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送的這篇文章，是我近期參與相關學術會議、應邀為多家刊物撰文後，針對本輪美以伊衝突帶來的深遠影響與核心啟示，梳理總結形成的深度思考。在我看來，2026年的這場美以伊衝突，已然成為20世紀冷戰結束以來，對全球能源體系與供應鏈體系衝擊最深刻、最關鍵的一次壓力測試。
過去三十餘年，全球化體系的平穩運轉，始終建立在一個核心假設之上：全球能源可自由跨境流動，海上關鍵航運通道持續開放暢通，全球供應鏈以效率為核心原則持續迭代運轉。但隨著本次衝突發酵，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荷姆茲海峽陷入地緣危機，過往固化的全球化認知被徹底打破。人們由此深刻意識到，決定一國經濟安全的核心，或許早已不再是單純的資源儲量，而是資源能否實現安全、穩定、可持續的跨境流動。
基於這一視角不難發現，本輪美以伊衝突的影響，早已突破中東區域範疇，具備全球性、結構性的重塑意義。它不僅徹底扭轉了海灣國家對區域安全、經濟發展、戰略自主的固有認知，更正在重構全球資本、能源、供應鏈的底層運行邏輯。當前，海灣交通物流體系加速重構，中東區域經濟權力迎來重新分配，國際貿易發展邏輯從傳統的效率優先，全面轉向安全與韌性優先，這也讓中海合作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同時面臨諸多全新挑戰。正因如此，本文原本擬定的副標題為“從霍爾木茲危機看戰略咽喉、供應鏈重構與中海合作新機遇”。
在衝突爆發百日的關鍵時間節點，我撰寫此文，並未侷限於復盤這場地區衝突的戰術勝負，也未單純梳理百日以來的事件細節。百日只是行文的時間切入點，體系重構、規則重塑才是本次危機的核心議題。為此，我嘗試跳出傳統海灣、中東區域研究的侷限，系統梳理這場衝突所揭示的、未來全球地緣競爭與經濟博弈的全新規則：資源的戰略價值依舊舉足輕重，但與資源本身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關鍵的，是對資源流動路徑的控制權，以及在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主動建構國家發展戰略韌性的核心能力。
本輪衝突引發的霍爾木茲危機，精準暴露了當前全球化體系最大的結構性脆弱性——全球產業鏈、能源通道過度依賴單一運行路徑。針對這一核心風險，中國可從兩大維度主動破局、築牢安全螢幕障：一是完善人民幣跨境融資網路，補齊對外合作短板，系統性提升跨境合作的金融韌性；二是深耕共建“一帶一路”，搭建多元化戰略冗餘通道網路，全面強化中國對外經貿合作的通道韌性。
距離2月底爆發的本輪美以伊衝突已近百日。
過去三個多月時間裡，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大多集中在軍事行動、油價波動以及地區安全域勢上。但如果把觀察周期拉長，這場衝突最重要的影響或許並不在戰場，而在於它重新定義了我們對於全球化、供應鏈和戰略安全的理解。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將石油儲量、礦產資源或金融資本視為最重要的戰略資產。然而這場危機表明，在高度互聯的全球化時代，決定國家競爭力的已經不僅是資源本身，而是資源、能源、資料和產業鏈的流動能力。
資源可以埋藏在地下，但只有流動起來才能創造價值。能源可以完成生產，但只有安全送達市場才能形成收益。資料、晶片和商品同樣如此。
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的大國博弈與競爭不再停留於圍繞資源擁有量而展開，而是將圍繞資源流動控制權展開。誰掌握關鍵通道，誰就掌握全球經濟運行的重要閥門；誰擁有替代路徑，誰就擁有更強的戰略韌性。
而霍爾木茲危機，則成為這一歷史性轉變最清晰的一次展示。
“戰略咽喉”正在成為新的競爭焦點
過去提到戰略咽喉，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荷姆茲海峽、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等傳統航運通道。
這些海峽和運河的重要性並沒有下降，但戰略咽喉的內涵已經發生變化。
今天全球流動的不只是石油、天然氣、礦產和各種貨物，還有晶片、資料以及產業鏈。因此，能源管道、鐵路走廊、關鍵港口、海底光纜登陸點乃至資料交換中心，都開始具有戰略咽喉屬性。
霍爾木茲輸送的是能源；馬六甲連接著東亞製造業體系；蘇伊士維繫歐亞貿易主幹線；台灣海峽承載著全球最重要的半導體供應鏈運輸網路；全球海底光纜則承擔著絕大部分國際資料流量。
換句話說，未來的戰略咽喉已經不只是“油路”，同時也是“鏈路”“數路”和“芯路”。
從控制結構看，當前全球戰略咽喉大體形成三層格局：
- 第一層是美國主導的全球海上安全體系，擁有最強的遠洋投送能力和航道控制能力；
第二層是地圖上佔據著“金角銀邊”的沿岸國家，掌握地理主權和局部封鎖能力；第三層則是通過港口、鐵路、能源基礎設施和投資網路不斷擴大影響力的新興力量。
此次霍爾木茲危機最重要的啟示之一便在於，控制權並不等於主權，通行權也不等於安全權。
過去幾十年，國際社會普遍默認荷姆茲海峽將保持自由開放狀態。但此次衝突證明，即使海峽沒有被完全關閉，只要安全風險持續存在，商業意義上的暢通便已經遭到破壞。
霍爾木茲危機改變了海灣國家的認知
此次危機最大的誤解，是許多人簡單地將霍爾木茲理解為“開”或者“關”。
事實上，它既沒有完全關閉，也遠未恢復正常。
更準確地說，它已經從一個自由通行的國際航道，逐漸演變為具有明顯地緣政治屬性的過濾器。
危機爆發前，霍爾木茲每天平均通行船舶超過130艘。衝突最緊張階段，部分時段24小時內通過海峽的船舶數量驟降至個位數，甚至接近歸零。雖然後續仍有部分中立國家船隻通過，也存在臨時調整後的航線安排，但對於大多數商業營運商而言，只要戰爭風險保險持續高企、市場預期沒有恢復，這條海峽在商業層面便難以發揮原有作用。
這種變化帶來的影響遠超航運本身。
保險費用大幅上漲，運輸周期被迫拉長，港口擁堵不斷加劇。更重要的是，航道通行開始帶有越來越明顯的政治色彩。
過去，企業主要考慮運輸成本和時間成本；未來，越來越多的政治成本需要納入企業的考量。
誰能夠優先通行，誰面臨更高風險，都可能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一部分。
這意味著霍爾木茲正在從全球公共通道逐步演變為一種能夠產生“地緣政治租金”的戰略資源。
與此同時，海灣國家過去長期依賴的三項基本假設也遭遇衝擊。第一，荷姆茲海峽始終暢通；第二，美國能夠提供充分安全保障；第三，石油出口體系在危機中依然穩定。此次衝突幾乎同時動搖了這三個前提。
對於海灣國家而言，這不僅是一場地區衝突，更是一場關於未來發展模式的壓力測試。
從霍爾木茲到紅海：海灣交通體系開始重構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個過去更多停留在理論層面的議題迅速成為現實問題：如何降低對荷姆茲海峽的依賴。
過去幾十年，海灣地區交通體系高度圍繞霍爾木茲運轉。而現在，各國正在加快建設替代路徑。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曼的重要性明顯提升。
杜庫姆（Duqm）、蘇哈爾（Sohar）和薩拉拉（Salalah）等港口直面阿拉伯海，天然具備繞開荷姆茲海峽的優勢。經由這些港口出海的能源和貨物，無需經過波斯灣出口便可直接進入印度洋航線。
更重要的是，這種模式並不完全依賴大規模新建基礎設施。
通過短距離陸路運輸與海運結合，部分貨物流和能源流已經能夠實現轉移。過去由於成本較高，這類路徑競爭力有限；但在風險持續上升的環境下，安全本身開始成為新的價值來源。
如果說阿曼提供的是繞行能力，那麼沙烏地阿拉伯提供的則是重構能力。
憑藉東西輸油管道和紅海沿岸港口體系，沙烏地阿拉伯成為目前海灣地區唯一具備大規模繞開霍爾木茲出口能源能力的國家。
延布港的重要性迅速上升，紅海方向的戰略價值被重新發現。
衝突期間，沙烏地阿拉伯、阿聯和阿曼相繼啟動替代物流走廊。阿聯啟用富查伊拉和豪爾費坎港口，阿曼強化蘇哈爾和杜庫姆港功能，沙烏地阿拉伯則依託紅海港口和陸路運輸體系分流貨物流量。
雖然這些替代方案普遍存在成本上升、運輸時間延長等問題，但卻提供了過去所缺乏的安全冗餘。這恰恰也是未來全球供應鏈演變的重要方向。
過去追求唯一最優路徑，未來則需要同時擁有多個可選路徑。
海灣內部的經濟權力正在重新分配
交通體系重構進一步推動了海灣內部經濟格局調整。
過去二十年，阿聯特別是杜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穩定溢價”基礎之上。全球資本相信這裡安全、開放和中立，因此願意將其作為進入中東、非洲和南亞市場的重要門戶。
但本輪衝突正在迫使所有人、所有企業重新評估上述邏輯。當地緣風險上升之後，樞紐優勢本身也可能轉化為風險暴露點。
衝突期間，杜拜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和物流體系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替代港口迅速達到處理能力上限，大量貨物積壓，部分國際資本開始重新評估區域風險。
與此同時，沙烏地阿拉伯則獲得新的戰略優勢。
紅海出口體系的重要性提升，使利雅德在區域物流和能源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強化。油價上漲和運輸溢價擴大，也在短期內為沙烏地阿拉伯帶來了可觀的財政增收。由於擁有相對完善的替代出口通道，沙烏地阿拉伯受到霍爾木茲風險的直接衝擊小於多數海灣鄰國，在資本流向、區域物流佈局以及能源定價話語權方面都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戰爭紅利。
不過，我們也需要清醒地看到，這種紅利更多屬於階段性收益。從中長期看，沙烏地阿拉伯同樣面臨不容忽視的隱憂。
首先，紅海航線的重要性上升，也意味著沙烏地阿拉伯經濟安全越來越受到紅海局勢影響。葉門方向的安全風險、曼德海峽的不確定性以及紅海航運安全問題，都可能成為新的制約因素。其次，高油價帶來的財政寬鬆容易減弱經濟改革壓力，而“2030願景”所依賴的產業多元化、製造業發展和外資持續流入，仍需要穩定的地區環境作為支撐。再次，區域資本和企業雖然可能向沙烏地阿拉伯集中，但如果地緣衝突長期化，整個海灣地區的風險溢價上升，最終也會抬高沙烏地阿拉伯的融資成本和發展成本。
前面，我們還提到了阿曼憑藉獨特地理位置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但從阿曼本身來看，無論是硬體還是軟體似乎並未做好迎接這“潑天富貴”的準備，能否將短期利多轉化為中長期增長動能，仍有待觀察。
這種變化並不意味著阿聯會迅速衰落，也不意味著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海灣國家會立即全面取代其區域樞紐地位。但可以確定的是，一場圍繞交通體系、安全體系和資本流向展開的權力再分配已經開始。
歷史經驗表明，一旦資本、航線和供應鏈完成重新佈局，它們往往不會完全回到原來的狀態。
事實上，本輪衝突正在推動海灣地區出現二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一輪經濟權力再分配。過去二十餘年，阿聯憑藉港口、物流、金融和轉口貿易體系，承擔著區域資源配置中心的角色。但霍爾木茲危機暴露出高度依賴全球流動性的模式同樣具有脆弱性。當資本開始重新評估地緣風險，當能源和物流網路開始尋找替代路徑，海灣地區的增長重心正在逐步向擁有更大地理縱深、更強工業基礎和更完整戰略冗餘的國家轉移。未來十年，海灣競爭的核心可能不再是誰更開放，而是誰更具韌性。
這也是本輪衝突可能留下的最深遠遺產之一。
全球化正在從“效率時代”走向“韌性時代”
從更宏觀視角看，本輪衝突最大的影響並不侷限於中東地區，而是更多體現在它對全球供應鏈運行邏輯的影響和改變。
過去三十年，我們所熟知的那個“全球化”追求的是效率最大化——最低成本、最短路徑、最少庫存和最高周轉率構成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
霍爾木茲危機則向全世界證明，在高地緣政治風險時代，效率不再是唯一目標。韌性開始變得同樣重要。
所謂韌性，並不是放棄效率，而是在效率與安全之間重新尋找平衡。
企業不能只依賴一個供應商、一條航線、一個港口或者一個庫存中心，而需要建立更多冗餘空間。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航運公司開始選擇繞行路線，雖然航程增加十餘天，運輸成本明顯提高，但風險更低。同時，大量企業重新審視庫存管理模式，過去盛行的“零庫存”理念正在被“安全庫存”理念所修正。
能源貿易也出現類似變化。
歐洲在俄烏衝突後重構天然氣供應體系；亞洲則因霍爾木茲危機加速推進能源來源多元化和能源轉型。
原因無他，就是買家未來選擇供應商時，不僅要考慮價格，還要考慮政治可靠性、運輸安全性和制裁風險。地緣風險溢價正在成為新的市場變數。
很明顯地，這一趨勢已經直接影響到了中國與海灣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
今年以來，霍爾木茲風險上升導致運輸成本明顯增加。部分面向中東市場的中國出口企業訂單下滑，跨境電商和傳統外貿均面臨新的挑戰。義烏部分以中東市場為主的商戶營業額大幅下降，部分企業甚至面臨運費接近貨值本身的局面。
中國海關的統計資料更為直觀地反映出了這一趨勢變化，今年1-2月還處於上升通道的中國-沙烏地阿拉伯、中國-阿聯雙邊貿易額，在進入3月後急轉直下、由漲轉跌。
從某種意義上說，霍爾木茲危機改變的不是一條航線，而更有可能是全球貿易的底層邏輯。
中海合作面臨挑戰，也迎來升級契機
短期來看，這場衝突對中海經貿合作造成了現實衝擊。物流成本上升、運輸時間延長以及市場不確定性增加，均對雙邊貿易產生影響。
但如果將視野放得更長，中海合作的空間或有可能迎來新的升級周期。原因在於，海灣國家正在經歷安全體系重構、交通體系重構和經濟轉型三重調整。
這些變化將催生出新的合作需求。
未來，中海之間的合作重點不會侷限於傳統油氣貿易，而將更多轉向產業投資、數字經濟、人工智慧、先進製造業、物流基礎設施以及金融合作。
這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海灣國家未來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其所處安全環境的變化，也來自其經濟轉型與基礎設施修復和升級帶來的資金需求。過去國際社會往往將海灣國家視為資金充裕的資本輸出方，但隨著產業多元化戰略持續推進、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展開，以及衝突帶來的額外財政壓力，部分海灣國家已經開始出現新的、難以自給自足的融資需求。
這其實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新的突破方向。過去我們討論人民幣國際化時，會習慣性地更多關注貿易結算規模增長，但從國際貨幣發展經驗來看，僅依靠貿易支付往往難以形成穩定貨幣需求。真正具有黏性的國際貨幣，往往深度嵌入融資體系和投資體系之中。
與一次性貿易結算相比，人民幣貸款具有更強的持續性特徵。貸款發放之後，不僅會帶動裝置採購、工程建設和營運管理過程中的人民幣使用，還會在後續償還過程中形成長期貨幣需求，進而建構覆蓋融資、投資、建設和營運的完整人民幣循環體系。
如果未來能夠圍繞基礎設施、產業園區、數字經濟和能源轉型項目建立面向海灣國家的人民幣融資合作機制，並設計出針對海灣國家特點的融資產品（利率調低一點、國別限額抬高一點），那麼中海合作的內涵將不再侷限於能源貿易，而有望逐步延伸至金融合作層面。這不僅能夠為海灣國家轉型發展提供資金支援，也可能成為人民幣國際化從貿易驅動走向金融驅動的重要實踐場景。
中國需要重新理解中東，也需要重新理解全球化
衝突百日之後，一個值得重視的啟示正在逐漸清晰：中國需要重新理解中東，也需要重新理解海灣國家。
長期以來，國內政商學界對於中東地區複雜性、多元性的認識主要集中在民族、宗教、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產業結構等維度。這樣的理解並非錯誤，但在新的地區格局下已經不足以解釋這個地區正在發生的深刻演變。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政策討論，都習慣於將海灣國家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視為一個相對統一的整體。在經濟層面，我們關注產油國與非產油國差異；在社會層面，人們關注遜尼派與什葉派關係；在發展層面，則關注資源型經濟與轉型經濟之間的區別。
然而，本輪衝突暴露出的一個重要現實是，決定未來地區格局演變的關鍵因素，正在從傳統身份認同轉向戰略利益重組。
換句話說，中東地區正在經歷一輪以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為主導的重新組合。
從目前趨勢看，地區內部已經出現新的利益類股雛形。一方面，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之間圍繞安全、產業和交通體系形成越來越多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以色列、阿聯和印度之間則正在形成另一種以科技、資本和地緣戰略協作為基礎的合作網路，其背後又與美國推動的I2U2機制等框架存在密切聯絡。
這種變化意味著，中東國家之間的關係正在越來越多地受到現實利益驅動，而不再完全遵循傳統陣營劃分。未來甚至不排除伊朗在部分議題上與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等國形成新的利益交集。
對於中國而言，這種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阿拉伯之春”後，中國的對阿政策可簡單概括為“以海灣國家為支點經略中東”的總體思路，其中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構成了最重要的兩個戰略支點。這一佈局在過去十餘年間取得顯著成效，2022年中沙、中海、中阿三環峰會的舉辦，就是這一總體思路最直接最顯性的成果。但如今，地區格局變化正在對這一既有思路提出全新挑戰。
隨著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戰略分歧不斷擴大，兩國在能源政策、地區事務、產業競爭以及對外戰略選擇等方面出現越來越明顯的差異，海灣內部事實上已經進入新的調整周期。特別是阿聯近年來在安全和外交層面進一步向美國和以色列靠攏，其戰略取向與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阿拉伯國家正在出現越來越大的距離。
這意味著，中國未來處理中東事務時，需要逐步擺脫以單一地區概念觀察整個中東的思維慣性，而應更為注重不同國家的利益結構、戰略訴求和政策取向差異。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東並沒有變得更加複雜，而是過去被掩蓋在統一敘事之下的複雜性、多元性正在逐漸顯現。誰能夠更準確理解這種新的利益分化和戰略重組，誰就更有可能把握下一階段地區發展的方向。
除了對地區形勢的再認識以外，中國也需要重新理解本輪衝突後的全球化。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全球化並沒有終結，但全球化運行邏輯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過去競爭的是資源擁有量，未來競爭的是資源流動能力；過去強調效率優先，未來則需要效率與韌性並重。
對於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能源進口國而言，真正的能源安全不僅是買得到能源，更要能夠運得回來；真正的供應鏈安全不僅是擁有貨源，更要擁有可靠通道。
因此，中國需要進一步完善來源多元化、路徑多元化、戰略儲備和金融定價能力建設，建構與自身全球貿易地位相匹配的安全體系。
與此同時，共建“一帶一路”的推進也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過去十餘年，中國海外基礎設施合作更多強調互聯互通和經濟效益，而霍爾木茲危機則提醒人們，未來同樣需要重視網路韌性和戰略冗餘。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評價基礎設施項目時，往往主要依據利用率、投資回報率和商業收益等指標。但從戰略安全形度看，一些在和平時期利用率並不突出的項目，在危機時期卻可能發揮關鍵作用。
例如，當主要航運通道受阻時，替代港口、備用物流節點和跨區域運輸網路的重要性會迅速上升。它們存在的價值並不完全體現在日常營運資料中，而體現在極端情況下提供的轉換能力和緩衝空間。
從這個角度看，共建“一帶一路”在未來需要從單純追求連接性逐步轉向連接性與韌性並重。無論是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阿曼的杜庫姆港、吉布提的保障基地，還是地中海沿岸、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港口節點，其意義都不僅是貿易中轉平台，更是中國建構以我為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未來國際競爭越來越體現為網路與網路之間的競爭。誰擁有更加多元的運輸路徑、更豐富的物流節點以及更強的應急轉換能力，誰就能夠在不確定性上升的國際環境中保持更大的戰略主動權。從這一意義上說，共建“一帶一路”不再是一項發展倡議，而是將逐步演變為中國參與塑造全球供應鏈韌性的重要載體。
衝突百日之後，海灣地區的變化遠未結束。
霍爾木茲危機所揭示的，不只是一個海峽的脆弱性，而是整個全球化體系正在經歷的一場深層調整。
回顧過去三十年，全球化塑造了一個以效率為核心的世界；而霍爾木茲危機正在提醒人們，一個以韌性為核心的新階段已經到來。
未來國際競爭的關鍵，不僅是誰擁有更多資源，也不僅是誰擁有更大市場，而是誰能夠在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的時代，維持資源、資本、資料和產業鏈的持續流動。
海灣地區正在成為這一轉變最早發生、也最集中體現的試驗場，而其產生的影響，遠不會止步於中東。 (海灣譯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