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通常在戰爭初期取得勝利，但之後步履維艱。越南戰爭、黎巴嫩戰爭、索馬里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以及現在的伊朗戰爭——美國通往失敗的道路驚人地相似。
問題不在於最初的空襲是否成功，真正決定勝負的是隨之而來的代價。即使一個國家在軍事上暫時佔據優勢，但如果在經濟和外交上付出的代價大幅增加，且無法制定結束戰爭的退出策略，那麼在政治上就是失敗的。當美國總統川普將軍事打擊誤認為政治勝利的那一刻，他就已經輸了。
以下角度或許有助於審視美國多次犯下的錯誤：在衡量戰爭之際，比起“是非曲直”，更重要的是“是否值得”;優先審視核心利益、戰略威懾、盟友關係、退出戰略以及對其他地區的影響，而非理想和憤怒。
美國的第一個失敗之處是將“危險的敵人”與“美國不惜打破地區秩序也要應對的敵人”混為一談。
伊朗存在一定的“危險性”，但這不足以成為美國顛覆伊朗政權或重塑地區秩序的理由。此外，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打破了用於遏制伊朗的地區平衡。重要的是，美國在評判敵人的邪惡程度之前，應該捫心自問“實施軍事打擊對地區平衡造成的影響是否正面”。由此反觀，美國在戰爭之初就已遇挫。
美國的第二個失敗之處是將軍事上的勝利等同於政治上的勝利。
導彈可以摧毀指揮中心、機場跑道和核設施，但無法動搖行政和治安機構的合法性。問題不在於轟炸本身，而在於美國誤以為能夠通過轟炸重建秩序。但國家不會作為空襲的附屬結果應運而生。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伊朗。摧毀核設施和軍事基地，與之後改善地區秩序，完全是兩碼事。極端地說，即使對核設施實施核打擊，也無法保證政治上的成功。
美國的第三個失敗之處在於試圖直接使用武力阻止核武器發展。
美國對伊朗採取強硬立場的最主要理由是核武器問題。然而，核擴散研究和威懾理論反覆表明，預防性戰爭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核問題。
即使一個國家能夠動用軍事力量摧毀其他國家的核設施，也無法抹去後者所積累的知識，無法消除其研究人員的作用，無法根除其推進核開發的動機。不僅如此，受到攻擊的一方可能從中吸取教訓，認識到“為了求生存，必須擁有更可靠的威懾手段”。
美國於今年2月對伊朗發動的這場戰爭，正成為這一教訓的典型例證。從德黑蘭決策者的角度來看，“停留在即將擁有核武器的狀態”或許才是最危險的，這並不令人意外。此處值得擔憂的一個悖論是：為阻止核武器而發動的戰爭，是否會在數年後催生更為秘密且深藏地下的核開發。預防性戰爭是一場極其危險的賭博。
美國的第四個失敗之處是被盟友拖累。
值得警惕的不僅是敵人，盟友有時會將大國拖入深淵。以色列和海灣國家的最終目標與美國的核心利益並非完全一致。然而，當“不放棄”的承諾變成一張空白支票時，有限的行動很容易演變成政權更迭，而政權更迭又很容易引發地區秩序的重塑。
盟友是必要的。但聯盟是遏制對手的保障，而不是全力滿足盟友要求的契約。如果搞不清“為誰而戰”，戰爭目標就會變得模糊。
美國的第五個失敗之處在於戰爭總是從小規模開始，然後發展到難以收場。
根據美國最初的解釋，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是有限、短暫且克制的。然而，在荷姆茲海峽局勢、報復循環、盟友的要求以及國內政治聲望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美國此前關於對伊軍事行動的說法變得不可信。或許在華盛頓，最危險的形容詞就是“有限的”。戰爭的本質往往更多地體現在結束條件，而非最初的解釋。
美國的第六個失敗之處是低估了戰爭的成本和後果。
在美國對伊朗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的頭6天，美軍花費就已超過113億美元，這一數字固然驚人，但更大的代價卻在其他方面。如果美國在中東地區消耗彈藥、艦船等軍事裝備和外交資源，其對其他國家的威懾能力會隨之減弱。戰爭的最大代價往往發生在戰場之外。
如果軍事上的勝利讓華盛頓產生“下一場戰爭也會輕鬆取勝”的錯覺，那麼其副作用將是巨大的。即使美國取得短暫的輝煌勝利，如果後續判斷失誤，也會留下長期的負面影響。
歸根結底，美國的失敗是將戰場上的勝利與政治上的成功混為一談。從長遠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美國更應考慮的是“戰爭能否結束”，而不是“戰爭能否開始”。
這不是情緒化的反戰言論，而是大國應有的綜合考量。一個國家的成熟度不在於發動戰爭的能力，而在於理智地避免戰爭，以及冷靜思考結束戰爭的條件。
本文由日本雅虎新聞網4月3日發表，原題為《川普已經輸了……美國發佈語焉不詳的“勝利宣言”，在對伊攻擊中犯下“決定性錯誤”》，作者是日本防衛大學戰略顧問伊藤隆太。
(參考消息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