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上午，中美兩國元首舉行了長達2小時15分鐘的會談。
這是繼2017年11月之後，川普再次以美國總統身份訪華。這9年裡，中美關係的演變，畫出了一條弧線。
川普結束上次訪華後的第二個月（2017年12月），白宮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明確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是美國首次在正式官方檔案中，以戰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此後，貿易戰、科技戰、出口管制等成了美國對華外交的重要內容，並蔓延至教育、文化交流等社會領域。
2021年1月入主白宮後，拜登不僅繼承了川普對華外交的基調，還憑藉“外交老司機”的優勢，把對華戰略競爭擴展為所謂的“全政府模式”。拜登執政四年，中美關係持續震盪，他也成為兩國建交以來，極少數沒有在任期內訪華的美國總統（另一位是卡特總統）。在拜登離開白宮時，中美關係似乎已被鎖定在戰略競爭的軌道上。
2025年1月重返白宮後，川普外交最顯著的變化，莫過於對華外交的轉向。如果以更長的歷史維度來看，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出美國對華外交調整的路徑。結合這次川普訪華的背景，這種調整可以概括為“解困”與“重設”。
“解困”指的是，美國在思考如何從自我編織的“戰略競爭”網中脫身。因為過去9年的歷史已經證明，美國在這張“網”中過得並不舒坦，需要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對華外交。“重設”意味著，現實正在逼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是否應超越“對決思維”，重新定位在維度和外溢性上都遠超其他雙邊關係的中美關係。
歐巴馬政府時期，中方曾提出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核心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從此後美方的外交行為來看，歐巴馬並沒有完全接受這一倡議。不僅如此，歐巴馬執政後期事實上已經開啟了對華戰略競爭，只不過沒在正式檔案中官宣。
“官宣”的事是川普做的。從川普第一次入主白宮開始，中美關係無論在相互認知還是政策行為上，都出現了兩國建交以來未曾有過的惡化，戰略競爭儼然成了美國對華關係的主要甚至唯一劇情。川普這次訪華，釋放了一個微妙但極為重要的訊號：這樣的“劇情”演不下去了，政策調整勢在必行。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17年至2025年，中國經濟總量（以美元計）增長了59%，GDP的全球佔比從15%增加到17%。世界貿易組織的資料顯示，這段時期內中國對外貿易增長了56%。以全球佔比來看，出口的佔比從12.8%增加到15.8%，進口占比從11.5%增加到14.5%。
毫無疑問，美國挑起的貿易戰，這些年來並沒有改變中國貿易和經濟曲線，持續向上彎曲的態勢。中國經濟的韌性，經受住了外部衝擊的考驗。這樣的局面，事實上已經讓“貿易戰很容易贏”成了笑話，而中國的反擊，則讓華盛頓更加清醒了。
2025年1月重返白宮之初，川普不僅沒有改變第一任期內的做法，而且還在政策上“上強度”，一度導致美國對華關稅達到145%這樣不可理喻的程度。在美國學者何瑞恩（Ryan Hass）看來，正是中國的強勢反擊，讓川普“改變了航向”。
在今年3月一篇分析中美關係的文章中，何瑞恩提到，2025年4月川普升級關稅後，中國通過將稀土、關鍵礦產、磁鐵出口等作為反制籌碼後，川普政府當時顯然有些措手不及。“這些產品被廣泛應用於現代電子裝置中，而美國企業絕大多數都需要向中國採購。失去這些材料的供應，可能會讓美國一些工廠的生產線陷入停頓。”
根據何瑞恩的分析，川普之所以做出調整，“似乎也是由於他認識到，中國能夠針對美國的經濟脅迫行為施加嚴重的實質性傷害“，從而讓川普意識到，“從富有成效且可預測的對華關係中獲得的收益，要遠多於從對抗性關係中獲得的收益。”
這個分析符合近期中美關係的變化邏輯。在中美雙方都從“史上最高”關稅上回撤後，兩國關係開始進入何瑞恩所說的“平靜水域”。事實上，去年下半年以來，與川普在其他方向“掀風作浪”相比，中美關係的確相對“平靜”。
在這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去年10月中美兩國領導人在韓國釜山的會晤。中美兩國重量級國際問題學者王緝思和大衛·蘭普頓，在今年2月《外交事務》雜誌上合著的文章中強調了那次會晤的意義。他們認為，“川普試圖重新定調美中關係的基調”“這標誌著一個明顯的轉變，即傾向於外交和基於貿易的合作，而非對抗。”
釜山會晤後兩個月（2025年12月），川普政府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裡，沒有出現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表述，報告裡涉及中國的部分，明顯側重於贏得經濟競爭。表述上某個詞彙的有無不應過度解讀，但如果結合中美關係的歷史與現實，其意義卻不容低估。
把戰略競爭嵌入對華外交，是川普；對華外交裡不再凸顯戰略競爭，也是川普。這或許應了中國的古話：解鈴還須繫鈴人。上述兩位中美學者做出的美方“傾向於合作而非對抗”的判斷，如果與多年前中方提出的“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倡議聯絡起來看，“歷史的弧線”在向那個方向彎曲，似乎已清晰可見。
中美關係的未來依然會面臨不確定性，但大體上走向穩定的局面，正在累積更多助力，美國的民意即是其中之一。美國智庫“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去年10月公佈的民調顯示，美國人對華態度出現了明顯逆轉。根據這份民調，53%的美國人認為“應採取友好合作與接觸的政策來對待中國”（2024年這一比例是40%）。該報告寫道，“這是自2019年以來，首次有大多數美國人傾向於選擇與中國合作與接觸的政策。”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去年11月公佈的民調報告，或許更能說明問題。根據這份民調，有54%的美國人表示，即使中國在全球實力上超過美國，他們的生活也不會受到影響，如果再加上那些認為生活會有所改善的人，共有62%的美國人認為，即便中國的實力超越美國，他們的生活也不會變得更糟。何瑞恩在解讀這項民調時寫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似乎對中國的崛起採取了‘認命’的態度，而不是抱著去和它打一仗的心態。”
雖然民意態度與現實政策的轉化之間有距離，但至少能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即在美國今後的選舉中，政治人物通過強硬的對華戰略競爭來製造政治紅利，效用已經開始降低。對於川普來說，這是他“重設”對美國華外交的一個機會。
站在中方的角度，中美關係從來不應是一場“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此次兩國元首會晤，雙方就建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達成共識，為未來3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中美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依然有能力、有智慧坐下來，為動盪不安的世界注入難能可貴的確定性——如果中國政府對面坐著的是一個講誠信、負責任的美國政府的話。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