此同時，他也在行動後迅速將注意力轉向其他議題，表明其興趣在於短期成果而非長期戰略。正如克制派所批評的那樣，此次軍事行動雖然被包裝為“精準打擊”與“有效遏制”，實則缺乏清晰的後續戰略，亦未能根本解決伊朗核問題。因此，在行動之後，川普政府對伊朗的政策再次陷入模糊與搖擺。而從派系鬥爭的角度來看，伊朗問題上的政策演變充分體現了川普政府內部動態博弈的複雜性。優勢主義派雖然一度佔據上風，但他們的勝利方案更多依賴於以色列的行動節奏與川普個人對“勝利”敘事的吸納，而非制度化的戰略轉向。克制派則通過重新定義行動性質，將其納入“避免長期戰爭”的話語體系，從而在事後爭取了政策解釋權。兩派在公開場合均以“贏者”自居，實際上卻持續推動各自議程，形成一種持續拉扯的政策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問題的處理方式也暴露出川普政府對情報評估、盟友協調與戰略規劃的制度性忽視。缺乏跨部門機制的有效制衡，使得總統個人的短期偏好與外部行為體的行動節奏頻繁主導政策走向。以色列通過展示武力與決心，成功將川普拉入其戰略軌道，而美國內部的戰略審慎與制度約束則被大幅削弱。這種模式不僅加劇了中東地區的不穩定性，也使美國的長期積攢下的戰略信譽受到損害。因此，川普政府在伊朗與以色列問題上的政策實踐，本質上是一場以“勝利”為名、以派系博弈為實的戰略表演。在川普的“贏學”敘事下，軍事打擊被包裝為戰略克制，短期行動被標榜為歷史性突破，而真正的戰略目標與後續安排卻始終模糊不清。
▍交易與威懾之間：川普對台政策的內在張力
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在其第二任期內展現出明顯的矛盾性與不確定性。總體而言，川普的對華政策既偏離了共和黨內部優勢主義派所主張的全面戰略競爭路線，也與克制派所倡導的有限介入理念存在張力。其政策核心仍延續了川普一貫的“交易主義”邏輯：將對華關係視為一系列可談判的雙邊交易，而非基於長期戰略目標的系統性競爭。川普本人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始終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例如，與兩黨主流共識不同，他傾向於將台海問題置於更廣泛的中美經貿談判框架中，視其為可用於換取貿易讓步或其他經濟利益的政治籌碼。
川普這種帶有嚴重個人化色彩的政策取向，與五角大樓內部日益強硬的戰略共識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國防部政策事務副部長埃爾布里奇·柯伯吉的推動下，五角大樓持續推進以“拒止威懾”為核心的對台戰略。該戰略旨在通過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提升與區域盟友的協同作戰能力，達成威懾效果。
然而，川普本人對這類軍事威懾計畫表現出明顯的排斥態度。據美國前政府官員透露，川普在第二任期初期曾明確禁止五角大樓舉行任何針對中國的戰爭推演，並對埃隆·馬斯克參與相關會議表示不滿。這種態度主要源於總統本人對與中國這樣的大國發生軍事對抗的本能迴避。川普更傾向於通過高層會晤和個人外交來管理中美關係，而非依賴軍事威懾或同盟體系。他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中國領導人的尊重，並強調自己願意直接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以尋求“穩定和平、公平貿易和相互尊重”的大國關係。總統個人的政治直覺與官僚體系共識之間的張力，在2025年發佈的《國防戰略報告》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該檔案在表述對華政策時呈現出明顯的分裂特徵：一方面，它強調美國必須“清醒而現實地看待中國歷史性軍事擴張的速度、規模和質量”，並致力於“創造軍事條件……防止任何國家（包括中國）支配美國或美國的盟友”；另一方面，它又宣稱川普政府“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和平的關係”，並表示願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展更廣泛的軍事交流，“重點在於維護戰略穩定……化解衝突與緩和緊張局勢”。這種矛盾的表述方式，實際上是白宮內部派系鬥爭的產物，反映出不同陣營在最終檔案中的妥協與博弈。
此外，在經貿領域，川普對華政策的矛盾性也表現得尤為明顯。川普在2025年4月再次對華加征高額關稅，雙方陷入一場針鋒相對的關稅戰，最終將部分商品的關稅稅率推高至145%。中國則以限制稀土出口作為反制手段，迫使川普政府在敏感技術出口問題上做出讓步。2025年下半年，川普政府允許中國擴大採購輝達先進晶片的管道，這一決定與其國家安全戰略中強調的“保護美國技術優勢”的目標明顯相悖。2026年1月，美國商務部進一步放寬了對輝達H200晶片對華出口的限制，而與此同時，國務院卻試圖收緊相關許可證的審批流程。這種內部政策的不協調，反映出不同派系在經貿與安全問題上的持續角力。
▍“和平交易”：俄烏衝突解決的川普方案
川普政府在俄烏衝突上的政策考量，始終圍繞其本人的政治利益以及對“勝利”的執著追求展開。自2024年競選期間，川普便多次公開表示，他能夠在“24小時內結束戰爭”，並以此作為其外交政策能力的象徵性資本。然而，這一承諾的本質並非通過外交斡旋實現持久和平，而是通過施壓烏克蘭接受領土讓步，換取與俄羅斯的關係正常化，從而為自己塑造“和平締造者”的形象。在川普第二任期內的首年，烏克蘭政策便成為白宮內部派系鬥爭的焦點。主要參與者可分為三個陣營：以副總統范斯為代表的“克制派”，主張通過減少援助、推動談判結束戰爭，並將歐洲安全責任移交歐方；以國務卿馬可·盧比歐為代表的“優勢主義派”，強調維護美國信譽、北約凝聚力及對俄遏制；以及以史蒂夫·魏科夫和傑瑞德·庫許納為代表的“商業派”，試圖通過經濟利益和資源開發實現所謂的“和平紅利”。
范斯及其盟友自上任之初便積極推動對烏政策的單邊化。他們在2025年2月橢圓形辦公室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會晤中公開施壓，試圖迫使其接受不利條款。此後，范斯團隊更試圖推動美國暫停對烏情報共享和武器交付。儘管這些舉措在短期內未能全面實施，但其影響力持續存在。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內部的“優勢主義派”也曾試圖通過暫停部分彈藥交付來影響戰場態勢。然而，川普在得知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未被充分通報後，迅速撤銷了相關決定。這一事件暴露出政府內部缺乏協調機制，也反映出總統對政策過程的個人化掌控。而“商業派”的崛起是2025年烏克蘭政策演變中最具特色的現象。魏科夫與庫許納通過與俄羅斯主權財富基金負責人基里爾·德米特裡耶夫的接觸，提出了一項以經濟合作為核心的和平方案。該方案的核心是“凍結衝突，重啟經濟”，即以領土讓步換取對俄制裁的解除，並推動俄羅斯重新融入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這一構想與川普對有利可圖的交易的偏好高度契合，並在2025年底被媒體曝光為“28點計畫”。
該計畫一經披露，立即引發基輔方面及歐洲盟友的強烈反彈。盧比歐及其他優勢主義派人士趁機介入，重新引入對烏安全保障和戰後軍事能力建設的議題，試圖在川普的“和平交易”與歐洲安全利益之間尋找平衡。最終，雖然“28點計畫”未獲通過，但其內容已深刻影響後續談判框架的設定。值得注意的是，歐洲領導人在此過程中扮演了事實上的“優勢主義派”的延伸力量。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德國總理候選人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等人，通過高規格接待、防務承諾和外交勸說的方式，成功為烏克蘭爭取了時間，延緩了川普對烏政策的激進轉向。他們推動通過了北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並促成美國情報部門協助烏克蘭打擊俄能源基礎設施。然而，這些努力並未改變川普政府對俄政策的基本邏輯，即以勝利為目標，以交易為手段，以經濟利益為衡量標準。
截至2026年初，美國對烏克蘭政策仍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儘管“優勢主義派”在表面上維持了對烏援助和安全保障的延續，但川普本人對快速達成協議的興趣始終未減。普丁持續拒絕接受任何不利於俄羅斯的條款，進一步加劇了川普對“克制派”方案的傾向。若俄方繼續拖延戰事，川普極可能重新採納范斯路線，推動烏克蘭在領土問題上作出更大讓步，以換取其所謂“和平勝利”的實現。由此可見，川普政府對烏克蘭政策的演變，既非戰略規劃的產物，也非意識形態共識的結果，而是派系博弈與個人偏好交織的臨時產物。無論是克制派、優先派還是商業派，都未能實現對政策的穩定主導。然而，真正的贏家始終是川普本人，他通過不斷調整立場、吸納各方建議、塑造“勝利敘事”，鞏固了自身在外交政策中的主導地位。
編者評
第三未來的美國是否會繼續奉行“贏學”。川普的“贏學”政治的確給美國本土帶來了一系列實質變化：在產業與經濟層面，通過政策引導與市場機制，資本、技術與高端人才顯著回流，製造業尤其是尖端科技領域呈現出復甦態勢。從晶片到人工智慧，從算力基礎設施到機器人技術，這些關鍵產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性扶持，正在構築新的競爭優勢。而且，川普“勝利”的成果也惠及了相當一部分本土產業工人、地方經濟和中產階級。這種物質利益的獲得感，正在侵蝕民主黨賴以生存的多元聯盟基礎，加速了自由派政治勢力的邊緣化，使其在選舉政治中日益被動。由此可見，“贏學”並非單純的情緒煽動，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利益分配作為支撐。它反映了美國在全球競爭壓力下的一種自我調適，其背後的驅動力，即對全球化的反思、對產業基礎的重視、對中產階級利益的保護，具有超越特定領導人的持續性。這意味著“贏學”敘事下的美國政策制定邏輯的改變，很可能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處理程序。
川普政府上台以來，建構出一套“贏學”敘事體系，試圖通過持續不斷的“勝利宣告”，維繫其與支持者之間情感連結的紐帶，為核心支持者製造心理上的持續滿足感。然而，若要將“贏學”作為一種方法來剖析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決策的內在邏輯，還須深入把握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核心問題。
第一，“贏學”敘事在當下美國社會興起的深層動因。從表面看，這種現象與川普本人在政治實踐中展現出的強烈自戀傾向與形象塑造需求密不可分。他極度渴求外界的認可與讚美，執著於向公眾展示自身的“偉大”形象，這種個人特質直接催生了以“贏”為核心的政治話語。然而，川普的出現雖具偶然性，其“贏學”卻能獲得廣泛共鳴，背後是美國社會矛盾的必然產物。全球化浪潮下，美國內部的階級分化日益加劇，經濟結構長期失衡，傳統產業工人與中下層白人的相對剝奪感不斷積累。川普敏銳地捕捉到這一情緒，以“美國優先”為旗幟，重新定義了“美國利益”的內涵。他大膽拋棄了美國自二戰結束、尤其是冷戰終結以來所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將維持全球霸權所需的公共產品支出視為對美國的消耗，從而在戰略收縮的框架內重構了“贏”的標準，從追求全球共治的“多贏”轉向了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獨贏”格局。
第二，“贏學”敘事對當下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影響。本文作者認為，川普的“勝利宣告”已不再僅僅是政治表演，而成了驅動決策的核心機制。在白宮內部，各政治派系間的政策辯論逐漸式微，傳統的制度化協調管道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一場圍繞如何精準迎合川普對“勝利”渴求的競賽。政策方案的勝出與否，不再取決於其對美國長期戰略利益的審慎評估，而在於能否在特定時刻更有效地包裝主張、更巧妙地迎合總統的個人偏好。這種博弈模式使得美國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陷入一種內在困境，即政府在追逐短期、可見、可宣傳的“勝利”時，逐漸喪失了建構和維護長期戰略的能力。換言之，“贏學”敘事促使美國決策層的心態從世界帝國的治理者，退化為短期利益的追逐者，難以再像過去那樣從全球體系的整體角度來思考世界秩序建構。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