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領域領跑全球，順差暴漲是必然。
近日，第十八屆中央委員，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再次一發表最新主旨演講。
黃奇帆核心呈現：
一、中國貿易順差震動了全球金融界與經濟界：2025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突破1.2兆美元，遠超美、日歷史最高紀錄（約7000億美元）。2026年一季度順差約2500億美元，全年大機率再次達到1.2兆美元規模。
二、順差暴漲的根本原因：並非政府刻意推動出口，而是《中國製造2025》戰略取得五項歷史性成就的自然結果：
1、格局之變：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接近30%，形成“三個三分之一”的全球製造業格局（中國佔1/3，歐美等30余個強國佔1/3，其餘150余個開發中國家佔1/3）。
2、地位之變：全球製造業最重要的十大門類中，中國已在船舶製造、軌道交通、發電裝備、電力傳輸、汽車及新能源製造五大領域實現全面領跑；在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人工智慧數位化五大領域實現從跟跑到並跑。
3、體系之變：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全部41個大類、200多個中類、600多個小類的製造業全門類覆蓋國家。
4、鏈條之變：出口產品中80%由國內產業鏈叢集自主生產（2010年前加工貿易佔比超50%），“中國製造”國家標準明確要求80%附加值在國內產生。
5、外資之變：外資對華工業投資倍增，貢獻了7%的城鎮就業、15%的全國稅收、1/3 的出口總額（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占比達50%）。
三、順差結構發生質變：出口產品中90% 為機電類等高附加值產品，晶片（年出口1600多億美元）、船舶、汽車（年出口800萬輛）成為主力，徹底告別以輕工、紡織為主的加工貿易時代。
四、當前順差規模已超出合理區間：從經濟學看，貿易順差佔GDP的2%-3% 是合理且可持續的區間。按中國140兆人民幣GDP計算，合理順差規模應為4000-7000億美元，當前12000億美元已偏高，易引發國際貿易摩擦。
五、壓縮順差的五大路徑：
1、人民幣適度升值：每年升值1-2角，經5-10年累計升值15%-20%，既提升購買力、促進進口，又能助力2035年人均GDP（以美元計）翻番目標。
2、下調出口退稅率：削減鋁加工、太陽能等產品的出口隱性補貼，將節省的兆資金用於民生。
3、進一步下調進口關稅：從當前7%逐步向WTO平均水平（約5%）靠攏，以擴大進口。
4、緩解出口企業“內卷”：規範“996”等過度加班，完善勞動制度與薪酬體系。
5、最佳化休假制度：增加5-10天帶薪休假（如國慶、春節等），刺激國內消費。
六、1.2兆美元順差是中國製造業競爭力提升的必然結果，而非政策驅動。未來應通過上述措施將“超額順差”轉化為居民福利與共同富裕，提升GDP含金量，實現與世界的互利共贏。
（億歐整理）
很高興能夠參加清華五道口在重慶舉辦的本次論壇，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討一個今年以來社會各界普遍高度關注的話題：
中國2025年進出口貿易順差突破12000億美元，這一消息震動了全球金融界與經濟界。
這一資料之所以令人震驚，原因在於近一百年來，全球所有經貿發展態勢較好的發達國家，歷史最高出口順差紀錄僅約7000億美元——美國歷史最高順差為7000億美元，日本歷史最高順差同樣為7000億美元。
而中國過去三四十年間，最高紀錄在6000-7000億美元之間。
因此，一般認為7000億美元是一國對全球出口順差的較高歷史紀錄，而中國去年全年順差達到超過7000億美元的12000億美元，確實創下了歷史新高。
今年一季度，即1-3月，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每月大體保持在1000億美元以上，以此推算，一季度順差約為2500億美元，全年順差大機率將再次達到12000億美元的規模。
由此出發，我將展開兩項冷思考：
第一，為何在中國出口順差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增長？
在川普政府大力推動對華加征關稅、限制中國產品出口，推行“小院高牆”策略、實施多方面打壓的背景下，中國出口創下這一紀錄，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其背後成因。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結果並非中國政府主動追求擴大出口、擴大順差的政策導向所致。
事實上，近十年來中國政府始終著力擴大進口，通過舉辦進博會、降低進口關稅等舉措，推動國際商品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推行的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順差大幅增長的核心原因只有一個：近十年來，《中國製造2025》戰略取得了五項歷史性重大成就：
第一，去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接近30%，全球就此形成了“三個三分之一”的製造業格局：中國製造佔全球製造業總規模的三分之一；美國、歐洲26國加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三十余個經濟強國的製造業總規模佔全球的三分之一；其餘150余個開發中國家的製造業總規模也佔全球的三分之一。
中國已然成為全球製造業格局中“三個三分之一”的重要一極，自三百年來工業化文明發展以來，僅三個國家曾經達到這一格局位置，其中英國曾保持這一格局地位長達一百年。
第二，美國也曾一度將製造業佔全球的比重提升至三分之一以上，這一格局維持了八十年。當前中國也達到了“三個三分之一”的佔比水平，至於這一地位能夠維持三十年、五十年還是八十年、一百年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由此開啟。
第三個方面，若僅僅是製造業規模大，而質量水平不高，僅處於跟跑地位，依賴引進、消化吸收，集中發展勞動密集型大規模產品，那麼這種規模擴張的意義是有限的。
但《中國製造2025》的核心目標，就是對全球製造業最重要的十大門類實現升級發展，這十大門類的總產值佔全球製造業的50%以上，各國製造業的競爭，核心就是這十大領域的競爭。
2010年時，中國在這十大門類均處於相對落後的跟跑位置，發展模式以引進、消化吸收、合作為主。
經過十年來《中國製造2025》的推進，目前已有五大領域實現全面領跑，另有五大門類完成了從跟跑到並跑的轉變。
實現全面領跑、位居全球前列的五大領域包括船舶製造、鐵路高鐵地鐵軌道交通製造、發電裝備、電力傳輸輸變電裝備、汽車製造以及新能源製造。
另有五個領域，包括新材料、新型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人工智慧數位化電子化，當前已經從原來的全面跟跑進入並跑階段。
這一格局的形成，推動中國製造實現了當前中國擁有全世界製造業全部41個大類、200多個中類、600多個小類，實現了產業門類的全方位覆蓋。
因此聯合國明確認定中國為全球唯一實現製造業全門類覆蓋的國家。
第四項成就，是產業鏈結構的根本性轉型。2010年以前，中國製造中50%以上為加工貿易：即便加工產品為筆記型電腦、手機、空調等具備一定技術含量的相對高端品類，但其核心零部件、原材料、關鍵材料均從境外採購，國內僅承擔組裝環節——例如以800億美元進口原材料及零部件，組裝完成後以1000億美元出口，這種“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本質上屬於勞動密集型的組裝環節。
若僅門類覆蓋範圍較廣，但產業仍以此類模式為主，整體發展水平仍然偏低。
近十年來，中國最重要的轉變即扭轉了2010年以前加工貿易佔製造品出口50%以上的格局，當前中國出口產品中，80%由國內產業鏈叢集自主生產完成。
基於這一變化，工信部、科技部在2018年出台了“中國製造”的國家標準：若產品80%的零部件、原材料及附加值在中國境內產生，無論生產主體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均可定義為中國製造。
由此可見，中國製造業的產業鏈生產方式已經發生深刻變革。
第五項特徵，是開放格局下外資結構的最佳化升級。當前中國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更大水平、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
外資流入中國的總規模不僅沒有縮減，反而實現了翻倍增長。
即便在川普政府發起貿易戰、推行“小院高牆”政策、鼓動撤資封鎖的背景下，外資對華工商領域投資仍保持增長態勢。
需要明確的是，近七八年來，兩類外資對華投資確實出現了普遍下降：第一類是勞動密集型加工領域投資，第二類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投資。
其中基礎設施投資下降，並非中國不歡迎相關投資，而是因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已基本處於飽和狀態，國內企業對相關領域的投資也已大幅縮減；勞動密集型加工投資下降則屬於結構性轉移，相關產業已逐步向東南亞、印度等地區轉移。
此外，近五年來受房地產行業結構性調整影響，國內民營企業對房地產新項目的投資已大幅縮減，對應房地產領域的外資投資幾乎降至零。
過去一二十年間，上述三類外資佔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的40%至50%，即便該部分投資出現縮減，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並未減半。
資料顯示，2000年至2010年中國年均引進外資約為600億美元，而近十年來中國年均引進外資規模穩定在1200億美元，即在房地產、加工貿易、基礎設施三類外資大幅減少的背景下，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仍實現了翻倍，這意味著外資對中國工業領域的投資實現了倍增，相關資料可公開查詢，此處不再贅述。
可以得出結論：當前外資在華工業投資帶動約7%的城鎮就業，規模約為3000萬人——中國城鎮就業總規模約為4億人，對應佔比為7%；在稅收層面，外資貢獻了全國總稅收的15%，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稅收佔全國總稅收的50%，其中外資貢獻了15個百分點；在出口層面，去年中國出口總規模為3兆美元，其中外資企業貢獻了1兆美元，佔比達三分之一，尤其是高附加值產品出口中，外資佔比達到50%。
例如智慧型手機年出口額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蘋果公司在鄭州、深圳生產的蘋果手機全部用於出口，即為典型案例。
綜上，過去十餘年中國製造業共取得五方面重要進展，每一方面都支撐了中國出口順差的增長。
當中國製造業規模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出口規模自然會相應增長。
其次，在這三分之一的製造業產品中，產業檔次已實現提升，目前五個領域處於全球領跑地位，五個領域處於並跑地位。
當前中國出口產品中90%為機電與電子產品，屬於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去年中國出口總額達3兆美元，其中90%為高附加值產品，第一大類出口產品為晶片，全年出口額達1600多億美元，在中國十余種至二三十種主要出口品類中位居第一；船舶出口以3000多萬噸位居第二；汽車出口量達800萬輛，單車出口額不到2萬美元，累計出口額約一千幾百億美元，此外還有太陽能產品等其他出口品類。
整體來看，當前中國出口產品中90%為機電類產品，已不再以輕工、紡織類加工貿易產品為主，在此背景下中國出口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
第三，從貿易順差結構來看，以往出口1000億美元加工貿易產品，需要進口800億美元的零部件與原材料完成組裝，僅產生200億美元附加值，對應順差也為200億美元；當前出口1000億美元產品，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零部件、原材料均由中國國內自主生產供應，因此對應順差規模較以往提升了四至五倍，這是中國出口貿易的重要變化。
此外，中國三分之一的出口產品中，高檔品有50%經由外資企業完成出口，外資企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綜合以上五個維度分析，當前中國實現12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具有必然性，並非政府通過刻意推行出口導向政策、出台各類優惠與鼓勵政策主動推動形成，而是中國製造業逐步發展壯大、產業競爭力自然提升所產生的結果，這是第一點冷思考。
第二點思考，從長期來看，當前12000億美元的出口順差是否具備合理性，是否需要維持該規模。
經濟學基本規律顯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長期保持貿易逆差不利於經濟發展，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具備合理性，但長期維持超大規模順差則存在不合理性，會加劇國際貿易摩擦等問題。
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貿易順差佔GDP的比重保持在2%至3%區間時，該規模具備合理性與可持續性，既符合國家興旺發展的趨勢，也容易被國際社會接受。
中國當前GDP規模為140兆人民幣，按此計算，2%對應2.8兆人民幣，3%對應4.2兆人民幣，折算為美元約為4000億至7000億美元，這一區間是貿易順差的合理規模，而當前中國順差規模達12000億美元，已超出合理區間。
從經濟學邏輯來看，壓縮過大的出口順差主要可採取以下路徑：
一是推動人民幣適度升值。中國不支援人民幣在短期，例如一個月或一年內出現30%、50%甚至100%的大幅升值。上世紀90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為1美元兌換240日元，在美國逼迫下，日元在一年內大幅升值，最終達到1美元兌換120日元，最高甚至升至1美元兌換90日元，這種劇烈的升值方式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達二十年的停滯，中國顯然不會採取這類做法。
我們所提出的人民幣適度升值，指的是每年逐步升值一至兩角人民幣，經過五至六年累計升值一元人民幣，循序漸進調整，十年累計升值幅度約為15%至20%，這一調整節奏具備合理性。
人民幣升值後，人民幣購買力提升，進口外國商品成本降低，有利於擴大進口；同時出口商品成本會因升值上升約十幾個百分點，進而會對出口規模產生一定抑製作用，從而壓縮順差。
此外，人民幣適度升值還有助於實現中國既定的人均GDP發展戰略目標：中國規劃2035年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較2025年約13000美元的水平實現翻番，這一目標已納入“十五五”規劃。
但僅依靠經濟增長，若中國每年經濟增速為5%，十年無法實現翻番，只有年均增速達到7%才能完成翻番，若僅依靠增長僅能實現70%至80%的漲幅。
為什麼中國“十五五”規劃能夠確定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達到”十五五”設定的目標？
核心原因是規劃已考慮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此十年間會累計升值15%至20%，即便實際經濟增長僅帶動GDP提升70%至80%，經匯率升值調整後，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即可實現翻番，推動中國提前達到以美元計價的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這是匯率調整的另一層意義。
目前人民幣已經出現適度升值，近幾個月匯率已從1美元兌7.3人民幣升值至1美元兌6.8人民幣，後續仍存在適度升值的空間。
當然，中國不會將人民幣升值至1美元兌換5元或4元人民幣的水平，至2035年最多升值至1美元兌換6元人民幣，這此為一個相關概念。
第二，需對出口順差設定合理約束，具體而言，應下調當前作為出口隱性補貼的出口退稅率。目前中國每年對多類重要產品實施出口退稅，對應13%的增值稅檔，不同產品退稅率分別為5%、9%、7%不等，年度出口退稅總規模達三萬多億元，可有針對性地調減相關產品的出口退稅。
例如針對鋁加工產品、太陽能產品等，國家自今年一季度以來已出台相關政策，宣佈下調該類產品的出口退稅率。下調出口退稅率相當於削減出口補貼，由此節省下來的退稅資金規模可達到一兆至三兆，可用於補助國內居民，開展扶貧幫困工作，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充足的資金為相關惠民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力支撐，以上為第二項舉措。
第三，進一步下調進口關稅。當前WTO成員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約為5%，若為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國，成員國間進口關稅逐步趨近於零。
中國支援包括RCEP、CPTPP在內的各類自由貿易協定合作，始終踐行WTO框架下的低關稅原則，中國進口關稅水平已從1990年、2000年的水平逐步降至當前的7%，後續仍可進一步下調2至3個百分點，逐步達到全球平均關稅水平，下調進口關稅可有效拉動進口增長。
過往川普政府對中國加征關稅，中國在貿易摩擦中採取對等反制措施，秉持寸步不讓的原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這是應對貿易摩擦的合理立場；而從中國對全球貿易合作的整體姿態出發，適度下調進口關稅，可有效平衡過大的貿易順差。
第四，需緩解出口企業內部的過度內卷問題，對於出口企業中“5+2”“白+黑”“996”這類過度加班的內卷化經營模式，應當通過完善勞動紀律、勞動制度與薪酬體系進行規範調節，適度壓縮不合理加班，穩步提升勞動者收入。該舉措同樣有助於平衡過大的出口順差。
最後，可最佳化休假制度安排。中國當前一年共有55個周日，合計110個休息日，加上十多天的帶薪休假，年度休假總天數約為120餘天；而歐美等世界其他國家年度休假總天數可達150天左右，因此中國可適度增加帶薪休假天數，例如在國慶節、五一勞動節、元旦各增加1至2天假期，在春節增加2至3天假期，總共可增加5至10天休假。最佳化休假安排能夠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進而推動出口順差逐步回落。
上述五項舉措落地後，出口順差的下降並不代表中國產業競爭力弱化，而是將中國製造的優勢產能轉化為居民共同富裕的收入與生活水平，提升中國GDP的含金量，在此層面中國具備充足的調整空間。
中國製造2025已取得五項重大成就，為中國未來十至二十年將相關發展成果與產業能力轉化為居民福利、經濟發展實力，建構與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的有序合作格局，奠定了極為有利的開端。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億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