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周，兩道國務院令接連發佈：
第834號令公佈《國務院關於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規定》，第835號令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
從內容上看，這兩部行政法規有很強的共性，都是鮮明地反制外國不當行為。
在如此緊湊的節奏下，以法律形式對外部干預連續出手，這並不多見。
為什麼是現在？這能解決什麼問題？有什麼特殊意義？
譚主梳理出了10個最核心的要素。
01. 迫切需要
先看一個剛發生的場景。
這幾天，美國財長宣佈，在當前戰爭形勢下，準備進一步以金融打擊對伊朗施壓，同時向中國金融機構發出警告：如果購買伊朗石油或允許伊朗資金存放於當地銀行，將面臨“次級制裁”。
問題來了：中國企業在伊朗有正常的商業往來，合同簽了，業務在做，怎麼辦？
過去，這種壓力主要是直接衝著中國企業來的——別的國家列一個實體清單，我們對應的企業受衝擊，我們針對個案進行溝通和反制。這是點對點的博弈。
但現在，博弈的形態在變。
伊朗局勢是一個縮影。今天中國企業面臨的風險，除了“別人直接打我”，還有“別人打別人，濺我一身血”——國際衝突、地區動盪、第三國製裁，通過各種中間環節傳導過來。
比如，供應鏈上一個節點被卡，整個鏈條都受影響；海外基礎設施所在地政局一變，投資就懸在空中。
傳導是系統性的，應對也必須是系統性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兩部法規出台。這既是為了應對當下挑戰，也是中國根據自身發展階段主動立法的體現。
02. 不止於經貿
以前，我們的反制工具大多集中在經貿領域。但今天的國際摩擦是全方位的，它們已經不夠用了。
835號令的針對性就很強。
除了貿易，凡是外國借其國內法對中國公民、企業實施不當管轄的領域——資料安全、司法協助等，全都被納入保護範圍。
比如，外國法院繞開國際條約，非要中國企業交出位於中國境內的敏感資料。又比如，近期引發廣泛關注的長和港口交易案。交易背後，是相關方依據其法律向中國企業施壓。
新規出台後，這類行為就落入了法律的監管和反制射程之內。譚主瞭解到，針對長和港口交易案，相關調查程序就已準備啟動。
所以，這次法規制定，保護的是中國海外利益的方方面面，其廣度遠超以往的單一領域。
03. 適當聯絡
那麼問題就來了：中國與世界的交往那麼多，平時有些摩擦，也很正常。總不能大事小事都上法律手段吧？
這就涉及管轄權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什麼事情我們才會關注，才會通過法律授權去管。
國際社會中，很長一段時間，一些國家實行的是“最低限度聯絡”原則——那怕你只發了個過境郵件、過了下它的清算系統，它便聲稱可以管你。這本質上是“長臂管轄”，國際爭議極大。
而835號令強調的，是“適當聯絡”原則。
根據中國近幾年的實踐，“適當聯絡”的特徵已經相對清晰了：
一是要有適當性，主要看案件與中國是否具有實質性聯絡。
二是要有正當性，相關人士告訴譚主，只有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行為，才會觸發中國的反制機制，並非不分情形地一概反對域外管轄。
這個點非常關鍵。因為它進入了法律定義的層面，讓中國進入了國際規則敘事的博弈——是用規則來校正規則。
一方面，我們反對別人亂伸手；另一方面，我們也明確了自身行使域外管轄的合法空間。這是基於事實和法理的判斷，體現了中國涉外法律的克制與審慎。
04. 調查與識別制度
當有國家、個人或組織涉嫌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時，就需要進入正式的法律流程。第一步，當然是充分的調查和識別。
834號令建立了“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調查制度”。外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採取歧視性措施或協助損害供應鏈安全，或外國組織、個人採取歧視性措施或斷供致中國產業鏈安全受損時，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啟動調查，詢問當事人、查閱資料等。
835號令建立“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識別制度”。國務院法治部門會同有關機關，綜合判斷措施是否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被外國國家域外管轄的行為與該國的聯絡是否適當，是否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損害中國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等。識別後予以公告，任何組織個人不得執行或協助執行。
這套調查與識別制度，為後續的阻斷和反制提供了法理基礎和程序依據。
主動權，現在掌握在了我們自己手裡。
05. 實質損害
調查與識別，將案子帶入更深入的實質階段：對方是不是真的違法了？是不是真的損害了供應鏈安全和國家利益？
這需要相關資料、調查來充分證明因果關係和損害程度。這些都是客觀標準。
834號令的觸發，聚焦於是否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造成了實質影響。不是泛泛的“不友好”，而是得有真憑實據的損害或威脅，排除了基於主觀判斷或輕微摩擦就隨意啟動反制的可能性。
835號令在判斷外國措施時，同樣要層層審視：是否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否損害中國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等。
啟動門檻清晰、標準嚴格，這進一步排除了主觀判斷或情緒化報復的可能。只有符合了這些硬性標准，中國才會進入下一步的反製程序。
所以，中國的反制，是基於法理的專業判斷，而不是憑感覺。
06. 禁執令和民事救濟
具體的反制措施，也有亮點。
過去，反制更多體現為事後的補償，處於整個事件鏈條的相對末端。而這次的重點，除了反制，還在於阻斷，將防線前移到了事件鏈條的前端。
比如835號令中最具威懾力的制度之一，“禁執令”。
如果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被識別並公告，國務院法治部門可以作出禁止執行該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決定。如果相關主體違反禁執令，即仍然執行或協助執行，或規避、拒不遵守其他限制措施，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依法對其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禁止或限制其從事政府採購、相關進出口活動，禁止或限制資料和個人資訊跨境流動，禁止或限制其出入境，處以罰款等。
這相當於直接切斷了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執行鏈條。
過去，外國的一個不當管轄，可能通過企業、銀行、物流公司、平台企業等中間環節傳導到中國境內。現在，禁執令明確告訴這些中間節點，你不能做這個“傳聲筒”或“執行者”。這就從源頭上瓦解了外國不當管轄的實際效力。
除此之外，還有民事救濟條款。
它規定，如果有誰執行外國不當管轄措施而侵害了中國公民、組織利益的，受害者可以去法院告它，要求停止侵害、賠償損失。
這個條款針對的是一種常見情況：過去有些跨國企業因為害怕外國的制裁威脅，就選擇“過度合規”，主動切斷中國客戶的服務。以後，這種行為可能面臨中國法院的巨額索賠訴訟。
可以看到，反制不僅僅是國家層面的事，企業和個人也被賦予了拿起法律武器的權利。
07. 豁免通道
制度光有牙齒不行，還得有靈活性。任何限制性措施，都會遇到一個難題：如何避免矯枉過正，反而破壞了正常的經濟活力？
譚主注意到，835號令在建構嚴密反制網路的同時，也設計了合理的豁免通道。
如果某個中國公民或組織，在特殊情況下確實需要執行或協助執行該外國措施，可以向國務院法治部門提出申請，說明事實、理由以及需要或協助執行的範圍。按照工作機制決策程序獲得同意後，可以在特定範圍內獲得豁免。
這套豁免制度的設計，體現了兩個重要考量：
第一，保護了處於兩難境地的善意企業。在實踐中，有些企業與外國存在複雜的業務往來，完全不執行某些外國法律可能給自身帶來極端嚴重的損失。豁免通道為這些企業提供了一個合法合規的出路。
第二，體現了中國立法的克制。這是一個有開關、能調節的法治工具，它給予執法部門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精準判斷的空間。
既有牙齒，又留餘地，這才是一個成熟、自信的制度。
08. 完整鏈條
順著梳理下來可以發現：管轄-調查-識別-反制-豁免，處理一個案件的完整鏈條，已經全部串起來了。
這看起來似乎很常規，但通過一部法規就囊括全流程，在涉外法治領域並不常見。
過去幾年，上面提到的各個流程中的法律工具，是分散在不同法規裡的：《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有阻斷功能，《反外國製裁法》有反制功能等。
這導致我們應對外部制裁和干預，更像是那裡漏了補那裡，靠各部門在各自領域內作出回應。
現在，通過這兩部系統性法規，一是體現了國家對涉外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視，將分散的工具整合成了成套的制度；二是可以更好地實現各環節的順暢銜接和協同發力。
這意味著，中國應對外部法律風險，正在從點狀防守，轉向體系化的制度作戰。
09. 反制裁、反干預、反長臂管轄法律工具箱
把這兩部行政法規放到整個涉外法治大盤子裡看，意義就更大了。
至此，反制裁、反干預、反長臂管轄法律工具箱徹底成型。
中國的反制裁、反干預、反長臂管轄體系此前主要圍繞2021年《反外國製裁法》建構。實踐層面，外交部、商務部主導，已有幾十個反制措施的決定不可靠實體清單公告，同時南京海事法院反外國製裁民事侵權第一案被寫入最高法報告。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霍政欣告訴譚主，儘管立法司法執法都有進展，但面對複雜國際形勢，仍需加快完善短板。
這次出台的兩部法規與《反外國製裁法》《實施〈反外國製裁法〉的規定》《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等形成銜接互補，建構了以《反外國製裁法》及實施規定和《反不當管轄條例》為基石，以兩部部門規章為支柱，加上其他法律條款為側翼的完整體系。
從立法到執法到司法，一整套工具箱已就位。
10. 用規則說話
從國際看，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國際競爭越來越體現為制度、規則、法律之爭。
司法部涉外法治局負責同志告訴譚主，“十五五”規劃明確指出，要加快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必須強化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有效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綜合運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鬥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
這意味著，在應對複雜國際鬥爭時，法治手段將被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這兩部新規，已經體現了這樣的精神。
從立法本意來看，834號令強調平等互利、國際合作、參與國際規則制定；835號令強調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同時正面宣示中國域外管轄的“適當聯絡”原則，佔據了國際法理和道義的制高點。
後續，識別程序、公告機制、禁執令的落地、惡意實體清單的運用、民事救濟的典型案例，都會逐步展開。企業將得到更多的合規指導服務，行業協會商會也將在其中發揮更大作用。
譚主最後想說，時代變局之下，中國選擇的是法治路徑：不搞對抗，不搞封閉，而是用規則說話、用制度交流，既維護自身利益，又推動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
這兩道令只是起點，“十五五”期間，涉外法治體系還將持續完善。 (玉淵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