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局勢】戰爭沒有旁觀者：海灣外籍勞工正在為美以伊衝突買單

在海灣地區持續升級的衝突陰影下，數千萬外籍勞工正處於一種高度不確定且脆弱的狀態之中。相比中國公民，這一群體在法律保障、社會安全與經濟緩衝能力方面均處於明顯劣勢，因此每一輪地緣政治衝擊，往往首先在他們身上體現為就業風險、收入中斷與生計危機。

過去一個世紀，海灣國家依託油氣財富實現跨越式發展，而這一發展模式從一開始就深度依賴外來勞動力。從最初的基礎設施建設，到如今高度複雜的服務業與金融體系，外籍人口始終構成經濟運行的基礎性支撐。根據海灣統計中心資料，當前海灣地區外籍人口總量已達3500萬，佔區域總人口的多數。在阿聯和卡達，外籍人口占比高達90%，科威特約為70%，即便在人口規模較大的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曼，這一比例也接近或超過一半。

這一結構意味著，外籍勞工不僅是勞動力補充，更是整個經濟體系運轉的“底層架構”。他們分佈於建築、能源、物流、醫療、教育、金融、零售等幾乎所有關鍵領域。在卡達的LNG產業鏈中，從工程維護到港口物流，大量崗位由外籍技術工人與工程師承擔；在阿聯，金融與商業服務體系中亦有大量外籍專業人士；在沙烏地阿拉伯，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與“2030願景”項目同樣依賴外籍勞動力支撐。

然而，這一高度依賴結構也意味著，一旦區域安全環境惡化，外籍勞工將成為首當其衝的承壓群體。當前衝突已經通過多重管道對這一群體產生衝擊。首先是直接的安全風險。伊朗對海灣能源設施與部分城市的導彈與無人機打擊，雖未大規模波及居民區，但已足以引發恐慌情緒。在卡達拉斯拉凡工業區遇襲後，大量在該區域工作的外籍工人被緊急轉移，部分項目暫停，直接導致臨時性失業與收入中斷。

其次是經濟層面的連鎖反應。能源設施受損與航運受阻，已對海灣經濟活動產生實質性影響。建築項目延遲、能源相關投資放緩、物流成本上升，均在壓縮勞動力需求。部分企業開始減少加班、凍結招聘甚至裁員。對於外籍勞工而言，這種調整往往意味著收入銳減，因為其薪酬結構通常包含較高比例的績效與加班收入。

更深層的衝擊體現在制度性脆弱性上。海灣國家普遍實行“卡法拉”（Kafala）擔保制度，外籍勞工的居留權與僱主高度繫結。一旦失業，其居留資格往往隨之失效，必須在短時間內離境。這使得外籍勞工在面對經濟波動時缺乏基本緩衝空間。在當前環境下，即便尚未失業，許多勞工也因擔心企業經營風險而主動考慮離開。

這種情緒正在逐步轉化為潛在的人口流動風險。多國政府已開始制定應急撤僑預案。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等主要勞工輸出國均加強了對海灣局勢的監測，並準備在必要時啟動大規模撤離。這一趨勢一旦成為現實，將對海灣國家構成系統性衝擊。歷史經驗表明，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間，超過100萬外籍勞工被迫撤離，對當地經濟造成長期影響。

僑匯體系的波動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一沖擊的外溢效應。2023年，海灣地區僑彙總額超過1300億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跨境資金流之一。印度長期是最大接收國，其次為埃及、孟加拉國、菲律賓與巴基斯坦。2025年資料顯示，沙烏地阿拉伯外籍勞工匯款總額約441億美元，同比增長15%；科威特在2025年上半年僑匯達83億美元，同比增長近24%。這些資金對勞工輸出國具有宏觀經濟意義，在部分國家甚至構成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以菲律賓為例，僑匯約佔該國GDP的7%，對其國內消費與匯率穩定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當前衝突背景下，僑匯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就業不穩定將直接壓縮匯款規模；另一方面，部分勞工為應對不確定性，可能增加短期匯款以轉移風險，這將導致資金流動波動加劇。一旦大規模撤離發生，相關國家將面臨外匯收入驟降的風險，從而引發更廣泛的經濟連鎖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群體所承受的衝擊存在明顯差異。高技能外籍人士，如金融從業者、醫生與工程師，通常擁有更高的流動性與更強的風險承受能力，可以通過跨國調動或遠端工作緩衝衝擊。而低技能勞工，尤其是建築與服務業從業者，則高度依賴本地就業機會，其風險暴露程度顯著更高。這一結構性差異，使得衝突的社會影響在外籍群體內部呈現分層特徵。

伊朗籍外籍勞工的處境則更加複雜。在阿聯，約有50萬伊朗籍居民，其中不少從事中小企業經營與貿易活動。隨著衝突升級，這一群體面臨額外的不確定性，包括潛在的政策審查、金融交易限制以及社會輿論壓力。儘管海灣國家整體上仍區分普通經濟活動與政治風險，但地緣衝突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這一群體的經營成本與心理壓力。近期有傳言稱，阿聯已經開始取消當地伊朗籍居民的“居住證”（Iqama），並暗示不排除凍結甚至沒收伊朗在當地的金融資產。

儘管如此，海灣國家政府仍在努力維持穩定，以避免外籍勞動力大規模流失。官方層面不斷釋放訊號，強調基礎設施運行正常、社會秩序穩定，並承諾保障外籍勞工權益。這背後的邏輯十分清晰：一旦外籍人口出現系統性外流，海灣經濟將面臨“結構性停擺”風險。無論是能源生產、城市服務，還是後續的重建工作，都離不開這一龐大勞動力群體。

從更長周期看，此次衝突可能對海灣國家勞動力結構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各國可能加速各自的“本地化”政策，尤其是本國人口就業壓力相對較大的沙烏地阿拉伯、阿曼，以降低對外籍勞工的依賴；但另一方面，現實約束決定了這一處理程序難以在短期內取得實質性進展。人口規模、技能結構與成本因素，使外籍勞動力在可預見未來仍不可替代。

因此，更可能出現的趨勢是，海灣國家在維持外籍勞動力規模的同時，提高其管理與風險控制能力，例如最佳化居留制度、增強社會保障覆蓋，以及在危機中建立更完善的應急機制。這不僅是出於人道考量，更是出於經濟穩定的現實需求。

總體而言，本輪衝突對海灣外籍勞工的影響，遠不止於短期的安全與就業壓力，而是對這一長期運行的經濟模式的一次壓力測試。外籍勞工既是海灣繁榮的建設者，也是最先承受風險的群體。他們的處境揭示出海灣經濟體系的一個核心特徵：高度依賴全球化勞動力，同時也高度暴露於全球風險。

在戰火尚未平息的當下，這一群體的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衝突如何演變，其代價已在他們身上率先體現，而且往往更為沉重。 (海灣譯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