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悄然收割：美國是如何一步步瓦解歐洲反病毒產業的？

本文基於大量反病毒產業的歷史事件和資本併購背後的資訊挖掘，揭示了過去三十年美國產業寡頭與資本併吞、瓦解歐洲反病毒產業的歷程，以及美國情報機構在其中的隱匿暗線。本文採取了客觀引述、謹慎推理的基調，由於時間跨度較大，檢索到的部分資訊資料之間存在內容差異，但這些差異並不影響整體敘事。

引子：歐洲覺醒中的安全能力缺失

7月13日，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挪威、西班牙、瑞典、烏克蘭和英國領導人在舉行“志願聯盟”峰會期間簽署聯合聲明，宣佈組建一個“純防禦性質的反彈道導彈聯盟”，通過加快建設共享導彈防禦能力，彌補歐洲防務體系的關鍵短板。而這一短板的形成，來自於歐洲長期以來在核心防務領域對美國的深度依賴。就在西方媒體依然竭力把此事件基調定性為“俄羅斯是敵人”的時候，明眼人在其中讀到的潛台詞卻是“美國靠不住”。8月3日，反導聯盟宣佈完成了全域雷達資料互通測試，打通歐洲防空雷達網路，統一歐洲自研開放架構。歐洲方面宣稱，整套預警、跟蹤、攔截調度可獨立運行，無需美軍宙斯盾前沿預警節點支撐。

發端了工業革命，有著非常強的自主工業體系的歐洲，由於長期採購美國先進武器系統（如F-35、愛國者導彈），其防空反導、高端戰機、戰略預警等核心軍事裝備與情報體系均已對美國產生了全面依賴。7月初北約安卡拉峰會期間，美國、德國、波蘭、荷蘭、瑞典達成協議，在歐洲設立美國PAC-3愛國者導彈維修中心。在此之前歐洲所有愛國者攔截彈損壞後，必須運回美國本土維修；丹麥、德國、挪威、波蘭等13個歐洲國家採購美國F-35隱身戰機。歐洲飛行員駕駛F-35執行任務時，飛行計畫、機載軟體更新、零部件調度全部接入美國資料中心，美國掌握後台權限。

歐洲的國土防禦不僅自主權受限，還時常因美國的戰略搖擺、軍工壟斷與利益干預陷入安全被動。這次成立的新聯盟是在“志願聯盟”機制下建立，繞開了北約的統一決策流程，且‌美國未參與‌此次聯合聲明的簽署，或許說明歐洲正在逐漸認清，完全依賴美國這個盟友來保障自身安全並不可靠，所以才在防務協作上嘗試更獨立的路徑。8月2日，作為十國反導聯盟的產業支撐，歐洲軍工聯合體敲定了量產推進協議，打造歐洲首款完全自主大氣層外反導攔截彈，拋開這款武器還在PPT上不談，目前歐洲的中段反導依然高度依賴美製愛國者。

歐洲的安全困境不僅體現在傳統國土防禦領域，更在於網路資訊領域。現代防務高度依託網路資訊技術，而歐洲國防網路基礎設施、雲端服務、通訊系統大多採用美國技術與平台。依託相關法案與技術壟斷優勢，美國可隨時調取歐洲防務資料、監聽軍政通訊、干預網路指揮體系，但歐洲早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網路安全的產業支撐力量。而作為支撐網路空間安全的產業基石，歐洲的網路安全產業體系也早已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被美國資本和產業逐步蠶食瓦解而衰落缺失。

2025年11月，著名智庫德國國際政治與安全事務研究所（SWP）發表評論文章《歐洲的網路安全依賴美國 歐洲能並且必需做更多》（Europe's Cybersecurity Depends o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Can and Must Do More）指出，歐洲網路安全生態系統完全依賴於美國，包括美國博通、Cloudflare、IBM和微軟等供應商。1這種依賴可能導致歐洲在網路安全領域的行動能力受限。一旦美國政府終止支援、改變政策優先事項，或在衝突中將這種依賴“武器化”，歐洲可能面臨嚴重風險。在該報告中，排在需要“去美依賴”首位的居然是防毒軟體，這是最為大眾所熟悉的安全產品，隨著個人電腦的廣泛使用，電腦病毒如影隨形，並逐步成為電腦犯罪的作案工具、資訊戰的攻擊武器。攻擊者依託電腦病毒實施入侵、控制、竊取、破壞。可以說病毒的檢測能力就是網路空間安全的“敵我識別”能力。

歐洲防毒軟體依賴美國？這顯然與常人的認知不符，即使經驗的豐富的老IT人也往往認為即使把被美國制裁的卡巴斯基排除在外，歐洲的反病毒企業也群星璀璨。但事實上是，美國依靠市場、金融資本的手段組合，疊加情報機構的隱匿行動，佈局了一張大網，歐洲網路防禦的“守護衛士”們，已基本蕩然無存。

故事要追溯到反病毒技術的起點：

一、歐美並立——反病毒產業的初代格局

上世紀80年代，隨著個人電腦革命爆發，全球企業、家庭及個人擁有的電腦迅速普及，軟碟的程序與資料交換，也讓一台台電腦不是孤島，這為電腦病毒的興起提供了天然土壤。一些需要自我心理滿足的技術愛好者，編寫了能夠感染可執行程序或者引導磁區的感染式病毒，伴隨著軟碟四處傳播，發作時或者螢幕出現各種編寫者設計的惡作劇資訊，甚至癱瘓系統、損毀資料。八十年末到九十年代初期，病毒數量從最初的幾種增長到幾千種，逐步演化出自我加密、多型、變形等複雜的對抗技術，大量使用者受到影響，成為個人電腦時代最主要的安全威脅。

於是，對抗電腦病毒的反病毒產業開始萌發並初步形成歐美雙線發展的格局：歐洲企業以技術研究見長，先後出現了英國守護使（Sophos）、所羅門（Solomon）、卡巴斯基（Kaspersky）等以檢測能力為核心的代表；美國企業依託資本環境和市場規模，賽門鐵克、邁克菲（McAfee）等公司全面推進反病毒軟體的大規模普及與商業落地。

率先站上反病毒軟體市場風口的是兩家美國公司。創立於1982年的美國賽門鐵克公司起初業務不涉及資訊安全領域，但確定了併購擴張的路線，並於1989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同期推出Mac殺毒工具SAM（Symantec Antivirus for Mac），正式踏入殺毒領域。次年，其成功收購美國公司Peter Norton Computing Inc.後，快速推動了系統工具和殺毒軟品整合，並於1991年推出諾頓反病毒（Norton Anti-Virus）品牌產品，憑藉與電腦硬體廠商的預裝合作，快速滲透消費級市場，1992年全球累計使用者突破500萬，首次實現大規模商業化，成為全球防毒軟體知名品牌；另一家美國公司是1987年創立的邁克菲，初期通過免費提供個人版反病毒軟體的經典“引流”打法，使其產品迅速佔據了大量使用者電腦，為企業級付費市場鋪平了道路。1990 年代初期，邁克菲反病毒產品的全球市場佔有率達到20%至30%。這兩家美國公司憑藉先發優勢迅速確立行業主導地位，搶佔全球市場。

相較美國的雙雄並立，歐洲則是遍地開花。1985年，英國守護使開始反病毒業務，後通過收購匈牙利VIRUSBuster等逐步擴大歐洲市場份額；同年，NOD首款產品發佈，創始人於1992年正式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立ESET公司。1988年，艾倫·所羅門（Alan Solomon）在英國成立所羅門公司，推出初代反病毒工具包（Dr. Solomon's Anti-Virus Toolkit），1991年產品正式商業化，成為同期歐洲最大反病毒企業。

在1985年至1991年間，德國小紅傘（Avira）和G Data、西班牙貓熊安全（Panda Security/Panda Software）、捷克AVG和Avast、芬蘭F-Secure相繼成立。

盛產數學家和極客的俄羅斯也自然不會在這場競賽中缺席。1991年，蘇聯國防部軍工研究所密碼研究員尤金·卡巴斯基（Eugene Kaspersky）帶領團隊研發AVP反病毒程序，以其數學底蘊、和密碼破譯的思維，將病毒特徵轉化為資料結構抽象，打造了那個時代全球公認最強的殺毒引擎，並1997年正式成立反病毒公司卡巴斯基，後續成為全球頂級防毒軟體品牌。卡巴斯基與所羅門的創始人艾倫·所羅門、邁克菲創始人約翰·邁克菲（John McAfee）等行業先驅通過VIRUS-L郵件列表，共同探討新病毒檢測與清除技術，推動行業技術共享，也讓那個時代的反病毒技術業界不只是商業競爭，也形成了共同對抗病毒這個敵人的技術文化。

另一家著名的俄羅斯反病毒公司被中國使用者俗稱“大蜘蛛”。1992年，俄羅斯伊戈爾·達尼洛夫（Igor Daniloff）團隊開始研發Dr.Web反病毒軟體，並啟動產品商業化佈局，後於2003年正式成立公司。

反病毒產業東歐力量也不只有俄羅斯聲音，1992年捷克AVG公司走出軟體分銷定位，正式發佈AVG Anti-Virus 1.0。1996年，在羅馬尼亞成立的位元梵德（Bitdefender），憑藉主打引擎授權這一極有特色的商業模式逐步成為全球產業鏈的重要環節。

表1 歐美並立時期的歐洲主要反病毒廠商列表

二、併購所羅門——初代寡頭企業誕生

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DOS字元型作業系統逐步演進升級至Windows圖形作業系統，主導的可執行檔案格式也轉化為PE格式，安全機制也有所強化。但CIH病毒的出現打破了使用者對Windows系統的安全期待，這是全球首例大規模擴散和流行的可直接破壞電腦硬體的惡意程序；該病毒由台灣陳盈豪（病毒名稱CIH為代表其名字的三個字母縮寫）編寫，1998年首次出現，病毒發作後，不僅清除硬碟主開機記錄、分區表、銷毀磁碟資料，還可直接改寫對應宿主主機的主機板BIOS韌體，從而造成系統徹底無法啟動。由於該病毒的主要變種發作時間是4月26日，美國殺毒廠商別有深意的將病毒命名為“車諾比”，但實際上這一天是陳盈豪的生日，據說其編寫這一病毒的動力是對美國殺毒廠商趨勢的炒作宣傳不滿。而軼聞背後，是這一時間驗證了電腦病毒的“武器化”特性。就在這個時點，1998年6月，英國最具盛名的反病毒廠商所羅門公司被美國網路聯盟公司（NAI）以6.42億美元股票收購2。由此作為一個起點，美國產業和資本開始了一輪、又一輪向歐洲產業的衝擊波。

1997年一場由歐美兩家企業口水大戰引發的全球技術圈關注已經暗示了這場衝擊波必然到來。3爭端的雙方分別是美國的邁克菲與英國的所羅門，兩者風格截然不同。

邁克菲張揚、激進，擅長市場行銷與資本運作，具有典型美國公司擅長市場行銷的特點。公司早在90年代初，就憑藉其反病毒軟體“VirusScan”和捆綁銷售打下了全球市場的半壁江山，其紅色盾牌圖示已成為當時PC安全殺毒的標誌性象徵。

所羅門則低調、內斂，信奉技術至上，主打企業級端點防護，以歐洲為根基，在企業和高端使用者中口碑卓著。所羅門公司在反病毒引擎軟體結構上，率先引入了查毒緩衝區和偏移量等相關概念，有效地提升反病毒軟體的運行速度和檢測能力，其開發的反病毒軟體以嚴謹的演算法和出色的未知病毒檢測率而著稱。

邁克菲公司在各種PK測試中，頻繁敗給所羅門。此後，邁克菲公司宣佈他們的專家在所羅門公司出品的防毒軟體中發現，其病毒檢測軟體可以自動切換兩種模式：正常模式和高級模式。正常模式的速度很快，但是對於某些複雜的病毒可能無法檢測；高級模式的速度比較慢，但是高度敏感，檢出率就隨之增加更多。而當軟體發現自己貌似在檢測測試用的樣本庫時，會自動切換到高級模式，以便可以得到高檢出率的資料，而在檢測普通檔案的時候會切換到正常模式。這樣所羅門的軟體就會在大量病毒樣本的檢出率測試中檢出率很高，但在普通使用者機器上掃描速度又很快。隨後，所羅門也開始了反擊。

口水戰是市場競爭的反應。邁克菲深諳捆綁之道，其軟體被預裝在無數品牌機中，使用者一開機便躍然可見。所羅門則主攻企業級市場，通過嚴謹的測評資料和顧問式銷售，佔據部分市場份額。雙方連廣告語都針鋒相對：邁克菲自稱“最全面的保護”，所羅門便標榜“最精準的防禦”。隨後看不見的硝煙在各個戰場蔓延：管道商、媒體評測、行業會議…..

但作為科技公司，核心碰撞歸根結底還在技術層面。邁克菲具備快速響應的優勢，可依靠龐大的使用者網路，快速獲取病毒樣本並推送更新，卻因誤報率過高引發使用者不滿。所羅門堅持深度靜態分析與啟髮式掃描技術，使病毒作者修改繞過的所羅門防毒軟體的難度大大增加，展示了作者艾倫·所羅門的深厚的技術底蘊。邁克菲影射所羅門技術路線“華而不實”，無法應對海量威脅；所羅門則回擊邁克菲的產品“臃腫如象”，消耗系統資源，本身就如一種“軟體病毒”。雙方高管隔空喊話，技術團隊在安全論壇上互相拆台。顯然，所羅門的興起已經構成了對邁克菲獨霸全球市場幻想的威脅。

美系資本通過一次打造網安產業巨無霸的行動，終結了這場遭遇戰。1997年年底，邁克菲與網路通用公司（Network General）以換股方式合併（約13億美元），成立網路聯盟公司（NAI），並整合、併購PGP、Helix Software、Trusted Information Systems (TIS)等公司，業務覆蓋終端安全與網路管理兩大領域，建構起“全端防禦”產業生態。此時，對抗所羅門的邁克菲不只是一個防毒軟體公司，而是一個美系資本打造的第一個安全企業帝國。1998年6月9日，象牙塔中走出的所羅門被NAI以6.42億美元股票收購，交易在同年8月完成。收購完成後，邁克菲迅速整合技術，所羅門引以為傲的反病毒引擎部分技術被吸納，所羅門引擎的技術路線替換了邁克菲原有的引擎路線。歐洲的先進引擎技術終成美國公司的發動機。

此次收購的影響遠遠不只在一家公司層面，更是一場地緣經濟博弈，深層次地影響著歐洲市場。NAI收購所羅門後，通過價差覆蓋不同預算使用者，避免自身內部競爭並擴大歐洲市場佔有率。同時，聯合英國零售商、PC廠商預裝，配合短期折扣與捆綁銷售，放大價格戰效果。通過兩級收割，NAI快速滲透並鞏固歐洲份額，同時擠壓F Secure、G Data等歐洲本土廠商空間。一波操作之後，邁克菲在英國及西歐的個人使用者滲透率顯著提升，NAI成為歐洲反病毒市場份額領先者之一。

2000年後所羅門獨立品牌進一步弱化，其技術（如病毒特徵庫、清除引擎）已被整合至邁克菲產品線，價格分層策略隨之淡化。所羅門品牌被雪藏，原有團隊解散或重組。

2004年，NAI分拆非安全業務後，公司更名，邁克菲回歸，但所羅門早已不復存在。

邁克菲吞下所羅門是美國對全球網路安全生態掌控的開始。這場收購是一次赤裸裸的技術殖民——美國資本以市場為槍，以資本為彈，精準擊潰了歐洲網路安全領域龍頭堡壘。歐洲企業即便使用“本地化”產品，其底層引擎、更新伺服器、威脅情報網路，也大多依賴美國公司建構的閉環體系。邁克菲背後是美國《愛國者法案》的陰影——只要一紙傳票，所有使用者資料都可能被FBI調取。收購完成後，原所羅門資料處理中心將遷移至美國的弗吉尼亞。歐洲使用者未必知道自己的檢測日誌將會搬家，但留給他們未來能選擇的可信供應商將會越來越少。

三、買下守護使——美系資本再次行動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是全球資訊技術從桌面時代向網際網路時代跨越的關鍵時期，網際網路在全球縱深延伸。隨著資訊高速公路的鋪設，病毒的主流形態從本地感染的檔案型病毒逐漸轉向依託網路傳播的蠕蟲，快速蔓延傳播，升級為全球威脅：紅色程式碼（Worm.CodeRed）、口令蠕蟲（Worm.Dvldr）、震盪波、衝擊波先後大量傳播，Slamer蠕蟲更是半小時感染全球。這一階段，網路營運商通訊不時被蠕蟲掃描拖慢，郵件伺服器上堆積的大量都是郵件蠕蟲傳送來的感染郵件。電腦病毒具有“武器化”的潛質，被一次次事件強化，反病毒企業的價值也被進一步關注。

就在這一階段，伴隨著金融資本加速塑造美國網際網路和IT產業格局，美國金融資本與科技巨頭再次把目光瞄準了歐洲的企業。美系資本紛紛入場，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2002年美國私募股權公司TA Associates對英國網路安全公司守護使（Sophos）的收購案。

1985年，在學術氣息濃厚的英國牛津郡阿賓頓，揚·赫魯斯卡（Jan Hruska）和彼得·拉默（Peter Lammer）懷揣著對抗電腦病毒的理想，創立了守護使。最初的歲月是純粹的技術探索期：1988年，他們推出了基於總和檢查碼（Checksum）演算法的反病毒軟體；次年，更成熟的特徵碼反病毒軟體問世。到1996年，公司已憑藉其技術實力被評為“英國最佳中小企業”，並跨越大西洋，在美國波士頓設立了據點，顯露出國際化的早期野心。這一時期，守護使的基因裡刻著技術驅動與獨立發展的印記。

2002年，美國私募股權公司TA Associates以6000萬美元入股守護使。TA Associates 4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波士頓的全球性成長型私募股權公司，專注於科技、金融服務和醫療等領域。它在網路安全領域非常活躍，尤其專注投資和收購中型成長階段的網路安全公司。守護使2003年收購反垃圾郵件軟體公司ActiveState（從事反垃圾郵件軟體開發業務）；2007年收購網路存取控制軟體公司ENDFORCE；2008年以3.4億美元收購德國資料安全領導廠商Utimaco Safeware公司，憑藉其Safeguard企業終端加密產品線一舉進入磁碟加密領域。資本的力量將這家英國技術公司迅速推上了通過併購實現外延式增長的快車道，經過美國資本的入場，守護使不知不覺中完成首輪易幟。

2010年5月，守護使的控制權再次易手。歐洲最大的私募股權機構安佰深（Apax Partners）聯合Investcorp，以8.3億美元的估值將其收入囊中。Apax Partners是以1969年美國VC先驅Alan Patricof在紐約創立Patricof & Co.為業務起點，雖總部在倫敦，但資金來源、營運策略，尤其是投資決策，主要依託美系資本。交易完成後，Apax獲得約70%的控股權，創始人股份被進一步稀釋至約10%。在Apax這位新“舵手”的指揮下，二次轉手的守護使的收購步伐更快、戰略意圖更明確，開啟歐洲資本的整合與上市之路：

2011年收購德國UTM市場領導者Astaro（德國在網路安全裝置方面居歐洲市場佔有率第一的廠商，主打產品是UTM）；

2012年收購反病毒企業VirusBuster和移動管理方案商DIALOGS，推出了自己的郵件安全產品，該產品成為一款全球領先的產品；

2014年，接連收購印度網路安全提供商Cyberoam和雲安全初創公司Mojave Networks，打造了守護使下一代防火牆——XG系列防火牆產品；

2015年，公司收購了Reflexion和Surfright，繼續壯大了在郵件安全領域的實力；

2015年6月，在Apax的推動下，守護使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發行價225便士，市值約16億美元。

上市後，守護使並未停止收購：2016年，收購了PhishThreat和Barricade；2017年2月，以1.2億美元收購了機器學習領域公司Invincea，公司端點安全產品連續10餘年位居Gartner領導者象限；2019年，收購了雲安全初創公司Avid Secure、端點安全平台DarkBytes和MDR供應商Rook Security。

然而，公開市場的聚光燈並未讓守護使擺脫資本的引力。2019年6月，美國私募股權巨頭Thoma Bravo伸出了橄欖枝，Thoma Bravo是資訊安全投資領域的超級買家，先後收購了200多家軟體和技術公司。同年10月，Thoma Bravo宣佈以約39億美元的總價（較股價溢價37%）發起收購要約。這筆交易獲得了壓倒性的股東支援，以全現金完成私有化交易，公司從倫敦證券交易所退市，成為Thoma Bravo全資子公司。私有化後的守護使，在Thoma Bravo的資本支援下繼續擴張：2024年10月，以8.59億美元收購Secureworks；2025年又收購服務提供商TechMD以擴大市場覆蓋。

從1985年創立到2020年3月被資本再度私有化從倫敦證券交易所退市，守護使完整地走過了“技術創業→風險投資（VC）注入→私募股權（PE）收購→公開上市（IPO）→再度私有化退市”這一被資本控制的典型生命周期。

作為一個起源於歐洲、外部形象也是歐洲企業的公司，守護使卻享受著美國公司特權：被排除在美NSA“全球監聽計畫”之外（關於NSA實施全球監聽的“拱形”計畫，請看第五小節）。因此，守護使與美國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一直被懷疑。實際上，通過美系資本“左兜進右兜”的股權遊戲，守護使已然是一家被美國資本深度控制、以歐洲面孔示人的美國公司，這使得其在跨境產業整合中更加肆無忌憚，直至被最終私有化退市。其發展史，看似在資本助力下圍繞核心網路安全業務持續壯大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企業控制權的嬗變史。守護使從一家由英國技術創業者所開啟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公司變成美系資本併購的樞紐和牟利的工具。美系資本如同黑洞，以吞噬一切的姿態再次席捲歐洲，成為歐洲反病毒群星崩塌暗淡的奇點。

四、微軟入場——寡頭的鯨吞之路

在經歷了二十一世紀最初幾年的蠕蟲爆發洗禮後，隨著網際網路經濟的發展，電腦病毒的形態全面進入木馬時代。其更多的關鍵表現不再是自主擴散傳播，也不具備感染能力，而是攻擊者主動投放、靜默潛伏、遠控竊取。木馬背後的編寫動機，也不再是炫技和心理滿足，多數是犯罪團夥企圖獲取各種經濟利益和情報機構竊取情報資訊。由於形成了商業模式，木馬數量迅速爆發式增長，迄今變種已是千萬等級，遠遠多於傳統電腦病毒和蠕蟲。這些木馬的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包含遠控木馬、竊密木馬、轉帳木馬、破壞木馬等，有的也被攻擊者用於操控“肉雞”的殭屍網路。攻擊者實施攻擊的動力，從炫技和心理滿足轉向牟利驅動，攻擊開始呈現出體系化特點。編寫售賣木馬給攻擊者成為一種網路犯罪的上下游分工，網路黑市初具雛形。全面應對木馬的大爆發成為全球反病毒業界的共同挑戰。就在此時，一個巨頭進入了戰場。

2005年，作業系統廠商微軟決定升級安全策略，推出Windows Defender。此舉顛覆性地影響了反病毒技術和產業發展的格局。

在DOS時代，微軟出於其核心作業系統的相容性以及反壟斷顧慮，並沒有在反病毒軟體上下功夫。其作業系統的核心安全技術幾乎沒有反病毒技術的基因。微軟也曾做過短暫的嘗試，比如從美國Central Point Software取得授權，將其產品CPAV以MSAV之名捆綁進MS-DOS 6.0，以增強系統的基礎安全能力，更最終將Central Point Software收購。但此次嘗試並不成功，在AVP等優秀防毒軟體的優異檢測能力映襯下，MSAV因檢出率低、修復能力差，成為社區中的反面典型，微軟很快就放棄了MSAV這個殺毒產品。

2001年，微軟基於DEC的VMS架構，推出Windows XP作業系統，該系統是微軟歷史上生命周期最長、影響最為深遠的作業系統，也是微軟系統安全大演進的起始版本。2004年，XP市場份額已超過60%，成為全球當時主導的桌面作業系統，但面對同時出現的大量針對XP系統的安全問題，出於對作業系統本身安全和增強使用者信任等多方面考慮，微軟不得不再次下定決心解決自身產品的安全問題，並最終將其目光投向了歐洲。

2003年，微軟對羅馬尼亞反病毒公司GeCAD進行了併購。GeCAD旗下核心產品RAV AntiVirus為Windows平台提供殺毒解決方案，其客戶已經覆蓋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在反病毒領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被微軟收購後，GeCAD作為公司實體雖然存在，但是其反病毒引擎等核心技術和團隊全部劃入微軟旗下，因此自2003年，GeCAD公司不得不更名Axigen，並轉而開發協作平台等其他非防毒軟體產品，GeCAD公司作為防毒軟體的代表實際上從被微軟收購後就不復存在了。

2004年，微軟對Giant Software公司進行收購。當年微軟推出了XP系統重大的安全升級版本XP SP2。

2005年，微軟通過收購歐洲反病毒廠商獲得其反病毒引擎核心技術，並以AntiSpyware、Windows Defender等產品整合消化，逐漸建構起其完善的反病毒體系能力。微軟在作業系統底層預置Windows Defender免費防毒軟體。

2009年，微軟推出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MSE)安全軟體，後該軟體被全面整合到Windows Defender，到2019年，微軟將Windows Defender更名為如今的Microsoft Defender，直接以Defender品牌統冠名其安全業務，其戰略地位不言而喻。

表2 微軟通過收購全球網安企業、進入反病毒領域一覽表

寡頭微軟利用在作業系統的絕對力量、自身的資本和市場優勢，將收購的每一項技術迅速標準化、產品化，與作業系統深度捆綁。其結果不僅是安全性大大提高，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全球反病毒產業的市場競爭規則：安全從“可選項”變為微軟生態的“默認配置”，“消化”了整個歐洲乃至全球的獨立安全市場。2021年，微軟的網路安全業務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23年達到已公開的最高營收水平，突破200億美元。基於公開資料，微軟已是全球營收規模最大的網路安全公司，完成了從軟體巨頭到安全寡頭的鯨吞之路。

五、“拱形”計畫——NSA繪製的企業黑名單

21世紀初，隨著資訊技術全面重塑社會形態，網路空間迅速成為國家利益拓展與地緣安全博弈的全新領域。一些新興電腦病毒，特別是遠端控制木馬、漏洞利用工具等，升級為全球地緣安全鬥爭中的實用化網路武器。這一時期湧現的典型工具，如Back Orifice及其後續版本BO 2000，不同於以往只能進行一般性傳播擴散及破壞等行為的惡意程式碼，其本質是可以獲取被攻擊目標主機的控制權，能夠對目標主機環境進行持續性情報資訊獲取及行為控制，為建構面向對手環境的網路殺傷鏈完成了機理驗證。與此同時，反病毒技術也從一項民用防護技術，演變為網路情報對抗與網路戰爭中的關鍵防禦基礎設施和敵我識別的關鍵技術，其戰略地位得到根本性提升，成為NSA重點佈局領域。

2007年，NSA制定了“拱形”計畫（CAMBERDADA）5（圖5）。這是一項針對全球除“五眼聯盟”外其他國家的主要安全廠商的秘密監聽計畫。由NSA與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CHQ）共同實施， NSA下設機構資訊保障局（IAD）和威脅行動中心（NTOC）參與，其核心目標是監控全球範圍內的關鍵網路安全廠商，尤其是俄羅斯的卡巴斯基實驗室。後續目標包括歐洲和亞洲16個國家的23家全球重點網路安全廠商，其中也包括了中國網路安全廠商安天（Antiy）（圖6）。

該計畫充分利用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網路監控能力，特別是對通訊基礎設施的的入侵和監聽，對卡巴斯基等反病毒廠商和使用者間通訊進行監控，以獲取新的病毒樣本及其他資訊，發現自己的攻擊行動是否暴露（圖7）。

NSA通過監控使用者向反病毒廠商上報樣本的郵件實現其目標，這包括捕獲全球使用者向反病毒廠商上報的樣本以獲取高價值情報資源、為NSA下屬的特定入侵行動辦公室（TAO）提供可復用樣本資源轉化為可以利用的網路攻擊武器、監測反病毒廠商的處理能力及是否放行某些惡意程式碼樣本、監測樣本提供者是否捲入“違法”活動以防對美國情報機構構成威脅、監測自身情報作業是否被發現以及發現使用者弱點、總結樣本免殺特點、尋找安全產品弱點等。這種策略不僅增強了美國在網路安全領域的攻擊能力，同時也為未來可能的網路衝突提供了戰略優勢。

此計畫發生近十年後，被“自由斯諾登”網站披露才大白天下。2015年6月22日，“自由斯諾登”網站曝光了一份標有“絕密”（top secret）字樣的NSA文件“輕鬆獲勝：利用訊號情報來瞭解新病毒”（An Easy Win:Using SIGINT to Learn about New Viruses），披露了美國、英國有關情報機構實施的“拱形”計畫。曝光“拱形”計畫當天，部分西方媒體同步報導該事件。新華社也就“拱形”計畫發表了題為《綜述：多國網路安全廠商抨擊美英監聽計畫》6的新聞報導，分別採訪了被列入監控名單的多家廠商，包括斯洛伐克ESET、俄羅斯卡巴斯基、捷克AVG、中國安天等。他們均表示網路安全產業的企業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捍衛使用者安全。以下內容摘自當時新華網的的報導：

“斯洛伐克安全企業ESET表示，資訊安全產業的所有企業都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削弱安全產品的任何企圖。‘我們的第一要務始終是保護我們的使用者，保護我們的產品和我們的系統不受任何入侵，不管這種入侵來自何方’。

卡巴斯基發言人表示，安全企業應該共同努力，捍衛使用者隱私以及網際網路隱私等權利，挫敗大規模監聽行動，讓世界變得更加安全。

捷克AVG技術公司表示，美國2015年6月剛剛通過的《自由法案》對國家監控行為加以新的限制，這是確保使用者安全和安心的積極行動，但在數字生態系統重建信心需要長期努力。

安天實驗室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份監控目標名單將使本已出現裂痕與猜忌的全球安全產業更趨割裂。‘全球反病毒廠商在與惡意程式碼近三十年的對抗中，很早就形成了互信、協作的基礎，建立了資源交換體系和共同應對威脅的基本機制。但有關情報機構把自身所在國家以外的國際反病毒和安全廠商視為自己發動全球攻擊、監聽活動的絆腳石，同時又與自己國家的安全廠商微妙互動，這是強行在反病毒和安全廠商中劃分出陣營。’

安天實驗室認為，‘這種思維一旦擴散下去，必將導致各國艱難形成的安全產業協作和應急協同機制蕩然無存，也將顯著傷害全球其他國家使用者對相關情報機構所在國家的安全廠商的基本信任’。”

“拱形”計畫更多目標頁上一個微妙的細節，暴露出了NSA對全球反病毒企業的關注遠不是在計畫開始的2007年。在這張圖上NOD32和ESET被分成兩家，這是一個錯誤，因為NOD32是ESET的產品名稱，而非獨立企業。但如果梳理ESET公司歷史就會知道ESET公司成立於1992年，但其產品NOD則是在1987年已經發佈。這一錯誤發生的較大可能性是NOD產品團隊先作為關注線索進入了NSA的視野，而ESET企業成立則再次被美方關注，從而成為比“拱形”計畫啟動時間更早的兩條目標線索。據此可以猜測，全球網路安全的早期團隊和產品，早就在美國情報機構的視野之內。

表3 列入“拱形”計畫（CAMBERDADA）目標的全球安全廠商名單

美國情報機構通過“拱形”計畫，監聽到了大量的使用者和主要網路安全企業間的通訊內容，不僅獲取了大量可武器化的漏洞與樣本，更能進一步評估安全企業的行為活動。十數年過去，“拱形”計畫名單上的企業命運，驚人地印證了其作為“獵殺名單”的本質。美國情報機構不僅從技術層面監控，更借助資本、市場的無形之手，對他國國家的網路安全產業能力實施顛覆。

六、團滅的開始——情報指引的資本戰爭

“拱形”計畫，是一張清晰的路線圖，美國綜合利用其情報霸權、資本霸權和市場霸權，對全球網路安全產業進行系統性“剪裁”，將網路安全廠商視為對其攻擊活動的“威脅”，監控是為了識別威脅，併購是為瞭解除武裝。經過這場美國的精心佈局，上榜的歐洲主流廠商幾近“團滅”。

一部分安全廠商直接被美國資本直接/間接吞併“馴化”。

Avira（德國，小紅傘）與Avast（捷克）：這兩家歐洲消費級市場的巨頭，先後於2020年和2022年被美國網路安全巨頭NortonLifeLock（後更名為Gen Digital）完成收購。收購後，原品牌雖暫時保留，但技術、資料與研發路線已被深度整合，其作為獨立、可能挑戰美國監控的“第三方”屬性已不復存在。

AVG（捷克）：早在2016年，Avast就以13億美元收購了AVG，最終將其一同帶入Gen Digital的版圖，完成了對捷克網路安全力量的整合。

Norman（挪威）：其威脅情報與沙箱分析的核心子公司Norman Shark，於2013年被美國網路安全公司Blue Coat Systems收購。雖然母公司整體去向分散，但公司最尖端的威脅檢測能力已被美國資本控制。

還有些安全廠商在“主流”邊緣掙扎被迫區域化。沒有被美系資本收購的安全廠商，在全球市場競爭中逐漸被邊緣化，退守至本土或特定區域市場，影響力大減。

ESET（斯洛伐克）：據全球知名金融資料庫PitchBook資訊顯示，2021年12月1日，ESET公司被收購。但公開資訊未查證到收購資本的詳細資訊。是否有美資介入情況不詳，儘管堅持獨立營運，始終保持私有化，但其全球市場擴張明顯受限。它和Dr.Web（俄羅斯）、AhnLab（韓國）等廠商一樣，雖在本土或特定區域（如歐洲、俄語區、東亞）仍是主流，但在全球舞台的話語權已大幅削弱，難以形成對美國網路行動的普遍性制衡。

其他多家廠商，如F-Prot（冰島）已倒閉或終止營運；IKARUS（奧地利）、Hauri（韓國）、Arcabit（波蘭）、Spy-Emergency（斯洛伐克）、NoVirusThanks（義大利）、Emsisoft（紐西蘭/奧地利）等，均已淪為小眾或邊緣化廠商，甚至部分產品停止更新服務。

表4 歐洲反病毒公司被美方資本控制情況一覽表

表5 在併購歐洲網安產業中活躍的美國資本機構一覽表

七、拿捏引擎——歐洲資本的尷尬

在歐洲反病毒版圖中必須要提及一筆的就是羅馬尼亞廠商位元梵德，其關鍵特色並非產品覆蓋廣泛，而是另闢蹊徑走了一條以引擎授權為主導的商業模式，是全球網路安全的“上游企業”。在2025年Joyce的研究論文“ClarAVy a tool for scalable and accurate malware family labeling”中7，分析了部分安全產品背後的技術來源，其中位元梵德引擎所授權的範圍最大，這也就意味著繞過位元梵德將意味著可以繞過多種安全產品。

顯然，以美國情報機構的調性，反病毒引擎作為共性技術，不可能不展開針對性佈局。而在歐洲同業花果飄零之際，位元梵德看起來能屹立不倒，而且依然在謀求獨立上市，就需要分析其背後的邏輯。

2007年位元梵德進行首輪外部融資，就被美資背景基金Romanian-American Enterprise Fund（RAEF）捷足先登。當時由Axxess Capital組織包括RAEF在內的投資聯盟，共同完成了位元梵德700萬美元的首輪外部融資。RAEF基金是由美國國會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注資5500萬美元成立的“企業基金”，自1995年成立之初至2008年清算轉型的8年內累計投資超過8000萬美元,並在股權及准股權投資交易中從聯合投資方處吸引了1.4億美元的配套資金9 10。而USAID正是在冷戰對抗時期美國催生的制度化外援工具，主打援助永遠附政治條件，服務美國霸權。

根據公開資料的判斷位元梵德的第一大投資人依然是創始人家族。儘管在2025年CANVAS的一項報導中指出，2020年美國私募股權公司Insight Partners收購了Bitdefender的多數股權。Insight Partners是1995年建立的美國私募基金公司，該公司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以美國情報、國防及科技領域前高級官員為主，包括國家情報局前副局長休・戈登（Sue Gordon）、前歐巴馬政府美國副首席技術官妮可・黃（Nicole Wong），前NSA局長/美國網路司令部司令蒂莫西・霍（Timothy Haugh）等。但經過多方資訊比對，該消息為一條孤證，較大可能性是未遂意向形成的空穴來風。但對應的消息時點恰在位元梵德謀求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前夕，就耐人尋味。有可能來自位元梵德投資投資人背後的LP退出壓力。2021年，位元梵德高調宣佈啟動納斯達克（NASDAQ）IPO處理程序，寄望在全球最具流動性的科技資本市場完成蛻變。但這一計畫並未實現。七年過去了，上市時間表一再後撤，最新預期已推至2028年底11。這一延遲並非簡單的市場周期波動，而是歐洲高科技產業在資金來源與退出通道上對美國深度依賴的結構性困境的集中暴露。

位元梵德的股權結構中，創始人家族持股約55%。第二大股東為倫敦私募股權基金Vitruvian Partners，固定持股30%，該份額於2017年從Axxess Capital手中收購，交易估值6億美元12。然而，Vitruvian Partners 作為總部位於歐洲的私募機構，資金主要來源並非歐洲本土。投資位元梵德的三期基金（VIP III）約半數有限合夥人出資來自美國；四號基金（VIP IV）北美出資佔比更是突破50%，美國養老金、高校捐贈基金及科技巨頭自有資金通過有限合夥人（LP）身份深度參與出資13。

位元梵德的股權結構清晰地揭示了歐洲資本來源的尷尬。這意味著，即便是歐洲主權面孔的基金，其投資決策與退出訴求也必須首先回應美國資本的利益。當美國資本佔據LP份額的多數席位，基金在投決機制上必然受到美方意志的隱性影響——從投資方向、估值容忍度到退出節奏，均需優先滿足美資對回報周期與收益率的苛刻要求。歐洲本土風險資本規模有限，無法單獨承載高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迫使優秀標的不得不引入美資。當域外資金佔比達到臨界規模，投資方向、戰略節奏乃至未來佈局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資本意志的影響。

從投資、管理、控制到退出的全鏈條觀察，歐洲資本始終未能擺脫對美資的路徑依賴。在投資端，歐洲本土PE/VC基金規模有限，單只基金募資額通常僅及美國同類基金的十分之一，面對位元梵德這類體量（2017年估值6億美元）的標的，歐洲基金往往需要引入美資共同投資，導致出資結構天然失衡。在管理端，美資LP通常要求派駐觀察員或施加重大事項否決權，對投後管理形成實質性干預。在控制端，儘管位元梵德創始人家族通過超級投票權保持55%控制權，但Vitruvian Partners作為第二大股東擁有董事會席位，對重大戰略決策具有一票否決權；一旦美資通過LP協議施加壓力，企業的長期戰略可能被迫向短期收益妥協。在退出端，歐洲本土交易所的估值能力和流動性遠遜於納斯達克，倫敦證券交易所的科技類股平均估值水平僅為納斯達克的60%–70%，且大額交易容易引發市場波動，迫使基金傾向於尋求美國併購市場或納斯達克IPO作為主要退出路徑。

位元梵德在納斯達克登陸計畫一再推遲的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是美資股東對收益預期的焦慮——當美國資本成為主要出資方，其逐利本性會不斷施壓企業盡快上市變現。美國是位元梵德最大單一市場，其接近一半收入來自北美。位元梵德一再調整目標等待上市窗口，旨在迎合納斯達克機構投資者偏好。

若在納斯達克獨立上市路徑不暢，被美國資本寡頭和大型企業併購便成為歐洲資本對於網路安全廠商的主要退出通道。從Avast、Avira被Gen Digital收購，到Sophos被Thoma Bravo私有化，歐洲反病毒產業的頭部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落入美國資本之手。位元梵德目前雖保持創始人家族控股，但Vitruvian Partners的30%股權隨時可能通過併購退出。歐洲本土缺乏足以承接這類體量的科技併購市場，倫敦、法蘭克福等地的交易所難以提供納斯達克等級的估值與流動性。這種木桶效應使得歐洲資本在投、退兩端均受制於人，無法形成自主可控的閉環。

從位元梵德的案例可以管窺整個歐洲金融和產業聯動運行的命門：無論歐洲基金是否能夠主導投資行為，其從總體導向上，都會成為美國產業的育種基地和預科孵化器。歐洲的金融體系在形式上保持獨立，實質上卻通過資本來源與退出通道的雙重繫結，為美國資本收割孵化標的對象。

這一觀察微妙地折射出一個主權國家國內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國有資本若不能有效執行國家意志，其行為邏輯與歐洲私募基金並無本質區別——逐利本能將壓倒戰略導向，最終使國家主導的資本成為外部資本戰略收割的幫凶。金融自主化不僅是歐洲的問題，更是所有大國必須守住的主權底線。

八、絞殺卡巴斯基——得不到的就毀掉

2010年，“震網”（Stuxnet）事件被普遍視為網路戰時代的分水嶺。“震網”攻擊事件是一起經過長期規劃準備和入侵潛伏的活動，借助高度複雜的惡意程式碼和多個零日漏洞作為攻擊武器，以鈾離心機為攻擊目標，通過造成超壓使離心機轉數異常加速，導致1000多台離心機被摧毀。該事件首次展示了網路攻擊能夠穿透網路空間，像導彈轟炸一樣，讓物理世界發生損毀。這一事件代表著美國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人們對網路戰的擔心變成了現實。“震網”被認為是第一個得到充分技術實證，對現實世界中的關鍵工業基礎設施造成與傳統物理毀傷等效的網路攻擊行動，而且達到了預設的攻擊目的。美國公然將網路空間武器化，向全球釋放了“網路戰”的魔鬼，使大國博弈從陸海空天延伸至無形的網路空間，攻防對抗愈發隱蔽、長期、體系化。在此背景下，具備發現、防護、分析與溯源APT能力的反病毒企業，已成為了大國競爭的戰略力量。

美國通過資本的力量，意圖全面控制歐洲的網路安全能力。而此時，在歐洲範圍內，甚至在全球範圍，有能力對美國發起的APT攻擊進行分析曝光的網路安全企業寥寥無幾。中國和俄羅斯寥寥無幾的網路安全企業成為分析曝光美方APT網路攻擊主力，而卡巴斯基作為俄羅斯網路安全企業的代表和支柱企業，為俄羅斯的網路安全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卡巴斯基在“震網”、“方程式”（Equation Group）、“毒曲2.0”（Duqu 2.0）、“火焰”（Flame）以及“三角測量”（Operation Triangulation）等重大APT攻擊事件中，是核心技術分析與披露方，同時推動全球瞭解國家級網路攻擊行動，以分析美方國家級APT著稱，是國際網路安全領域反APT的標竿之一。美國相關“旋轉門”機構SentinelOne發佈的報告認為，卡巴斯基的研究成果對中國內360、安天、奇安信等幾家主要分析溯源美方APT重要企業的樣本與事件分析方向，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儘管這篇報告充滿了為美國網路攻擊活動進行遮掩的私活，也對中國安全企業大肆貶低，但也反映出了卡巴斯基的技術能力。

2010年，“震網”被發現後，卡巴斯基發表十余篇報告和Blog，系統拆解其利用的LNK漏洞、簽名驅動程式、工控系統破壞邏輯，明確其“國家級網路攻擊武器”屬性，指出僅國家力量可支撐如此複雜的漏洞與供應鏈攻擊。

2015年2月，卡巴斯基披露“方程式”組織，命名源於該組織偏好複雜加密與混淆演算法，指出其活躍可追溯至2001年，感染多個國家的數百台關鍵目標裝置。揭示其具備改寫硬碟韌體、長期潛伏、模組化攻擊等頂級APT能力，且與“震網”、“火焰”等武器存在技術關聯，後續被業內廣泛認為與美國NSA有關。

與各種長臂管轄中所找的藉口一樣，尤金·卡巴斯基的履歷成了美方藉以說事的目標。卡巴斯基畢業於克格勃高等學校（現俄羅斯聯邦安全域學院）第四技術系，之後又就職於蘇聯國防部軍工研究所擔任密碼研究員。蘇聯解體後卡巴斯基正式離開軍工體系開始創業。這種情況本身是全球業界的常態，美方的“旋轉門”機制更使美國安全企業的創始人、高管中前情報機構成員林立，但發生在其他國家，這就成了美方打壓騷擾的藉口之一。歷史上也有傳言稱：尤金·卡巴斯基是俄羅斯終身情報官；卡巴斯基公司的兩個工作組可以直接向其國家杜馬匯報工作等，但都沒有找到實證。

2009年，尤金·卡巴斯基還因對國家安全的貢獻，獲得了俄羅斯總統授予的俄羅斯聯邦國家獎。14

俄羅斯聯邦安全域（FSB）與國防部還分別向卡巴斯基實驗室股份公司頒發了兩項獨立的許可證，證實該公司的反病毒軟體產品符合俄羅斯安全機構的使用標準，特別是在保護涉及國家機密的資料方面。其中一份許可證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域於2020年11月簽發，有效期至2025年10月。另一份許可證最初於2019年1月簽發，2024年2月由隸屬於俄羅斯國防部的聯邦技術和出口管制局重新簽發15。

美方一直把卡巴斯基當作“眼中釘”，2007年制定的“拱形計畫”的首要目標就是卡巴斯基，美國政府對俄羅斯網路安全公司的打壓和停用，是一個持續近20年的、逐步升級的過程。只是隨著2015年斯諾登檔案曝光“拱形計畫”，外界才得知卡巴斯基早已被美國情報界視為針對全球網安業界的“頭號目標”。對這樣的目標，美方以“胡蘿蔔加大棒”等各種形式進行打壓和圍剿，從針對企業實體，到制裁企業高管個人，再到停用產品等，不斷擴大、不斷強化，只有一個套路：最好能得到，得不到的，就毀掉。

2010年前後，美方私募資本General Atlantic16曾經試圖通過投入巨資的方式，收購卡巴斯基的股份。這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全球增長型私募股權基金，在歐洲網路安全領域曾有重要投資。但此次嘗試沒有達成控制卡巴斯基公司或者將其搬離俄羅斯的目的。

2015年6月，卡巴斯基捕獲到了利用“毒曲”蠕蟲對其企業內部網路的攻擊，攻擊者意圖長期監控卡巴斯基的企業活動，並竊取其原始碼。卡巴斯基經過大量調查，發現這是一次精心組織、精密實施的APT攻擊，只有國家支援的團隊才有能力做到，他們明確指認幕後黑手就是“毒曲”組織，因而將此次攻擊樣本命名為“Duqu2.0”。而三年前，正是卡巴斯基團隊率先揭開了“震網”和“毒曲”的同源關係。Duqu2.0也被業內判定是美、以情報機構的聯手行動。

最戲劇性的是針對卡巴斯基防毒軟體以及美國國會2018年國防授權法案件的停用，起源竟然是美國NSA的某名員工電腦上安裝了卡巴斯基反病毒軟體，該員工私自將NSA的機密檔案和木馬工具帶回家（該員工稱其是為了在家工作），其在使用卡巴斯基軟體進行掃描時，這些木馬作業工具軟體被卡巴斯基防毒軟體的檔案監測系統掃描到，作為感知到的未知病毒樣本上傳到了卡巴斯基伺服器17。對全球反病毒企業發現可疑的可執行檔案，上傳到伺服器，進行深度分析、提取特徵以升級病毒庫本身是慣常做法。而卡巴斯基發現這些樣本後也進行了分析工作。但美方認為，俄羅斯的情報機構獲取了這些機密工具軟體，從而得以監控美國情報機構的網路作業手法，或者繞過這些網路作業。

2023年，卡巴斯基監測發現自身高級管理人員的iPhone手機遭受了“三角測量”行動的網路入侵，進而發現了俄羅斯相關重要外交等領域人員也遭遇了相關攻擊。“三角測量”行動是卡巴斯基發現並公開的、針對iOS裝置的高級持續威脅（APT）間諜攻擊行動，核心採用零點選iMessage攻擊鏈與4個零日漏洞，隱蔽植入記憶體駐留型間諜程序，目標為大規模使用者監控。

2017年美國國土安全部的行政命令18以及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第1634條，以卡巴斯基可能與俄羅斯情報機構合作為由，要求所有聯邦機構移除卡巴斯基的所有反病毒產品，包括但不限於：卡巴斯基反病毒軟體（Kaspersky Anti- Virus）以及卡巴斯基網際網路安全軟體（Kaspersky Internet Security）等。該條款規定美國政府禁止使用卡巴斯基實驗室的硬體、軟體和服務，這也導致聯邦採購條例（FAR）中增加了相關條款，禁止美國各機構和聯邦承包商在2018年10月1日之後使用卡巴斯基的產品和服務。這項禁令後來被永久化，並在2024年擴大到涵蓋所有美國企業。

2022年7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和美國國土安全部將卡巴斯基公司的網路安全裝置和反病毒服務等加入“對國家安全構成不可接受風險”名單中19，與中國電信（美洲）公司、中國移動國際（美國）公司一起，被認定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通訊裝置和服務提供者。

2024年6月，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域（BIS）發佈最終裁定20，禁止卡巴斯基（包括其美國子公司及關聯公司）直接或間接向美國境內或美國人提供任何防毒軟體及網路安全產品或服務，進行全面封禁。

2024年6月21日，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宣佈21制裁卡巴斯基實驗室的12名高管和高級領導人員，理由是其在一家被視為存在持續網路安全風險的公司中擔任關鍵角色。

美國政府除了直接下場，還通過法律手段要求微軟等作業系統巨頭通過他們對網路安全產業的影響力和操控能力，限制與他們合作的全球網路安全廠商與卡巴斯基進行技術合作，對卡巴斯基公司形成全球“圍獵”。總體來講，美方從情報界發起、再擴展到行政部門、立法機構、監管機構，最終形成全面封禁、持續近二十年的不斷“增壓”的過程。其目的就是為了抑制俄羅斯卡巴斯基等網路安全公司的反持續性高級威脅能力，避免其自身的網路攻擊被發現或者曝光，同時為其情報作業掃清障礙。

九、連根拔起——Gen Digital的資本收割

隨著惡意程式碼數量呈幾何指數激增，傳統以人工處理為主的方法早已不能適應威脅形勢的快速變化，全球反病毒企業都大量使用機器學習技術進行自動化分析和處理。全球主要反病毒廠商都廣泛使用貝葉斯、決策樹、支援向量機等演算法用於改善前端檢測和後端的樣本分析，成為網路安全領域早期人工智慧實戰應用的主要產業力量。在2020年前後，人工智慧技術被賦予了“終結型”技術的期待。而就在此時，爆發了一場關於“傳統AV”和“下一代”AI反病毒技術的爭論，這場爭論頗似1997年所羅門和邁克菲的論戰，其兩個代表方仍是歐洲和美國的企業陣營。此時，多家美國企業宣稱推出，拋棄原有特徵檢測，用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可以完全替代原有引擎，聲稱“傳統AV”都是上一代殺毒技術，而純AI引擎才是下一代殺毒技術。以SentinelOne、CrowdStrike為代表的新一批產業“保送生”以及號稱40M AI庫包打天下的Deep Instinct也受到追捧。

歐洲另一家老牌的殺毒企業F-Secure開始了輿論反擊，其研究人員安迪・帕特爾(Andy Patel)撰文指出22，所謂“傳統AV”與“下一代”的概念是純屬行銷概念。他進一步指出：“我們每天接觸大約50萬個新樣本，為了將這些樣本分類並分析，已經在基礎設施，記憶體和自動化方面投入大量資源。建設和完善基礎設施需要十幾年的時間。沒有這種基礎設施，以及對後端系統，樣本分析自動化，樣本記憶體和分類方向的持續改進，我們根本無法在威脅形勢中保持領先地位。技術是一回事，但它們實際上等同於規則、邏輯、樣本和中繼資料。這又高度依賴於相關的輸入結果，而這些輸入結果必須來自某處。”其憤懣的抨擊這些企業沒有用資金去改造“資料採集和分析基礎設施”，而是“憑藉這些巨大的風險資本支援的行銷預算，他們用“傳統AV”和“下一代”的觀點轟炸了新聞媒體，傳播現有的AV產品是“僅簽名”形式的謬論，並杜撰獨立測試組織的負面新聞”。

安迪・帕特爾的反擊宣言來自一個巨大的資料寶藏，這些歐洲網路安全廠商長期營運大規模樣本收集體系，從使用者終端、雲沙箱、郵件閘道器與合作夥伴管道獲取海量惡意樣本與監測資料，為模型訓練提供基礎，使AI能夠更快識別大量的新型威脅並提升檢測準確度。23 24 25而在以海量資料為基礎的AI訓練體系中，個人安全產品是網路安全廠商最龐大、最敏銳的“感知器”。

在長期的資本加持下，全球多數大型企業殺毒市場被美國佔據。從安全的角度看，企業級防毒軟體在資料採集上受限於資料合規、保護商業機密以及本地化網路策略的要求，絕大部分安全資料封閉在企業本地環境當中，除了用於病毒庫升級之外大量資料無法採集與利用，難以用於AI模型的廣泛訓練與場景泛化。而個人版產品普遍採用雲託管架構，在使用者授權下能夠收集終端的海量真實行為資料，為AI提供豐富、真實的攻擊資料與極具價值的訓練場景。因此個人版安全產品不僅是安全服務的載體，更具備更高的人工智慧時代價值。而聯想到“棱鏡”門事件、“拱形計畫”，個人使用者的安全資料，對美情報機構的價值也不言而喻。

而在經歷了長期、系統性的資本併購和產業整合後，歐洲殘存的具有自主性的企業和能力幾乎全面淪陷，如同“熟透的蘋果”，此時，威脅逐步從以電腦終端為主，大規模向雲、移動裝置、IoT裝置等廣泛、多管道傳播。美國網路安全的巨頭NortonLifeLock（前身為賽門鐵克，現更名為Gen Digital）用“資本併購”與“硬性整合”的方式，再次揮舞資本的長錘重重落下，成為對歐洲反病毒產業的最後一擊，不僅將歐洲反病毒產業僅存的碩果一掃而空，也借此為威脅泛化和人工智慧時代的到來做好了準備。

2019年到2022年期間，賽門鐵克出售企業業務與品牌後，其消費者業務更名NortonLifeLock（Norton與LifeLock兩大品牌組合），這個網路安全巨頭先後耗資約3.6億美元、86億美元，連續收購歐洲最重要的反病毒企業德國的小紅傘（Avira）和捷克反病毒公司AVAST。

早在2008年，賽門鐵克將目光投向歐洲，收購了英國的雲郵件安全服務商MessageLabs，切入快速增長的雲安全賽道。2016年，賽門鐵克收購了身份保護公司LifeLock，業務從防範傳統病毒破壞，轉向防範身份盜用、資料洩露和隱私侵犯，一個全新的品牌“NortonLifeLock”應運而生。2019年賽門鐵克將其企業級業務出售給博通（Broadcom）。此舉猶如一次戰略“瘦身”，在獲得巨額現金的同時，也鋪平了專注於消費者市場併購的道路。

卸下重負的NortonLifeLock，自2020年起，針對歐洲市場發起了堪稱雷霆萬鈞的併購高潮，其行動之精準、規模之龐大，震撼了整個行業。2020年，它以3.6億美元的價格，將德國老牌防毒軟體公司小紅傘納入麾下。小紅傘在歐洲乃至全球擁有數以億計的免費使用者，這筆收購不僅帶來了海量使用者基礎，更獲得了進入歐洲市場的關鍵管道與本地化營運經驗。

捷克反病毒廠商Avast在2016年先行完成收購該國的另外一家知名反病毒企業AVG26，成為歐洲大陸僅剩的“出頭鳥”。2015年美國NSA的“拱形”計畫被曝光後，AVAST公司發表部落格，Avast CEO文斯·斯泰克勒（Vince Steckler）公開抨擊美國和英國的間諜機構，指出美國NSA及英國情報機構GCHQ曾監視包括Avast、AVG、俄羅斯的卡巴斯基實驗室和中國的安天在內的安全公司。這些情報機構似乎正在針對非美國的安全公司。名單中沒有包含任何美國或英國的公司。

斯泰克勒在這篇部落格中公開表示，儘管有些公司極有可能妥協，“但這不是Avast會做的事”27。2021年6月，斯泰克勒因一場車禍離世，終年62歲。28

就在他去世後的第二年，NortonLifeLock以約86億美元的驚天價格，收購了Avast。這筆交易是消費安全市場史上規模最大的併購之一，其意義遠不止於Avast本身。這筆收購實際上是一次“一石三鳥”：將Avast、AVG以及NortonLifeLock自身旗下的小紅傘三大品牌一舉整合，這四個在歐美消費者中享有極高知名度、市場根基深厚的反病毒品牌，全部被彙集到同一面美利堅的產業旗幟之下。併購完成後，這些資產被統一整合至總部位於美國的母公司Gen Digital，一個橫跨歐美、使用者數以億計的全球消費級安全戰略樞紐宣告建成。同時，歐洲的最後一根“獨苗”被連根剷起。

NortonLifeLock通過一系列精準、龐大且具有戰略縱深的收購，將散落在歐洲乃至全球的消費級安全力量——其技術、品牌與最寶貴的使用者群、以及在機器學習上積累的高品質資料——快速收攏至美國資本旗下，在消費安全市場形成無可爭議的壓倒性優勢。對歐洲網路安全產業格局產生了深遠且不可逆轉的影響。

這是對曾經繁榮的歐洲反病毒產業體系中的本地規模化標誌性企業進行的最後一次收割，迫使反病毒這一特殊的窄帶產業集中度大幅提升，歐洲本土企業的獨立發展空間被嚴重擠壓，歐洲反病毒產業的自主性接近消失殆盡。

十、接管盟友防禦——美軍網路司令部的“向前防禦”

2018年，就在歐洲的網路安全產業被美國以“同盟者”姿態通過技術共享、資本併購、市場蠶食等方式逐步排擠替代時，美國國防部發佈新的網路戰略，正式提出“向前防禦”（Defend Forward）。

曾經歐洲的反病毒廠商是一座座牢固的“亞眠要塞”，它們擁有先進的反病毒技術、高品質的威脅分析資料和龐大的使用者根據地。然而在產業衰落的背景下，作為美國的“盟友”國家，他們或被引導、或被蠶食，此時早已日漸式微，而“向前防禦”的核心是要求儘可能在靠近對抗的源頭進行防禦，其關鍵實現（戰術）途徑，是與對手保持“持續交戰”（Persistent Engagement），通過“向前狩獵”（Hunt Forward Operations，HFO）戰術行動落地。

HFO由美國網路司令部（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 USCYBERCOM）負責實施，其目標是應夥伴國家的要求開展嚴格的防禦性網路行動，與合作夥伴共同尋找該國網路上的漏洞、惡意軟體和對手蹤跡，通過儘可能靠近對手活動的源頭在網路空間與對手接觸，從而達到擴大美網路活動的覆蓋範圍，削弱對手能力並從源頭消除威脅的目的，而這裡的“夥伴”很多都在歐洲。

“日本東京防衛研究所”（NIDS）編寫的《美國網路司令部“向前狩獵”（Hunt Forward Operations）（2018-2025）——從資料、歷史和實踐的角度回顧七年的發展歷程》報告指出29：從2018年到2022年，USCYBERCOM的網路國家任務部隊（CNMF）約在30個國家內進行了HFO。在已公佈成果的9國中，除贊比亞外，全部集中於歐洲‑大西洋地區。且接受國均具有以下特徵：均為臨近俄羅斯、伊朗等區域競爭國或面臨其網路攻擊威脅的中小國家（見圖13）。

2019年4月，一份蘭德報告指出30，“美國及其盟國和北約目前正在提供財政和/或技術支援，以提高波羅的海三國的全面防禦和非常規戰爭能力，其中包括協助提高網路安全、通訊和戰術監視能力。”俄烏衝突爆發前，美國也曾在烏克蘭執行“向前狩獵”行動。2022年4月，美國網路司令部司令、NSA局長保羅・中曾根（Paul Nakasone）在國會聽證及公開採訪中證實31，應烏克蘭政府邀請，美國網路國家任務部隊（CNMF）於2021年12月向烏克蘭派遣“向前狩獵”網路行動小組，在烏克蘭境內停留近90天，在烏克蘭政府關鍵資訊網路中搜尋駐留的惡意程序與對手滲透痕跡，協助烏方研判網路威脅、提取惡意軟體樣本，並將威脅情報指標同步回傳美國及相關合作夥伴。在軍事衝突風險急劇升高後，該網路行動小組同美方其他駐外人員一道，於2022年2月俄烏衝突全面爆發之前撤離。

借助“向前狩獵”行動，美國本土眾多安全廠商的產品也以迅雷之勢進駐被美系資本瓜分的重要關鍵資訊系統。2022年2月末，烏克蘭國家警察以及其他政府部門面臨大規模“分佈式拒絕服務”(DDoS)攻擊，美方在數小時之內聯絡了其國內部網路絡安全廠商飛塔（Fortinet），美國商務部在15分鐘內提供了銷售許可，相關資金在數小時內獲得批准。收到請求的8小時後，美已將飛塔軟體安裝到烏克蘭方面的伺服器上，以抵禦攻擊。

眾擊（CrowdStrike）、飛塔、派拓網路（Palo Alto Networks）等產品的進入，也將歐洲傳統的“安全防禦”力量轉化為美國的向前防禦與“制空權”平台。“向前防禦”部分掠奪和迫使相關盟友國家讓渡了網路空間安全技術部分主權，把重要關鍵資訊系統置於美國的防禦系統之下，又進一步將這些節點轉化為其全球離岸作戰（Off-Band Operations）的前線作戰單位。

美國獲得了對全球網路空間的感知能力、資料主權（C4ISR：指揮、控制、通訊、情報、監視）。而歐洲淪為了美國“向前防禦”和制空權爭奪（Air Superiority）的前線陣地和戰術樞紐。

表6 美“向前防禦”戰略和美國內受益產業情況

歐洲的部分老牌企業和細分領域冠軍，因為缺少了自我主導能力，不得不一步步接受了美國所設計的國際分工體系，雖然部分企業的技術能力仍然位於全球產業鏈偏上游的部分關鍵位置，但並不在金字塔的最頂端，而且反覆遭受美國長臂管轄的干擾。其反病毒產業滑向無奈而悲涼的境地。

十一、啟示錄與歐洲的未來選擇

歐洲反病毒產業三十年的消解史，並非偶然的市場更迭，從投資進入到控制權易主，從生態裹挾到無法逃離的資本黑洞，再到“向前防禦”的步步緊逼和取而代之，每一幕都不是所謂的商業競爭：失去政治獨立性的國家，也很難保有產業的獨立性，甚至失去選擇的權力。

歐洲反病毒產業，始於一個充滿自信和技術理想的時代，卻在霸權邏輯侵蝕下被美國憑藉資本控制、安全捆綁與地緣爭奪等手段，不斷地剝奪著歐洲的防務自主空間。這種壓迫並非短期策略，而是植根於美國霸權的核心需求，貫穿經濟、安全、地緣等多個關鍵領域。歐洲企業即便使用“本地化”產品，其底層引擎、更新伺服器、威脅情報網路，關鍵防禦技術的決策權、資料流向的定義權、甚至安全標準的制定權，已在美國建構的體系下因失去自主性而崩塌，技術獨立若無資本與國家戰略支撐，終將淪為他人的戰利品。

而從利益攫取者美方來看，實際是寡頭資本，政府軍隊情報機構和美國大型企業，形成的一致行動人關係。圍繞著寡頭資本利益最大化，對他國企業形成絞殺。這種絞殺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在非常長的時間內，歐洲人沒有看到這種風險，反而把產業送到美國上市或接受美國大型企業併購，並將此看成一種成就或者是一種出口。而當歐洲人反省過來之後，一定程度上已經悔之晚矣。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寡頭資本賺得盆滿缽滿，美國情報機構獲得資料和行動自由，美國企業則佔據了壟斷性市場份額，均取得了集體性回報。

在此過程中，歐洲不是沒有反抗過。例如法國嘗試向Google公司收取“文化稅”，歐盟出台《資料保護通用條例》（GDPR），試圖以治理的角度增強博弈能力。但是二戰後的多數歐洲國家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自我主導能力。缺少了國家主權保障的產業水土，無法在網際網路、資訊化和網路安全建構起完整自主的產業支撐力量。在這種背景下，這些抗爭也只是淺嘗輒止。例如GDPR，其核心作用只能減緩一下被美國掠奪資料的速度，然後還要討價還價地從美國攫取的紅利中剝離可憐的一點點下來，事實上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歐洲產業在美國持續吸血下持續衰退的總趨勢。

歐洲反病毒產業的衰落史為所有希望堅持主權獨立、行為自主的國家提供了一個警示教材。網路安全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市場經濟領域，網路安全作為在各種經濟業態中幾乎僅有的、以對抗性為主導的特殊領域，先天帶有國家安全色彩。如果把這個領域企業的興衰成敗完全交給自然的市場競爭和選擇，其結果無異於放任國際資本和產業寡頭任意絞殺、踐踏本國企業。

網路安全領域中高品質需求，如反APT、反網路犯罪等，從不來自普通使用者，其只能由政府、軍隊、公共安全部門、情報部門的生成，並且由政府預算進行拉動和保證。沒有戰略安全的需求的網路安全產業，只能是低水平的合規競爭。另一方面，對於網路安全領域的投融資行為，遠非簡單意義上的市場化投資，其背後毫無疑問地成為一種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的綜合較量。國有資本作為中國的金融壓艙石和穩定器，如何真正意義上體現出其是支撐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國家資本，同樣需要獲得歷史的檢驗。

此外，同樣需要引起我們警覺的是應該保護那些產業主體。可以看到，美方對我產業的絞殺絕不是單純貿易戰視角下祭出的那十幾項實體名單。事實上，除了這一條“清單化”貿易視角明線之外，還有疊加資本滲透絞殺的“金融之手”，還有其情報機構長期隱匿行動，類似“拱形”計畫秘密畫像絞殺的鬥爭暗線。能否有效應對這些問題，也成為對中國國家安全能力的考驗。

張文木先生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一書中將“獨立完整的主權，統一的民族市場和有獨立研發能力的國家戰略企業”稱為民族國家的三大支柱。並進一步指出“國家主權是技術產權的政治保證；民族市場是孵化和試驗技術，尤其是國家戰略性技術的基地；而獨立的研發能力是保持國家科技、尤其是戰略性科技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其關於國家主權和技術產權的辨證關係總結，發人深省。國家作為技術主權的政治保證既是先天要素，也需要主動設計的連接過程。對於國家戰略產業而言，其並不只是自發的驅動，必然有一個歷史自覺。歷史自覺從來都是雙向性的。對於關乎國家戰略安全的人工智慧、網路安全領域的關鍵技術企業來說，是依然抱有對美國主導舊國際化體系的幻想，以納斯達克上市追求高市值回報為目標，還是主動地向捍衛國家主權安全技術支點轉化，同樣也是一種選擇。

將目光回到歐洲，歐洲顯然已經意識到危險的未來。已經開始著手扶植ESET、G DATA等殘存的本土企業。十國反導聯盟的產生，是歐洲試圖擺脫對美製武器與情報系統的依賴，重塑國土安全格局的舉措。但長期以來日趨荒廢的自主工業基礎、內部各國防務訴求分歧，且長期受美國戰略牽制、被美國情報機構全面滲透，要想單憑自身之力完全擺脫美國束縛、真正實現全方位防務自主，難上加難。可以說，當前歐洲與美國談防務自主，一定程度上是“與虎謀皮”。在以國家作為工具獲取國家利益和寡頭市場的方面，美國不可能將歐洲視為價值觀同盟夥伴。在其長臂管轄和長期壓制下，全球任何產業都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是被置於“美國優先”的功利天平上反覆算計和無情碾壓。

歐洲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承受美國的重壓，他們並不孤獨。在全球範圍內，還有著愛好和平、正義、公正、自由的力量能夠在其尋求戰略自主的過程中為其充當平衡器。中國一貫倡導建構全球命運共同體，主張網路空間是人類共同的活動空間，網路空間前途命運應由世界各國共同掌握。各國應該加強溝通、擴大共識、深化合作，共同建構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對歐洲來說，是在舊有美式霸權體系下尋求自我重啟，還是與中方共同重塑產業生態、共同捍衛全球網路空間的公平秩序？歷史正在等待歐洲給出它的最終選擇。 (心智觀察所)