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據媒體報導，美國海軍於5月11日正式公佈一項為期30年的造艦規劃，提出將以重建工業基礎為核心，打造一支“更具殺傷力”的未來艦隊。作為配套，美國2027財年海軍造艦預算申請額度高達685億美元，較上年大幅增長近57%。分析人士認為，相較於“擴軍造艦”本身，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正試圖借“對華競爭”之名，重啟一場覆蓋軍工、製造業與全球戰略體系的“海權再工業化”。
美國傳統基金會近期發佈的報告系統闡述了美國海軍擴張的總體構想。報告指出：第一，美國當前造船能力已難以支撐對華長期競爭，必須啟動類似“里根時代600艦海軍”的國家級擴軍計畫；第二，鑑於大型艦艇難以短期成型，美國應優先建構由無人艦艇與現役成熟平台組成的“過渡艦隊”，迅速向西太平洋投送火力；第三，“黃金艦隊”不僅是軍事計畫，更是推動美國製造業回流、重建海洋工業體系的重要抓手。
報告清晰勾勒出美方視角下“黃金艦隊”的攻防重點與工業底牌，其中所列種種結構性困境，為研判美國未來海軍建設節奏與西太平洋力量對比之變，提供了重要參照。為便於國內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打造“黃金艦隊”
1 美國為何突然重啟“超級艦隊”
2025年12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正式公佈了美國海軍的新一輪造艦願景，並將其命名為“黃金艦隊”。這一跨越數代人的宏大計畫，其規模遠超里根時期的“600艘海軍艦艇”擴張構想。然而，在西太平洋方向，美國迫切需要迅速形成足夠的海上作戰能力，給這一長期造艦規劃帶來了巨大的時間壓力。
報告認為，這種緊迫性決定了“黃金艦隊”必須分兩個層次推進：近期以快速可交付的無人平台為主體，先行建構一支“過渡艦隊”，將火力優先投送至西太平洋；與此同時，阿利·伯克級驅逐艦、福特級航空母艦等在建艦艇將陸續入列，並在2030年代中期由戰列巡洋艦等新一代戰艦進一步擴充。此“兩步走”框架，是理解“黃金艦隊”整體建設邏輯的關鍵。
報告指出，中國海軍現代化步伐迅猛，在這場博弈中，美國已明顯處於下風。截至2026年3月，美國海軍艦艇總數較2016年9月僅淨增17艘，而同期中國海軍規模增長逾百艘，總數已達474艘。十年之間，一方幾近停滯，另一方則大步前行。
面對這一差距，報告強調，絕不能讓預算規模成為“黃金艦隊”的天花板，更不能以此左右艦隊的交付節奏。歷史教訓已十分深刻——2016年《海軍力量結構評估》曾明確提出海軍需要459艘戰艦，最終卻在預算壓力下被壓縮至355艘。以威脅評估為根本依據，而非以預算劃定邊界，是此次必須堅守、不能再重蹈覆轍的核心原則。
在衡量“黃金艦隊”的建設目標時，報告認為目前最具參考價值的基準是海軍於2023年6月發佈的《戰鬥力艦船評估與需求》（BFSAR）。該報告提出，載人艦隊規模為381艘戰艦，並配套134艘無人平台。然而，與歷次規劃類似，BFSAR仍未能根據威脅態勢明確各型艦艇的具體交付時間表，這一缺陷本身也折射出美國海軍規劃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截至2026年3月，美國海軍在XLUUV、LUSV和MUSV三類無人平台上仍僅有原型艇在役，尚未形成正式編制規模。資料來源：翻譯自報告原文。
據《簡氏》（Janes Defence Weekly）雜誌對知情人士的深度採訪顯示，海軍下一版艦隊設計方案可能在多個艦種上作出削減：航空母艦由12艘降至9艘（同時航母航空聯隊從9個減至7個），大型水面戰艦縮減至67艘，攻擊型潛艇或由66艘降至54艘，大型兩棲戰艦從31艘減至27艘。另有兩項維持不變：小型戰艦保持73艘（另有100艘中型無人水面艦不計入其中），彈道導彈潛艇維持12艘；補給油船則計畫“按待定規模增加”。
如果上述削減屬實，其衝擊不容低估——“航空母艦不少於11艘”“大型兩棲戰艦不少於31艘”這兩條法定紅線將被直接突破，國會層面的審查與阻力在所難免。造船廠的訂單規模及其長期基礎設施投資安排也勢必隨之調整。而更深層的約束在於，美國造船工業能否真正承接起這支艦隊的建造任務。
如圖所示，艦體噸位越大、艦型越複雜，能夠承接建造任務的造船廠數量便越發有限。以福特級核動力航空母艦為例，其全長逾1100英呎，全美具備建造能力的造船廠僅有3家。
更深層的戰略問題在於：“黃金艦隊”是否真能有效提升海上火力，對中國形成可靠威懾？又能否將關鍵投入引導至造船工業基礎的擴展與強化，從而在長期對抗的新冷戰格局中，支撐起一支規模與戰略需求相匹配、且能夠持續運轉的強大艦隊？
從現實情況看，無論是國會、行政部門，還是工業界，迄今為止的表現都難以令人真正放心。
2 美國海軍最危險的“斷檔時刻”？
自“黃金艦隊”計畫公佈以來，媒體報導多將焦點集中在戰列艦是否重返海軍的種種猜測上：艦艇需要具備那些作戰能力，才能完成既定任務、應對預期威脅？將在那裡建造、採用何種工藝、成本幾何？這些固然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問題，但對其他艦種的整體佈局，以及其與國家海上力量體系的協同配合，同樣不容忽視。
新艦隊建設應與美國海岸警衛隊《2028年力量設計》（巡邏艦建造計畫）形成有機銜接，共同推動由總統行政命令主導的全國性海事工業振興。循此思路，12月22日及此後一系列活動中公佈的各項造艦計畫，無論新舊，都清晰反映出若干確定無疑的戰略需求。
（一）九類關鍵平台：現狀總覽
圍繞上述目標，報告對構成黃金艦隊的十類關鍵艦種與平台逐一進行了系統梳理，整體現狀如下：
上述困境大體可歸納為三類：一類是從零起步所面臨的設計風險；一類是推進多年卻陷入瓶頸的在建項目；還有一類則源於現役艦艇即將集中退役所帶來的能力斷檔。三類問題相互疊加，構成了“黃金艦隊”建設所承受的核心壓力。
（二）從零起步：全新艦種的設計風險
川普曾著重強調“戰列艦”將重返美國海軍，但這批新艦並非簡單地將里根任期內重新服役的衣阿華級戰列艦加以升級改造，而是一種全新設計的大型水面作戰平台。其首艦擬命名為“無畏”號（USS Defiant），主要承擔三項核心任務：為航母打擊群提供防空和導彈防禦；對分散部署的有人—無人混編編隊實施統一指揮控制；利用遠端高超音速導彈壓制敵方防禦體系，為航母航空兵打開突防通道。報告明確指出，在伊朗戰爭中積累的實戰經驗表明，對分佈式無人平台的指揮控制需求，已明顯超出傳統防空任務的範疇。也就是說，戰列巡洋艦承擔的，將不只是防空職責，而是更為廣泛的編隊指揮任務。
對於追求高速性能的戰艦而言，核動力通常是首選。美國現役航母均採用核動力，作為其護航核心的戰列巡洋艦，理應具備與之相匹配的高速機動能力。但新一代核動力戰艦從設計到建造周期極長，因此首批艦艇將先採用常規動力，同時在總體設計中預留介面，為後續換裝福特級所用的A1B核反應堆創造條件。
圍繞這一全新艦種的設計風險，報告結合福特級航空母艦和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的歷史教訓，對此明確指出：一艘戰艦通常由船體、動力系統和作戰系統三大部分構成，如果三者同時推進全面革新，極易導致成本失控、工期拖延。因此，戰列巡洋艦的初期方案應以成熟系統為基礎，優先推進新型船體研發；待首批常規動力型號服役後，再逐步推進核動力換裝和系統升級。“循序漸進、分步演進”，而不是“一步到位、全面革新”，才是這一艦種能否按期、按預算交付的關鍵。
（三）積重難返：在建項目的爛尾困境
美國海軍最後一艘護衛艦於2015年退役，此後只能依靠性能受限的瀕海戰鬥艦勉強填補空缺。2020年，芬坎蒂尼·馬里內特海事公司中標，計畫在兩座船廠同步建造最多62艘星座級護衛艦。然而，為滿足海軍嚴苛的生存性要求，原本基於歐洲方案的設計被大幅修改，武器與感測器配置也長期反覆調整，導致工期一再拖延。2024年的專項審查顯示，該項目已整整滯後三年。至2025年11月，星座級項目被正式叫停。近六年間，芬坎蒂尼累計投入約8億美元，招募3750名工人，完成了約88%的設計工作；再加上首批兩艘在建艦艇的相關支出，整體損失接近30億美元。
報告指出，比資金更難彌補的是被耗費的時間。當前的替代方案，是以國家安全巡邏艦（NSC）的改進型號填補空缺，但該型艦抗打擊能力有限，且原本用於其建造的關鍵零部件，很可能已被轉用於維持現役巡邏艦運行，供應鏈風險難以徹底消除。相比之下，更為現實的做法，是維持兩座船廠同時運轉——由芬坎蒂尼完成合同內的兩艘星座級，同時由亨廷頓·英格爾斯工業公司重啟NSC改型生產，從而在交付進度與產能培育上保留必要的迴旋空間。
無人艦艇同樣陷入推進遲滯的困境。大型無人水面艦艇（MASC）原本被視為短期填補火力缺口的優先選項，但截至2026年3月，相關項目仍未簽署任何合同。超大型無人潛航器（XLUUV）的情況更具代表性：自2017年啟動以來，歷時八年、累計投入8.85億美元，量產計畫遲遲未能落地，目前僅有波音公司交付的一艘可運行原型艇。若希望在2027年前形成具備規模的無人作戰力量，就必須以遠高於當前的緊迫程度推進合同授出和批次採購。
（四）退役倒計時：能力斷層迫在眉睫
隨著最後七艘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陸續退役、四艘俄亥俄級巡航導彈核潛艇即將退出序列，以及阿利·伯克級驅逐艦自2030年前後陸續進入退役周期，海軍將累計損失多達1940個垂直髮射單元的火力儲備。
其中最為緊迫的是SSGN帶來的能力斷層。四艘俄亥俄級SSGN合計可攜帶616枚巡航導彈，其火力規模大致相當於20艘阿利·伯克級驅逐艦，或15艘配備有效載荷模組的弗吉尼亞級Block V潛艇。最後一艘SSGN預計將於2028年退役，而承擔接替任務的首艘Block V型“俄克拉荷馬”號最早也要到2027年底才能入列，屆時已有兩艘SSGN提前退出現役。即便按最樂觀的進度推算，到2028年初，海軍仍將驟然失去相當於268個導彈發射單元的打擊能力。更為嚴峻的是，這四艘SSGN早在2026年1月就已全部超過42年的設計服役年限，延壽措施充其量只能作為權宜之計。
在下一代攻擊型核潛艇SSN(X)問題上，受制於設計推進遲緩和工業投入不足，其實際服役時間很可能推遲至2040年之後。當前年均建造率僅約1.1艘，遠低於維持66艘規模所需的2.33艘；再疊加AUKUS框架下對澳大利亞的履約壓力，年建造需求還需進一步提高至3艘以上。儘管澳大利亞已向美國潛艇工業基礎累計投入約10億美元，但在現有管理體系下，這些資金尚未扭轉產能下滑的趨勢。
航母方面，福特級的建造周期在3至8年之間大幅波動，生產節奏的不穩定將直接影響2037年前的交付數量，甚至可能難以維持國會規定的11艘法定下限。傳統基金會自2019年以來的一系列研究認為，為應對持續增長的中國海上力量，美國至少需要13艘，甚至15艘航母。為此，發展護航航母（CVNE）和輕型反潛航母（CVS）等多元化平台，並在更多造船廠分散建造，被視為擴充海軍航空力量的重要路徑。
在後勤支援艦艇方面，同樣存在明顯缺口。潛艇補給艦現役僅有兩艘，且均建於20世紀70年代末，替代艦必須在2029年前建成，否則西太平洋方向的核潛艇前沿保障將出現空檔。驅逐艦補給艦（AD）的情況尤為值得關注：最後一艘黃石級驅逐艦補給艦已於1996年退役，此後這一能力便從美國海軍序列中徹底消失。而與伊朗的實戰經驗以及紅海行動的經驗已充分表明，艦艇若需離開前線返港補充彈藥，將付出高昂的戰備代價。
為此，海軍正在測試兩種海上垂直髮射系統再裝填技術——海上轉運再裝填法（TRAM）和大型艦艇介面升降裝卸法（LVI Lo/Lo）——以彌補相關能力缺口。但從整體看，重建驅逐艦補給艦能力的緊迫性正日益凸顯。補給油船方面，戰時需求約為40艘，而現有簽約數量僅為17艘；自2022年紅山燃料儲存設施關閉後，太平洋前沿供油能力的脆弱性進一步暴露。兩棲戰艦方面，原計畫在2030年前交付的2艘LHA和3艘LPD，相關國會撥款至今仍滯留在審批環節。
3 軍艦還沒下水，美國船廠先撐不住了
美國海軍如何建造其艦隊、在何處建造，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戰略性課題。無論是重建造船基礎設施，還是設計並建造足以應對當今海上威脅的現代化艦隊，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海軍、造船企業與國會在推進路徑上長期存在分歧，難以形成合力。
（一）產能瓶頸
報告指出，美國現有船廠體系並不具備按國家需求的規模和節奏建造戰艦的能力，而要扭轉這一局面，將是一項以“代際”為單位的長期工程。
以核潛艇為例，這一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當前美國核潛艇年均建造速率僅約1.1艘——其中紐波特紐斯造船廠約為0.91艘，通用動力電船公司約為1.06艘；再疊加節假日停工等因素，到2025年底整體產率甚至下滑至約1.005艘。相比之下，要維持66艘攻擊型核潛艇規模，所需建造速率為每年2.33艘；若再考慮AUKUS框架下未來十年對澳大利亞的供艇承諾，這一數字還需進一步提高至3艘以上。
自2018年以來，美國國會已累計撥付約90億美元用於潛艇工業基礎建設，澳大利亞也額外投入約10億美元，但這些資金至今未能扭轉產能下滑的趨勢。更深層的癥結在於，造船產能的擴張具有典型的“慢變數”（譯者註：指需要時間積累、無法速成的事物）特徵。無論是船廠基礎設施建設、熟練工人的培養，還是上下游供應鏈的完善，都需要以數年乃至十年為周期逐步積累。
報告援引蘭德公司2005年的研究指出，僅僅維持兩家核潛艇船廠的設計能力，其成本也低於未來被迫重建的代價——一旦設計與建造能力出現斷檔，即便資金充足，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恢復。當下的產能困境，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過去數十年在能力維持上的長期“欠帳”所致。
水面艦艇領域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目前全美僅有8家船廠具備建造400英呎以上大型艦船的能力，且主要分佈在墨西哥灣沿岸和東海岸。截至2025年5月，美國五大造船企業普遍承壓，在不同程度上面臨財務緊張、船塢設施老化、熟練工人短缺以及工期延誤等問題，整體工業基礎處於高負荷運轉卻難以提速的狀態。
（二）勞動力危機
報告指出，即便訂單充足、資金到位，人力缺口在短期內仍難以彌補。通過海軍持續招募計畫進入工業體系的新員工中，有50%至60%在入職第一年內即選擇離開。與此同時，現有船廠勞動力中約有四分之一將在2030年前達到退休年齡。美國海軍部長在2026年1月的公開講話中提到，若要支撐“黃金艦隊”的建造計畫，未來十年大約需要新增25萬名船廠工人。
報告進一步指出，這一困境本質上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單純的薪酬不足。造船業對技能的要求高度專門化——無論是焊工、管道工，還是核動力系統認證焊工，都需要經過長期培訓與嚴格認證，難以從其他行業快速轉化。在銲接、管路安裝以及工段管理等關鍵崗位上，培訓能力本身已成為制約產能提升的核心瓶頸之一：即便崗位和需求都存在，也未必能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培養出足夠數量的合格人員。
在應對路徑上，報告認為，真正具備“槓桿效應”的突破口，可能來自技術手段的系統性引入。不過，技術路徑可以緩解壓力，卻無法替代人本身的積累。造船工人的能力，並不等同於簡單的從業年限，而必須在真實的設計與建造項目中反覆錘煉。這也意味著，保持穩定、連續的訂單節奏，本身就是維繫並提升勞動力能力的前提——缺乏持續項目，就難以沉澱真正可用的經驗。
（三）地理困局
可見，除產能與人力之外，美國造船與修船能力在地理分佈上同樣存在明顯失衡——資源高度集中於大西洋和墨西哥灣沿岸，而戰略重心已轉向的太平洋方向，基礎設施卻明顯滯後。
相比建造能力，維修與保障能力的失衡更為突出。福特級航空母艦在太平洋地區甚至無法進行干船塢級維修；各類核動力艦艇的整體維護能力同樣捉襟見肘。目前，太平洋沿岸唯一能夠容納尼米茲級航空母艦的干船塢，是位於普吉特灣海軍造船廠的6號干船塢，但該設施正處於抗震加固和電氣系統升級階段，長期處於受限使用狀態。為緩解這一瓶頸，海軍正在推進新型“多工干船塢”（M2D2）的研發，其設計目標是同時支援福特級航母與各型核潛艇的維護需求，但從規劃到建成至少需要數年時間，短期內難以彌補太平洋方向的能力缺口。
核潛艇維修壓力正不斷外溢至商業船廠。由於海軍公立船廠產能長期不足，部分核動力艦艇已不得不轉往更遠的商業設施進行維護，這直接擠佔了原本用於海岸警衛隊巡邏艦的維修資源，形成連鎖擠壓效應。“黃金艦隊”的保障需求並非孤立存在，還必須與美國海岸警衛隊正在推進的約250億美元艦隊更新計畫，以及《美國航運法案》所設想的250艘戰略商船隊建設統籌協調，在本已緊張的船塢與碼頭資源之間進行分配。
（四）現有造船力量速覽
在上述三重約束下，美國現役造船力量的佈局與短板一目瞭然。各船廠核心情況如下:
4 “黃金艦隊”背後的國家工程
在闡述具體策略之前，報告首先強調一項基本原則：美國海軍戰艦必須在本國建造，不得採購外國建造的艦艇。美國艦船設計以戰場生存能力為首要目標，其標準源於太平洋戰爭的慘烈教訓，並圍繞這一目標形成了一整套環環相扣的設計、建造、訓練與維護體系。一旦引入外國供應鏈和陌生系統，不僅會在供應體系中埋下結構性隱患，還將大幅推高人員取證與維護保障成本——印度、澳大利亞海軍的相關經驗已充分說明這一點。
在過渡期內，後勤補給船、海岸警衛隊巡邏艦及商用船舶可適度放開，允許採購外國建造產品；但從長遠來看，上述造船任務仍需逐步回歸美國本土，以帶動海事工業基礎的整體振興。
（一）穩定訂單：以批次採購夯實產能基礎
建設“黃金艦隊”的第一步，是在條件最為成熟的造船廠集中擴大現有成熟型號的建造規模。目前，以下艦型均已實現穩定的持續生產，工人也積累了較為成熟的經驗：福特級航空母艦、阿利·伯克級Flight III型驅逐艦、哥倫比亞級彈道導彈潛艇、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核潛艇、聖安東尼奧級兩棲運輸塢艦、美利堅級兩棲攻擊艦，以及約翰·劉易斯級補給油船。
據國會預算辦公室測算，批次採購可為納稅人節省約5%至15%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能夠為造船企業提供穩定的長期訂單預期，從而釋放其擴充產能的投資意願。按五年期批次採購規模估算——涵蓋2艘航母、10艘驅逐艦、10艘攻擊型核潛艇、5艘彈道導彈潛艇、3艘兩棲運輸塢艦、1艘兩棲攻擊艦及6艘補給油船——總費用約為1724億美元，考慮規模效應後約為1556億美元。
要使批次採購真正落地，還需同步完善相應的制度安排。擬議中的《戰略造船與勞動力支援法》（SAWS）等創新合同機制，將允許提前動用批次採購資金用於人員招募和基礎設施建設；國會層面的稅制改革，則可引導資本更多流向造船產能，而非短期回報。與此同時，還應強化對經營不善造船廠的政府託管機制——這些船廠屬於關鍵戰略資產，不能任其持續衰落。在此基礎上，總統應向國會提交《海軍法案》，一次性授權海軍在不超過十年的期限內統籌使用約1724億美元，從根本上緩解訂單長期積壓的問題。
（二）加速新型戰艦設計：填補關鍵能力空缺
與穩定現有訂單同步推進的，是海軍多種新型戰艦的設計攻關。截至2026年3月，護衛艦數量為零，戰列巡洋艦、潛艇母艦與指揮艦等艦種要麼從未建造，要麼已數十年未曾更新；而驅逐艦與核潛艇的接替型號，其設計工作同樣嚴重滯後。
新艦種能否如期交付、成本可控，關鍵在於設計方案必須充分貼合現有造船廠的實際生產條件，而非脫離現實、另起爐灶。為此，海軍研究、設計與採辦助理部長應牽頭組建若干“設計衝刺”團隊，統一部署、集中推進，與造船企業駐場協同攻關，配備船模試驗水池、CAD工作站等必要設施，並為海岸警衛隊和海事管理局未來參與巡邏艦及商業船型設計預留介面。國會應撥付1億美元啟動資金，用於推進以下各類艦種的詳細設計：
1.護衛艦
採取“雙線推進”的路徑。馬里內特造船廠可借瀕海戰鬥艦建造任務收尾之機，依託已接近完成的星座級設計基礎，集中力量攻克收尾階段的設計難點，並適度放寬部分技術指標；與此同時，在英格爾斯造船廠重啟並最佳化國家安全巡邏艦的海軍改型方案。目標是在2028年前，由兩廠分別交付具備基本作戰能力的護衛艦，並逐步形成良性競爭格局。
2.戰列巡洋艦
初期設計的重點，是建構一種為核動力升級預留條件的船體方案，以福特級A1B反應堆為目標參照，並預留充足發展余量。首批艦艇先行採用常規動力；自第三艘起轉入核動力推進。巴斯鋼鐵廠憑藉在朱姆沃爾特級和阿利·伯克級項目中積累的成熟工藝，是優先考慮的建造廠，但其肯納貝克河航道條件及基礎設施存在一定製約；如相關問題難以解決，則可轉由英格爾斯造船廠承擔，該廠目前已參與朱姆沃爾特級的高超音速武器改裝工作。整個項目不引入任何外國參與方。
3.潛艇母艦
NASSCO憑藉在建油船項目中積累的後勤艦船建造經驗，可作為優先考慮的建造方。設計階段可吸納澳大利亞和英國造船企業參與，但其他盟國廠商的參與範圍應嚴格限定在非核支援部分。
4.驅逐艦母艦與指揮艦
兩型艦均以聖安東尼奧級LPD Flight II為基礎平台。英格爾斯造船廠是經驗最為成熟的建造方，並可向海軍同步提交“一艦多用”與“分別開發”兩套方案，以供權衡選擇。
5.下一代核攻擊潛艇SSN(X)
設計工作應立即啟動，生產目標指向2030年代初。船體尺寸不宜超過哥倫比亞級或弗吉尼亞級Block V的既有規格，以避免新增干船塢帶來的額外負擔。同時，應統籌推進SSN(X)設計與太平洋方向干船塢建設，實現兩者協同發展。項目不引入外國參與方。
6.護航航母（CVNE）
以爭奪制空權為核心使命，以無人機編隊為主要作戰力量，在太平洋沿岸造船廠實施建造，並同步帶動大型干船塢基礎設施建設。
（三）培育新興造船力量：以無人平台破局
報告認為，面對中國帶來的現實壓力，留給美國的時間已十分有限。傳統有人戰艦的建造周期動輒三年以上，而大型無人水面艦艇（LUSV/MASC）通常僅需約一年，且可在更廣泛的中小型船廠分散建造。隨著SSGN退役、提康德羅加級撤編以及阿利·伯克級逐步到齡，海軍將在2028年前驟然損失約1940個垂直髮射單元——無人平台由此成為填補火力缺口的最現實選擇。
“遊騎兵”號無人艇於2021年成功發射SM-6導彈已充分證明這一路徑的可行性。海軍正就新型“模組化攻擊水面艇”（MASC）發佈徵集方案，整合模組化攻擊型、高載荷型與單載荷型三類變型；與此同時，超大型水下無人潛航器（XLUUV）的量產推進也亟需加快，廣泛吸納生產商，形成多點並進的格局。
然而，目前承接這些平台建造任務的新興企業——安杜里爾、薩羅尼克、雷多斯等——多集中佈局於路易斯安那州河灣地帶，分佈零散、航道條件受限，難以支撐長期發展。海軍必須盡快制定系統性的產業規劃，統籌引導訂單分配與投資佈局，推動最具潛力的項目由分散走向集聚——長灘港的閒置海軍用地、加州索拉諾縣的深水濱水區域，均是值得優先考察的選址。隨著訂單規模持續擴大、技術逐步成熟，這些新興力量有望逐步承接更大、更複雜的平台；長遠來看，大型有人戰艦也可能納入其建造範圍。
（四）引入新技術與新管理：提升整體造船效能
當前造船產能面臨的壓力僅靠擴大投入、沿用既有模式，難以破解這一結構性困局，必須同步引入新的技術手段與管理方式。
在技術層面，增強現實與人工智慧系統可在工人作業過程中即時疊加操作指引——標示銲接位置、管道走向及潛在缺陷——從而將鄰近行業的技能更快轉化為造船能力，並為工段負責人提供預測性操作建議。已率先引入機器人銲接系統的韓國和日本造船廠，生產效率已提升約20%；隨著AI即時分析能力的進一步融合，這一水平仍有上升空間。相關測算表明，僅通過減少材料浪費和銲接返工，技術投入在五年內即可實現高達200%的回報。2025年12月，海軍部長宣佈投入4.48億美元啟動“造船作業系統”（Ship OS）專項計畫，正是這一方向的具體落實。
在管理層面，VCM（船舶建造經理）模式已在國家安全多工船舶項目中驗證了其按期、按預算交付的效果，海軍正將這一模式引入中型登陸艦項目。模組化建造則有助於將生產佈局向勞動力資源更為充足的地區延伸，緩解碼頭與干船塢的空間約束——若進一步推動模組尺寸向可鐵路運輸標準收斂，全國更多製造企業將有望納入“黃金艦隊”的建造體系。
在產業鏈層面，應建立預先採購機制，提前鎖定長周期關鍵物項並形成必要儲備，以防止生產瓶頸及戰損修復中的物資短缺。同時，還應更廣泛運用預先採購和預先建造資金，支援新興企業進入關鍵國防領域，推動核心零部件供應的多元化佈局。為此，海軍部長應主持相關生存性審查工作，並就預先採購事項向國會提出專項預算申請。
（五）統籌協調：國家層面的制度保障
上述四項策略的順利推進，有賴於跨部門層面的制度配套。
其一，新建太平洋方向公立船廠。海軍部長應盡快向國會提出建議，在太平洋方向新建一座專用於核動力艦艇維修的公立船廠，作為美國第五座公立船廠。該船廠將承擔現役及未來核潛艇與航空母艦的維修與保障任務。鑑於中國軍事威脅的發展態勢，一旦太平洋方向爆發衝突，該船廠將成為修覆核動力艦艇、使其重返作戰的關鍵支撐節點。與此同時，應同步推進選址勘察與土地收儲，為擴充太平洋方向干船塢容量奠定基礎。首年預計所需資金約15億美元，每座船廠全周期建設成本約為200億美元。
其二，制定覆蓋30年的國家長期造船規劃。海軍部長、海岸警衛隊司令與海事局局長應統籌整合各自造船需求，最佳化國家層面的船廠產能分配方案，並以提升設計通用性為抓手，全面強化供應鏈協同能力。在潛艇建造方面，應將整體任務集中於電船公司和亨廷頓·英格爾斯工業公司兩家船廠，以打破當前跨區域分段建造、協調效率偏低的格局。國會應要求相關部門在下一財年預算提交前30天，提交首份綜合性長期造船規劃。
其三，設立海事委員會。由海軍部長牽頭，聯合海岸警衛隊、海事局、主要造船企業（含盟國造船企業）及關鍵非海事行業專家共同組成，重點推動先進商業實踐的跨領域應用，協同解決供應鏈與勞動力方面的緊迫問題，匯聚各方力量推動造船業振興。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