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局勢】伊朗戰爭，前線卻在黎巴嫩

撤離命令發佈數日後，什葉派居民伊薩和家人仍不願離開位於貝魯特南郊達希耶（Dahieh）的住所，即便周圍鄰居均已撤離。

“正值齋月，我們更希望能留在家中。可是，由於以軍襲擊加劇，水電中斷，生活條件急劇惡化，我們沒辦法繼續留在家裡了。”伊薩告訴《鳳凰周刊》。接受採訪時，伊薩悄悄返回家中喂貓：“我無法帶著它們逃難，也沒有人接受它們，所以我時不時偷偷過來餵牠們、哄它們睡覺。它們現在就睡在我身邊。”

過去一個月，以色列國防軍對黎巴嫩南部、首都貝魯特南郊及東部地區展開大規模空襲與地面推進。截至4月2日，據黎巴嫩衛生部門統計，衝突已造成1345人死亡、4040人受傷，死難者中大部分為平民。

此次衝突造成黎巴嫩史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一次流離失所潮。聯合國的資料顯示，目前有超過12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其中兒童超過37萬。很多人已是多次流離失所。南部村莊在持續轟炸中逐漸被清空，通往北方的公路上擠滿載著床墊和行李的車輛。學校、清真寺以及尚未完工的建築被臨時改為避難所。

對黎巴嫩人而言，眼下並非突如其來的災難，而是一種熟悉的循環——撤離、等待、再撤離。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發表聲明稱，當前衝突結束後，以色列將繼續控制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的“緩衝區”。

從表面看，這是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的新一輪軍事對抗；但更深層的邏輯卻指向另一場更大的衝突——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對抗不斷外溢，黎巴嫩成為其最前沿也最脆弱的戰場。當導彈越過邊境，當指揮官被逐一清除，當整片南部地區被設為“緩衝區”，這不僅是一場邊境衝突的升級，更是一場撕裂國家結構的戰爭。

襲擊蔓延黎巴嫩全境

4月1日，以色列國防軍發佈聲明稱，其在一次“精準打擊”中擊斃了真主黨南方陣線指揮官哈吉·雜湊姆。按照以方的說法，這名指揮官不僅負責針對以色列北部的火箭彈與無人機襲擊，也主導著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戰後重建工作。

雜湊姆之死並非這一輪黎巴嫩衝突升級的起點。2月28日，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在美以聯合軍事行動中身亡後，伊朗長期扶持的區域代理人真主黨於3月2日向以色列北部發射數枚炮彈，目標是海法以南的一個導彈防禦基地。

真主黨方面稱，此舉旨在迫使以色列停止侵略、撤出佔領的黎巴嫩領土，並強調與伊朗戰爭無關。然而，這一時間節點的選擇，被外界解讀為對哈米尼之死的報復。

以色列的回應遠超有限反擊。真主黨襲擊發生當天，以色列國防軍立即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動空襲。此後數周，空襲範圍不斷擴大：從黎巴嫩南部村莊延伸至貝卡谷地，再到貝魯特南郊乃至市中心，高層建築、媒體機構、通信設施乃至醫療點均成為打擊目標。

3月18日，以色列對貝魯特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夜間空襲，未事先發出警告，造成至少10人死亡、27人受傷。空襲範圍不再侷限於真主黨傳統活動區域，而擴展至更廣泛的城市空間，整個黎巴嫩被納入同一戰場。

這種從邊境迅速外溢至全國範圍的升級並非毫無預兆。自2023年10月加薩戰爭爆發以來，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的衝突持續一年多。真主黨以“聲援加薩”為由，對以色列北部展開攻擊，以色列則通過空襲與炮擊回應，使以黎邊境長期處於低烈度交火狀態。

2024年10月，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發動地面入侵，後在美國的斡旋下於11月底達成停火協議後撤軍。然而，這一停火極為脆弱。在此之前，以色列擊殺了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此後一年多，雙方持續違反停火條款。以色列幾乎每天都對黎巴嫩南部發動空襲或炮擊，僅2024年11月至2026年3月期間就造成約500人死亡，包括127名平民；與此同時，真主黨不斷重建其軍事基礎設施與武器庫。

正是在這種長期摩擦與脆弱停火不斷被侵蝕的背景下，空襲不足以威懾真主黨，以色列隨即開展地面行動以推進其戰略目標。

今年3月以來，以軍進入黎巴嫩南部多個城鎮與村莊，並逐步向北推進。到3月中下旬，以色列已向南黎部署多個作戰師，並將行動目標定義為建立“前沿防禦區”。

軍事推進的方向也逐漸清晰：沿海軸線越過納庫拉，向巴亞達一帶推進，同時從內陸方向逼近利塔尼河流域。卡茨表示，軍方將控制利塔尼河一線，直至真主黨不再構成威脅。這一表述不僅意味著短期軍事行動，更暗示了對黎巴嫩南部的長期控制設想。

伴隨空襲與地面推進，以色列通過系統性的人員疏散來重塑戰場空間，以強化對黎巴嫩南部的控制。自3月2日起，以軍多次向黎巴嫩南部及貝魯特南郊發佈大規模撤離指令，最初涉及約50個村莊，隨後範圍不斷擴大，並多次要求居民撤至利塔尼河以北。此後多個城鎮被清空，橋樑與交通要道被摧毀，進一步阻斷了人員回流的可能性。

這一“清空人口”的過程並非線性推進，而是伴隨猶豫與抵抗。對不少當地居民而言，撤離意味著放棄基礎生活設施與社會網路。

然而，在持續的基礎設施破壞與高強度轟炸的疊加作用下，黎巴嫩南部大片區域轉為低人口甚至無人區。通過“先疏散、後打擊”的方式，以色列在事實上重塑了戰場的空間結構，將前線逐步向北推移。這一過程既是軍事行動的延伸，也構成了其建立“緩衝區”設想的現實基礎。

真主黨與以色列的衝突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升級為全國戰爭，除了源於以色列試圖建立“緩衝區”的戰略構想，也受到地區衝突外溢效應的推動：隨著伊朗與以色列對抗不斷升級，黎巴嫩不再是邊境摩擦的場所，而成為代理人戰爭的重要前沿，真主黨的行動被嵌入更廣泛的地區博弈當中，使衝突走向難以由黎巴嫩自身掌控。

更何況，長期以來黎巴嫩國家能力的缺位，讓該國政府既無法有效約束真主黨的軍事行為，也難以在外交上阻止衝突的升級，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長期處於失語狀態。因此，這場戰爭更像是長期積累張力的集中釋放，而非突然爆發。

國家社會被進一步瓦解

衝突升級之下，黎巴嫩內部的社會結構與國家運作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南部地區居民大量北逃，城市人口驟增，使貝魯特、北部城市及山谷地區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達到承載極限，而撤離行動往往伴隨橋樑和主要交通要道的破壞，加劇了人員流動的混亂。

這種流離失所不再是偶發事件，逐漸成為黎巴嫩社會的“常態”。根據阿聯媒體《國家報》（The National）綜合各大機構的資料統計，黎巴嫩流離失所率已從2%上升至22%，成為繼巴勒斯坦和敘利亞之後中東地區流離失所最嚴重的國家。

流離失所不僅重塑了人口分佈，也給民眾的基本生存與社會穩定帶來衝擊。大量被迫遷移的居民陷入不確定狀態，住房缺乏保障，基本生活需求難以維繫。

伊薩告訴《鳳凰周刊》，這種衝擊在災難初期尤為劇烈：“我們很幸運，沒有遇到太多問題，但我認識的很多朋友在逃離過程中面臨極大困難。第一周時，許多人根本找不到庇護所，只能睡在路邊、公園、海灘，甚至自己的車裡。一些人不得不購買簡易帳篷，至今露宿街頭。”

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也擠壓了本已脆弱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體系。聯合國難民署駐黎巴嫩代表卡羅琳娜·比林（Karolina Lindholm Billing）說，以軍對南部關鍵橋樑的損毀讓救援通道難以打開，整個南部地區陷入隔絕狀態，數萬人因醫院、供水站等基礎設施被毀，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和基本醫療服務。

由於大量學校被徵用為臨時避難所，超過15萬名學生的學業被迫中斷。比林直言，最近的襲擊包括不少人口稠密的社區，那裡原本被許多人視為安全的避風港。“無數家庭如今生活在持續的恐懼之中，這種心理創傷，尤其是對兒童造成的心理陰影，將遠遠超過當前衝突持續的時間。”

隨著人口遷移打斷原有的社會網路，社區內部的互助機制逐漸失效。在資源日益緊張的背景下，不同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眼下，黎巴嫩社會正呈現出一種逐步“內部分解”的趨勢。

一個突出表現，是針對什葉派流離失所者的歧視有所增加。此次衝突的核心區域主要集中在真主黨勢力較強的什葉派社區，而逃離的居民往往被迫進入不同地區，由此引發新的社區摩擦。這一過程中，宗派身份成為獲取庇護的重要邊界。“有些人一旦知道你是什葉派穆斯林，就會拒絕提供幫助；在某些地方，什葉派甚至會被驅逐出特定區域。”伊薩說，“我還沒有遭遇這種情況，但身邊的很多朋友都經歷過。”

這種人口重組不僅加劇了當下的社會緊張，也喚醒了深植於黎巴嫩社會中的歷史記憶與未解的內戰創傷，使原本隱伏的裂痕開始顯現，並為社區間新的對立與衝突提供了溫床。

長期居住在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群體也承受了更為嚴峻的壓力。隨著衝突升級，已有約12萬-13萬人返回敘利亞。但那些無法返回的難民，成了最易被犧牲的群體。

法蒂瑪居住在貝魯特南郊一所難民營，這裡靠近達希耶。轟炸初期，她曾躲到朋友家避難，但不久後，朋友所在街區也遭到空襲。儘管黎巴嫩設立了一些流離失所者安置點，卻僅對本國公民開放，法蒂瑪一家因此無處可去。與此同時，她也無法返回敘利亞，因為她來自戈蘭高地——一個已被以色列佔領的地區。幾經輾轉，法蒂瑪只能回到原本的難民營。

“我和女兒厭倦了流離失所，所以我們回到了難民營，至少還能把這裡叫作‘家’。難民營現在空空蕩蕩，有一種詭異的安靜，尤其到了晚上。”法蒂瑪說。

難民處境的惡化，也凸顯出黎巴嫩國家治理能力的失效。在衝突升級的過程中，黎巴嫩政府表現出種種無力：一方面試圖維持中立，避免被捲入衝突；另一方面被民眾指責缺席、消極應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協助美國和以色列的行動。

在黎巴嫩軍隊撤出南部地區、未能保護部分基督徒村莊之後，國內輿論迅速轉向對政府的批評。流亡法國的黎巴嫩政治難民、脫口秀演員莎登·埃斯佩蘭薩（Shaden Esperanza）諷刺道：“這代表著政府對所有宗教群體一視同仁——它既不保護什葉派，也不保護基督徒，真正體現了憲法的‘平等原則’。”

政府的不作為進一步加劇了公眾態度的分化。在什葉派社區，仍有相當比例的人支援“抵抗”。

“黎巴嫩所有教派都支援國家軍隊，但我們的軍隊過於孱弱，無法承擔防禦職責。美國不允許我們武裝軍隊，不允許我們為保護人民而戰。”伊薩認為，外界對真主黨存在“污名化”，“超過九成什葉派民眾希望真主黨參戰。自2024年11月停火以來，真主黨沒向以色列發射一顆子彈，但後者的轟炸卻從未停止。我們很清楚，在黎巴嫩南部，沒人能夠抵抗以色列，只有真主黨願意這樣做。所以，真主黨只是把這次以色列與伊朗的對弈看做抵抗以色列的重要時機。”

對越來越多黎巴嫩人來說，對“生存”的渴望逐漸壓倒“抵抗”。旅居加拿大的黎巴嫩喜劇演員約翰尼·哈格（Johnny Hage）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一段視訊獲得超過一百萬人次轉發：“我不支援真主黨，但我支援黎巴嫩；我反對以色列，但政府卻不支援抵抗。我到底屬於那一方？就像從樹上被砍下的一根枝丫。”

這種身份與立場的撕裂，成為當下黎巴嫩社會的普遍感受。戰爭不僅在邊境推進，也在社會內部擴散，在不同宗派、不同階層乃至不同個體之間持續製造新的裂痕。

戰爭將黎巴嫩帶向何處？

這場衝突表層上表現為以色列與真主黨之間的軍事對抗，更深層卻在重塑黎巴嫩的空間結構、權力關係與國家邊界。

眼下，以色列的戰略目標正逐漸清晰。相較於以往以“威懾”為主的有限打擊，此輪行動更接近於對黎巴嫩南部安全格局的重塑：通過壓縮真主黨的活動空間，進而為在南部建立長期軍事存在創造條件。

從戰略層面來看，這一“緩衝區”構想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在黎巴嫩境內建立縱深緩衝，以色列試圖把火箭彈、反坦克導彈等威脅阻擋在更遠的距離之外，從而降低北部城鎮直接承受打擊的風險。地面控制意味著可以持續干擾真主黨補給線路、指揮網路與人員調動，尤其限制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長期部署能力，從而改變其依託邊境進行“消耗戰”的條件。此外，一旦“緩衝區”成為既成事實，以色列將把領土轉化為談判籌碼，在未來任何停火或政治談判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然而，這一戰略並非沒有代價。真主黨並未在軍事上被動承受打擊，而是持續通過跨境火力維持戰場壓力。自3月初衝突升級以來，真主黨多次向以色列北部發射火箭彈、導彈與無人機，襲擊目標涵蓋拉馬特·戴維空軍基地、梅龍監測基地等軍事設施，並一度嘗試打擊能源基礎設施；其反坦克火力亦在邊境地帶造成以軍人員傷亡。

據聯合國方面統計，僅衝突最初幾天，真主黨即發射超過200枚火箭彈。隨著戰事推進，這類襲擊逐漸常態化，不僅牽制以軍兵力，也在心理與政治層面持續對以色列北部形成壓力。

地面推進所帶來的持續消耗，也讓戰事難以迅速結束，並不斷降低“短期勝利”的可能性。伊薩解讀說：“以色列想把黎巴嫩變成加薩，但他們做不到。黎巴嫩南部不像加薩那樣完全被封鎖，這裡地勢開闊、地形複雜。以色列每天都會損失士兵和坦克，他們不可能無限期維持這種狀態。”

這一背景下，真主黨的做法呈現出矛盾性：持續空襲與定點打擊削弱了其軍事能力，指揮體系與基礎設施遭受損失；但戰爭本身也在重新鞏固其政治合法性。尤其是對什葉派社區而言，“抵抗”不僅是一種軍事行為，更是一種身份與存在的確認。

“真主黨擁有約十萬名戰鬥人員，他們瞭解這片土地，也知道如何與以色列作戰。”伊薩說，“開戰至今，他們仍在希亞姆（Khyam）和賓特朱拜勒（Bint Jbeil）一帶堅持作戰——這些地方距離邊境只有幾百米。以色列沒有預料到會陷入如此長期的消耗。”在他看來，戰線遲遲無法突破邊境地帶，說明這場戰爭遠比以色列最初設想的更為複雜。

隨著地區對抗的升級，黎巴嫩正被更深嵌入到伊朗與以色列的博弈之中。這不僅意味著真主黨的行動空間受到外部力量牽引，也意味著黎巴嫩自身在戰爭中的自主性被壓縮。

相比之下，國際機制的失效構成另一層結構性困境。以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為代表的維和體系，在此次衝突中未能發揮實質性約束作用。

聯合國確認，其陣地曾被炮火擊中、巡邏隊遭到射擊，甚至不得不在部分情況下自衛還擊。3月下旬，至少3名聯合國維和人員在黎巴嫩南部的轟炸中身亡，另有多人受傷。英法等十國外長及歐盟高級代表因此發佈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近期針對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的襲擊，但這些聲明並未改變戰場現實。

在伊朗與以色列全面對抗的背景下，國際輿論與外交資源更多集中於整體戰爭格局，而非黎巴嫩這一“前線延伸”。黎巴嫩再次陷入一種熟悉的處境：戰爭發生在其領土之上，卻並不由其決定；代價由其社會承擔，卻難以獲得相應的國際關注與干預。

當下的問題不僅是衝突何時結束，而是黎巴嫩在戰爭之後將走向何方。隨著南部地區可能被長期佔領、國家權力持續弱化、社會結構加速撕裂，這個本就脆弱的國家，正面臨一種更深層的解體風險。 (鳳凰衛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