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領域領跑全球，順差暴漲是必然。

近日，第十八屆中央委員，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2026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再次一發表最新主旨演講。

一、中國貿易順差震動了全球金融界與經濟界：2025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突破1.2兆美元，遠超美、日歷史最高紀錄（約7000億美元）。2026年一季度順差約2500億美元，全年大機率再次達到1.2兆美元規模。

二、順差暴漲的根本原因：並非政府刻意推動出口，而是《中國製造2025》戰略取得五項歷史性成就的自然結果：

1、格局之變：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接近30%，形成“三個三分之一”的全球製造業格局（中國佔1/3，歐美等30余個強國佔1/3，其餘150余個開發中國家佔1/3）。

2、地位之變：全球製造業最重要的十大門類中，中國已在船舶製造、軌道交通、發電裝備、電力傳輸、汽車及新能源製造五大領域實現全面領跑；在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人工智慧數位化五大領域實現從跟跑到並跑。

3、體系之變：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全部41個大類、200多個中類、600多個小類的製造業全門類覆蓋國家。

4、鏈條之變：出口產品中80%由國內產業鏈叢集自主生產（2010年前加工貿易佔比超50%），“中國製造”國家標準明確要求80%附加值在國內產生。

5、外資之變：外資對華工業投資倍增，貢獻了7%的城鎮就業、15%的全國稅收、1/3 的出口總額（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占比達50%）。

三、順差結構發生質變：出口產品中90% 為機電類等高附加值產品，晶片（年出口1600多億美元）、船舶、汽車（年出口800萬輛）成為主力，徹底告別以輕工、紡織為主的加工貿易時代。

四、當前順差規模已超出合理區間：從經濟學看，貿易順差佔GDP的2%-3% 是合理且可持續的區間。按中國140兆人民幣GDP計算，合理順差規模應為4000-7000億美元，當前12000億美元已偏高，易引發國際貿易摩擦。

1、人民幣適度升值：每年升值1-2角，經5-10年累計升值15%-20%，既提升購買力、促進進口，又能助力2035年人均GDP（以美元計）翻番目標。

2、下調出口退稅率：削減鋁加工、太陽能等產品的出口隱性補貼，將節省的兆資金用於民生。

3、進一步下調進口關稅：從當前7%逐步向WTO平均水平（約5%）靠攏，以擴大進口。

4、緩解出口企業“內卷”：規範“996”等過度加班，完善勞動制度與薪酬體系。

5、最佳化休假制度：增加5-10天帶薪休假（如國慶、春節等），刺激國內消費。

六、1.2兆美元順差是中國製造業競爭力提升的必然結果，而非政策驅動。未來應通過上述措施將“超額順差”轉化為居民福利與共同富裕，提升GDP含金量，實現與世界的互利共贏。

以下為黃奇帆現場演講全文
（億歐整理）

很高興能夠參加清華五道口在重慶舉辦的本次論壇，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討一個今年以來社會各界普遍高度關注的話題：

中國2025年進出口貿易順差突破12000億美元，這一消息震動了全球金融界與經濟界。

這一資料之所以令人震驚，原因在於近一百年來，全球所有經貿發展態勢較好的發達國家，歷史最高出口順差紀錄僅約7000億美元——美國歷史最高順差為7000億美元，日本歷史最高順差同樣為7000億美元。

而中國過去三四十年間，最高紀錄在6000-7000億美元之間。

因此，一般認為7000億美元是一國對全球出口順差的較高歷史紀錄，而中國去年全年順差達到超過7000億美元的12000億美元，確實創下了歷史新高。

今年一季度，即1-3月，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每月大體保持在1000億美元以上，以此推算，一季度順差約為2500億美元，全年順差大機率將再次達到12000億美元的規模。

由此出發，我將展開兩項冷思考：

第一，為何在中國出口順差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增長？

在川普政府大力推動對華加征關稅、限制中國產品出口，推行“小院高牆”策略、實施多方面打壓的背景下，中國出口創下這一紀錄，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其背後成因。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結果並非中國政府主動追求擴大出口、擴大順差的政策導向所致。

事實上，近十年來中國政府始終著力擴大進口，通過舉辦進博會、降低進口關稅等舉措，推動國際商品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推行的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順差大幅增長的核心原因只有一個：近十年來，《中國製造2025》戰略取得了五項歷史性重大成就：

第一，去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接近30%，全球就此形成了“三個三分之一”的製造業格局：中國製造佔全球製造業總規模的三分之一；美國、歐洲26國加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三十余個經濟強國的製造業總規模佔全球的三分之一；其餘150余個開發中國家的製造業總規模也佔全球的三分之一。

中國已然成為全球製造業格局中“三個三分之一”的重要一極，自三百年來工業化文明發展以來，僅三個國家曾經達到這一格局位置，其中英國曾保持這一格局地位長達一百年。

第二，美國也曾一度將製造業佔全球的比重提升至三分之一以上，這一格局維持了八十年。當前中國也達到了“三個三分之一”的佔比水平，至於這一地位能夠維持三十年、五十年還是八十年、一百年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由此開啟。

第三個方面，若僅僅是製造業規模大，而質量水平不高，僅處於跟跑地位，依賴引進、消化吸收，集中發展勞動密集型大規模產品，那麼這種規模擴張的意義是有限的。

但《中國製造2025》的核心目標，就是對全球製造業最重要的十大門類實現升級發展，這十大門類的總產值佔全球製造業的50%以上，各國製造業的競爭，核心就是這十大領域的競爭。

2010年時，中國在這十大門類均處於相對落後的跟跑位置，發展模式以引進、消化吸收、合作為主。

經過十年來《中國製造2025》的推進，目前已有五大領域實現全面領跑，另有五大門類完成了從跟跑到並跑的轉變。

實現全面領跑、位居全球前列的五大領域包括船舶製造、鐵路高鐵地鐵軌道交通製造、發電裝備、電力傳輸輸變電裝備、汽車製造以及新能源製造。

另有五個領域，包括新材料、新型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人工智慧數位化電子化，當前已經從原來的全面跟跑進入並跑階段。

這一格局的形成，推動中國製造實現了當前中國擁有全世界製造業全部41個大類、200多個中類、600多個小類，實現了產業門類的全方位覆蓋。

因此聯合國明確認定中國為全球唯一實現製造業全門類覆蓋的國家。

第四項成就，是產業鏈結構的根本性轉型。2010年以前，中國製造中50%以上為加工貿易：即便加工產品為筆記型電腦、手機、空調等具備一定技術含量的相對高端品類，但其核心零部件、原材料、關鍵材料均從境外採購，國內僅承擔組裝環節——例如以800億美元進口原材料及零部件，組裝完成後以1000億美元出口，這種“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本質上屬於勞動密集型的組裝環節。

若僅門類覆蓋範圍較廣，但產業仍以此類模式為主，整體發展水平仍然偏低。

近十年來，中國最重要的轉變即扭轉了2010年以前加工貿易佔製造品出口50%以上的格局，當前中國出口產品中，80%由國內產業鏈叢集自主生產完成。

基於這一變化，工信部、科技部在2018年出台了“中國製造”的國家標準：若產品80%的零部件、原材料及附加值在中國境內產生，無論生產主體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均可定義為中國製造。

由此可見，中國製造業的產業鏈生產方式已經發生深刻變革。

第五項特徵，是開放格局下外資結構的最佳化升級。當前中國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更大水平、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

外資流入中國的總規模不僅沒有縮減，反而實現了翻倍增長。

即便在川普政府發起貿易戰、推行“小院高牆”政策、鼓動撤資封鎖的背景下，外資對華工商領域投資仍保持增長態勢。

需要明確的是，近七八年來，兩類外資對華投資確實出現了普遍下降：第一類是勞動密集型加工領域投資，第二類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投資。

其中基礎設施投資下降，並非中國不歡迎相關投資，而是因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已基本處於飽和狀態，國內企業對相關領域的投資也已大幅縮減；勞動密集型加工投資下降則屬於結構性轉移，相關產業已逐步向東南亞、印度等地區轉移。

此外，近五年來受房地產行業結構性調整影響，國內民營企業對房地產新項目的投資已大幅縮減，對應房地產領域的外資投資幾乎降至零。

過去一二十年間，上述三類外資佔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的40%至50%，即便該部分投資出現縮減，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並未減半。

資料顯示，2000年至2010年中國年均引進外資約為600億美元，而近十年來中國年均引進外資規模穩定在1200億美元，即在房地產、加工貿易、基礎設施三類外資大幅減少的背景下，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仍實現了翻倍，這意味著外資對中國工業領域的投資實現了倍增，相關資料可公開查詢，此處不再贅述。

可以得出結論：當前外資在華工業投資帶動約7%的城鎮就業，規模約為3000萬人——中國城鎮就業總規模約為4億人，對應佔比為7%；在稅收層面，外資貢獻了全國總稅收的15%，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稅收佔全國總稅收的50%，其中外資貢獻了15個百分點；在出口層面，去年中國出口總規模為3兆美元，其中外資企業貢獻了1兆美元，佔比達三分之一，尤其是高附加值產品出口中，外資佔比達到50%。

例如智慧型手機年出口額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蘋果公司在鄭州、深圳生產的蘋果手機全部用於出口，即為典型案例。

綜上，過去十餘年中國製造業共取得五方面重要進展，每一方面都支撐了中國出口順差的增長。

當中國製造業規模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出口規模自然會相應增長。

其次，在這三分之一的製造業產品中，產業檔次已實現提升，目前五個領域處於全球領跑地位，五個領域處於並跑地位。

當前中國出口產品中90%為機電與電子產品，屬於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去年中國出口總額達3兆美元，其中90%為高附加值產品，第一大類出口產品為晶片，全年出口額達1600多億美元，在中國十余種至二三十種主要出口品類中位居第一；船舶出口以3000多萬噸位居第二；汽車出口量達800萬輛，單車出口額不到2萬美元，累計出口額約一千幾百億美元，此外還有太陽能產品等其他出口品類。

整體來看，當前中國出口產品中90%為機電類產品，已不再以輕工、紡織類加工貿易產品為主，在此背景下中國出口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

第三，從貿易順差結構來看，以往出口1000億美元加工貿易產品，需要進口800億美元的零部件與原材料完成組裝，僅產生200億美元附加值，對應順差也為200億美元；當前出口1000億美元產品，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零部件、原材料均由中國國內自主生產供應，因此對應順差規模較以往提升了四至五倍，這是中國出口貿易的重要變化。

此外，中國三分之一的出口產品中，高檔品有50%經由外資企業完成出口，外資企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綜合以上五個維度分析，當前中國實現12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具有必然性，並非政府通過刻意推行出口導向政策、出台各類優惠與鼓勵政策主動推動形成，而是中國製造業逐步發展壯大、產業競爭力自然提升所產生的結果，這是第一點冷思考。

第二點思考，從長期來看，當前12000億美元的出口順差是否具備合理性，是否需要維持該規模。

經濟學基本規律顯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長期保持貿易逆差不利於經濟發展，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具備合理性，但長期維持超大規模順差則存在不合理性，會加劇國際貿易摩擦等問題。

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貿易順差佔GDP的比重保持在2%至3%區間時，該規模具備合理性與可持續性，既符合國家興旺發展的趨勢，也容易被國際社會接受。

中國當前GDP規模為140兆人民幣，按此計算，2%對應2.8兆人民幣，3%對應4.2兆人民幣，折算為美元約為4000億至7000億美元，這一區間是貿易順差的合理規模，而當前中國順差規模達12000億美元，已超出合理區間。

從經濟學邏輯來看，壓縮過大的出口順差主要可採取以下路徑：

一是推動人民幣適度升值。中國不支援人民幣在短期，例如一個月或一年內出現30%、50%甚至100%的大幅升值。上世紀90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為1美元兌換240日元，在美國逼迫下，日元在一年內大幅升值，最終達到1美元兌換120日元，最高甚至升至1美元兌換90日元，這種劇烈的升值方式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達二十年的停滯，中國顯然不會採取這類做法。

我們所提出的人民幣適度升值，指的是每年逐步升值一至兩角人民幣，經過五至六年累計升值一元人民幣，循序漸進調整，十年累計升值幅度約為15%至20%，這一調整節奏具備合理性。

人民幣升值後，人民幣購買力提升，進口外國商品成本降低，有利於擴大進口；同時出口商品成本會因升值上升約十幾個百分點，進而會對出口規模產生一定抑製作用，從而壓縮順差。

此外，人民幣適度升值還有助於實現中國既定的人均GDP發展戰略目標：中國規劃2035年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較2025年約13000美元的水平實現翻番，這一目標已納入“十五五”規劃。

但僅依靠經濟增長，若中國每年經濟增速為5%，十年無法實現翻番，只有年均增速達到7%才能完成翻番，若僅依靠增長僅能實現70%至80%的漲幅。

為什麼中國“十五五”規劃能夠確定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達到”十五五”設定的目標？

核心原因是規劃已考慮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此十年間會累計升值15%至20%，即便實際經濟增長僅帶動GDP提升70%至80%，經匯率升值調整後，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即可實現翻番，推動中國提前達到以美元計價的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這是匯率調整的另一層意義。

目前人民幣已經出現適度升值，近幾個月匯率已從1美元兌7.3人民幣升值至1美元兌6.8人民幣，後續仍存在適度升值的空間。

當然，中國不會將人民幣升值至1美元兌換5元或4元人民幣的水平，至2035年最多升值至1美元兌換6元人民幣，這此為一個相關概念。

第二，需對出口順差設定合理約束，具體而言，應下調當前作為出口隱性補貼的出口退稅率。目前中國每年對多類重要產品實施出口退稅，對應13%的增值稅檔，不同產品退稅率分別為5%、9%、7%不等，年度出口退稅總規模達三萬多億元，可有針對性地調減相關產品的出口退稅。

例如針對鋁加工產品、太陽能產品等，國家自今年一季度以來已出台相關政策，宣佈下調該類產品的出口退稅率。下調出口退稅率相當於削減出口補貼，由此節省下來的退稅資金規模可達到一兆至三兆，可用於補助國內居民，開展扶貧幫困工作，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充足的資金為相關惠民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力支撐，以上為第二項舉措。

第三，進一步下調進口關稅。當前WTO成員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約為5%，若為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國，成員國間進口關稅逐步趨近於零。

中國支援包括RCEP、CPTPP在內的各類自由貿易協定合作，始終踐行WTO框架下的低關稅原則，中國進口關稅水平已從1990年、2000年的水平逐步降至當前的7%，後續仍可進一步下調2至3個百分點，逐步達到全球平均關稅水平，下調進口關稅可有效拉動進口增長。

過往川普政府對中國加征關稅，中國在貿易摩擦中採取對等反制措施，秉持寸步不讓的原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這是應對貿易摩擦的合理立場；而從中國對全球貿易合作的整體姿態出發，適度下調進口關稅，可有效平衡過大的貿易順差。

第四，需緩解出口企業內部的過度內卷問題，對於出口企業中“5+2”“白+黑”“996”這類過度加班的內卷化經營模式，應當通過完善勞動紀律、勞動制度與薪酬體系進行規範調節，適度壓縮不合理加班，穩步提升勞動者收入。該舉措同樣有助於平衡過大的出口順差。

最後，可最佳化休假制度安排。中國當前一年共有55個周日，合計110個休息日，加上十多天的帶薪休假，年度休假總天數約為120餘天；而歐美等世界其他國家年度休假總天數可達150天左右，因此中國可適度增加帶薪休假天數，例如在國慶節、五一勞動節、元旦各增加1至2天假期，在春節增加2至3天假期，總共可增加5至10天休假。最佳化休假安排能夠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進而推動出口順差逐步回落。

上述五項舉措落地後，出口順差的下降並不代表中國產業競爭力弱化，而是將中國製造的優勢產能轉化為居民共同富裕的收入與生活水平，提升中國GDP的含金量，在此層面中國具備充足的調整空間。

中國製造2025已取得五項重大成就，為中國未來十至二十年將相關發展成果與產業能力轉化為居民福利、經濟發展實力，建構與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的有序合作格局，奠定了極為有利的開端。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億歐網)

5月17日，202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在深圳舉辦。

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是清華大學於2014年發起的系列論壇活動，已成功舉辦10屆，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金融學術論壇之一。

筆者注意到，這是該論壇首次在深圳舉辦。近百位中外高等級政經領袖、重磅專家學者圍繞全球貨幣體系、國際貿易與投資、全球經濟碎片化挑戰等熱點，展開思想碰撞與觀點交鋒。

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後，全球發展處在關鍵路口，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沿舉辦的這場論壇，有著“共享未來、開放包容”的鮮明標識。

波蘭前總理馬雷克·貝爾卡表示，關稅戰對於全球經濟非常危險，加關稅的方式相當於每個月、每個星期甚至每個小時都在改變著全世界，給我們帶來的是不確定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在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他坦言，“沒有人希望在互相傷害的道路上走下去”。

因“對資訊不對稱市場的分析”，斯賓塞與多位學者共同獲得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來，他與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等人合著了《長期危機：重塑全球經濟之路》一書。

該書中提出：世界的未來取決於現實的選擇，長期危機可以有長期對策，全球問題需要全球解決方案。

中美聯合聲明的發表，並不意味著雙方分歧已徹底解決，而40天的關稅交鋒，也讓雙方對彼此有了前所未有的全新認識。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的相處之道，或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此次演講中，斯賓塞就表示：未來全球貿易最有可能建立多邊體系，歐洲、中國及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支援建立相對合理、可行的多邊體系，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量在全球佔比逐漸提高，多邊關係是必然趨勢。

“儘管美國當前政府表現出反多邊主義的傾向，但全球多邊體系仍有可能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繼續存在，甚至在未來美國可能會重新加入。”斯賓塞表示。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焦捷認為，中國致力於以高品質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因此當務之急、也是長遠之計，關鍵在於以新質生產力破解增長瓶頸，實現經濟高品質發展。

深圳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也是科技創新的重鎮。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張曉燕在接受深視新聞記者採訪時直言，深圳作為一個創新的大本營，在新的科技創新浪潮中，將依然會、而且應當起到引領性作用。  (深圳衛視深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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