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約到世衛：深度解析川普“退群”的多重邏輯
據新華社消息，英國《每日電訊報》4月1日刊載的對美國總統川普的專訪文章寫道，川普正“認真考慮”讓美國退出北約。此前，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接受採訪時，針對北約盟國拒絕協助美國在伊朗戰爭中保衛荷姆茲海峽一事，直言：“退出北約當然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事情。我不需要國會批准這個決定。”他補充道：“我目前沒有具體計畫，但我不高興。”這一表態迅速引發全球震動。
這並非川普首次威脅退出北約。從2016年競選時稱北約為“過時組織”，到第一任期多次指責歐洲“搭便車”，再到2024年競選期間暗示“不保護未達標盟友”，其“美國優先”理念始終視北約為潛在負擔。
川普政府退出國際制度的動因
在川普第一任期(2017一2021年)，美國以前所未有的頻率和廣度退出或威脅退出國際組織與多邊協定，使"美國退群"現象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前沿議題和關注焦點。從2017年上任伊始，美國便兌現其競選承諾"大舉退群"先後宣佈退出或實際退出了十多個重要國際組織，協議或條約，涉及經貿，氣候，安全，人權，文化等諸多領域。具體包括：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宣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同年決定退出《巴黎協定》(並於2020年正式生效);2018年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和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2019年退出《中程導彈條約》(INF );2020 年宣佈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並啟動退出《開放天空條約》等。
此外，川普還多次威脅要退出北約，世界貿易組織(WTO)，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美國長期參與的框架，以迫使相關方讓步或滿足美方要求。如此密集而廣泛的退群行動，在美國外交史上前所未有，因而引發了學者對"美國優先"理念與民粹主義思潮，深刻的國內政治需求，基於成本收益的現實主義考量，戰略競爭考量等多重因素的廣泛討論。雖然當前學術界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統解釋"霸權退出"的理論範式，但針對單一政府特別是川普時期的退出行為，已有多項經驗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美國優先"與民粹主義思潮
"美國優先"是川普政府對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深刻影響了其對待國際制度的態度。這一理念強調將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民眾福祉置於國際規則和多邊承諾之上。川普政府認為，在既有的多邊框架下，美國承擔了過多的國際責任，而其他國家則"搭便車"並損害了美國利益。例如，川普在宣佈退出《巴黎協定》的演講中，明確指出該協定將損害美國經濟利益，使其他國家獲益，而讓美國工人承受失業和低收人的代價，認為這是"極其不公平"的。這種將美國定位為國際體系中"受剝削者"的敘事，為其單邊主義和"退群"行為提供了道義基礎。
與"美國優先"理念相伴的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川普及其支持者將許多國際制度描繪為脫離普通民眾，由精英階層操控，並最終損害國家主權和民眾利益的工具。通過"退群"，川普政府試圖回應其選民基礎中對全球化，國際合作以及所謂"全球主義議程"的不滿情緒。一些學者指出，民粹主義領導人傾向於利用民眾對國際合作的不滿，通過將國際機構"污名化"來鞏固國內政治支援。正如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周方銀等認為，川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為指導原則，不以盟友和對手作為政策區分的基本依據，強調獲取明確可見的實際利益。川普政府衝擊國際規則體系的具體做法包括：對無益於美國的國際規則直接退出，對已經運行良好的協議進行再談判，使已有國際組織的職能癱瘓或降低其行動能力。
從更深層次來看，川普政府的"退群"行為也體現了對二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深刻質疑。該政府認為，美國在由其主導建立的這一秩序中承擔了過多的責任，付出了過高的代價，而未能獲得相應的回報，反而受到了諸多約束，將國際制度視為經濟負擔而非寶貴資產。這種現點直接挑戰了長期以來作為美國外交政策基石的"美國例外論"和自由
霸權思想的某些方面，即美國通過主導國際制度來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並推廣其價值觀。
(二)國內政治需求：選舉與選民基礎
國內政治因素在川普政府的"退群"決策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許多"退群"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合國內特定選民群體的訴求，特別是那些在全球化處理程序中感到被邊緣化，對現有精英政治體制抱有不滿情緒的選民。美國國內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化，也為川普的"退群"政策提供了土壤。兩黨在諸多內外政策上的對立，以及社會階層，種族等因素導致的分裂，使得領導人更傾向於鞏固其基本盤，而非尋求跨黨派共識或爭取全體選民的支援。
此外，川普熱衷於推翻歐巴馬政府所簽署的國際協議，以此體現政策的戲劇性轉向和與前任的決裂。例如，《巴黎協定》和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都是歐巴馬任內的重要外交成果，川普在竟選中就強烈抨擊這些協議不符合美國利益，上任後迅速退出以取悅保守派基本盤。再如，早在歐巴馬時期，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納巴勒斯坦為成員而停繳會費，川普乾脆在2017年宣佈退出，將對歐巴馬政府的消極態度升級為正式決裂。
由此可見，川普的退群行為部分帶有"政策去歐巴馬化"的性質，旨在迅速抹去前任遺產，建立屬於自己的外交績效標籤。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溫堯認為："川普競選時的國內政治情形為其提供了較好的制度收縮窗口；基於國家利益和他者過錯等藉口，川普得以合理化其決策。"
"退出外交"在國內政治中獲得共和黨陣營的支援，同時也引發了民主黨陣營和建制派的批評。但總體而言，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和總統行政權力的擴張，為川普繞開國會，單方面退出國際承諾提供了可能。美國憲法對總統退出條約和組織的權限並無明確限制(除個別需要國會撥款的事項外)，因此川普政府得以通過行政命令或外交照會完成退群，而無須國會批准。這一低門檻也使得退群成為總統展示政治決心的一種快捷手段。
川普本人的個性特質，執政理念和決策風格也深刻影響了美國的"退群"行為。作為商人出身的總統，他的交易性決策模式，對傳統外交規範的蔑視，以及強烈的"美國優先"和現實主義甚至零和博弈的觀念，都使其更傾向於採取單邊行動，並對國際制度的約束感到不耐煩。川普以敢於特立獨行，自詡"交易大師"著稱，他更傾向於短期內可見的"勝利"和強硬姿態，而不太在意專業官僚體系對國際承諾價值的評估。據報導，川普政府在退出許多協議時繞過了正常的跨部門審議程序，更多地依賴少數幕僚(如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等對聯合國持強烈懷疑態度的人士)的建議。傳統的外交建制派和盟友意見往往被排除在決策圈外。此外，共和黨在傳統上相對於民主黨更偏重現實主義，對國際制度的功效持懷疑態度，並傾向於推行單邊主義政策，這也為川普政府的"退群"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和政治基礎。
(三)成本收益考量
從理性選擇的角度看，川普政府退出多邊機制也反映出其對多邊義務成本和收益的重新評估。川普一再抱怨美國在國際組織中承擔了過多的義務和費用，指責盟友和其他成員"搭美國便車"。因此，其"退群"決策往往基於一種狹隘的，以短期經濟得失為主要衡量標準的成本收益計算，試圖以更低的成本和代價來維持美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減少其認為不必要的國際負擔。
例如，他批評北約盟友防務開支不足，美國承擔過多責任；指責聯合國及其機構臃腫低效，浪費美國資金。這種聚焦經費和義務的不滿，使川普政府傾向於通過退出或威脅退出來迫使他國提高承擔比例或改革組織以降低美國的成本。可以說，川普將退群當作一種極端的談判籌碼，試圖以此削減美國的對外負擔。
部分學者從現實主義的視角分析，認為川普政府的"退群"是美國在全球力量對比發生變化，自身相對實力有所下降的背景下採取的一種戰略收縮行為。這種觀點認為，"退群"是為了擺脫一部分國際制度的負擔，集中資源提升物質層面的實力。據學者分析，這種"以退為進"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讓步(如北約盟國增加軍費，NAFTA更新條款)，但長遠看也損害了美國作為制度提供者的信譽。
即便從經濟角度，川普政府對國際組織純粹算經濟帳的做法也受到質疑：一些多邊承諾的回報是長期和間接的，短視地減少投人可能導致美國在全球議程設定中失去話語權，從而損及長遠利益。
(四)戰略競爭考量
部分分析還將川普的退群行為置於美國大戰略調整的框架下加以理解。川普上任後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等檔案明確將大國競爭(主要是對華競爭)作為美國外交重點。在這種戰略轉向下，美國對國際制度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減少對全球公共事務的投入，轉而專注於雙邊力量競爭。有學者指出，川普政府頻頻"退群"，放棄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責任，與其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密切相關。通過退出某些多邊框架，川普政府騰出資源和精力來應對雙邊貿易戰，科技戰以及地緣政治博弈。
例如，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教科文組織，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對抗這些組織中開發中國家和競爭對手的影響力，將精力投入雙邊或小多邊機制上。在川普執政後期，美國積極推動所謂"印太戰略"，組建平行於傳統國際組織的新機制(如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日印澳合作等),試圖繞過聯合國等普遍性機制來遏制中國。
從這個意義上說，川普政府退群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回潮，而是服務於其調整國際權力佈局的戰略。它一方面退出某些美國認為"不得力"或"不利己"的全球體制，另一方面通過搭建新的小圈子和同盟，直接與主要競爭者進行對抗。當然，這一戰略計算是否合理有效存在很大爭議：有學者認為美國退出既削弱了其在原有組織內製衡中國的能力，又未必能建立起新的有效制衡機制，反而讓出國際話語權。
事實上，拜登政府上台後迅速調整了策略，認為應重返多邊舞台與中國競爭，而非拱手讓出國際組織的領導席位。但至少制度在川普團隊看來，退群是一種戰略縮減和集中：放棄那些被視為牽制美國手腳的"繁文縟節"，旨在應對現有秩序對其主導權的潛在損害，或是阻止中國等崛起大國從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持續獲益。這種行為並非要全盤推翻現有國際秩序，而是體現了"選擇性修正主義"的特徵，即在不放棄美國領導地位的前提下，有選擇地破壞或改造那些其認為有損美國利益的國際合作機制，以期建立一個更符合美國利益的新規則體系。
綜上，川普政府退出國際制度是其"美國優先"核心理念及民粹主義思潮，國內政治需求(選舉政治，領導人特質等)，基於成本收益的現實主義計算，以及對現有國際秩序進行"選擇性修正"的戰略意圖等多重因素複雜交織的結果。其退出策略呈現多樣性，不僅包括直接退出，還廣泛運用威脅退出，公開批評，資金脅迫以及阻撓組織正常運作等多種方式，以期最大限度地實現其政策目標。
歷史的迴響與現實的挑戰
進入2025年，川普重返白宮並開啟其第二任期，這一政治現實無疑為本已複雜的世界格局增添了深刻的不確定性。川普的第一任期(2017-2021年)以其鮮明的"美國優先"旗幟及對多邊主義和既有國際制度的系統性"否定型退出"為主要特徵，對二戰後逐漸形成的，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構成了顯著的衝擊。其繼任者拜登政府(2021一2025年)雖在一定程度上試圖修復美國的國際形象，通過重返部分國際組織和協議，並重新強調盟友體系與多邊合作的重要性，但其努力更多地被外界解讀為一種對川普主義的"糾偏"，而非美國對外戰略的根本性轉向。
回溯川普第一任期的政策實踐，其對國際制度改採取的"否定型退出"策略，至2025年觀之，其負面後果已日益顯現且影響深遠。"美國優先"這一核心理念所驅動的退出主義，不僅未能如其倡導者所期望的那樣有效鞏固美國的霸權地位，亦未能實質性拓展其國際影響力，反而因其對既有國際承諾，多邊規則和盟友體系的輕慢與踐踏，嚴重侵蝕了美國的國際聲譽和軟實力，從而在客觀上削弱了美國霸權的根基。
這種行為模式，不僅意味著美國在全球公共議題上的領導地位出現真空，也使得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公共衛生等挑戰時面臨更大的協調成本與合作困境。同時，美國對既有國際規則的公然挑戰和對單邊主義的極端推崇，無疑加劇了國際關係的緊張與不穩定，推動了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碎片化，競爭化和交易化的方向演變。
更為重要的是，川普政府對盟友改採取的功利主義和交易性姿態，使得美國與其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的傳統盟友之間的關係經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川普的回歸無疑將再次引發盟友對其安全承諾和政策連貫性的深切疑慮。正如一些歐洲政策分析人士所觀察到的那樣，歐洲國家對美國政策的持久性和穩定性抱持著審慎乃至懷疑的態度，並日益堅持歐洲應當獨立自主地制定其對外政策的優先事項。這種尋求更大"戰略自主"的趨勢，在川普第二任期內恐將得到進一步強化。
同時，這種"否定型退出"的外交策略，反過來加劇了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和社會認同的撕裂。對外政策上的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敘事，與國內日益尖銳的身份政治和文化衝突相互激盪，使得美國社會在諸多根本性問題上越發難以凝聚共識，美國正在經歷一個從"共識建構到極化解構的拐點"。"這種內部的深刻分裂，無疑也削弱了其在全球舞台上採取一致和可持續的對外行動的能力。
展望川普第二任期，其處理與國際制度關係的具體政策，預計將在延續其第一任期"美國優先"核心理念的基調上，展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更為精細化的策略。可以預見，川普2.0政府將繼續對多邊主義和現有國際制度抱持強烈的懷疑甚至敵視態度。美國政府已開始了一個長達180天的對聯合國整體預算的評估，並關閉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這預示著新一輪的"退群"或"減負"已在醞釀之中。其攻擊的目標可能依然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巴黎協定》等。
然而，與第一任期相比，第二任期的"退群"行為或許會更具"精準打擊"的特點。這意味著川普可能會更有選擇性地針對那些其認為最直接損害美國短期利益，或最能有效彰顯其"美國優先"原則的國際機制採取行動。例如，依據"2025項目"(Project2025)等保守派智庫為其精心規劃的政策藍圖，新政府可能會對所有美國參與的國際條約和國際組織成員身份進行系統性審查，並可能針對聯合國系統進行更大幅度的資金削減。對於北約等具有一定戰略價值但其運作方式令其不滿的機制，川普政府也可能採取更為強硬的姿態試圖對其進行"改造"而非簡單退出，例如主導其戰略議程，使其更加聚焦於所謂"大國競爭"，並持續向盟友施壓以承擔更多的防務開支。
"美國優先"的理念，在川普第二任期內預計將得到進一步的深化和系統化貫徹。這意味著交易性外交將常態化，主權至上原則將被推向極端，對所謂"全球主義"的攻擊也將成為常態。這種對多邊主義精神和實踐的系統性侵蝕，其危害將不僅體現在美國退出具體的國際制度上，更將深遠地體現為對國際合作的基本精神，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信念，以及對國家間互信氛圍的嚴重破壞。川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所作所為，已經嚴重動搖了“美國履行國際條約的意願與能力，參與和支援國際組織的誠意，對盟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以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可靠性等諸多維繫美國霸權的重要基石。 (騰訊新聞大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