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Anthropic 聯合創始人兼總裁 Daniela Amodei在史丹佛商學院做了場 50 分鐘的演講。
與很多 AI 大佬不同的是，她並非 CS 出身 ，而是一名英國文學專業的文科生。
在分享中，她指出，在硬核技術的盡頭，最稀缺的要素還是那些最古老的人文智慧。
文科通才比 CS 專業更有競爭力
Daniela 2009 年畢業時正值金融危機。她自嘲履歷看起來像是一部“斷代史”：從國際發展到國會山的政治助理，再到 Stripe 的早期成員。
她認為“職業計畫”往往是成功後的敘事，當時的她只有三個過濾器：我擅長什麼、我對什麼感興趣、什麼能產生大的影響？
而這種通才背景在 AI 領域竟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
面對神經網路和 Scaling Law，她的方法極其簡單：不停提問，直到懂為止。
她深知自己的比較優勢不在於寫程式碼，而在於理解“車道”——知道技術專家在那條路上衝鋒，而自己在那條路上修橋。
她說，如果人生重來，她依然會選擇文學。
在演講中，Daniela 極力推薦歷史著作《八月炮火》。在她看來，這本書研究的是個體性格如何層層疊加，最終釀成全域性的悲劇後果。
這與她每天在 AI 領域面對的博弈如出一轍——個體的演算法決策，如何一步步放大成改變文明的後果。
據她介紹，Anthropic招人時格外看重的也不是 CS 專業，而是一些人文特質，如好溝通、高情商、善良、好奇、願意幫助別人。
Daniela還分享稱，她自己經常被CEO們問，我女兒在史丹佛讀大二，她本來要讀電腦，還應該讀嗎？
她的回答是，軟體開發者仍然會存在，但不會寫那麼多程式碼。
因為開發者工作中與產品經理溝通、與客戶協作的部分會擴大，而可以被AI更容易完成的部分會收縮。
一起創業前，先去度個假並共享一個房間
關於如何挑選合夥人，Daniela 給出了一個極具煙火氣的建議，“在一起創業前，先去度個假並共享一個房間”。
她說，如果度完假你還想和對方待在一起，那才是對的關係。
這與阿里巴巴董事長蔡崇信的標準有點不謀而合，他認為應該找下班後可以一起去“喝一杯”的人為合夥人。
2020 年底，Daniela 與哥哥 Dario 帶著五位核心成員離開 OpenAI 創辦 Anthropic，這被外人常解讀為“叛逃”。
對這段經歷，她定義為“跑向（Run towards）”，跑向一個從基因裡就重視安全與責任的組織願景。
據她介紹， Anthropic 的七位聯創之間擁有深厚的信任網路：她是 Dario 的親妹妹，兩人吵了 40 年架，這種隨時可以揭掉面具、說出最難聽真話的坦誠，是公司在動盪的 AI 浪潮中不翻船的定海神針。
她還提出了個反證方式，“房間作畫”實驗。
如果聯創分別在兩個房間畫出公司願景，一個是獨角獸，一個是鴨嘴獸，那這種“對齊”的缺失將是毀滅性的。
AI 對工作更多是補充而非替代
Daniela介紹稱， Anthropic經濟指顯示，當前AI在工作中主要扮演“complementary skills”角色，也就是幫助人把工作做得更好，而非直接取代。
完全被替代的案例極少，主要集中在客戶服務領域。
她在台上開了個玩笑：如果你要給Comcast發郵件，大概永遠不會是真人回覆了。不過五年前可能也已經不是了。
截至今年 3月，已有49%的職業至少有 1/4的任務在使用Claude完成，且高經驗使用者不僅嘗試更高價值的任務，成功率也明顯更高。
但目前大規模替代尚未發生。
她認為，就業替代還只是表層。更根本的問題是，當AI能完成大量日常生產性工作後，工作、意義和社交生活三者之間的關係，需要被重新理解。
“這三樣東西在過去幾十年裡是捆綁在一起的，未來它們可能會鬆綁”。但Daniela也沒有給出答案，但認為社會需要開始練習適應這種變化。
學習還是作弊？ AI 在讓人放棄思考
演講中最令人警醒的部分，源於一項覆蓋 8 萬名使用者的調研。
Daniela 發現了一個悖論：人們最依賴 AI 的地方，往往也是他們最害怕的地方。
調研揭示了一種尚未被命名、卻普遍存在的焦慮：“大腦不需要啟動了。”
這種感受不同於刷短影片的被動消耗，而是一種主動的退化——因為 AI 太方便，人類開始選擇放棄尋找自己的想法。
Daniela 坦率地承認，“Claude 也會出錯，但人們開始習慣直接相信它。”
為此，Anthropic 堅持開發“蘇格拉底式提問”的學習模式，試圖啟動而非關閉使用者的大腦。
一個尖銳的對比是，把作業丟給ChatGPT讓它直接回答，那個行為有一個現成的詞，叫作弊。
而用Claude的學習模式，是像擁有一位瞭解你、理解你為什麼選這門課的私人導師。
前者關閉大腦，後者啟動大腦。
她認為，AI 時代，“作弊”與“學習”僅有一線之隔，值得注意。
“床邊態度”
當 AI 在診斷、程式設計、管理輔導上全面超越人類時，什麼才是人類不可替代的？
Daniela 給出了一個極其溫暖的答案：“床邊態度（Bedside Manner）”。
她用醫生的職業做類比：未來 AI 的診斷能力必然優於人類，但它給不了患者那份“被醫生關懷”帶來的臨床奇蹟。
有醫學文獻表明，與醫生關係好的患者，臨床結果確實優於與醫生關係不好的患者。這很難解釋，但可能的原因是，醫生更努力去理解患者的狀況，也許會多做一些出乎意料的檢查。
這種理解感受、讓人感覺好一些的能力，在 AI 接管智力活後，價值將提升 5 倍。
即便是在管理崗位，她也發現 Claude 能通過分析往年的績效評審，敏銳地指出她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管理盲點，甚至建議她“你需要找個教練”。
她還舉了個更容易理解的例子。
她有兩個孩子（將近5歲和將近1歲）。她說Claude幫她做過的最好的事情是，指導她度過了孩子的如廁訓練：有同理心、可操作、甚至還有圖示。
每次用Google搜尋"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問題"，答案永遠是"是"；而Claude更平衡、更互動，對不堪重負的父母來說價值巨大。
她說，在她自己的經歷中，Claude在複雜病例上給出正確答案的次數，比她的醫生還多。
但即便如此，她也絕不會不經過持證醫生就採取行動。
做好人做好事就能做好生意
面對 2026 年的 AI 泡沫論與資本支出的風險，Daniela 用一個詞形容這種身處風暴中心的感受：Harrowing（膽顫心驚）。
在巨大的不確定性面前，她給下一代創業者留下了兩條建議。
第一，做你真正在意的事情。
她說這聽起來老套到差點不想說出口，但這條建議在事情不順利、不好玩、很痛苦的時候，才顯示出真正的價值。
“你必須能回到原點，回憶起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第二，做生意和做好事不矛盾。
她認為這是過去五到十年才真正出現的新觀念。“只有那些冷酷的、讓人不舒服的人才能做成生意”這種想法，她認為不成立。
“做好事的願望和做好生意之間有明顯的正相關。”她說。 (創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